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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3668 The Origins of Sex by Faramerz Dabhoiw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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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3672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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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3678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2—39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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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3680 书名　同情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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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3682 作者　【美国】迈克尔·L.弗雷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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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3684 译者　胡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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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3686 责任编辑　张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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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3688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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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3690 ISBN 978-7-5447-52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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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3701 同情的启蒙：18世纪与当代的正义和道德情感 [:1703273629]

1703273702 同情的启蒙：18世纪与当代的正义和道德情感导言两种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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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3704 1.反思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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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3706 人类具有自省这一独特能力，这一让我们能反思自己思维和行为的能力。道德反思让我们停下来，回顾一下自己作为个体的习惯和行为，并且考察和决定我们是否应该继续这样下去。政治反思让我们将这样的视角应用于掌管和规范我们的法规和制度。成熟的反思活动不仅仅是道德和政治哲学家们的天职，我们每个人也一样常常会进行反思。确实，反思之后我们常常认识到我们真应该多多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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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3708 道德反思能让我们修正和改变我们当前的生活方式；政治反思则带领我们修正和改变我们的社会被统治的方式。这两者都包含着这样一种比较活动，也就是事情现在如何，和应该如何之间的比较。在政治领域，相应的规范性标准常常被称为正义的准则。任何法律、制度或政治实践若在政治反思中被认为是不正义的，那么都该被拒斥。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是需要经受反思的考验和修正的。这并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过程，而是要经过多重反思和多重修正的。到最后，我们可能认识到有一些准则大概不会被再被改变了——这些准则就被我们视为具有权威性的了。用当今哲学里不怎么优雅的语言来讲，它们变成了我们“反思性平衡中经过考察的确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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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3710 在反思中，我们决定自己的道德和政治准则。当我们坚持反思的自由性时，坚持所有人反思的权利和责任时，我们坚持的是自主性，是自我立法。政治上的“自主性”其实是个比喻的说法，这种说法如此普遍以至于我们都忘记了它其实是来自18世纪的比喻。那时的政治革命的核心是通过共和管理实现“集体的自我立法”，这种集体的自我立法是字面意义上的。启蒙主义作为同时代思想上的革命，则借用了这个“公民自我制定法律，自我管理”的理念，在个人的层面做了一个类比和比喻——就如个体通过反思来决定正义和道德准则这个过程一样。[2]借用这个类比，任何法规（哪怕是合法指定的）都可以被视作不正义的，一旦它和任何“反思性平衡中经过考察的确信”产生矛盾的时候。康德的箴言“敢于认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WE，8：35）正是启蒙主义的革命性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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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3712 革命者们从来没法保持阵营的完全统一，在这里也不例外。在该如何理解反思自主性这一点上，并非所有的启蒙时代思想家都同意康德。对18世纪道德政治思想的研究表明，启蒙时代存不同的思想对应着对反思自主性的不同理解。我们应该分外小心，不要简单化那个时代的思想流派之间的分别和分歧。此书将主要侧重于对18世纪两个主流学派之间关于道德和政治反思的分析。第一个是理性主义学派。18世纪被称为是“理性的时代”的，我们对理性主义应该不陌生。第二个是情感主义，他们的学说表明18世纪并不是理性的天下，也是同情的时代。正是通过同情，经修正的反思性情感才得已在个体之间被分享。[3]这并不意味着启蒙主义的所有伦理和政治学者们都能被清晰地划归入“理性主义者”或是“情感主义者”的阵营。那时代的许多最伟大的思想家就明确地拒绝这个过于简单的划分，比如说卢梭。但是事实上，在18世纪确实存在着关于反思自主性本质的辩论。在这一场大辩论中，很多人明确地站在理性主义的阵营中，而另一些人则旗帜鲜明地站在情感主义的阵营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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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3714 启蒙情感主义的哲学家们大多是英国人，诸如沙夫茨伯里、巴特勒、哈奇森、休谟和斯密等；而其对立阵营，也就是那时代的理性主义者们则多是法国或德国人。但是这并不准确，我们不应该将学派上的分别联系到国别上。[5]英国也一样有很多理性主义者，比如塞缪尔·克拉克、威廉姆·沃拉斯顿和理查德·普莱斯等。在欧洲大陆上也有着很多情感主义者，最著名的就是赫德尔，还有他的老师康德在某一个时期也是个情感主义者。情感主义和理性主义不应该被看作基于国别的思想之争。而是关于反思自主性本质为何这个核心问题的，跨越国别的辩论，这个辩论贯穿了整个18世纪思想史，并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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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3716 无论如何，今日的哲学和政治学领域是被理性主义，而非情感主义的继承者统治的。相较于启蒙理性主义，启蒙情感主义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重视。我们常常将18世纪称为“理性的时代”就是最好的证明。今天的哲学家们仍在用纯粹理性主义的词汇来定义启蒙时代——哪怕他们已经认识到道德情感主义在18世纪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罗尔斯就将“启蒙自由主义”定义为“奠基于理性的，总体上自由又常常是世俗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可以通过对理性的直接诉求而支撑整个政治和道德体系。[6]因此，当规范理论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们重新开始认识到感情在我们道德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时，他们常常以为他们在拒斥整个启蒙时代的哲学，哪怕事实上，他们是在支持18世纪关于反思自主性的学派之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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