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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思想博大精深，把具有丰富哲学内容和政治内容的思想都归于一个最高范畴之下。这个最高范畴就是“道”。“道”是老子的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在对“道”进行解释时，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常道”即是所谓的一般意义上的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它派生万物，并且通过宇宙万物来体现道的精神。老子所说的道与西方政治理论中的“绝对精神”、“绝对理性”十分相像，它先于物质世界而存在，是物质世界的本原，又独立于物质世界。世界最终仍将统一于以“道”为代表的精神。进一步，老子用朴素的辩证法解释了万物之道，亦即事物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合，前后相随。”事物之间以及同一事物内部的几个方面之间是相依而存的，无彼无此，故“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事物会向着它们相反的方向转化。“曲则叠，枉则直；洼则盈，敞则新。”他没有强调这种转化所需的特定条件，因而有其片面性，但是在他看来，这种往复的循环是道的运行方式，是它的本态，是宇宙间最自然、最理想、最完善的存在形式，所有违反了这种本态的都是歧路和变态，是违背了自然之道的。既然与道的基本精神相符合的状态才是最理想的状态，那么以此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所有“违道”的或是“不道”的都是恶与错误。而这种对道的精神的违背，都是由人以及人的社会政治生活产生的，人总是有所欲求，以进取为满足，以“有为”为能事，而天道则是以混沌、以清净无为为宗旨。所以人道与天道是相违背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以此为出发点，他认为人类社会和历史的进步都是一个异化的过程，是道的式微和德的颓废。人在这一过程中背离了无知无欲的天性原则，转而追求财富、名利、舒适和声色犬马之乐，结果，越是“有为”，越是“争本”，越是“贪欲”，离完美的“道”也就越远。所以，在老子看来，按照“道”的原则来进行统治，则一切都应遵循一部默默无语的自然法典，而这法典的核心思想便是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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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画像。老子（生卒年不详），姓李，名耳，字伯阳。春秋时代楚国人。曾做过周柱下史，即管理周朝收藏文献国书的“藏宝”的史官。他比孔子大十几岁，孔子曾向他请教有关周礼的问题。有《老子》一书，世称《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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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问道图。描绘了孔子向老子求教的历史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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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而无不为，垂拱而治天下，是老子的政治思想的指导精神。他不止一次地强调说“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又说“圣人处无为之争，行不言之教”。无为才能无不为，只有无为政治才能维持社会的安宁与稳定，才能使民众保持淳朴善良的本质。“其政闷闷，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统治者的所谓治国技巧，是导致社会动荡和秩序缺乏的原因。他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但是这种“无为”的统治方式，决不是完全放弃的态度，更不是纯应自然或是消极的观望，而是一种有着丰富内容的政治政策。具体来说，就是“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绝圣弃智，绝仁弃义”、“慎征代”等几个方面。虽然“尚贤”与“争”、“贵难得之货”与“盗”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但是他的思路是很清楚的，既否定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或是可以产生差别的价值，以此来消除或是抑止人的欲望，使其不“违道”。因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并且“智慧出，有大伪”，所以会得出“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这可以再次证明，无为而治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在统治方法上有所选择，使其更加符合道的精神而已。无为仅仅是手段，而无不为才是统治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统治者甚至可以采用愚民的政策，他提出：“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民，民之难治，以其智多。”统治者自己的清净无为，实际上是为了达到使民众无知无欲的目的，借以巩固政权，维系统治。具体来说，则是“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失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这实际上是另外一种高明的统治术，以降低人的社会性，使社会归于无动力无变化无矛盾无纷争，从而也就无活力的死寂状态。虽然出于灭绝一切争夺与欲求的目的，他反对达成欲求的极端形式——暴力和战争，反对专制国家的横征暴敛，关注下层民众和被统治者的疾苦，这些都有积极的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代表民众的福祉与利益的平民思想家。恰恰相反，老子所持的这些积极的政治主张都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他仍然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为专制统治寻求一条更接近于“道”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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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关注于无为之治和合乎“道”的原则的自然社会，而不在乎社会进步的意义和价值。因此，老子的“理想国”不是前瞻的而是后顾的，不是期待的而是追念的，不存在于未发展的将来而存在于已逝去的过去，是一种小国寡民的蒙昧状态。他这样描述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车，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样的社会是一个封闭的、狭小的、人口有限的社会，人民生活其中，处于一种近乎原始的状态，没有器具，没有文化，没有知识，没有欲望。通过对这样一个理想社会的设定，否认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全部成果，所有超出了这个国家形态的社会进步都是对“道”的精神的背离，“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他对于现实社会的批判是深刻的，揭示出道德伦理原则的本质是社会失范、人际关系冲突与紧张的产物。他的价值观念和政治理想与他生活的时代格格不入，这是所有思想者的悲哀，也是其灵魂孤寂的源头。但是遗憾的是，对现实社会的失望反映在老子的政治思想当中，却是一种倒退的社会历史观念。他的政治思想带有浓重的复古倾向和理想色彩，也必不能为世间所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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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传，老子骑青牛而出函谷，翩然而去，不知所踪。留下的，唯有五千字的《道德经》真言。多亏了这短短五千字，使道家思想得以保留并发展起来。战国中期，一位名叫庄周的漆园小吏在楚国的某个角落里写下了一篇又一篇充满着道家思想玄妙智慧的文章。后人把它们辑录成册，是为《庄子》，这是道家思想的另一座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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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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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一生乏意仕途，穷困潦倒，但却负有一身绝世才华，善文善辩，在知识阶层颇有名望。这种矛盾造成了他对社会现状的强烈不满，但由于无法寻找到解决的途径，他只能对社会现实采取逃避的态度，因而形成了消极遁世的人生哲学和价值观念。反映在政治思想中，除了进一步捍卫老子无为而治的观点之外，庄子又加入了更为鲜明的社会批判精神，为此也相应地提出了一整套理论，并以“出世”为主观目的，在先秦思想界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庄子》三十三篇，有内、外、杂篇之分，多认为是庄子和战国时期庄子后学的论文汇编，成于众人之中。因此，书中的思想在许多篇中都多有矛盾抵牾之处。但是从整体上看，还是基本上反映了庄子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他以嘲讽的态度和辛辣的语气揭示了世态炎凉，其中多有独特的见解，但少有积极的治世方案。他的政治思想的最大特点在于“自然”——“人性自然说”和“自然主义”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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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庄图，清代任熊作。画中表现的是“庄生游逍遥，老子守元默”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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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庄子看来，自然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境界，也是人性的本质特征，并且这种本质是人的主观意识所不能支配和改变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而与自然之间应该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在自然的和谐状态下生存。但是人的意识和欲望都是自然本性的对立物，会“削其性”、“侵其德”，破坏人的天性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他说：“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曰五臭熏鼻，困悛不颡；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进一步的，他把由人的意识、欲望以及人类社会内部各种关系发展而产生的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等关系看做是人性的桎梏和生存的负担，它们损害了人的形体和真性，是所谓的“以物累形”，是人性对自然的叛离。虽然先秦其他学派的思想和儒家也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共处，但他们是以人为认识的起点和衡量的标尺，而庄子却是以自然为尺度。人在自然的面前，宛如迷途羔羊一般软弱无力，必须取消心机，禁绝一切欲望，摆脱一切社会关系，才能回归纯洁的自然状态，也才能如同日月、星辰、禽兽、树木一样完全融入自然之中，保持自己的天性。这实际上否定了关于人类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积累的一切价值，而要求人们回归于“道”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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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画像。庄周（前369—前286），战国时隐士，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人。曾做过蒙国的漆园吏。一生隐默无闻，不求功名，是老子之后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与老子并称“老庄”。其著作《庄子》是道家重要经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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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的本性是自然，故而人的生与死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因而应当是无痛无哀的。他再三地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他甚至认为，和背离天性、为社会所束缚的生比起来，死亡反而是一种解脱。“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死亡是回归自然状况、接近“道”的精神的有效途径。在这种社会观和人生观的指导下，庄子对社会生活的态度是十分消极的。他以保全个体的真性为人生第一要义，主张“折中”的养生之道。他否定了一切社会地位、财富、名利享乐等价值，也否认了个体的才华与能力，认为为了达到养生、达到自然地生的目的，应处于材与不材之间，超脱于世俗生活之外。他曾经在《庄子·山木》中讲过这样一个寓言：他在山中行走，看见一棵大树，枝叶繁茂，但是伐木的人却没有砍倒它。庄子觉得好奇，问伐木人原因，伐木者说因为这棵树没有什么用处，所以不砍。于是庄子发出感慨说：这棵树恰恰是因为它没有用才得以保全！待到庄子走出山，在一个老朋友家里借宿，老朋友为了招待他，叫童子去杀一只雁煮来吃。童子说：有两只雁，一只能叫，一只不能叫，杀哪一只好呢？主人说杀那只不会叫的。第二日，庄子的弟子问庄子说：山中的树，因为“不材”而保全了自己；主人的雁，却因为“不材”而招致了杀身之祸。先生，如果是你的话，你将如何自处呢？庄子笑着回答说：周将处于材与不材之间。这种材与不材的说法，实际上是希望摆脱现实社会中一切人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束缚和制约，从而获得绝对的自由，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从这种消极的人生哲学中读出庄子对现实社会的深刻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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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老子一样，庄子也把文明时代以来的一切事物都看做是道德衰败。在对社会的批判上，庄子比老子走得更远。他否定一切为世人所称道和推崇的圣人，认为他们不足以为圣，而他们所谓的智慧，是对人的自然天性的违背，是社会历史变得纷然扰乱的主要原因。圣人“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及其性情，其行乃甚可羞也”，而天下所谓诸侯，也不过是窃国的大贼而已。在他看来，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从本质上说是人类道德败坏的结果，是专制国家统治的工具，它与道的原则是违背的，因而它们的存在也只能使道德更加败坏。他认为今不如昔，社会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对自然本性的背离，是对“道”的精神的否定，所以他鄙视一切所谓“先王之道”，认为人类社会长期积累下来的历史经验都是无价值的，遵循它们，只会使现实社会比先王时代更糟而已。他虽然看到了伦理规范的本质，但却否定了它们对于人类社会的组织和整合作用，无视它们的意义，因而只能是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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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批判社会的角度出发，庄子的政治思想也是消极的和倒退的，是与社会历史的发展逆向而行的。和老子相似，他也以自然为原则，设计了一个近于整个世界原初的混沌状态的理想社会，称其为“至德之世”或“无何有之乡”。在这一社会中，人生活在特殊的状态之下，与自然界浑然一体，没有知识，没有伦理，没有财产，没有制度，人与人之间也没有任何形式的交往，“故圣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朴素”。这种“圣德”，其根本特征是自然，也是老子所说的“道”的体现，像相忘于江湖一样，人相忘于道术，“不知义之所圣，不知礼之所将”，才是最自然最和谐的存在。很显然，这种虚幻的、蒙昧的、把原始与自然合一的状态作为特点的社会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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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生活的时代是征伐不断、烽火连天的战国时代，他近乎纯净的政治理想是现实完全的反面。王道与霸道相争、武力与机巧夺胜的时代，没有可以容接他的思想的空间。历史上除了留下这位思想家为米粮所困的贫贱与霸道、为现实所逼迫的苦恼与绝望之外，不曾记录他最后的行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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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桴浮于海”是他的向往；而庄周与蝴蝶间，一梦一醒，便已恍惚了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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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政治学 [:1703269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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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仁与礼的天下——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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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物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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