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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政治经济方面，黄宗羲主张改革以往的政治经济制度，对君主进行权力制衡和分权，一切以天下万民为根本。因此，他从制度的角度认真地探求，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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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恢复丞相制度，以相权制约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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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君臣见面互拜；秦汉之后，只有丞相拜君主，君主对丞相只是礼遇而已，但在朝堂之上丞相尚可坐在下首与君主议事；北宋初期，君权进一步加强，丞相议事时的座位被取消，只能站着与君主议事；朱元璋取得天下之后，为了加强君主集权专制，甚至废除丞相，君主直接掌管六部，专制权力大大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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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相制度被废除，君主与群臣之间的主仆关系更严明，违逆君主意愿必然会遭到贬谪甚至招来杀身之祸。同时，丞相被废除为宦官专权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许多原该属于丞相的权力都落入宦官的手中。黄宗羲追述远古时天子禅位传贤不传子的风俗，但在后世“家天下”的时代，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选择丞相尚有传贤之遗意，可以弥补君主传子不传贤可能带来的危险。在君主昏庸时，丞相可以补救君主之不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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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理想的构建是什么呢？黄宗羲认为，日常政事不应完全由君主一人独断，而应该“宰相一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笔者注）无常员，每日便殿议政，天子南面，宰相、六卿、谏官东西面，以次坐，其执事皆用士人。凡章奏进呈，六科给事中主之，给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子，同议可否”。经过君臣商讨，然后“天子批红，天子不能尽，则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均见《明夷待访录·置相》）意思就是说，皇帝、丞相、副丞相若干人每天在便殿议事，大家可以平起平坐，没有必要像在大殿上那样所有的臣子对皇帝都要三跪九叩。奏章则是先经过部门的负责人给事中，然后到丞相再到皇帝。问题的解决则是由皇帝、丞相和各部门负责人共同商议决定的，皇帝只是最后批复罢了。如果皇帝批不完，丞相可以代批，权力很大；而且丞相下设“政事堂”，内设“五房”——吏、枢机、兵、户、刑，他们各司其责，协助丞相。这种方法有些类似于内阁制，也有“虚君共和”的感觉，既限制了君权，君主无法独断，也防止了宦官专权，同时也提高了决策的效率和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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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学校议政限制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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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提出，应该在全国普遍设立各级学校，改寺观庵堂为书院或者小学，普及教育，天下子弟“皆裹粮从学”，并“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不仅仅是向国家提供政治人才，因为学校最初就是评议朝政、公其是非的场所。黄宗羲认为学校可以作为人民代议机构，进行议政，并对国家和地方政治以及君主、官员进行监督，“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黄宗羲认为，学校应当由当世大儒充任太学祭酒，并且给予祭酒与宰相相等的政治地位或者由退位的宰相担任祭酒；每月初，天子百官都应该执弟子到太学接受教育，与太学生一起聆听祭酒讲学；对于朝政上的过失，祭酒也可以直言不讳。地方上也类似，地方学官应由公议选举出的当地名儒担任；每月的初一、十五，地方官员和士子也要到学校里去听课；对于地方的政事，学校也可以评议甚至可以“伐鼓号于众”。（以上均见《明夷待访录·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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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要求学校参与国家政治，是想通过学校来逐步宣化社会，使“朝廷上下，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最终使得整个社会形成民主的氛围。黄宗羲的这种思想受到“东林党”及其父的影响，大大加强了学校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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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地方设方镇以去除集权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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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认为，实行郡县制是中国频频被周边少数民族侵入的主要原因，郡县制使中央集权在广大的疆域内无法很好地戍卫边疆，而古代的“封建”制（封邦建国）则可以在每一个邦国内都做到兵民不分，平时为民，战时为兵，以很好地保卫疆土。当然，封建制容易造成弱肉强食、中央政令不能通达的状况，而且已经长期废弃很难全面恢复。因此，黄宗羲认为应当在内地设郡县，在边疆各地设立方镇，并给方镇以充分的自主权，使得方镇有一定的力量制衡中央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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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认为，必须使每个方镇都有足够的钱粮兵马来御敌。在这种情况下，税收、政教、官员任免等权力都归方镇。如果一个方镇能够一年一贡、三年一朝，就可以终身任职；如果能够治理得好，还可以世袭职位。可见，黄宗羲所设想的方镇的权力很大，事实上就是“封建制”之下的邦国，一方面可以守护一方，另一方面还可以制衡中央，限制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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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科举取士图。“学而优则仕”，一旦中举后就可以高枕无忧、飞黄腾达，而黄宗羲不仅主张要用科举，还要通过荐举、太学等多种途径取士，要宽取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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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人制度上，黄宗羲主张宽取严用。这是针对明朝仅用科举取士，一旦中举后就可以高枕无忧、飞黄腾达的情况而提出的，范进【8】中举就是当时这一制度的深刻反映。黄宗羲认为取士不仅要用科举，还要通过荐举、太学、辟召、上书等多种途径，这样才不会遗漏人才。但在选用上，黄宗羲主张要严格地审查和试用，不能选用只会死读书、做八股文却没有真才实学的人，也不能轻许官爵。同时，黄宗羲主张所有的官吏都任用读书人，这样就能防止无赖之徒为官造成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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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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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的政治观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黄宗羲系统、深刻地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并且继承孟子的民本主义思想，将之进一步发展，强调人民的地位，这是是中国民主思想的萌芽，对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起到很大的启发和促进作用。三百年后的民主主义改革人物梁启超曾自称深受《明夷待访录》思想影响，赞它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而且认为黄宗羲的思想“的确含有民主主义的精神——虽然很幼稚——对于三千年专制政治思想有极大胆的反抗”（均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其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对黄宗羲的思想十分推崇，认为黄宗羲是中国的卢梭，而且他的民主思想比卢梭还要早。梁启超和孙中山都曾秘密印刷过《明夷待访录》，并广为散发。这就是黄宗羲思想影响的一个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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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在提出一系列政治观之外，还构想了一套他认为理想的制度，这标志着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从制度上来认识社会、政治和历史，开始把“治国平天下”的途径，从单纯地重视“修身、齐家”，而发展为进一步重视对腐朽的专制制度的改革。重视制度改革成为近代政治的明显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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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来看，黄宗羲仍未突破中国传统儒学的思维模式，但他的思想无疑是中国民权、民生思想的开端，也是以后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代表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最高成就，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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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政治学 [:1703269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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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九州生气恃风雷——变局中的政治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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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物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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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世纪的中国，正处于满清王朝的统治之下，已走到了封建时代的末期。繁华的康乾盛世已经消逝，而人们尚未从繁盛昌荣诗酒风流的“天朝大国”的迷梦中及时醒来，没有嗅到这庞大僵化的帝国从锦袍下透出来的衰败与腐朽的味道。但是事实上，王朝的末路已经悄悄到来，内忧外患纷迭而至，很快，一场“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就要开启。在帝国内部，由于人口的激增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从乾隆末年就开始的土地兼并和封建剥削的加重愈演愈烈，阶级矛盾日益激化。1796年爆发的白莲教大起义，如同地火一般燃遍全国，终于震撼了这个老眼昏花的王朝，也惊醒了那些在书画琴棋、文恬武嬉中沉湎的士大夫们。他们面对的不再是帝国不可摇动的权威和祖先留下的固若金汤的江山。在那些曾经俯首帖耳的小民爆发的怒吼声中，政局动荡不安，时势江河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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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风平浪静的南中国海上，遥遥地停着西方的船舰。他们带来了贸易也带来了鸦片，他们载着羊绒也载着枪炮。他们从中国运走华丽的瓷器，又指着那些瓷器叫嚣，中华帝国就像这瓷器一样，外表华丽坚固，内部空空如也，只需一击就会破得粉碎——而这一击没有等得太久。1840年的鸦片战争，彻底击碎了“天朝上国”的虚幻梦想，中国开始一步步地陷入近代耻辱历史的泥沼。在内忧外患面前，权贵们仍然自欺欺人地沉醉于先辈们“文治武功”的苍白梦想中不肯醒来，而一些不满于清朝腐朽统治，要求改变现状的士大夫们开始放眼看世界，把关注的目光从故纸堆中转移到了经世致用、匡时救世上来。他们关心时局，倡言改革，希望通过王朝政治的变更来起到“除新疾，起陈疴”的功效。一方面，他们批判清朝统治中一些僵化腐朽的环节，强调只有变革才能富强；另一方面，他们本身就是统治阶级上层中的有识之士，或是地主阶级的士大夫，因而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突破时代与阶级加诸于自身的限制，不可能突破封建主义的藩篱。改革的目的仍然是维护而不是推翻封建统治，因此他们被称为是地主阶级的改革派。虽然站在时代的交替点上，他们所作的努力与尝试从主观上讲都是为了挽救与重现旧日的光荣。但是客观上，他们把视线转向西方，接受并向人们传递着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信息，已经不自觉地为延续了千年的中国封建主义敲响了丧钟，成为中国近代开端时期新时代和新思想的启蒙者。他们的思想、言论、观点、著作也如春雷一般，唤醒了死水一潭的社会政治文化中最活跃的变革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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