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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政治制度是从两三千年前的制度创新开始的，特别是古希腊和中国的政治制度创新，至今仍然是最重要的政治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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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英］肯·宾默尔：《博弈论与社会契约》，第1卷，§1.2.4，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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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英］霍布斯：《利维坦》，94～9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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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荀子·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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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荀子·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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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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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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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p.60, p.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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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R. Axelord: Effective Choice in the Prisoner’s Dilemm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4
:3-25.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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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德瓦尔曾经有力地证明动物之间存在着与人类社会非常相似的“战争与和平”、“敌人与朋友”等政治模式。（参见［荷］德瓦尔：《猴、猩猩的故事：灵长目动物如何谋求和平》，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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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美］摩尔根：《古代社会》，第一章，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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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卡尔·施密特认为：“朋友原初仅仅是血缘朋友、血缘亲戚，或者是通过婚姻、盟誓、收养或相应的安排而成为亲属的人”，而现代意义上的私人化和心理化的“灵魂之友”是19世纪以来的事情。（参见《政治的概念》增补附论，21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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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阎明恕的《中国古代和亲史》（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详细地描述了中国古代和亲的情况。按其研究，中国和亲制度甚至可以追溯到黄帝时代，而一直到清朝都很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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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国语·楚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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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国语·楚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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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美］摩尔根：《古代社会》，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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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 2．城邦，民众和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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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常常听到人们在争论城邦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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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政治”（politics）一词源于“城邦”（polis）的概念，尽管后来的“政治”概念已经包括更多的意义，但其原义仍然暗中支配着西方对政治的理解。古希腊的辉煌成就数不胜数。城邦与哲学可能是古希腊留给后世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成就。除此之外，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成就是古希腊戏剧（还有运动会），它创造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大众文化，这一大众文化的精神水平如此之高，远胜于今天的“精英文化”。这多少说明了，大众文化未必非堕落不可【1】。古希腊的民众（demos）如此喜欢智力活动，这是一种幸运，它显然有助于古希腊民主政治的成功。城邦不仅开创了成熟的西方政治，而且创造了哲学。尽管哲学所讨论的不都是政治问题，但哲学这一意见对抗的讨论方式本身就是政治性的。尽管在政治哲学之前已经有了自然哲学的思考，但自然哲学其实是对世界的美学想象。古希腊哲学的发展转折点正是苏格拉底的政治哲学转向。苏格拉底转向确立了意见世界的对话—争论结构，这一对话结构定义了意见世界的政治性质。正如部族之间的单纯战争并不是政治，而谋求合作才是政治，意见之争也只有形成理性对话才具有政治性，否则就仅仅是市井争吵。政治性的意见之争需要城邦这一环境。列奥·斯特劳斯关于政治哲学的出现有个非常简明的解说：“政治哲学出现在雅典。所有政治行动的目的或为了守成或为了变革。想要守成，就是不想变坏；而要变革，则是想要变好。于是所有政治行动的指导思想总是某种关于好和坏的观点……当人们明确地试图获得关于好生活和好社会的知识，政治哲学就出现了”。【2】古希腊哲学因政治哲学转向而得以奇迹般地发展，而这在根本上要归功于城邦这一政治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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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创新。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我们先要问清楚什么是城邦。可现在常常听到人们在争论城邦的性质”【3】可以得知，即使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古希腊人自己也并不见得能够非常清楚地理解城邦的意义。亚里士多德相信理解城邦必须先理解公民，他的定义是：“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说他是那个城邦的公民；城邦的一般含义就是为了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4】城邦国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创新，这是个问题。阿伦特说：“城邦国家的兴起意味着人们获得了除其私人生活之外的第二种生活，即他的政治生活。这样每个公民都有了两个生存层次：在他的生活中，他自己的东西（idion）与公有的东西（koinon）。”【5】按照这个说法，城邦是个彻底的政治创新，它创造了公共生活。不过，喜欢没完没了追溯事情的连续性的历史学家们未必同意这个截然区分，他们会很快就从古希腊城邦的某些特征追溯到了荷马时代和迈锡尼时代甚至更早的时代。荷马时代有了在公共广场（agora）上的民众大会，这肯定没有错，《荷马史诗》比如《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都有所描写，不过荷马时代的agora似乎还不太民主，如果没有地位的人说了不得体的话还会挨揍。布罗代尔也写到，公元前2000年的克里特文明就已经有了很像古希腊的城市，比如克诺索斯有着古希腊那样的公共广场，人们可以在广场上自由言说【6】。不过早期的agora虽然已经是人们聚集和交易的场地，但大概比较粗陋，还没有特别明确的政治意义，地位远没有宫殿重要，像克诺索斯虽有agora，但主要标志是宫殿，以至于被称作“宫殿国家”（palace state），这显然不同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摩尔根也相信城邦政治并非“新鲜的原理”或者“独特的发明”，而是历史悠久的习惯制度。他指的是，在城邦之前的英雄时代里，古希腊部族本来早就有了酋长会议、民众大会（agora的原本意思）和作为最高统帅的军事首领（basileus），只不过这些制度后来被改造为元老院、公民大会和执政官【7】。这里产生两个重要问题：（1）既然在城邦之前，古希腊人就已经有了公共政治生活，多少类似于后来的民主形式（因为早已有了agora），那么，城邦在什么意义上是个政治创新？（2）如果城邦确实是个政治创新，那么，导致这种政治创新的条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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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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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古希腊城邦并非完全创新，而只是革新。为什么在城邦之前的古希腊人就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公共政治，由于缺乏足够的历史记载，就很难解释清楚了。而且，在历史问题上过分追溯，恐怕很快就把人类的各种生活方式追溯到动物世界而忽视了各种变化，这样恐怕有些走题。不仅是古希腊人，事实上许多原始部族都有“某种程度的”公共协商活动。比如按照传说，中国远古“五帝”时代也有类似公共协商的情况，那时的首领似乎比较大公无私，不仅愿意把领导权“禅让”给年富力强的杰出人物，同时还要征求人民的意见，这虽然不是公共选举制度，但类似于推举和公众评议制度。尽管不可能知道远古历史是如何“一步一步”进行的，但仍然可以在逻辑上分析出比较可能的情况。为什么在远古时代的部族首领愿意发展某种公共生活？可以这样想象，在生产和工艺技术水平都很低的远古时代，物质水平或物质财富非常有限，部族首领所能够享用的物质并不可能高出部族普通成员太多，特权所能够带来的物质私利并不构成让人一见就意志崩溃的诱惑（比如远古时代的“宫殿”也是非常简陋的，比一般民房也强不了多少，只是面积大一些而已），并没有太多纸醉金迷的东西。既然生活水平差距不大，以权谋私的意义也就不是很大，相反，权力所能够谋划的公益却很多。尤其重要的是，对于远古部族，公益无论对于普通成员还是对于首领都同样至关重要，因为没有人能够不依赖部族而生存，最强者也不例外，部族所有成员具有共荣共损的关系，比如说如果遇到外族的致命挑战，就有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危险。当时的生存条件决定了集体安全问题远重于个人私利，集体的安全是个人安全的保证，公利成为私利的必要条件，因此，在公共问题上群策群力，寻求万全之策，正是部族生存需要。而且，由于部族之间的残酷竞争，每个部族都必须保证团结才有力量，创造团结和公正的局面能够赢来万众归心的荣誉，而荣誉正是维持权威的保证，因此，对于远古的部族首领来说，强调公共利益和公共生活对于部族的生存和命运都应该是个有利的策略。因此，在古希腊城邦之前早有公共生活也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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