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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当亚当·斯密所讨论的题目在LJA和LJB中都能找到的时候，我更倾向于引用LJA（《1762—1763年的记录》）而不是LJB（《1766年的记录》）。虽然LJA未完成，也未发表，但是相较于LJB，它在许多问题的论述上更加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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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参见LJA，i.12，p.8。在这个意义上，自然权利和偶然权利之间的区分在现代自然法律理论中，是老生常谈了。哈奇森对这个区分的论述，参见2.5.1，Vol. I，p.293。更多关于亚当·斯密的这个区分，参见Neil MacCormick，“Adam Smith on Law”，Valpraiso University Law Review 15（1981），pp.243—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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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LJA，i.24—25，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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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因此我们不应该对《国富论》中这一点作过多的考虑。“由个人劳动所得的所有物，是任何所有物之源头根基，所以也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WN，I.x.c.12，p.138）劳动在个体最初获得所有物的过程中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亚当·斯密那里，审视者对个人劳动产物被掠夺的憎恶产生的同情，才是财产所有权最终的道德基础。这和洛克主义的将个人劳动混入个人所有物这个过程作为基础大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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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虽然亚当·斯密的同情论证中并没有谈到契约论，但是他有另一些对由契约而生的权利的同情论证。亚当·斯密认为，当一个契约被同意的时候，“被许诺者对于他应得什么的期望是合理的，公正的审视者也会同意的”。（LJA，ii.45，p.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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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虽然权威是可能被推翻的，但是这样做并没有什么权威性……这也不能上升为正当化抵抗已存在政府的理由。任何法律、判决都不能上升这样的权威性，或有任何这样的先例可供我们参考。”（LJA，v.138，p.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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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亚当·斯密所讨论的对整个人类的“扩大”了的同情大概是最接近哈奇森的“普遍仁爱”，以及休谟的对公众利益的同情。鉴于他的同情理论，亚当·斯密应该将他的同情限制于犯罪的受害者，因为在这里，我们对个体的同情足够让我们记得“对犯罪者的同情就是对无辜之人的残忍”。对所有人公众利益的考虑可以侧重和加强这种对个体的同情，而不是对总量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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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亚当·斯密在此处讨论了这个例子，LJA，ii.91，pp.104—105；LJB，182，p.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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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手稿片段和附注一起发表在Glasgow edition of TMS，Appendix II，pp.383—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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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Raphael，1972—1973，p.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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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同上，p.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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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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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康德以前的学生马库斯·赫兹在1771年告诉康德，他从他们共同的朋友大卫·弗兰德那得知，斯密是康德最钟爱的思想家。（引文见Ian Simpson Ross，The Life of Adam Smi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193）康德不识英文，但是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在1770年就被克里斯安·劳滕伯格翻译成了德语。康德阅读了休谟著作的德文译本。休谟除了《人性论》以外的大多著作都被翻译并收录入在1754到1756年间出版的四卷本德文版中（Vermischte Schriften）。在1760年之前，沙夫茨伯里和哈奇森的大多作品也都有了德文翻译，而且它们很多在康德的藏书中就能找到。关于这些译本的详情请参见后书的编者附录: Kant，Theoretical Philosophy，1755—1770.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David Walford and Ralf Meerbote. The Cambridge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Immanuel Ka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447—448。关于康德对英国道德情感主义的热情的大量历史证据，参见Manfred Kuehn，Kant: A Biograph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就如库恩重述的那样，康德最要好的朋友是乔瑟夫·格林，这个住在科尼斯堡的英国商人和康德一样对英国哲学有着浓厚兴趣。康德虽然不识英文，但通过格林、哈曼、克劳斯和赫德尔这些认识英文的朋友，康德可能有阅读这些文献的途径。比如说，哈曼就曾拥有一本英文版的休谟的《人性论》，并且将它借给过格林。（Kuehn，2001，p.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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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关于学界对康德研究的这一转移，参见Nancy Sherman，Making a Necessity of Virtue: Aristotle and Kant on Virtu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4。也参见Robert B. Louden，Kant’s Impure Ethics: From Rational Beings to Human Being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Susan Meld Shell，The Embodiment of Reason: Kant on Spirit，Generation and Commun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早些时候对康德的误解可能是源于之前的英美学界不能阅读德语，这一点由马西娅·巴伦于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的后一半提出，《道德的原则》直到1964年才被翻译成英文（参见Baron，Kantian Ethics Almost Without Apology. Ithaca，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5，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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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鉴于康德使用的一些德文词汇和英文词汇中关于同情，共情，怜悯，通情，同胞之情等，而这些德文词汇是无法完全和英文词汇对上号的，所以我一般都在我所用词汇后的括弧里写出了德文原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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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参见Allen Wood，Kant’s Ethical Though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17—49；Paul Guyer，Kant and the Experience of Freedom: Essays on Aesthetics and Moral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p.335—393；Baron，1995，pp.146—187。认为康德在试图排除我们的爱和同情这种误解可追溯到康德同时代的席勒的讽刺作品：《良心的谴责》（Scruples of Conscience）：我想要对我的朋友好，然而不幸的是，我想这样做来自倾向，我常常因我不够道德而困扰。《决定》（Decision）：除此以外别无他法！你必须鄙视他们，憎恶他们，这是义务所在。（Schiller，Xenien，The Philosophers，由伍德翻译，参见Wood，1999，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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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Sherman，1997，pp.1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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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关于这种特殊的感情的详细描述，参见Guyer，1993，pp.356—361；他还写到了康德自己在讲座中对这问题的讨论（LE，27: 498）。显而易见的是，康德自己在煽动学生的这种感情这一点上是十分熟练的；可参见R. B. 雅赫曼的报告，引用并翻译自Paul Arthur Schlipp，Kant’s Pre-Critical Ethics. Second Edition. Evanston，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38/1960，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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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相较于今天的用法，康德对“审美”这个词的应用是更加广泛的；它可以指称任何感情，而不仅仅是关于美和崇高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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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参见Nancy Sherman，“The Place of Emotions in Kantian Morality”. In Owen Flanagan and Amelie Oksenberg Rorty，eds.，Identity，Character and Morality: Essays in Moral Psychology. Cambridge，Mass.: MIT Press，1990，pp.149—170，pp.158—159。严格来说，谢尔曼的分析适用于更普遍意义上的感情；我在这里所引用的她的声称都是特别适用于同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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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Wood，1999，p.36。其他关于康德的“Perceptual Claim”的论述，参见Guyer，1993，pp.388—390，Baron，1995，pp.220—221；Christine M. Korsgaard，“From Duty and for the Sake of the Noble: Kant and Aristotle on Morally Good Action”. In Stephen Engstrom and Jennifer Whiting，eds.，Aristotle，Kant and the Stoics: Rethinking Happiness and Du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203—236，p.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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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值得注意的是，因为这一节，康德获得了一个令人惊讶的辩护者——尼采。就如卡特怀特观察到的那样（Cartwright，“Kant，Schopenhauer and Nietzsche on the Morality of Pit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5 【1984】，pp.83—98，p.84）尼采在19世纪80年代的笔记中直接引用了这一章节（后来被在《权力意志》中引用），他在这里过于简单的总结了康德对同情的反对。尼采写到：同情是柔软的感情，是道德的寄生虫：“世上没可能存在要增加这种疾病的义务。”如果一个人做善事仅因为同情，那么这个人做善事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他人。同情不依赖于道德律令而依赖于冲动；这是病态的。他人的痛苦影响我们；同情是一种感染。（Nietzsche，Der Wille zur Macht. Leipzig: Alfred Kröner，1906/1930. Translated by Walter Kaufmann and R. J. Hollingdale as The Will to Power. New York: Vintage，1968，section 368，p.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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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这样的尝试，参见Susan Mendus，“The Practical and the Pathological”，The Journal of Value Inquiry 19（1985），pp.235—243，p.241. 然而巴伦放弃了这种尝试，认为康德在这一点上就是弄错了，也因为此，巴伦在她的书（Kantian Ethics Almost Without Apology，1995，p.9，p.221）中觉得有必要为康德的这一错误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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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J. B. Schneewind，“Autonomy，Obligation and Virtue: An Overview of Kant’s Moral Philosophy”. In Paul Guyer，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309—341，p.311。类似观点参见Wood，p.8。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对以同情感情作为社会根基的反对，来自它自由人性的一面，也来自它会带来的不平等。比如康德认为贝卡利亚在反对死刑这一点上，“被同情之情影响过甚了”。（MM，6: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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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这里有一点有趣的是，尼采对同情的反对是关于不平等性的，施尼文德和伍德对同情的反对则恰恰是关于平等性的，参见Cartwright，1984，pp.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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