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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玄学家们关于名教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看法，决定了在以自然为本性的名教纲常中的统治必然是“无为而治”。这和道家提倡的无为而治是相对的意思，不是要求统治者真的完全放任权力，无所作为，而是要把“无为”当做一种手段、途径和方法，把它作为一种高级的统治术来看待，通过“无为”而达到“无不为”的目的，是所谓“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无不为”仍然是一种完美的政治理想，而“无为”恰好是达到这一理想目标的积极手段，具体地说，就是要求君主善于以无为之术统御臣下。他们认为“夫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者。能者与之，资者取之，能大则大，资贵则贵，物有其宗，事有其主”。每个人、每件事物都有他们特定的能力与用途，君主要做的就是使臣民能够各尽所能、各司其职。要达到这个目的，君主就要“无为”，“夫不材于百官，故百官御其事而明智为之视，聪者为之听，知者为之谋，勇者为之捍，夫何为哉？玄默而已”。君主绝对不能去做臣下做的事情，只有这样才能使天下无所不为，也才能维护君主的权威。“无为”除了有对人君统治政策上的要求以外，还有制度上的要求，即要求“省繁苛之政，绝去礼仪”。他们认为所有的仁义道德都是“不能为而为之者”，是违背了无为以治国的原则的；在社会政治当中，若要遵循自然无为的法则，同样需要去除一些繁复苛刻的政令法规，因为“若乃多其法网，烦其刑罚，塞其径路，攻其幽宅，则万物失其自然，百姓丧其手足。鸟乱于上，鱼乱于下，是以圣人之于天下，歙歙焉心无所主也”。苛政与礼仪是会让民众迷其本性，让社会失其规范的。因此，治国是不靠刑罚的，即使是立刑，亦不必以“利器”示人。无为而治是被玄学家们所普遍接受的治国原则，对“无为”的解释也是统一的，只是在理解的程度上稍有差别而已，而这丝毫不影响玄学家们把“无为”作为共同的政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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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在魏晋时期盛极一时，它的发生和发展经历了几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是所谓“正始”玄学（“正始之风”【5】），这一阶段，玄学理论关注于有无问题，以何晏、王弼为主要代表人物，认为名教出于自然，以自然为本，反对名教，这是玄学的开创时期，也是所谓的“贵无”时期；第二阶段是竹林时期，以阮籍和嵇康为代表，主张超越名教，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第三阶段是西晋元康时期，代表人物是向秀，认为有为是重要的，是由“贵无”向“崇有”转变的时期，他们也因此被称为“崇有派”；第四阶段是永嘉时期，这一时期是玄学的综合完成时期，杰出的思想家代表是郭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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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是历史阶段的特点在政治思想领域当中的投影，说到底是时代的产物，它综合了儒家和道家两个学派的特色，以探究世界本体的哲学性为主要内容，提出“无为”、“名教合自然”的理论观点。虽然它的思想内容当中有消极遁世颓废的一面，但在反对神学、解放思想上也有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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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思想与两汉政治思想具有很大的不同，首先表现在理论体系所关注的内容方面。玄学侧重于讨论那些被政治哲学所忽略的问题，比如政治思想的合理性之基础和原则等。和两汉的政治思想不同，玄学不太关注具体的政策和制度，而是重新讨论那些在以前就被视为自明之理的概念，比如圣人、道、名教与道的关系、人为和自然的关系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玄学思想使得传统的政治哲学在儒家和法家的理论框架下进一步深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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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是说魏晋玄学就完全沉湎于抽象和玄妙的理论世界，它也关注一定的具体政治问题，但是在对具体政治问题的观点上，它有着自己明确的特色和不同之处。例如，玄学最核心的名教问题，玄学思想家们用“名教”这个抽象的词来概括表示了传统政治研究领域中讨论的客体和问题，并将这个词的含义扩大到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制度和方式。这在一方面扩大了传统政治所包含的范围，但另一方面也模糊了政治和社会的界限。对名教的讨论就代替了对政治的讨论，而对名教的讨论，实际上就是对伦理纲常的讨论，这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方法上，都和以往的政治思想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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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强调无为政治，主张君主少干涉政治的实际运行；官吏不以事功为能否的标准。这一点与大一统的两汉帝国时期也大不相同。如果我们从时代背景中去寻找答案的话，则显然可以看出，这种弱君权轻事功的倾向，是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君权式微、世家大族兴起的普遍现象在政治思想当中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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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思想，最终随着晋王朝的覆灭而衰微了；在南北朝时期，新的统一的契机正在动乱中孕育着，而产生玄学的时代却消逝了。虽然玄学的思想被保留下来，但是那样一个在无穷的玄秘中探求无穷智慧的流派却如一阵清音，风声过处，渐成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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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大唐盛世风华——封建鼎盛时期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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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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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建立，结束了自魏晋以来持续四百多年的分裂局面，实现了中国的重新统一。然而，类似于短命的秦王朝，隋炀帝的荒暴统治导致了天下大乱，隋朝在农民起义和各路军阀的打击中覆灭。原为隋朝贵族的李氏家族在混乱中建唐而代隋，经过多年的征战，重新建立起大一统的封建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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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画像。李渊在混乱中建唐而代隋，重新建立了大一统的封建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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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了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尤其是隋朝的治国经验，唐初诸帝励精图治，社会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这样的太平盛世。然而，中唐以后，由于社会矛盾的激化，出现了牛李党争、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等严重削弱中央集权的政治现象，强大的唐朝渐次走向衰落和分裂。在黄巢起义的猛烈打击下，唐王朝覆灭，原唐王朝割据各藩镇的地方军阀相互争斗，不断建立短命的地方性王朝，历史步入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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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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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政治思想领域最具有影响意义的事件为儒学的复兴和封建郡县之争的终结。唐朝时期，儒学在和佛教、道教的竞争中不断调整和融合，重新振兴，并名副其实地占据了意识形态的王者地位。“封建”和“郡县”是历史上不同的国家结构形式，它们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春秋以后，封建与郡县之争主要围绕着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所采取的形式，以及中央与地方的权力配置等问题展开，涉及政治领域的许多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最高统治者。直到唐代，这个问题才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大体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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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学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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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由于社会动乱和南北分裂以及佛教的传入，儒学在两汉时期确立的统治地位受到玄学、道教和佛教的猛烈冲击，其对政治、社会、文化的影响也被严重削弱，与两汉时期儒学在国家的绝对统治地位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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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的政治统一和经济文化繁荣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了条件。由于隋唐时期的统一是由崇尚儒学的北方完成的，所以隋唐两代的统治者都对儒学实行扶植政策，为儒学思想统治地位的巩固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证。在隋唐时期，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和考试科目的科举制度、学校教育的出现和发展，是儒学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官方标准的《五经正义》及其注疏的统一，是儒学复兴的又一重要标志；儒学复兴的根本标志则是儒家政治哲学的转型。儒学重新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同时由于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儒学内部也有一些争论，从而形成了各种政治思潮，儒学理论就在各种政治思潮中完成了自我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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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政治学 儒学内部所形成的各种政治思潮，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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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道自然思潮。隋唐时期，大批儒者从哲学和历史角度，对汉儒的天人感应、谶纬符瑞进行批判乃至否定，剔除了两汉经学中的荒诞神秘成分，而以作为“自然之理”的天取代了作为“百神之大君”的天。自然化的道成为当时正统儒学的最高范畴和终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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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兼三教思潮。这一思潮主要是在排佛与容佛的互动中掀起波澜的。由于长期以来儒学衰落，佛教在整个社会中大兴其道。这与长期以来社会战乱、人民需要一定的精神寄托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与统治者的扶植也是分不开的。到了唐朝，随着儒学的复兴以及社会的安定，一些士大夫要求排抑佛教，同时也有一些人要求兼容佛教。事实上，排佛是为了独尊儒术，容佛是为了升华儒学，在复兴儒学、崇奉儒宗上彼此无差异。这股思潮使“学穷三教、博涉多能”成为一代学风。儒学在排佛中提出了道统理论，又在容佛中发展了道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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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的陶文官俑。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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