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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认为统治者也应该是契约者的一部分，假使统治者破坏了契约，实行暴虐的统治，人民没有必要再服从他们的命令，而且有权力以暴力推翻暴政，重新订立契约，建立新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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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看，同以往的社会契约论者一样，卢梭重视个人自由，人们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会转让自己的自由。但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卢梭国家观的最大特点，是把政治体视为道德整体。这就是说，国家在行使权力时以维护整体福利为宗旨，而人民的呼声是最具有普遍意义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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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为了统一自由和服从，提出了公共意志理论，它成为卢梭国家学说的理论基础之一。卢梭认为“‘主权’就是公共意志的运用，所以它是永远不能转让的”。“主权是不能分割的，其理由正和不能转让相同。”公共意志（General Will）“只考虑公共的利益”，它与全体意志（Will of all）不同，全体意志只不过“是个别意志的总和而已”。卢梭所认为的公共意志是人民整体的意志，也自然包括个人的意志，但并不是个人意志的总和，它的特点在于其整体性。公共意志是要通过定期的人民集会立法来表现的，享有最高的权威，任何个体都必须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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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所建立的国家里，个人享有民主自由，同时国家又享有最高权威，这种理想大大地鼓舞了许多法国大革命的参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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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往的思想家不同的是，卢梭虽然也强调个人权利有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一面，但他更强调个人和整体同一的一面，并认为个人与整体发生矛盾时，整体强迫他服从并不会损害他的利益而只会使他更加自由。卢梭这一带有矛盾性的理想使后人对他的评价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和分歧。针对卢梭坚持个人权利的一面，大部分学者将他奉为民主主义代表人物；但也有学者则针对他强调整体性一面，将其和极权主义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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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民主权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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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在近代西方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人民主权学说，主张主权属于人民。因为主权是属于公意的应用，公意是共同体的意志，共同体是社会中每个人根据契约而形成的，为此他提出三个原则：（1）主权是不可转让的。因为主权是公意的运用，“权力可以转移，意志却不能转移”。全体公民不需要找一个主权统治者，转让主权就意味着出卖自由。人民既是主权者，就只能直接掌握主权，亲自行使主权。为此，他主张以直接民主实现人民主权，反对代议制来实现人民主权。在这一点上，卢梭是不同于霍布斯的，霍布斯是专制主义的，是努力要把人民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的。但是卢梭认为人民的议员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代表，只不过是人民的办事员。如果主权可以被代表，如果议员不代表人民，那么人民终有一天会失去主权而沦为奴隶。由于直接民主的实施在大国是十分困难的，这就使卢梭的理论出现了一个不可避免的漏洞，无法适用于所有的国家。（2）主权是不可分割的。因为主权是共同体意志的体现，代表一个整体。凡是人民主权的国家，人民要通过定期集会的形式，全部地、直接地行使主权。除了立法权由人民统一行使外，行政权可以委托给政府成员。（3）主权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不能加以限制和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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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在蒙莫朗西森林（法国）的隐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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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是天赋人权理论的倡导者，他认为人生来平等、自由。卢梭的自由平等思想以及主权理论，必然产生推翻世袭政体的暴力革命理论。由于“政府的组织不是一种契约，而是一种法律”，而“国家中没有任何的法律是根本不可以撤销的”，同时，人民又拥有追求自由的权利，因此任何世袭政体，无论它是仅限于一家的君主政体，或是仅限于一阶级的贵族政体，人民都会通过立法来推翻这种政体。“以绞杀或废除暴君为结局的起义行动，与暴君前一日任意处理臣民生命财产的行为是同样合法的”，“暴力支持他，暴力也推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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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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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的政治原则影响了西方近代政治制度的建立，对法国更是具有巨大的影响。法国大革命中产生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以及1793年宪法都体现了卢梭的政治思想，罗伯斯庇尔、马拉等雅各宾派的领导人更是将卢梭的政治学说奉为经典。美国的《1787年宪法》和后来的《人权法案》，也体现了卢梭思想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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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对以后的民主主义者有很大的影响，潘恩、杰弗逊等都接受和发扬了这一理论。当然，卢梭的思想在哲学史和文学史上都有很大的影响，康德、黑格尔等都受到卢梭不同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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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思想的影响甚至超出了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而达于社会主义运动。恩格斯曾经评价说，平等观念“特别是通过卢梭起了一种理论作用，在大革命的时刻以及在大革命之后起了一种实际的政治作用，而今天差不多在一切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自然起着很大的鼓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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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的思想对中国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康有为、梁启超等开始接触和大量介绍卢梭的思想。20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更是以卢梭的民主学说为思想武器，猛烈地批判腐朽的清王朝封建统治，号召人们起来进行民主革命。当时风靡一时的邹容的《革命军》就借用了卢梭的自由平等和人民革命思想，对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起到了相当的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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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政治学 [:1703269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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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德意志的灯光——康德、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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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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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一百年中，德国成为欧洲舞台上一颗耀眼的明星。这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时代，歌德为德意志带来了人性的光芒，全面的人性成为19世纪德国思想的主要特征；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搭筑了精美绝伦的古典哲学体系，把欧洲传统的绝对理性主义发挥到了极致；工业革命挟裹着巨大的物质冲击力量迎面而来，把德国人从内心的世界和头顶的星空中唤醒，开始关注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力量。这个时候的德意志，名义上是一个统一的帝国，实质上却由300多个小的诸侯国分割着疆土和权力。封建关系还是处于统治地位，农奴制度、分割的市场、隔绝的地域，都零落地散布在这片广大的土地上。中世纪的关卡仍然以有形的或是无形的方式存在着，只是它们的存在挡不住英国传来的自由主义之风与法国传来的启蒙思想之雨，挡不住英法社会政治经济巨变带来的冲击，挡不住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兴起，更挡不住社会表象下进步与奔腾的地火，挡不住理性光芒的复兴。这是德意志的古典时代。在这之前，欧洲的历史上只存在过两个古典，一个是不朽的古希腊，而另一个是永生的文艺复兴。如果说这以前的德意志是欧洲中世纪一个幽深昏暗的泥淖，那么伴随着贝多芬伟大而纯净的交响乐，一个光明的时代即将到来。这一时期内的政治思想是与哲学和艺术融为一体的，无法把它们从这个时代和这个蓬勃的社会中剥离开来。这同样是一个巨人迭出的领域，他们的思想照耀着德意志，如同星空俯瞰着大地。其中，康德和黑格尔无疑是这一时代最为闪亮的灯光，他们的思想带着浓重的思辨色彩引导着德意志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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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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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曼努尔·康德，降生在1724年的东普鲁士。谁也不曾料到，这个贫困的马鞍匠家庭的儿子，用他纤弱的手在德国、欧洲乃至世界的思想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成为德国古典哲学大厦的奠基人、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家之一。他的一生，是诲人不倦的教育者的一生，是严于律己的道德者的一生，是孜孜不倦地探求真理、独辟蹊径地追随理想的思考者的一生。在他生活的时代里，美国的独立战争吹响了自由与民主的号角，法国大革命的烽火燃遍了欧洲大陆，启蒙运动的先驱们如牛顿、卢梭和休谟的智慧和烛火点燃了康德思想的光芒。同时，他的家庭所信奉的虔信教派（pietists，17世纪德国路德教的一个宗派）也给康德的思想留下了鲜明的烙印。这一教派对道德标准的突出强调和对神学教条的漠视，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人格乃至其哲学的形成。这一特点反映在康德的政治思想当中，使其更加关注对社会政治、国家和法律问题的研究。他看到了他所处的现实社会到处充满着矛盾，但他对这种矛盾充满了无助与绝望的情绪。他认为这些矛盾源于人类道德中的“原罪”，只能在精神的彼岸得以消除；革命无法改良人的道德，无法使这些矛盾在现实的社会中获得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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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画像。康德（1724—1804），出生于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18世纪后期德国哲学家，德国哲学革命的开创者，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者。他也是近代西方哲学史上划时代的哲学家，近代西方哲学史上二元论、先验论和不可知论的著名代表，对西方思想文化影响巨大，被誉为“哲学领域的哥白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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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对道德的高度依赖形成了他的政治观的主要特点，促使他从道德概念的角度重新解释了社会契约论。他认为，作为国家起源与基础的社会契约并不具有历史的真实性，而只是一种逻辑抽象，但是它的现实性又是不可否认的，是理性选择的目标和社会建立的道德原则。依据这种纯粹理性的道德律所构建的社会契约才是永恒的和普遍的，也才能克服以经验原则为依据的社会契约论所导致的相对主义的危险，才能避免产生于可变经验中的权威的片面性必然会导致的社会正义的混乱。他反对文艺复兴以来以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为代表的将政治与道德相区分的理论观点，认为真正的政治如果离开了道德的土壤将寸步难行。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在现实社会中政治的法律与道德的要求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与矛盾，道德并不能成为政治的动机，更不能催生出一个良好的国家体制。“相反的倒是，一个民族良好的道德的形成首先要期待于良好的国家体制”，他在这里把国家者作为保证道德的前提条件，但却和自己所论述的“以道德作为国家政治的原则与基础”的观念相矛盾。这主要是因为康德把道德本身看做是一种绝对的和先验的律令，个人的一切行为都应当依据这一标准，并且强调这一理论在客观上已经具有了自身的实践性。这种被绝对化了的道德学说，一旦应用于现实的领域，必然会变成形式化和僵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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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康德相信先验理性和道德律令的存在，所以他不是从国家历史和现实政治的角度去论证政权的必然性和合法性，所关注的也不是什么特定的具体国家，而是一种应当与法的纯粹原则相符合的理想国家，因此他的国家学说带有鲜明的道德论色彩。在国家的起源问题上，康德继承了卢梭的观点，认为社会产生于成员之间的“原始公约”。同时，他又把这种观念纳入他自己独特的先验理性的框架内，认为契约源自于人类的立法意志，国家是人造的，是人类理性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国家的起源说却是唯心的，否认国家的阶级根源。在他看来，国家不是一个特定的实体，而是众多个人的立法意志的联合；它是一个实践的现实的理性理念，属于精神的范畴；这样的国家不再是直接地为了公民的物质幸福和福利，而是为了在公共强制性的法律下实现人的权利和正当的理由。这归根到底将会是法的精神和法的观念的胜利。对于国家中的公民，康德认为他们应当拥有完全的主权。他在《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这样写道：“最高权力本来就存在于人民之中，因此每个公民的一切权利，特别是作为官吏的一切权利，都必须从这个最高权力中派生出来。当人民的主权实现之时，也就是共和国成立之日。”（《法的形而上学原理》，第177页）从中，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卢梭“人民主权论”的影响，但是他却根据身份与职业、经济独立与否把公民划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认为像工人、手工业帮工、妇女这些所谓的“消极公民”不能拥有和其他“积极公民”相对等的政治权利。他否认人民对于暴政的反抗是公民权利的一部分，拒绝给予革命合法性。这种观点归根到底还是源于他把原始契约视为一种绝对的先验的理性的观念。这种契约一旦形成，法律便应当生效，而国家的权力就成为不可反抗的；统治者对人民只有权力而没有绝对的义务，人民对于自己的主宰者必须服从而不能使用强制的方式。即使是统治者背叛了他们的职责或是宪法有了缺陷而必须更改，也只能通过改良的方式去逐步完善。他排斥和否定暴力的反抗，认为它们是无效的甚至是倒退的。他寄希望于公众的启蒙，相信能够通过社会的进化而达到“目的王国”这一最终期望，实现人类的千年福祉。他信奉三权分立的学说，推崇代议制和共和政府，对多数人统治的原则提出了质疑和修正，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