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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舜禅位图。董仲舒认为尧舜等君主的长相和来历都与普通人不同，以此来论证他的君权神授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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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学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君主，但也给董仲舒个人带来了一定的危险。因为这种灾异说，他差一点丢了脑袋。公元前135年，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相继失火，董仲舒认为可以趁机劝止汉武帝不要再“杀戮骨肉大臣”，认为这是天降灾异以提醒汉武帝。于是董仲舒就写了一个奏章，可是在还没有上奏的时候不小心被主父偃看见。主父偃嫉妒董仲舒，于是拿走了他的奏章私奏于朝，汉武帝令群臣评议。吕布舒是董仲舒的学生，他不知道这是董仲舒的奏章，于是上奏说这篇奏章有损汉武帝的尊严，而且有损祖宗。汉武帝听了大怒，判董仲舒死刑。虽然最终因他人说情而未死，但从此董仲舒再也不奏灾异了，他也因此丢了江都相的官职。这个故事也说明“灾异说”和“天谴说”在限制君主权力方面很多时候都是没有实际效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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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伦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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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之道是天的运行规律，董仲舒运用阴阳之道概括人们的社会政治关系，认为人类的伦理道德准则来源于天的意志。上天在创造了人类的同时也创造了用于规范人类行为的道德规范，这个行为准则就是“三纲五常”。“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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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为臣纲”。为了适应大一统的时代，董仲舒在坚持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吸收了一些法家的绝对尊君的思想。他认为臣子应该像对待天一样对待君主，不能有所违逆，要专心事主，甚至对君主的饮食、疾病都要关心，必要时不惜委身致命、伏节死难。这种绝对尊君的思想有法家的痕迹。当然，董仲舒也坚持儒家的“暴君可诛”言论，他的“灾异说”和“天谴说”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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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为子纲”。董仲舒在这一点上坚持儒家的尽孝思想，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绝对真理。董仲舒主张儿子要绝对服从父亲，而且要继承父亲的事业；如果父辈有仇，儿子一定要努力为父辈报仇。“父为子纲”事实上还是为“君为臣纲”服务的，因为一个人如果能够尽孝就也能够尽忠皇帝。这也是历代统治者注重和提倡孝道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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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为妻纲”。董仲舒对此作了神秘主义的说明，认为“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春秋繁露·阳尊阴卑》），阴服从阳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不能违反的社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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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董仲舒认为这是处理上下级关系的准则。事实上，这“五常”是为了更好地调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以更好地巩固统治。董仲舒在论证这“五常”的时候，也时时不忘记用天道来巩固，使之裹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从此之后，这些封建社会的准则更加根深蒂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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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德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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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治包括两个方面：行教化和实行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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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性理论上，董仲舒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论”，他认为人天生有内在的“善质”，但不是已经达到善了，还需要人为的外在的教化，才能成为真正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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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认为人性可以分为三等：圣人之性、斗筲之性、中人之性。其中圣人之性是不需教化的，因为他们已经是圣人了；斗筲之性则不可教化，因为他们往往是刑罚的主要对象；唯有中人之性才是教化的对象，因为一方面他们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亦即没有达到真正的善，另一方面又没有邪恶到不可教化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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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所规定的“善”的标准是“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此圣人之善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教化就应该达到这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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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理国家上，董仲舒继承孔子的德治主张，反对法家的以法治国。董仲舒认为实行仁政是出于天的要求，是天意的表现。君主要把握贫富矛盾激化的度，推行仁政，勿与民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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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所提倡的德治并不排除刑罚，只是认为不可专任刑罚。法度可以稳定社会政治等级制度，抵制民众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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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看，董仲舒政策主张的立足点是调和。他一方面严格等级规范，另一方面，又力求缓和社会冲突，认为理想的政治局面为“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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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道的永恒和经、权、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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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将其所崇尚的政治原则称为道，道是万世不易的永恒法则，“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人类社会依据“道”而行，“道”又是根源于天的。人是无力改变天的，因此人也是无力改变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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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道是不可改变的，那么如何解释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呢？为此，董仲舒提出了经、权、更化等概念。经指事物的根本原则，权指对事物运行发展的应变和调节。其中经是根本，权是补充，应变是范围，程度是有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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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悬俘矛。矛两侧各吊一男子，似反映战争时俘获战俘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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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和权要求统治者在坚持道的前提下，根据政治运行的实际状况进行适当的局部调节。调节的形式包括：（1）更化，指某种制度形式上的调节。人类社会是一部道的演进史，王朝更迭不过是道的外在形式的循环。即使王朝不断地更替，也只是“三正”（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三统”（夏为黑统，商为白统，周为赤统）的依次交替，道的内核亦即君主政治基本原则和君主制度是不变的。（2）有道伐无道，指更姓易王，君权交替。治乱得失的根本原因在于君主能否尊道而行。如果君主违道，又不知更化，“有道”就可以伐“无道”，就会出现改朝换代。董仲舒将道和行道者分开认识，成功解释了政治原则和政权更迭的内在联系，为中国的王朝变更找到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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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的经、权、更化思想是统治阶级政治成熟的表现。儒家政治理论经董仲舒的一番加工，更具坚定的原则性和灵活的调节性，增强了统治阶级的政治应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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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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