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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才能获得我可能得到的利益？这是个最简单也是最难问题。根本的难点在于，如果没有他人的同意，我就根本得不到我想得到的利益。他人是生活全部难题的根源。为什么不能去抢、去偷、去杀人放火？如果被告知因为人应该遵守伦理规范，这是一个浅薄轻浮的回答，甚至是谎言。真正的原因是“他人不同意”。他人的力量和可能的反抗是人们放弃去偷去抢的最终原因。假如把他人杀掉，那么自己也可能被杀掉，而且，杀人并不能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有意义。他人是个最大的悖论：他人一方面是每个人利益的限制，另一方面又是每个人生活全部意义的来源，无论痛苦还是幸福，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一切都与他人有关，因此每个人都绝对需要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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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一般比较诚实，而伦理学则有时会自我感动地用一些虚伪的道德呼唤掩埋严肃问题。政治哲学和伦理学共享许多问题，但各自的核心问题有所不同：伦理学的核心问题是幸福；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则是权力和利益。伦理学往往错误估计伦理规范的能力，可是在利益面前，规范是软弱无能的，如果不是完全徒劳的话。在古代很长时间里，政治哲学与伦理学没有明显区分，甚至政治哲学曾经被认为是伦理学的一部分。严酷的事实终于使人们发现伦理没有能力去对付和解决社会困难，人性自私的力量强过伦理规范太多，在坏世界里幻想好世界是典型的望梅止渴，因此，必须有政治哲学去深入研究坏的世界。如果没有把最坏的社会情况考虑在内就不是有效的研究，就等于在掩盖问题，于是，政治哲学不得不考虑人们不择手段谋私利的局面。在一个如此坏的世界里人们如何才能发展出某种制度以保证可以接受的生活，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当然，这绝非贬低伦理学的重要性，事实上伦理学另有重任，而且是政治哲学所无能为力的，那就是幸福问题。利益和幸福同样重要，而又无法互相替代。关于幸福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看我的伦理学著作《论可能生活》，里面有关于幸福的诚实讨论。在这里我们不讨论幸福，而将讨论权力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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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说，权力和利益是政治哲学要面对的事实，我们必须把事实化成问题，才构成研究。由权力和利益的事实（按照摩根索漂亮的说法是“作为利益的权力”）所能够化出来的问题很多，采取不同的分析框架就会产生不同的问题。柏拉图和孔子各自独立开创了至今一般视为最正宗的政治分析框架：统治制度。其核心问题是制度的治理能力和制度的正当性。柏拉图研究政治制度就像在研究人的卓越性（virtue），他认为国家之首善是公正，有了公正，国家就必定是正当的并且有政治效率。孔子则相信，如果一种制度的精神为“仁”，规章合“礼”，万事皆得“正名”，这种制度就必定是正当的并且有政治效率，即形成善治。从制度去分析政治问题是政治哲学经久不衰的主流。毛泽东和卡尔·施密特也各自独立地发现了一种独辟蹊径的政治分析框架：敌人意识。毛泽东甚至早于施米特看出划分敌友是根本性的政治意识【1】，不过施米特的论述更具学理性，他指出，正如真假是知识判断，善恶是道德判断，美丑是美学判断，敌友则是政治判断。这种关于敌人的问题意识可以追溯到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特别是追溯到基督教的异教徒意识，甚至追溯到柏拉图【2】。施密特的敌人意识虽然深刻，但也未免偏激，似乎应该弱化为异己意识比较合适。意识的政治分析能够解释一些由制度分析所无法解释的问题，特别是由文化或价值观的差异所导致的政治冲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就是敌人意识的当代表达，因此，意识的政治分析构成对制度分析的一种重要的补充。不过，无论是制度分析还是政治意识分析都还不是总揽式的分析框架（comprehensive framework）。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治—乱”概念似乎提供了一个总揽式分析框架，它大致相当于当代的博弈论提供的分析框架：冲突与合作。这个分析框架大概能够覆盖所有的政治问题，而且能够深化我们对政治制度和政治意识的理解，可以说是目前最优越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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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不准备讨论全部政治问题，而是有选择地讨论部分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选择标准大概是这样的：（1）所选问题都具有当代性和未来性，即使是非常古老的问题，也仍然具有当代性，而且尚未终结，所以又具有未来性；（2）所选问题不一定是政治学术文本中的问题，但一定是真正创造了历史进程的问题，因为有一些真正重要的政治问题并不是学术文本提出来的，而是生活事实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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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分析的方法论，我一如既往地坚持“无立场”分析。无立场分析经常被误解为反对或者放弃任何一种立场，其实，我所谓的无立场是：（1）反对任何一种立场的无条件权威和批评豁免权，或者说，思想就是思想，思想不专门服务于任何一个立场；（2）任何一个立场在特定条件下都可以有某种正确之处，都是理解问题的一个条件，因此，无立场地去看问题就是游移地从每个立场去看问题，如水一般地从一个立场流变到另一个立场。在某种意义上，无立场可以说是从老子的“水的方法论”中化出来的（老子最爱用水的暗喻）。也许读者会发现，在本书中，我的立场是不断变化的，在不同的问题上为不同的立场辩护，于是在各种观点之间形成自相矛盾。人类生活是复杂多变的，如果不是自相矛盾，反而是奇怪的，因此，每种道理本身必须是无矛盾的，各种道理之间又必定是互相矛盾的，这正是我要达到的思想效果。按照不同问题的特定情况而变换立场，类似于“无法之法”，就是无立场之法。书中讨论了多种政治问题以及多种重要观点，主要试图指出，伟大的哲学家们能够提出各种永远值得思考的理论，但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彻底摆平政治问题。从无立场的思想去看，没有完美的政治，只有动态正确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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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来研究形而上学，考察了许多呆主意，后来研究伦理学，考察了许多傻主意，再后来研究政治哲学，又考察了许多坏主意。人类心智大概如此，好在人类一直锲而不舍，指望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做成某些事情。本书意在求解那些关键的政治问题，但是正如其他真正重要的哲学问题，关键的政治问题都是永远的死结，都是无解的问题，至少目前看来是这样。我也同样不能给出所谓正确的答案，但仍然试图发现正确的求解之道。这就是以无立场之法所发现的：没有完美的政治，只有动态正确的政治。无论如何，人们需要想象一个最值得想象的政治世界，我的想象是天下制度，或者说是作为天下的世界。这是我近10年来着力推荐的最好政治。天下理论并不拘泥于周公之理，而是一种重新创作。本书所述的天下理论比我在《天下体系》中的论述有了许多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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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政治问题是在历史中逐步发展出来的并且使政治变得越来越复杂，于是本书也考虑到各种问题的历史顺序，但本书是理论著作，并非史学著作，更着重各种问题的理论关系，因此，各种问题的历史顺序并不完全如实，只是稍具历史感而已，不必严格追究。本书还涉及中西前人许多著名观点，主要选择的是一些有智慧的错误观点。有智慧的错误观点远比无智慧的四平八稳观点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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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仍然坚持认为，如果一本书对人没有用处，那是罪过。我希望这本书比马基雅维利的书更有用，马基雅维利只教人坏，我试图揭示如何对付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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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Carl Schmitt: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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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lato: Euthyphro, 7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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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 1．政治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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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理论假设的政治初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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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知道政治初始状态是什么样的，当然有许多基于人类学—社会学或者历史学理由的猜测，但哲学家们宁愿给出政治初始状态的理论假设。初始状态的假设是纯属理论虚构的一个实验状态，它不仅是解释政治如何发生的一种模拟，更重要的是给定了关于一切政治问题的一个条件清楚的理论环境。历史上“真实的”（其实不太真实）初始状态虽然重要，但任何一种真实的初始状态都是特殊的和偶然的历史语境，它所蕴含的政治问题未必能够覆盖所有可能出现的政治问题，因此需要在理论上创造一种能够覆盖所有政治问题的虚构语境。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不满足于关于一个事情的历史叙事而需要创造理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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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状态虽是理论虚构，但它对于说明真实生活必须是有效的，其有效性至少意味着：（1）在虚构的初始状态下开展的初始游戏与真实生活游戏之间必须是可通达的或可过渡的，或者说是足够相似的，大致能够反映真实生活的思维方式和策略选择模式。（2）作为思想实验的初始游戏所发现的普遍原理能够表达比真实情况更正确的博弈选择。这是因为，真实博弈有特殊语境和许多偶然因素，也就可能使人们做出冲动的错误选择。不过，追求“比真实更正确”的纯粹理论理想多少有些荒谬：理论或许更正确，但人们实际追求的未必是正确的事情，对于具体的生活，并没有充分理由能够证明“正确的”就是“更好的”，错误的行为往往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历史，许多人甚至宁愿要“错误的”生活。这就像真实世界中并没有严格的直线，人们也未必就认为严格的直线比不太直的线更好，但无论如何，理论上的直线对真实的不太直的直线仍然具有说明力，同样，作为理论实验的游戏就是试图发现比真实更正确的选择，以便更深刻地普遍理解生活。（3）初始游戏必须包含生活的最坏可能性。很显然，如果一种理论能够解决最坏可能性中的问题，就必定能够解决任何可能性中的问题。真实的初始状态所以不是最优的理论分析对象，也是因为真实状态可能不够极端，没有达到生活最差状态的极限，因此没有充分的说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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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假定：（1）初始游戏是一个尚未存在共同承认的游戏规则的特殊游戏，即一个无法度或无政府状态的游戏。初始游戏是在无限制的策略选择中进行的，没有什么是非法的或不允许的，人们将在充分的自由选择中形成共同认可的游戏规则。（2）既然每个博弈方都享有最大化的自由选择，就必定暴露出“前道德的”真面目，在充分自由的条件下去做他最想做的事情，此时，任何一个人的唯一限制就是他人的选择，任何人的选择不得不受到他人选择的制约。这是分析人与他人之间关系最彻底的理论环境，所有的规则和制度都将在人与他人的互相制约关系中产生。（3）初始游戏必定是一个生存博弈，其核心问题是如何由冲突形成合作，这也是政治哲学的总问题。在生存博弈中，人们有可能选择道德行为，但我们不能预设人们的道德觉悟，道德行为必须同时碰巧是具有生存优势的行为，否则是可疑的。宾默尔就曾经嘲笑哲学家太喜欢幻想对生活问题的道德解决，并且还把道德想象成康德式的理性先验绝对命令，可是道德游戏终究必须同时是生存游戏，否则根本行不通。【1】如果道德原则在生存博弈中是没有效率的，那么就是坏的原则。（4）每个博弈者都是“政治人”。流行的假设是“经济人”，即始终以理性计算去使自己利益最大化并且风险最小化的人。经济人假设对于分析狭义的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是比较合适的，但对于性质复杂的利益就未必能够以经济方式去计算，强为之则难免削足适履了，而且经济学所定义的理性也不足以表达人们在思考政治问题时所需要的理性。因此我们有理由改用政治人的假设。政治人除了考虑经济利益，还考虑权力，不仅考虑制度权力，而且还考虑精神权力，总之，政治人追求能够使自己处于优势地位的一切因素。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人们有时会为了精神权力而放弃某些经济利益甚至甘冒奇险。当把精神需要计算在内就会发现，某些对于经济人而言是非理性的行为，对于政治人来说却仍然是理性选择。只有把物质利益和精神需要都考虑在内才能够解释政治问题，所以我们选择政治人作为博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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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们给出过多种初始状态的设想，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可能是最知名的初始状态。比霍布斯更古老的荀子假设有着与之相似但别有深意的设想。《礼记·礼运》则相信早期社会是充分合作的“大同”社会，后来才变成私心压倒公心的“小康”社会。马克思主义的想象与《礼记》有某些相似，也相信在产生私心和冲突之前有过原始共产主义。卢梭的自然状态版本也很有名，他相信自然状态中人们虽有自然的不平等（体力和智力），但远不足以导致霍布斯想象的普遍的残酷冲突，因为那时还没有什么值得拼命争夺的东西，直到后来出现“万恶的私产”才使人激动到不要脸而去抢、去盗。比较晚近的初始状态构想有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游戏和艾克斯罗德的循环赛游戏，都是博弈论条件的实验状态。如此等等。这些想象都很有趣，当然都是理论构思，并非历史上真实的初始状态。这些构想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其中特别有价值的是霍布斯、荀子、罗尔斯和艾克斯罗德的方案，它们都比较接近初始游戏的有效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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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对初始状态的构思十分简洁有力：在形成有制度的社会之前的“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原子式个人，人人都贪生怕死、趋利避害、自私自利、漠视他人、见利忘义（准确地说，那时还没有义）而且不信任任何人，这一切特征都来自人天生的自我保全欲望这一最基本的自然事实。于是，每个人都是每个人的敌人，人们之间发生着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霍布斯知道这种人人互相为战的状态从来没有存在过，但是这种最坏状态确实反映在真实生活中，他举例说，人人互相猜忌、钩心斗角，人们外出旅行要带武器并且设法结伴而行，在家锁门，甚至箱子也要锁上，这些已经清楚地说明了人们对自己的同胞、子女和仆人是什么样的看法；至于发展军备，在边境上筑碉堡、架枪炮就更说明了人们对人类的看法【2】。当人们无法忍受自然状态而订立社会契约，就建立了国家和政治秩序以保证人们的安全和合作。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几乎满足了初始状态所必需的各种理论有效条件，唯一的缺点是其孤独个人的假设（这是西方现代理论的通病）。原子式个人的唯一作用是使人的问题简单化，好像把人变得更容易理解和计算，但却歪曲了人性事实，削减了人类情感的许多内容，这种简单化其实是单调化，因此无法解释比较复杂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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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假设与霍布斯假设有些相似，但涉及更深刻的问题。荀子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初始状态以及建立政治制度的必要性：“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3】荀子这一经典分析基于自然争乱假定，每个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导致无限争夺的乱世，所以政治问题就是如何去乱，现代的说法就是如何使冲突变成合作，而社会合作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政治制度。制度（礼）的本质就是“分”，即利益和权力的分配。但是，初始状态的荀子版与霍布斯版有一个重要区别，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是“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战争，整个生活全是冲突，人们忍受不了冲突而后寻求合作；荀子则相信，合作并非是在冲突之后才出现的人际关系，而是与冲突同时并存甚至先于冲突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合作正是导致冲突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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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更深刻地看到人类生存的两面性和悖论性：冲突会走向合作，可是合作也会导致冲突。荀子指出，人的能力如此弱小，甚至不及牛马，因此必定存在着某种在先的合作，所谓“人生不能无群”【4】。人不可能仅仅作为个体而生存，而必须是群体存在，否则无人能够生存，这是一个中国式的存在论原则：共存是任一存在的条件。因此，人际冲突往往并非源于独立个人之间的矛盾，反而是源于群体内部关系所导致的矛盾。情况大概是这样的：人们首先合作成为群体，而人人都要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人们虽然以合作方式创造了财富，而每个人都想多得多占，为了多占别人的便宜就必须把他人的利益最小化，因此，正是合作之后如何分利的问题才导致了冲突。所以荀子指出，从自然条件上看，人类所能够获得的利益永远不够满足每个人的欲望，人们就必定冲突，“物不能澹则必争”；而从社会条件上看，在有限的利益上没有形成人们普遍同意的合理分配，人们就要冲突，“群而无分则争”【5】。自然局限无法超越，于是，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就是建立合理分配利益的政治制度。荀子基于社会矛盾的初始状态假设比霍布斯基于个人矛盾的初始状态假设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冲突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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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把共存看做是任何一个人的存在条件，合作先于冲突，并且，分利不均导致冲突，这是极其深刻的见识。如果没有这个社会化的假设，就简化成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从自然冲突很难必然推出社会合作的要求，这是霍布斯版初始状态的一个漏洞。霍布斯把初始状态看做是自然状态，完全没有社会性，这一极端化的假设虽然使冲突显得尤其惊心动魄，但也使得从冲突向合作的演变缺乏必然理由，甚至连可以借力的条件都没有，似乎全靠偶然天才的制度发明，这难免可疑。假如按照霍布斯条件，个人之间的冲突虽然时有发生，但并不必然发展成为持续冲突，既然冲突使双方利益受损，双方很有可能选择互相回避而不一定冲突到底，除非其中一方具有胜者通吃的绝对实力（连动物都具有这一简单选择意识），否则，互相回避，各过各的生活，就是最好的选择。假使人们都异常好勇斗狠，坚决冲突到底，这样就更不会突然改变主意去寻求合作。冲突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合作，除非出现新的变量。霍布斯版缺乏把冲突转为合作的变量，所以说他们设计是不够严格的。荀子把共存看做是一个初始条件，这就避免了霍布斯的困难：人们只有互相依存才能生存，初级水平的合作足以建立人们对合作好处的依赖性，于是，生存压力和合作的诱惑构成了人们寻求更好合作之道的必然理由。初始状态的真正难题是，不完善的初始合作不能保证合理的利益瓜分而导致了冲突。无论人们多么自私，多么希望能够多占便宜，但终究不愿意放弃合作的好处，于是只好去改善初始的合作关系而发展出比较成熟合理的合作制度。在这个意义上，荀子比较可信地解决了从冲突到合作的必然转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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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的初始状态问题还有尤其深刻的另一层含义：尽管合作是人们生存的必要条件，但人们还是一定会发生冲突而破坏合作，因为人们太容易利令智昏，总是忍不住试图以更巧妙的策略去形成对己特别有利的不公正合作，因此，合作是产生冲突与合作的循环矛盾和技术升级的条件。这一悖论揭示了不可救药的人性，暗示了冲突和合作将是永远不能彻底解决的问题。可以发现，无论去设想冲突在先，还是合作在先而后冲突，都同样把问题落实在“冲突”上：给定人人自私，合作是如何可能的？什么才是众望所归的合作原则？荀子相信分配公正问题（所谓“分义”）是政治的核心问题，只要解决了分配公正，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这个看法非常接近现代观点，比如罗尔斯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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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荀子的初始状态版本优于霍布斯版本，但并不能完全覆盖霍布斯问题。霍布斯假设对于一般社会情况虽不合适，但对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却有良好的解释力，就是说，霍布斯理论对于国际政治是有效的。因此，荀子和霍布斯理论的结合就是一个比较充分的、很可能是迄今最好的初始状态理论，可以称作荀子—霍布斯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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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推出一个别出心裁的称作“无知之幕”的初始状态假设，这个充满魅力的假设虽有严重的缺点，但也有突出的优点，可以说是初始状态理论的一个重要推进。无知之幕是一个纯属想象的环境，虽然不真实但非常有理论意义。无知之幕意在制造人人平等的完全公平的博弈环境，由此迫使人们做出真正合理的选择。这正是罗尔斯的创意所在，他想考察在公平条件下人们所能够订立的社会契约是什么样的。由无知之幕这一“完全公平的”博弈环境所定义的初始状态中的博弈各方都是自私的经济人，完全无视别人的利益，又都是充分理性的，而无知之幕完全遮蔽了博弈各方的利益、身份、地位和偏好，人人对自身状况一无所知，不知道自己与他人在各方面的差异，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价值观点以及所处的社会和时代。【6】这相当于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甚至不知“魏晋”。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为了保证自身安全，就只能按照风险规避原则去设想一种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至于落入悲惨处境的社会制度。据说在无知之幕的公平条件下，人们理性选择的社会制度必定表现“公平公正”的两条基本原则【7】：（1）最大均等个人自由原则。人人都有平等权利去拥有最大程度的基本自由，而且，每个人的自由与他人的自由相容。（2）分配的平等主义原则，其中包括两个原则，核心是差异原则（the difference principle，其实是优待原则或者偏袒原则）。这说的是，既然社会和经济上总是存在不平等，那么就必须使之对处境最差的人最有利。并且，所有的职务和机会应该向所有人平等开放。关于这两条原则还有一条次序规则：原则（1）即自由原则优先于原则（2）即平等原则，就是说，如果两条原则形成冲突，自由原则必须优先被满足。罗尔斯相信，这样的选择就是人们真正需要的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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