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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一生乏意仕途，穷困潦倒，但却负有一身绝世才华，善文善辩，在知识阶层颇有名望。这种矛盾造成了他对社会现状的强烈不满，但由于无法寻找到解决的途径，他只能对社会现实采取逃避的态度，因而形成了消极遁世的人生哲学和价值观念。反映在政治思想中，除了进一步捍卫老子无为而治的观点之外，庄子又加入了更为鲜明的社会批判精神，为此也相应地提出了一整套理论，并以“出世”为主观目的，在先秦思想界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庄子》三十三篇，有内、外、杂篇之分，多认为是庄子和战国时期庄子后学的论文汇编，成于众人之中。因此，书中的思想在许多篇中都多有矛盾抵牾之处。但是从整体上看，还是基本上反映了庄子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他以嘲讽的态度和辛辣的语气揭示了世态炎凉，其中多有独特的见解，但少有积极的治世方案。他的政治思想的最大特点在于“自然”——“人性自然说”和“自然主义”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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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庄图，清代任熊作。画中表现的是“庄生游逍遥，老子守元默”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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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庄子看来，自然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境界，也是人性的本质特征，并且这种本质是人的主观意识所不能支配和改变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而与自然之间应该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在自然的和谐状态下生存。但是人的意识和欲望都是自然本性的对立物，会“削其性”、“侵其德”，破坏人的天性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他说：“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曰五臭熏鼻，困悛不颡；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进一步的，他把由人的意识、欲望以及人类社会内部各种关系发展而产生的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等关系看做是人性的桎梏和生存的负担，它们损害了人的形体和真性，是所谓的“以物累形”，是人性对自然的叛离。虽然先秦其他学派的思想和儒家也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共处，但他们是以人为认识的起点和衡量的标尺，而庄子却是以自然为尺度。人在自然的面前，宛如迷途羔羊一般软弱无力，必须取消心机，禁绝一切欲望，摆脱一切社会关系，才能回归纯洁的自然状态，也才能如同日月、星辰、禽兽、树木一样完全融入自然之中，保持自己的天性。这实际上否定了关于人类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积累的一切价值，而要求人们回归于“道”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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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画像。庄周（前369—前286），战国时隐士，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人。曾做过蒙国的漆园吏。一生隐默无闻，不求功名，是老子之后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与老子并称“老庄”。其著作《庄子》是道家重要经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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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的本性是自然，故而人的生与死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因而应当是无痛无哀的。他再三地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他甚至认为，和背离天性、为社会所束缚的生比起来，死亡反而是一种解脱。“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死亡是回归自然状况、接近“道”的精神的有效途径。在这种社会观和人生观的指导下，庄子对社会生活的态度是十分消极的。他以保全个体的真性为人生第一要义，主张“折中”的养生之道。他否定了一切社会地位、财富、名利享乐等价值，也否认了个体的才华与能力，认为为了达到养生、达到自然地生的目的，应处于材与不材之间，超脱于世俗生活之外。他曾经在《庄子·山木》中讲过这样一个寓言：他在山中行走，看见一棵大树，枝叶繁茂，但是伐木的人却没有砍倒它。庄子觉得好奇，问伐木人原因，伐木者说因为这棵树没有什么用处，所以不砍。于是庄子发出感慨说：这棵树恰恰是因为它没有用才得以保全！待到庄子走出山，在一个老朋友家里借宿，老朋友为了招待他，叫童子去杀一只雁煮来吃。童子说：有两只雁，一只能叫，一只不能叫，杀哪一只好呢？主人说杀那只不会叫的。第二日，庄子的弟子问庄子说：山中的树，因为“不材”而保全了自己；主人的雁，却因为“不材”而招致了杀身之祸。先生，如果是你的话，你将如何自处呢？庄子笑着回答说：周将处于材与不材之间。这种材与不材的说法，实际上是希望摆脱现实社会中一切人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束缚和制约，从而获得绝对的自由，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从这种消极的人生哲学中读出庄子对现实社会的深刻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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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老子一样，庄子也把文明时代以来的一切事物都看做是道德衰败。在对社会的批判上，庄子比老子走得更远。他否定一切为世人所称道和推崇的圣人，认为他们不足以为圣，而他们所谓的智慧，是对人的自然天性的违背，是社会历史变得纷然扰乱的主要原因。圣人“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及其性情，其行乃甚可羞也”，而天下所谓诸侯，也不过是窃国的大贼而已。在他看来，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从本质上说是人类道德败坏的结果，是专制国家统治的工具，它与道的原则是违背的，因而它们的存在也只能使道德更加败坏。他认为今不如昔，社会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对自然本性的背离，是对“道”的精神的否定，所以他鄙视一切所谓“先王之道”，认为人类社会长期积累下来的历史经验都是无价值的，遵循它们，只会使现实社会比先王时代更糟而已。他虽然看到了伦理规范的本质，但却否定了它们对于人类社会的组织和整合作用，无视它们的意义，因而只能是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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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批判社会的角度出发，庄子的政治思想也是消极的和倒退的，是与社会历史的发展逆向而行的。和老子相似，他也以自然为原则，设计了一个近于整个世界原初的混沌状态的理想社会，称其为“至德之世”或“无何有之乡”。在这一社会中，人生活在特殊的状态之下，与自然界浑然一体，没有知识，没有伦理，没有财产，没有制度，人与人之间也没有任何形式的交往，“故圣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朴素”。这种“圣德”，其根本特征是自然，也是老子所说的“道”的体现，像相忘于江湖一样，人相忘于道术，“不知义之所圣，不知礼之所将”，才是最自然最和谐的存在。很显然，这种虚幻的、蒙昧的、把原始与自然合一的状态作为特点的社会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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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生活的时代是征伐不断、烽火连天的战国时代，他近乎纯净的政治理想是现实完全的反面。王道与霸道相争、武力与机巧夺胜的时代，没有可以容接他的思想的空间。历史上除了留下这位思想家为米粮所困的贫贱与霸道、为现实所逼迫的苦恼与绝望之外，不曾记录他最后的行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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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桴浮于海”是他的向往；而庄周与蝴蝶间，一梦一醒，便已恍惚了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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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政治学 [:1703269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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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仁与礼的天下——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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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物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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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先祖是宋国贵族，曾祖父因避宋国内乱而迁至鲁国。其父孔纥曾任鲁国大夫，但他在孔子三岁时就死了。因此，孔子幼年生活贫困，在少年青年时期曾干过不少“鄙事”，如当过治丧时的吹鼓手，看管过谷仓、畜群。孔子坎坷艰辛的生活，只是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增长了他的才干，但并没有改变他致学的热切勤奋。通过刻苦自学和谦虚求教，他终于成了一个博学、善思、勤实践的人。后来他曾当过地方行政长官（中都宰），当过鲁司寇，主管司法。他原想用自己的主张去改良社会，挽救“礼崩乐坏”的局面，在政治上做出一番事业来，但结果却很不得志，统治者并不采纳他那一套。晚年，他开始整理《诗》、《书》等古代文献，并把鲁国史官所记的《春秋》加以删修，成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纵观孔子一生所做的事，最主要、最有意义和影响的两件是兴办教育和整理典籍。他在30岁左右开办了一所私学，这是他教学生涯的开始。他打破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实行开放性的“有教无类”方针，招收不同阶段不同阶层的人为弟子，广泛施以教育。据说他的弟子先后累计达三千多人，其中身通“六艺”、才干突出的有七十多人。由于教学需要，孔子很早就注意到对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直到73岁逝世之前，一直在这块园地力耕不辍，终于完成了《诗》、《书》、《礼》、《易》、《春秋》的整理编纂工作，对文化的传播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孔子逝世后，他的弟子根据其思想及言行编撰了《论语》，因此《论语》成为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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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不仕退修诗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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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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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学说是仁与礼的学说，这也是孔子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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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这个概念并非孔子所创，早在春秋时期已广泛使用，而最重要的是孔子赋予“仁”以新的含义，使其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在竹简中，“仁”字的写法是上身下心，表示对他人的喜怒哀乐感同身受。“仁”是儒家思想中最根本的观点，它统率了义、礼、智、信，并展开为忠、恕两面。“仁”是以亲人为起点的道德感，首先是孝敬父母、敬爱兄长，然后把它扩充出去，推己及人，进而使天、地、人、物、我之间情感相通，痛痒相关，成为一种普遍的同情心与正义感。一方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就是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启发帮助别人，让别人站得住；自己通达了，同时也启发帮助别人，让别人去通达。另一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也就是尊重、宽容别人，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对下层人民也同样要“泛爱”。一次，孔子家马厩失火，孔子从外面回来，只问“伤人乎”，并不问马的情况。当时养马人只是卑贱的奴隶，一匹马的价值等于五个奴隶，而孔子问人不问马就表现了他“爱人”的思想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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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的细绳纹铜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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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认为要实施“仁”，作为统治者就要实行德政。孔子说：国君若能为政以德，百姓对他的拥戴就会如同众星拱北斗那样。实行德政，要在经济上实行惠民政策，政治上对民宽刑罚而重教化。经济上惠民，便要让人民富裕起来。对于人民来说，粮食是最重要的东西，孔子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反对统治者无节制地剥削人民，认为过分的剥削会造成“不均”，不均是“有国有家者”的大患。针对当时横征暴敛的社会现实，孔子发出了“苛政猛于虎”的强烈抨击。他的弟子冉求帮助已经“富于周公”的季氏敛财，孔子痛恨之极地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攻之可也。”政治上宽民，即反对实行“不教而杀”的纯任刑罚的苛政，主张对人民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反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即对人民进行道德和礼仪的教化，而不能仅仅用政术和刑罚来对待人民。孔子认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既可培养人民的道德观念，又可让人民自觉地遵守社会规范，这种效果是积极的，而“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只能促使人民为避免刑罚而不去犯罪，只是达到了消极的效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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