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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统一支配心灵，使万众一心而形成巨大力量，巫术宗教也就需要统一，首领就会要求独家垄断宗教的话语权、解释权以及程序的决定权，就必须把宗教官方化，同时反对宗教民间化。一个最早的例子是中国远古时代发生的“绝地天通”事件。据说，蚩尤作乱虽被平息，但有严重社会后遗症，各个部族长期混战导致社会秩序和观念混乱，人们不讲忠信，尔虞我诈，结果人们都失去安全感，只好各自求神，家家祭祀，人人成巫，而由于祭神变成人人随便可为之事，也就失去了严肃性，各家财力又不足以维持祭祀的正规，不但无法表达诚意，反而变成对神灵的投机和欺骗行为，结果神灵降灾，民不聊生。于是，颛顼帝整顿了宗教活动，禁止民间那些不严肃而且混乱的宗教行为，使民间巫师们不再能够与天神来往，所谓“绝地天通”。但这当然不是取消宗教，而是把宗教活动收归政权，由官方垄断主持，变成政府的专利，所谓“民神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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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件的记载最早见于《尚书·吕刑》，但语焉不详，只说颛顼帝“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后来好学的楚昭王天真地求教观射父：假如没有绝地天通，“民将能登天乎？”观射父给了详细的政治解释：“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神异业，敬而不渎”，而后来“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威严，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于是颛顼“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14】。“绝地天通”这一事件似乎暗示着当时首领的政治意识已经开始成熟，已经发现意识形态统一性的重要。很显然，如果各个部族甚至家族都有自己的神，而且还都有自己通神之法，首领的权威就会被解构——至于所谓由此导致的天灾人祸还在其次，多半是欺骗性的政治措辞。能够通神意味着掌握了使人们信服的奇迹，意味着对人心的吸引力，在这个意义上，把握天命与支配人心是同一的，都是政治正当性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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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古代天主教教会也同样试图把精神生活的解释权变成一种政治专利，它与绝地天通的做法在政治意识上或有相通之处。有趣的是，路德宗教改革又似乎与“民神同位”的宗教民间化运动也有些相类，路德也是反对教会对通神权利的专有垄断，认为人人都能够直接向上帝诉说，无须由教士代劳。路德改革同样导致社会混乱与互相残杀。但路德改革的时代环境已经非常不同，不但没有失败，反而为现代的出现创造了重要的精神条件。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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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讨论了结盟、公正和精神权力这三个极其重要的政治问题的起源。由于远古情况不明，因此只能“合理推想”。但有一点几乎可以肯定，这三个问题为后世更加复杂的各种政治问题开辟了道路。按照摩尔根的看法，氏族社会还没有真正的政治，因为氏族所形成的只是“社会”，还不是“国家”，而只有国家才形成了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因为“国家的基础是地域而不是人身”【15】。如果以西方现代政治模式作为标准去追思，那么，在古希腊城邦政治出现之前的权力体系就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这种理解恐怕狭隘。以国家为政治的标准分析单位只属于西方政治模式，这不能覆盖所有的政治模式，比如说中国政治的标准分析单位就是天下（世界），而且，国家的形式也不限于西方的城邦以及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中国的国家就是“社会—国家”（society-state），社会—国家的规模可大可小，最大者即为天下。因此，政治成熟的标志并非由社会变成国家，而是社会的制度化。这是个制度合法化问题，主要表现为一个政治制度是否成为有正当理由的对整个社会实施普遍管理的稳定制度。至于政治制度采取的是什么样的形态（比如国家制度），则是相对次要的事情。有一个中国式的政治分析模式，可以称为“治—乱”模式，它对于分析制度问题很有用处，大概是说：如果一个制度能够为一个社会建立起普遍有效的合作秩序，因此对社会形成良好治理，就是政治有效的，谓之“治”，或多或少有些类似今天政治学的“善治”概念；如果一个制度是政治无效的，则谓之“乱”。治—乱模式从制度效率去理解政治，这是一个非常优越的政治分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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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政治制度是从两三千年前的制度创新开始的，特别是古希腊和中国的政治制度创新，至今仍然是最重要的政治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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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英］肯·宾默尔：《博弈论与社会契约》，第1卷，§1.2.4，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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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英］霍布斯：《利维坦》，94～9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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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荀子·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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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荀子·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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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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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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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p.60, p.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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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R. Axelord: Effective Choice in the Prisoner’s Dilemm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4
:3-25.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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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德瓦尔曾经有力地证明动物之间存在着与人类社会非常相似的“战争与和平”、“敌人与朋友”等政治模式。（参见［荷］德瓦尔：《猴、猩猩的故事：灵长目动物如何谋求和平》，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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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美］摩尔根：《古代社会》，第一章，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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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卡尔·施密特认为：“朋友原初仅仅是血缘朋友、血缘亲戚，或者是通过婚姻、盟誓、收养或相应的安排而成为亲属的人”，而现代意义上的私人化和心理化的“灵魂之友”是19世纪以来的事情。（参见《政治的概念》增补附论，21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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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阎明恕的《中国古代和亲史》（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详细地描述了中国古代和亲的情况。按其研究，中国和亲制度甚至可以追溯到黄帝时代，而一直到清朝都很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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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国语·楚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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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国语·楚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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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美］摩尔根：《古代社会》，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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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 2．城邦，民众和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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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常常听到人们在争论城邦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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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政治”（politics）一词源于“城邦”（polis）的概念，尽管后来的“政治”概念已经包括更多的意义，但其原义仍然暗中支配着西方对政治的理解。古希腊的辉煌成就数不胜数。城邦与哲学可能是古希腊留给后世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成就。除此之外，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成就是古希腊戏剧（还有运动会），它创造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大众文化，这一大众文化的精神水平如此之高，远胜于今天的“精英文化”。这多少说明了，大众文化未必非堕落不可【1】。古希腊的民众（demos）如此喜欢智力活动，这是一种幸运，它显然有助于古希腊民主政治的成功。城邦不仅开创了成熟的西方政治，而且创造了哲学。尽管哲学所讨论的不都是政治问题，但哲学这一意见对抗的讨论方式本身就是政治性的。尽管在政治哲学之前已经有了自然哲学的思考，但自然哲学其实是对世界的美学想象。古希腊哲学的发展转折点正是苏格拉底的政治哲学转向。苏格拉底转向确立了意见世界的对话—争论结构，这一对话结构定义了意见世界的政治性质。正如部族之间的单纯战争并不是政治，而谋求合作才是政治，意见之争也只有形成理性对话才具有政治性，否则就仅仅是市井争吵。政治性的意见之争需要城邦这一环境。列奥·斯特劳斯关于政治哲学的出现有个非常简明的解说：“政治哲学出现在雅典。所有政治行动的目的或为了守成或为了变革。想要守成，就是不想变坏；而要变革，则是想要变好。于是所有政治行动的指导思想总是某种关于好和坏的观点……当人们明确地试图获得关于好生活和好社会的知识，政治哲学就出现了”。【2】古希腊哲学因政治哲学转向而得以奇迹般地发展，而这在根本上要归功于城邦这一政治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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