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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自由所面临的问题，一是政权建设，要处理好民主政权和公民自由的关系，不断克服官僚主义、以权谋私、打击报复和其他违法行为对公民自由的践踏；二是公民要珍惜手中的权利，不断提高行使自由权利的觉悟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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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由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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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秩序的问题是人类政治生涯中的又一个重大问题。从人类的本性来看，人应该是自由的，对人的任何奴役和压迫都是对人性的摧残。但是当政治社会出现之后，绝对自由就成为了政治社会的一个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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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应该是自由的，任何对人的奴役和压迫都是对人性的摧残。这是古希腊的奴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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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们对自由作了一些简单的介绍，现在我们看看秩序的问题。我们分析自由的前提就是人类社会的存在，而人类社会的存在本身就以这为秩序。我们所谓的秩序，简而言之就是宇宙间万物运行的规定。社会秩序构成了社会人群之间的行为结构和游戏规则。在自由和秩序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定的辩证关系，有自由无秩序，社会就会陷入混乱之中；有秩序无自由，则社会就失去了生机和活力。因此，自由和秩序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的平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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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和秩序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自由需要秩序作为保障，秩序需要自由作为动力，最终达到秩序中有自由、自由中有秩序的状态。自由的发展并不以损害秩序为代价，相反秩序本身也随着自由的进步而发展和完善。良好的社会秩序的建立也为自由开辟了更为广大的空间。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就是作为一个社会的基本条件，秩序具有更为优先的意义。亨廷顿【4】在其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人类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类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亨廷顿在这里强调了秩序，但并不是放弃或者牺牲自由，而是认为良好的社会秩序可以使社会稳定，从而更好地在秩序中求得自由。正如卢梭所持的观点：“社会秩序乃是一项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神圣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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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认为，规范的秩序和充分的自由是一致的。我们用美国学者查尔斯·霍顿·库利的一段论述来结束这个话题：“自由只有通过社会秩序或在社会秩序中才能存在，而且只有当社会秩序得到健康的发展，自由才可能增长，只有在构造较为全面和较为复杂的社会秩序中，较高层次的自由才有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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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政治学 [:1703269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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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天赋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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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天赋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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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赋人权，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词，我们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了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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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最初是为反对神权和封建特权提出来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但丁最先提出“人权”概念。早期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用人道否定神道，用人性否定神性，用人权否定神权，呼吁从神学束缚和中世纪黑暗中解放出来。后来的启蒙思想家们从人性和自然法出发，提出“天赋人权”的理论。代表人物洛克认为，人人都享有三种不可剥夺的权利，不论是在自然状态下，还是在国家存在的情况下，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三种天赋人权就是：生命权，即保卫人身安全、生命不受到伤害的权利；自由权，即人身和思想的自由不受他人支配的权利；财产权，即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和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天赋人权的核心是“生命”；基石是自由和平等；理论逻辑是每个“生命”都是上帝赐予的，有同样的价值和尊严，都应该享受同样的自由和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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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曾经这样评价：“洛克是同封建社会相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权利观念的经典表达者。”之后，法国和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美国的《独立宣言》开篇就阐述了天赋人权的原则，指出“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生而平等；他们为造物主赋有某些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政府便在人民中间成立起来，由被统治者同意而取得正当的权力；任何政府一旦变得有害于这些权利，人民就有权加以变更或废除而设新政府，把新政府的基础放在他们认为最能促进自己的安全和幸福的原则之上，并按照符合这一目的的形式组织新政府的权力”。13年之后的法国《人权宣言》，用宪法的形式把天赋人权论加以固定。《人权宣言》把人权具体化为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等四种权利，之后在1791和1793年的法国宪法中，又进一步把人权细化为平等、自由、安全、财产、信仰、出版和结社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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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天赋人权理论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资产阶级的人权理论、人权宣言和它的民主自由理论一起，开拓了“人”的新时代，对各式各样的人权运动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恩格斯高度评价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伟大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又产生了巨人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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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权利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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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在费城发表。美国的《独立宣言》开篇就阐述了天赋人权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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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也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在中国的典籍中，权利一词基本上指的是权势和财务。英文中的“right”一词来源于拉丁文“jus”。“right”本身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正确、正当的，二是指某种资格。可见，英文中权利的概念具有正当资格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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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地说，现代意义上的权利是一个纯粹的法学用语。不过，从概念的来源与演变的角度观之，它与政治学一直有着密切的关联。法国近代思想家托克维尔曾言：“权利的理念不过是运用于政治世界的美德。”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把思想史上的权利概念大体上分为两条线索：一是对权利的“形而上”解释，它注重权利的哲学释义，来源于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其影响一直波及到近代的启蒙思想家。另一是对权利的“形而下”解释，它注重权利的法律释义，古罗马的法学家开创了这一传统，后演化为近代法学的正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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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线索实际上反映的是人们思考问题的角度的不同。前者关注的是权利的性质和原则，可称为“应然的权利”或“道德的权利”；后者则侧重权利的内容和条件，可称为“实然的权利”或“法定的权利”。如果暂时忽略这一分歧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把握，则上述两种权利概念实际上是相通的。道德权利的说法被启蒙思想家演绎为“天赋人权”的理念，他们将权利视为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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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批判资产阶级权利观的时候，阐明了界定权利内涵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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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权利归根到底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决定的。权利不过是人们之间的关系在法律形式上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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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权利从来都是历史的、具体的，而不是天赋的、抽象的，它是由这个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结构决定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的发展。”但是，权利的这种相对性并不妨碍社会主义社会公民权利的普遍性和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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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马克思主义坚持权利义务并重的原则。包括两层含义，首先，马克思主义并非只注重个人奉献而忽视个人的权利。因为人的本质是特定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有什么样的社会经济结构，就有什么样的人。在社会主义阶段，尊重个人的权利，实际上就是对个人的主体能动性的承认与激励。其次，马克思主义在注重个人合理的权利要求的同时，更注重个人对社会的义务，这是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理论的根本区别之一。对义务的重视在本质上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的存在方式和个人自由实现途径的认识已经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