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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从德意志政治的现实出发，黑格尔认为：存在于德意志国家中的君主立宪制，是一种最合乎理性的政治制度。他所说的这种君主立宪制，实际上是建立在分权基础上的君主政制：少数人分享行政权，多数人分享立法权，而君主作为主权者享有王权并最终统一各种权力，作为国家最终决定的意志出现。王权的地位至高无上，而君主就是王权的体现，但是君主立宪制下的君主王权不是像君主专制制度中君主所握有的任意权力，而是一种依靠宪法行使的权力，受到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制约。事实上，在这一政治体制中，重要的和至高无上的不是君主的个人品质，而是严密的国家制度以及国家制度中对于君主权力的设定与尊重。他所关注的是以“君王”这一人的主观形式来具体地表达国家的意志。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王权和君主的重要性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既然君主的本质是被抽取了任何特征而只体现国家意志的个人，那么世袭制便是最直接的和最自然的方式。它既可以避免因王位空缺而造成的派系倾轧和利益冲突，又可以避免因选举而造成的多数人的私人意志凌犯于国家意志之上的情况。为了避免陷入过去纯粹的封建君主制以及专制政体必然会造成的混乱与没落，黑格尔对国家权力中的王权的性质和范围都作了严格的界定，认为这种形态的君主制在世界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最适合德意志的政治现状与发展，它是高于东方的专制主义和西方的共和主义的政治发展形态，“在东方专制主义和共和国对世界的统治之后，世界文化教养的联系又从共和国统治的蜕变状态，把人类引向专制与共和的两极之间，而德国人就是由世界精神的第三种普遍形态所诞生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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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虽然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思辨的和抽象的，虽然他本人首先是作为近代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而存在，虽然他的政治思想只是他庞大而精密的哲学体系中的一部分并且完全包含在这一体系当中，但黑格尔的政治思想也并非完全建立在抽象的和思辨的基础之上，德国现实政治的背景和需要同样促成了其思想的诞生。德国当时的分裂局面正在呼唤一种国家权力的出现，以整合社会力量，实现真正的统一。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和政治思想理论正是这一社会现实的产物，并且在产生后有力地推动了这种现实的改变。他对国家的分析与德意志的政治状况联系紧密，从而使其“思想的最显著的品格就在于，他已经牢牢地领会了历史的实际和某种冷酷的政治现实，这使他坦率地把国家同强权视为一体，并以国家在国内外推行民族扩张的能力来估量它的成就”（萨拜因语，《政治学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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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1年，黑格尔染上霍乱，病逝于柏林。直到最后的一段日子，他也没有看到自己为之奋斗和思考了毕生的政治理想——德意志的统一。但是，“他的政治哲学以令人惊异的准确性反映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现实”，其立宪君主制的主张和国家统一的愿望都被以后的历史所验证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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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身后，是一个真实的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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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政治学 [:1703269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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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节 社会主义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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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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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5世纪开始，近代资本主义政治思想就逐渐开始发展起来，马基雅维利和布丹可称是最早的代表人物。他们都精心地设计理论以保证有产者的私有财产，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思想基础。与此同时，出现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论，这种理论批判社会的黑暗和不公平，反对私有制，而且十分大胆地构思出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以没有剥削、没有私有财产、人人平等自由的理想社会来代替当前黑暗的社会。这就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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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早期创始人是英国的托马斯·莫尔（1478—1535）和意大利的托马斯·康帕内拉（1568—1639）。托马斯·莫尔和托马斯·康帕内拉分别在他们的著作《乌托邦》和《太阳城》中设想了一个没有剥削、没有私有财产、人人平等自由的理想社会，就像陶渊明所设想的那个世外桃源一样。这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开端，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而且美好的发展方向，也为以后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的实践奠定了基础。当然，由于受时代、个人眼界等各方面的限制，他们的思想也仅仅只是空想而已，而且许多思想也必然会随着社会和理论的发展而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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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在19世纪发展起来，这是由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决定的。资本主义在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之后蓬勃发展，机器开始普遍地应用，科学技术也得到不断的发展，这样资本家的利润不断地得到迅速的提高。但是，这同时也意味着无产者的苦难进一步加深，劳动强度极大、劳动条件极差，待遇却差得无法想象。哪里有压迫，哪有就有反抗，19世纪无产阶级的斗争开始不断地走向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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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需要理论的指导，同时革命也为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实践经验，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催生的。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接受了无产者革命的经验，继承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某些思想，同时也借鉴了18世纪启蒙思想的理论形式，从而达到了高峰，成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直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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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是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们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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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圣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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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西门，法国人，如果我们比较熟悉法国的话，从他的名字就可以知道他一定是出身于贵族之家。1760年他出生于一个旧式贵族的家庭，父亲是一个伯爵，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深受“百科全书派”和启蒙思想的影响。17岁时他按贵族传统入伍，1778年作为法国志愿军参加美国独立战争，曾参与五次战役，获得了辛辛纳特斯勋章。在这期间，他开始信仰自由平等的新思想，并成为热烈的信徒。战后，圣西门并没有马上回国，而是从路易斯安那到墨西哥，并劝总督开凿一条可成为巴拿马运河先导的运河，但是并没有成功。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候，圣西门回到祖国。他以满腔热情投入这次革命，坚持自由平等的新思想，拒绝了市民邀请他担任市长的请求，因为他不希望由一个旧式的贵族来担任革命后的市长。之后，他又放弃自己的贵族头衔，成为普通的公民，“伯爵圣西门”成了“公民包诺姆”。他以自己的行动来证实了他对自由平等和民主的信仰。在大革命之前的一天，他正驾着车马赶往凡尔赛，中途碰到个农民驾着牛车颠顿于泥途中，他立即下车，尽管穿着考究的衣服，却帮着农民推车。圣西门觉得同他攀谈大有意思，就遣散了自己的车马，和这位新相知一道到奥尔良。恩格斯曾经说过：“圣西门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但是，法国大革命专政和暴力的手段使圣西门的革命热情渐渐冷却，直至最后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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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西门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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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圣西门开始专心学习，利用其做金融投机生意赚的钱为许多科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的工作供给资金，向他们虚心请教，希望可以使自己对世间的万事万物无所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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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2年以后，圣西门的财产耗费一空，此后一直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他在一家当铺谋了一个缮写员的职位，同时晚上开始写作，生活的贫苦和劳累使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同时贫困也使他和劳动人民更加接近，他思考了许多问题，出版了许多著作，其中主要有《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人类科学概念》、《论财产和法制》、《寓言》、《论实业制度》、《论文学、哲学和实业》、《实业家问答》、《新基督教》等等，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也在这一阶段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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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上，圣西门越来越贫困，没有人伸出同情之手。1823年，尽管他的家属给了他一点补助金，他终于还是绝望地开枪自杀了。但是，自杀的结果只是瞎掉了一只眼睛。他在贫病交加之中又继续活了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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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特点是在强调社会发展有规律的基础上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构思理想社会“实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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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西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劳动者和游手好闲者之间的对立”，革命后的法国就是如此。所谓“游手好闲者”包括封建贵族、僧侣以及资产阶级中不参加生产和贸易而专靠租息为生的人。所谓“劳动者”则既包括雇佣工人、农民，也包括工厂主、农场主、商人和银行家等。两者在社会中处于完全相反的地位，劳动者是被统治阶层，而游手好闲者则享有特权和奢靡的生活。同时，两者在社会中的作用也是截然相反的。劳动者可以使祖国得到最高的文明和发展，也可以使祖国得到荣誉；而国王的兄弟、公爵、公爵夫人及小姐，所有高官、大臣、元帅，所有主教和神甫、省长和副省长，法官和大财主等，“只是靠投对了娘胎，善于逢迎拍马，惯耍阴谋诡计，或者搞其他不光彩勾当”而享有特权，对这个社会的发展没有任何贡献，相反他们还无知、懒惰，甚至喜欢使用暴力、欺骗，利用警察和军队来镇压劳动者。圣西门的这种划分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但是却没有找到关键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没有认识到工厂主、农场主等有产者虽然也管理企业，但是他们却通过对资本的占有而对无产者进行剥削，因此按照圣西门的理论所建立的理想社会也不可能消灭阶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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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方面，圣西门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缺乏组织经济生产的能力。他认为社会应该能够广泛地组织生产并实行合理的计划，这也是他设计理想的“实业制度”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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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西门认为利己主义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而资本主义制度下利己主义成为每个人身上占统治地位的感情，只有改变利己主义，社会才有可能达到自由、平等和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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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西门根据自己的想法设计了一个理想的王国——实业制度，并且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将为“实业制度”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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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业制度”下，“实业家”（也就是圣西门所认为的劳动者）和学者（包括科学家、艺术家、道德家等等）是社会的统治阶级，掌握着所有的权力；社会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原则之上，不承认一切特权；按最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方式来组织整个社会；使一切人都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社会得到最大的安宁；使所有的人都参加劳动，不允许寄生现象的存在，最受尊重的将是从事最有益劳动的人；经济文化高度发展，尽善尽美地运用科学、艺术和工业所取得的知识来满足人民的需要。在这种制度下，由著名学者组成的“最高科学委员会”掌握最高的精神权力，而由优秀的实业家组成的“最高行政委员会”则掌握最高的世俗权力。这样，国家完全变成了组织社会生产的组织，不再需要花费大量资金去维持军队和警察，社会对立也将不再存在。圣西门给这种制度下的“政治学”下了一个定义：政治学就是关于生产的科学，也就是目的在于建立最有利于各种生产的事物秩序的科学。这种关于国家必将消亡的天才预测得到恩格斯的赞扬，当然他并不明白国家消亡所必备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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