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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学的思想体系中，天理和人欲是矛盾的和截然相反的，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着冲突，解决二者之间矛盾的唯一途径就是“存天理，灭人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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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天理”就是指宇宙本体和道德本原，是人的本质；“人欲”指的是人的种种欲求，它们超出了维系生命所必需的欲求，并且违背礼仪的规范。要消灭人欲，关键就是要克己和持敬，在生活中随时注意自己言行的细节。灭人欲和明天理是同一个过程，人们剔除自己内心的私欲，就能够回归自己的本性，从而实现人生的最高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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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欲之辩”从表面上看是属于道德领域的，却有着极其深远的政治意义。对于人欲的否定和对欲望无限扩张的防范，有助于维护社会人际关系和既定的社会制度，但严重扼杀了人的个性和独立精神；没有区别地否定人们的欲望，实际上是扼杀了社会进步的动力，牺牲了个体追求合法个人利益的权利，是与历史和文明的发展规律背道而驰的。这种“存天理、去人欲”的思想既可以被君主所利用，成为钳制臣民、整合社会的手段，也可以为民众所用，成为约束君主道德品行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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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义利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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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和儒家一样，在价值观念中持“重义轻利”的观点，认为利是私己的，而义是天下公利，义利是区分天下事物的两个根本标准，但是两者是相互对立的。人们的本性是趋利避害，但这种“利”是个人之利，若不加以限制，不把它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就会成为社会的弊害。因此，他们主张对个人私利进行严格的限制，以维护天理。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义利相通，也才能达到天下公利。理学思想的义利之辩与理欲之辩是一脉相通的，天理即公利，私利即人欲。对个人私利的否定，实际上就是号召大家在追求公利的名义下，服从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和实现君主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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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思潮的政治意义还是在于维护封建君主的统治，这也是其能够席卷两宋、元明，成为中国封建时代后半期政治意识形态的主流的一个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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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政治学 [:1703269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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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封建社会内部的民主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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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物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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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随着明朝逐渐走向衰落，满族在东北逐渐兴起，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剧变时期。中国的封建制度到此时已经有将近两千年了，此时的君主集权达到极高的高度，土地也大多集中在地主官宦手中，而人民则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同时满族的崛起又使民族矛盾不断突出。在社会政治形势风雷激荡之时，经济上明末的工商业有了极大的发展，甚至在少数发达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这样一个时代，必然会出现一批杰出的知识分子和思想家，针对这种情况为国家的发展探索出路，并提出真知灼见。黄宗羲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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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浙江余姚人，别号称梨洲山人、梨洲老人、蓝水渔人、古葬室史臣、双瀑院主持等，学者多尊称其为梨洲先生。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在黄宗羲7岁时中进士，先后任宁国府（今安徽宣城）推官、御史等官职，清正廉洁，并十分不满于明末的政治黑暗、宦官专权，多次上书皇帝，希望能改变这种情况，尤其是要铲除阉党。当时，在无锡出现了一个著名的书院“东林书院”，创办者是因议论朝政被革职回家的顾宪成，主要活动是在教学的同时评论时政，言论激烈，并逐渐形成一个派别，被称为“东林党”【7】，其中的代表人物往往名扬天下。黄尊素也是东林名士，遭到阉党的忌恨，并被阉党借机革职回家。不仅如此，在黄尊素被革职回家的第二年，阉党又诬陷他并将其从无锡抓至北京，最终冤死狱中。黄宗羲对这些都是亲眼目睹、亲身经历，因此他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也为他以后反对君主专制等思想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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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尊素被迫害致死之后的第二年，崇祯帝即位，试图励精图治，挽救这个即将没落的王朝，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也被一网打尽。因此黄尊素得到了平反，并追赠三品官。19岁的黄宗羲进京要求审讯杀害其父的直接凶手，并在袖内藏大铁锥，在刑部会讯时锥刺凶手，打得奸臣遍体鳞伤，声震朝野，这一事件也成为一时佳话，崇祯帝也叹称其为“忠臣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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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冤屈得雪之后，黄宗羲扶灵柩回浙江家乡，遵照其父的嘱咐拜著名学者刘宗周为师，同时用两年时间读完其父的全部藏书，觉得不足之余又借阅其他家族的藏书，孜孜不倦地读书。这些书涉及广泛，《二十一史》、《明十三朝实录》、《十三经》，天文、地理、佛教道教、音乐数学等各个方面都有所涉猎。黄宗羲后来加入了政治色彩很浓的“复社”，并带头声讨阉党余孽阮大铖，作檄文《南都防乱揭》，迫使阮大铖几年都不敢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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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顺治二年到顺治十年，黄宗羲经历了8年的抗清斗争。在南明小朝廷存在之时，黄宗羲到南京去，希望南明能接受自己的政见，挽救国家。但是却遭到时为兵部侍郎的阮大铖的迫害，险些遇害。由于南明小朝廷很快覆亡，黄宗羲才得以逃回故乡。后来，他变卖家产，与其弟黄宗炎、黄宗会组织抗清义军“忠世营”，并为绍兴朱以海鲁王政权出谋划策，然而最终还是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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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黄宗羲潜心讲学著述，先后写了《明夷待访录》21篇，《孟子师说》7篇，《明儒学案》62卷，《明文案》，《明文海》，等等，内容涉及史学、政治、哲学、经学、数学、天文地理、历法、音乐诗文等多方面，其中《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政治思想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这个书名是有所寄托的，“明夷”本为卦名，为六十四卦中第三十六卦，卦象为“离下坤上”。“明”即是太阳（离），“夷”是损伤之意。从卦象上看，太阳处“坤”即大地之下，是光明消失、黑暗来临的情况。这就是作者对当时黑暗社会的喻指和指责，也是对太阳再度升起光明重新来到的希盼，含有由晦而明的意思。“待访”是等待贤者来访，从而实现自己的学说。另外，“明”又暗合“大明朝”的“明”；“夷”有“诛锄”之解，暗含作者的亡国之痛。该书抨击“家天下”的专制君主制度，宣扬“天下万民”，因此在乾隆年间就被列为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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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画像。清宫廷画家绘，绢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康熙即位后多次征召黄宗羲出仕，然而都遭到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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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即位后，实行一系列恢复生产、安抚人心的政策，社会也逐渐安定。清廷多次征召黄宗羲，希望他能够出仕，然而都遭到拒绝。这时的黄宗羲对覆亡的明朝不像许多人那样留恋，却也坚决不愿出仕为清廷之官，但是他同意儿子黄百家和门生万斯同进京修订明史。由于黄宗羲的声名与才识，囊括天下史才的皇家修史机构每遇重大史学疑案，总要千里贻书，向一位坚辞史馆之任、远居浙江余姚的老人求教。这一方面体现了黄宗羲的气节，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不为哪个王朝愚忠而“以天下万民起见”的进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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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79岁时，在其父墓旁营造了生圹，并在墓穴中置一石床，不购置棺木。1695年，黄宗羲逝世，享年86岁。临终前写《末命》一篇，嘱家人在其死后第二天就安葬，仅用棕榈抬入墓中，石床上只要垫覆一褥一被，不可增加其他的东西；要穿戴角巾、深衣（明代以前的古代装束，因明朝已亡，故不穿明服，不仕满清，故不穿满服），不用棺木，以让遗体尽早腐化脱离满清世界；并要求不做佛事、不烧纸钱，不收亲友银钱，唯独若有友人愿在其坟头植梅五株，则应代他稽首道谢；以后祭扫之时也需要培土和祭祀一般的食品，不要杀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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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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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对绝对君权的政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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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权力应该有多大？君主和人民之间应该是怎样一种关系？君主和大臣之间又应该是怎样一种关系？法律应该体现谁的要求？什么样的社会是乱世，什么样的社会才是治世呢？这些都是中国政治哲学从最初开始发展就讨论和争论的几个问题，黄宗羲在这几个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而且具有政治启蒙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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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反对绝对君权，认为君权应该受到一定的限制。他深刻地揭露了专制君主的残暴和贪婪，指责君主在争夺天下时不惜牺牲人民的生命财产，使人民妻离子散，生活颠沛流离，只是为了自己能够得天下，而且还美其名曰“为子孙创业”；一旦天下已定，君主坐稳了江山，就开始极尽剥削之能事，奢侈荒淫，用全天下人民的贫苦来换取他的享乐，而且还能心安理得、理直气壮地说这是他的产业。全天下就只是专制君主一人的产业，这样的君主必然是天下的大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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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君主和人民的关系上，黄宗羲认为“天下为主，君为客”。君主的职责就是兴天下之公利、除天下之公害，而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忘记了天下人。黄宗羲指责现在的君主，认为他们恰恰相反，是“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明夷待访录·原君》），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不顾人民生死只是为了自己打江山，打下了江山又不顾人民生死只是为了享受江山。如果这样，有君主反而不如没有君主，违反了立君的初衷。要改变这种情况，黄宗羲认为应该让君主“以天下万民为事”，明确君主的职责，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明夷待访录·原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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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君主和臣子的关系上，黄宗羲也有他独特的看法。臣子与君主的职责是一样的，都是为天下万民服务。他认为，臣子是“分身之君”，君臣是共同“曳木之人”（《明夷待访录·原臣》）。意思就是说，君主和臣子一前一后，共同把一块大木曳走，喻指君臣共治天下，为天下万民服务。因此，君主和臣子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别，君主只是比臣子高一点点而已。臣子的设立是帮助君主为天下服务的，因此臣子的责任并不在“一姓之兴亡”。据此看来，三代以降的君臣关系都是完全荒谬的，臣子对君主只能唯唯诺诺，根本不知道大义之所在，反而认为君主把他的天下给我分享让我来治理，君主把人民分给我让我来奴役，因此我就要忠于君主，人民也只是君主的财产而已。更甚者，三代以后的臣子都奉行“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的信条，君主死了臣子也随之而亡。黄宗羲认为这样的臣子所奉行的根本不是为臣之道，而是宦官宫妾之事。真正的臣道是“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明夷待访录·原君》）。对于暴君，黄宗羲同意孟子的观点，认为臣子应该从天下大义出发诛杀暴君，而不是为了自身的一时安乐，把如同桀纣的暴君也奉承如商汤周武那样的明君，像伯夷、叔齐那样愚忠，最终的结果只是让天下苍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儒家传统思想认为对待君主就应该像对待父亲一样孝敬，对待臣民应该像对待儿子一样慈爱。黄宗羲十分反对这种思想，认为父亲和儿子骨肉相连，是为至亲，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改变的；君臣则只是在共同治理天下时才为君臣，这种关系并不是固定的，如果一个人不愿意以天下为己任，那么他就不是臣子，就可以视君主为路人。从这一点来看，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是根本不同的。以往把伦理与政治紧密结合的传统只是为了更好地束缚人民的思想，为君主自己谋利行方便。由于明朝宦官专权，黄宗羲对此有亲身的经历，因此他十分反对阉党政治，对宦官深恶痛绝，认为宦官的存在是君主得以专制的基础，而且宦官大多只知道阿谀奉承，在行事时却又残暴异常，总是试图蒙蔽君主，并试图玩弄权力，整个朝政反而成了宦官的天下，君主和臣子都无法行大义。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黄宗羲认为君主应该摒弃三宫以外的所有妃嫔，这样就只需要很少的宦官服侍，他们也就形不成很大的势力，从而杜绝了宦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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