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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时期是我国古代政治思想的萌发阶段。出现在父系氏族公社初期的祖先崇拜现象，发展到这一时期已经具有了非常明显的政治特征。在商代，商王祭祀先公或是问卜于先王，不仅是要为某些不能决断的事情求得解答，通过这种形式来实行统治，更重要的是通过卜卦和祭祀的礼仪来显示权力的来源，从而使现实的君主专制统治合法化。在这种观念之上，发展起来了“王权至上”的思想，认为君主的权力来自于天，君主是民众的主宰，因而民众对君主的意志和命令有服从的义务。民众对天的敬畏，反映在现实的政治中，就是对专制君主的敬畏；而君主也在有意无意地强化“上天”权力的无上性与绝对性，以此来加强自己统治的权威。他们把自己看做是国家的代表，认为自己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在具体的政治操作过程中掌握着对民众生杀赏罚的大权，执掌着完全的权力，因而也对国家负有全面的责任，是国家的唯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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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神权与王权的结合使王权具有了绝对性，而绝对的王权也导致了君主权力的过分膨胀，昏君和暴君的出现给政权造成了威胁，腐蚀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商朝灭亡了，曾经是其诸侯国之一的周取而代之。现实的需要促进了政治思想的发展，周公等西周的早期统治者在总结了商朝灭亡教训的基础上，对商朝的神权思想作出修改，在尊崇“天意”的前提下，强调了君主的德行与责任，提出“以德辅天”的政治思想。他们首先肯定统治者的合法性是天命所归，但他们提出“天不可信，天命靡常”，而天命变更的根据就是“德性”。他们认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唯有敬德才可以得天命，而商的灭亡就在于不敬德。敬德的具体内容为“恤百姓、保小民、慎刑罚、勤政事、毋安逸、亲尊长、崇先祖”。“以德辅天”是中国政治思想的源头，是对商王朝灭亡的理论总结，对春秋战国时代政治思想的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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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天意的尊崇和对君主德行与责任的强调，成为最初的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政治思想的起源，而周公是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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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他提出的一套系统的政治主张和理论，是对商代零星散落的政治思想的突破与超越，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开山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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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武王死后，周公辅佐年幼的成王，图为周公辅成王画像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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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第四个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因封地在周（今陕西岐山），爵为上公，故史称周公，也称周公旦。在周文王时，他就以忠孝、仁爱著称，其辅佐武王伐纣，尽心尽力，受封于鲁（今山东省曲阜市）。但是周朝新建，为了协助武王安定局势，建立新王朝的一系列制度，周公并没有离开国都到封地去，而是留在了武王的身边。但是，周武王在克殷之后两年便过世了，临终前他曾表示要把王位传给有德有才的周公，并且说这件事情不须占卜，是可以当面决定的。但是周公涕泣不止，宁死不受，而竭力辅佐武王之子诵继承了王位，是为周成王。成王当时还是个十多岁的小孩子。由于国家才刚刚建立，周王朝面临着严重的困难，而商朝的旧贵族们又在积极准备复辟，严峻的形势迫切需要一位既有才干又有威望、能及时处理问题的人来应付复杂的局面，这个责任便落到周公肩上。周公摄政，顺理成章，理所当然。但是在政治当中，历来是功高招忌的，周公的声望和地位引起了同是武王兄弟的管叔和蔡叔的不满。按照兄弟间排行，管叔行三，周公排四，管叔是兄，周公是弟，不论是即位，还是摄政，管叔都比周公有优先权。蔡叔虽然行五，但他是站在管叔这一边的。他们四处散布周公意图篡位的谣言，说周公“将不利于孺子（成王）”，引起了周王室集团内部的分裂与矛盾。灭商后的第三年，管叔、蔡叔鼓动商朝旧势力的代表、封于豳的武庚禄父发动叛乱，一同起来反对周公，并且得到了东方几十个原来同殷商关系密切的大小诸侯国的响应。这种叛乱对于刚刚建立的周朝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如果不平息叛乱，周朝先世经营了几十年才建立起来的功业就会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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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画像。周公（生卒年不详），西周初年政治家。姬姓，周武王之弟，名旦。因采邑在周（今陕西岐山北），称为周公。曾助武王灭商。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他摄政。其兄弟管叔、蔡叔、霍叔等人不服，联合武庚和东方夷族反叛（三监叛乱）。他出师东征、平定反叛，大规模分封诸侯，并营建洛邑作为东都。相传他还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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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王室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然而，周公临危不乱，先稳定了内部政局，又发动了东征，平定了三叔之乱，灭五十国，奠定东南，归而制礼作乐，精心经营朝政。他无微不至地关怀和教育年幼的成王，事无巨细，必为躬亲；同时广招天下英才，唯恐失去任何一位贤士。他每天处理的政务、接见的人员之多，以至于每洗一次头，都要多次握着尚未梳理的头发来处理紧急公事；吃一顿饭也要数次吐出口中的食物，迫不及待地去接待贤士。这就是成语“握发吐哺”的典故。周公的这种礼贤纳士、鞠躬尽瘁的态度使他成为人臣的典范，他杰出的政治才能在千古之下仍然让人追念不已。三国时的枭雄曹操，横槊赋诗踌躇满志之时，也禁不住微吟：“周公吐哺，天下归心”，隐隐然有追习思慕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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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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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的政治成就不仅在于他成功的辅政实践，更在于他根据西周初年的政治形势，系统地阐述了以“明德慎罚”、“敬天保民”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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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和当时的政治家们一样，继承了殷商时代关于上帝权威至上的信念，尊崇天命与王权。周人用“天命”来取代了上帝的观念，认为君主的权力来自于上天的意志。在这里，“天命”与商代后期所说的“帝”或者“天帝”在内容上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商周之际发生的社会巨变，在思想文化领域当中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周人在对天命的认识上，较之商代后期的天帝观念前进了一大步。尤其是经过了武王伐纣和三叔之乱以后，周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天命与王权之间的矛盾，明确提出了“天命无常”的思想。他认为上天所授予的“天命”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也并不是固定地保护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王朝。只有那些有德行的人君，才能始终受到天命的庇佑与眷顾，而那些行为乖戾、统治残暴、行为失德的君主将会受到上天的惩罚，为天下所愤恨。按照这一思想，周公解释了商王朝为什么会灭亡而周王朝为什么能够兴盛的原因。他认为，殷代的那些先王们是敬奉天命、爱护小民、勤于政事的，所以能够得到天命的保佑，取代夏王朝而兴，并且维持了相当长时期的牢固统治。但是殷商的继任者们尤其是商纣王，荒淫无度，没有任何德行，因此惹怒了上天，受到了惩罚。而周人之所以能够取而代之，成为新王朝的统治者，也是因为文王明德慎罚，怀保小民，德行感于天地，因此使得天意逆转，降天命于周王朝。他试图用一种规律性的东西去解释历史的发展和王朝的更替，一方面论证了周王朝政权的合法性和天赋的权威，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关于王朝统治的具体要求，就是要谨慎地治理国家，巩固统治，以免失去天命的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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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所推崇的天命，虽然是从商代后期的天帝观念中继承而来，但是二者却有很大不同。商代的天帝观念带有明显的神权色彩，“帝”是一个模糊的、无法详细探究的概念；可周公所说的天命却是可以观察、可以了解的客体，了解它的途径就是考察民情。天命与民情是一体的，上天的意志会在民情中直接地或是间接地反映出来。因此，要想维持好的统治，握有权力的统治者就必须及时、准确地体察民情，这也是统治者所担负的重要任务之一。所以，周公说：“人无与水监，当于民监。”就是希望统治者把民情当做镜子，从中了解天意，作为自己统治的指导和施政的基础。这一思想中的民主因素是很明显的，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付诸实践，但是却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周公强调民意，虽然仍然是以天命为最终目的和最高原则的，但是事实上在具体的政治操作过程中，天命被虚化而人事被强调了，现实政治的落脚点仍然在于人、在于社会，而不是鬼神。虽然天意还是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与依据，但是它并没有被神秘化和绝对化；从本质上说，周公的这种以民情视天命的政治思想是人文的而不是神学的，是现实的而不是抽象的。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发展的基调，决定了其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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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的奴隶铜俑。纣王有奴隶士兵十几万人，这些奴隶不愿为纣王效力，是纣王失败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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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民意是天命的具体体现，所以统治者若要敬从天命，那么就必须担负起自己的职责，怀保黎民。也就是说，保民是敬天的关键。只有做到了这一点的君主才是有德行的君主，而君主的德行是获得天命庇佑的前提条件。但是“保民”并不是单纯的政治态度问题，也不是一种抽象的政治取向，周公为它提出了一系列的标准与要求。首先，他告诫群臣子弟，要从商王朝的灭亡中吸取教训，不能贪图安逸荒殆政事，更不能恣意行事，沉湎于游玩、田猎、享乐之中，否则难免要蹈殷商的覆辙，失去天命的庇护。同时，他强调了“德”在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德”说明天命的意向：“有德者为王，无德者失天下；有德而民和，无德而民叛。”“怜小民”就是君主德行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次，他强调体察民情是保民的前提条件。统治者能否体察民情，能否了解人民疾苦，决定了能否实行合适的政策来使民众安乐；而民众安乐与否，直接关系着周王朝的统治能不能得到巩固。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并且统治者对民情的问询与体察不能流于表面，更不能局限于温饱寒暖等疾苦方面，更重要的是要体察民众的心理，并以此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和修正自己的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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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罚是君主统治国家的必要手段，是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途径，但是鉴于殷商滥用刑罚，招致民怨沸腾，最终葬送了王朝统治的历史教训，周公在刑罚施用上面表现得尤为谨慎。他在《尚书·康诰》中告诫子孙要“宜刑宜杀”，也就是要用刑适当，并且在总结历史的基础上对“罚”的原则也作了新的阐发，提出“慎罚”的思想。他认为，在君主的统治当中，德是根本，罚是补充，慎罚是德政的内容之一，又与德并列，常常统称为“明德慎罚”。慎刑慎罚、刑罚适宜的关键在于君主在行使权力的时候要根据国家的成法成典用刑，以避免掌权者随心所欲的行为带来偏私与不公正，这对于稳定民心有着重要作用。他一方面主张国家的法典应该作为刑罚的唯一标准，另一方面又强调用刑也要注意犯罪者的态度，并依此对刑罚轻重程度加以调整。如果一个人犯了小罪，但是并不反省也不加以改正，那么即使罪责不大，也应当施以重刑，非杀不可；反之，一个人若是犯了大罪，但是却有可以接受的理由，并非故意而且认罪态度好，有悔改的表现，便可以宽恕不死。对于那些杀人越货等民愤极大的罪责，要执而杀之；对于违反王命蔑视君主权力的罪责更要严厉地惩罚，以维系君主的权威。但是从根本上讲，国家动用刑罚还是为了惩恶扬善的，罚是德的补充与手段，而不是目的。因此，用刑之心要出于善，而且不可借机肆虐，最终是要使民众心悦诚服，使犯罪者改过自新安于本分，而使其他人心存敬畏，不犯法造次，这才算是真正达到了刑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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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的明德慎罚、敬天保民的政治思想，是时代的产物。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从殷商时代便占据着政治思想中统治地位的“天意”、“天命”等神权色彩，但是已经开始用“民情可见”的观点去解释天命，不再把天命模糊化和绝对化，而是把天命看做是可以了解和认知的客体，施政的落脚点在于人、在于民众，这既奠定了我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人文主义本质，又开启了后世重民政治思想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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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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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在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是不可以取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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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辅助成王执政了七年，制定了一整套的典章制度，终于奠定了周天子统治的基础，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成为后世为政者的人格典范。周成王满二十岁的时候，周公把政权交给成王管理，而自己作为宗室大臣，仍然继续忠心耿耿地为维护周朝的统治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死后，成王葬周公于毕邑，陪在文王墓旁，以示对周公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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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的政治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从周成王到他的儿子康王两代，前后约五十多年，是周朝强盛和统一的时期，史称“成康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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