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76660
公民大会是公共领域的典型形式，除此之外，古希腊人在广场上的其他争论也同样显示了公共领域的存在。公民大会是在广场（agora）进行的。公民大会的前身，古希腊部族的集体大会就叫做agora。广场作为城市中公共空间的出现，对于确立政治公共领域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有形的物理空间对无形的精神活动有着强烈的心理暗示和诱导能力，这一点不应该被忽视。以雅典为例，在城邦建立过程中，人们扩建在高地的卫城，把原来的防卫工事扩大为宏伟的核心城堡，其中有许多公共神庙以及相关设施，在卫城邻近地区又建了巨大广场和政府机构，于是城邦拥有了完整的宗教中心和政治中心。神庙和广场属于城邦所有人，其空间足够聚众，是城邦的象征。当人们在广场聚集，所有的事情就在这个非私人的空间里被公开化而成为共同问题，信息在此公开而被分享，话语获得同时性的传播和反馈，不同意见可以在一起比较和讨论，正是神庙和广场在客观条件上使公众集体活动成为可能，而且赋予严肃的、分享的、共命运的气氛，它在城邦的政治化过程中具有特殊意义。正如韦尔南说的：“城市一旦以公众集会广场为中心，它就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城邦。”【14】
1703276661
1703276662
广场和神庙只是公共空间，它是政治公共领域的物质条件，政治公共领域的成立还需要精神条件。城邦的公共空间把古希腊推入一个“意见的世界”。人们的各种主观意见（doxa）都有了发言权和发言的地方，人人的意见好像都各有道理（logos），意见之争就成为城邦的一种基本生活。意见太多，道理也就太多，人们就不得不去寻找“真正的logos”，否则混乱的意见将导致混乱的生活。当时赫拉克里特就抱怨人人都自以为只有自己才有logos，而更糟的是，蠢人们无论听到什么logos都激动不已，这样，无稽之谈将埋葬真理。可以看出，精神世界同样存在着一个从“无序状态”（chaos）到“有序世界”（kosmos）的问题。这就是精神世界的政治问题。意见世界必定是个政治世界，而且是政治世界的根本所在。什么观念成为主导比什么人成为领导更重要，因为观念是行为、生活和制度的最终支配者。当城邦在意见世界里形成开放的政治，事关每个公民切身利益的城邦事务就成为人们共同关心和争论的对象，每个人都胸怀城邦，放眼万物，而每个人眼界的公共化同时就是政治化。由此很容易理解亚里士多德的著名断言：“人生来是政治动物，……在城邦之外非神即兽”【15】。所谓政治动物就是属于并且参与城邦公共生活的人，如果一个人不属于城邦，也就是不属于某个政治共同体，就没有进入人的生活。政治之外无大事，所以，置身政治之外就只能是高过政治的神或低于政治的兽。正如伯利克里所说的：“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所关心的不仅是他自己的事务，而且也关心国家事务……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说他根本没有事务。我们雅典人自己决定我们的政策，把决议提交来进行适当的讨论……最坏的是，没有适当讨论其后果就冒失开始行动。这一点是我们和其他人民不同的地方。”【16】自由公议而后民主抉择，这意味着理性和知识必须领导民主，这才是古希腊民主“和其他人民不同的地方”。至于古希腊民主的公议是否确实是“适当的讨论”，作为古希腊政治领袖的伯利克里当然是毫不犹豫地表扬了雅典，而许多哲学家却不以为然。
1703276663
1703276664
当城邦事务可以公开争论，不同意见之间就形成一种“比赛”（agon）。比赛从来就是古希腊人的一种基本精神，它恰好融合了古希腊人最喜欢的两种关系：争强和友爱。只有比赛才能够融合这样两种互相矛盾的事情。韦尔南指出，比赛的精神源于军事贵族在竞技中表现的一种高贵精神，人们普遍喜爱比赛所体现的平等关系：“任何竞争都意味着关系平等，竞争永远只能在同类人之间进行。”【17】与值得尊重的对手进行较量是一件荣耀的事情，而这种竞争又是在城邦的“自己人”之间进行的，它就又能够同时表现出伙伴的友爱。比赛传统在军事技术竞技之外的两个典型表现就是奥林匹亚运动会和广场的话语争论。争强和友爱至今仍然是运动会的基本精神，这无须多说。但是高贵的比赛精神在话语争论中却烟消云散，这意味着话语之争必定含有某种不共戴天的冲突。话语比赛的赛场就是广场，这是意见相左的人们在口才、论据、推论和分析方面的智力比赛，其背后实为政治比赛。意见世界本身就暗含政治性，意见一旦进入比赛，其政治性就淋漓尽致地显示出来，从而使意见斗争在根本上区别于任何其他比赛（比如军事竞技或运动会）。技术的可比性有着可共度的标准，而且，技术上的输赢并没有否定对方的尊严和价值，但是话语缺乏可共度标准，而且话语之争就是试图否定对方的价值，于是，至少在涉及价值观的问题上，意见的对抗往往是不可和解的。意见和话语的不可和解性奠定了政治的敌对性质。柏拉图多少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可以看做是后来施密特的敌友理论的最早预告。柏拉图在描述苏格拉底与欧绪富罗的讨论时说：“仇恨与愤怒，我的朋友，什么分歧才能产生仇恨与愤怒？”显然，如果在数目上有分歧可以通过计算解决，在尺寸长短上有分歧可以用尺子解决，如此等等，“那么什么事情的分歧才会使我们无法解决而互相仇恨成为敌人？……对与错，高尚与卑鄙，善与恶，这些事情使我们由分歧而敌对。”【18】可见，意见的比赛不仅明显削弱了比赛的友爱性质而突出了争斗性质，甚至可以发展出不共戴天的敌对性质。
1703276665
1703276666
在这个背景下，古希腊人发明了修辞术（rhetorike），其实就是雄辩术或花言巧语技术，它对于意见之争的重要性类似于格斗技术在军事对抗中的重要性。修辞术在智者派哲学家那里被发挥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变成诡辩绝技。高尔吉亚就相信修辞术是一项真正了不起的技艺，它是使用logos的技艺，专门用于说服人而支配人，比如说“用话语去说服法庭上的法官、议会的议员、公民大会上的民众”，其功效神奇到“使师傅变成你的奴隶，使商人不为自己赚钱而为他人去赚钱”【19】。苏格拉底对修辞术甚是厌恶，认为它是对logos的坏的使用，是对人们的思想误导，最终会导致人们思想败坏，于是他努力发展据说是源于芝诺的辩证法去克制修辞术，苏格拉底相信这才是使用logos的正确方式。古希腊时代的辩证法【20】主要是一种反驳技术，首先是芝诺的“归于不可能论证”（reductio ad impossibile），然后又发展为“归谬法”（reductio ad absurdum）【21】，这些逻辑技术虽然并不复杂，但足以揭露各种话语的自相矛盾。
1703276667
1703276668
迷恋崇拜logos构成了古希腊政治公共领域最重要的精神条件，古希腊人相信只要说出一套logos就足以服众（类似于说，有理走遍天下都不怕）。Logos崇拜使得人们在信息公开、意见公开和论辩公开的情况下都愿意使用理性去编造理由，而且以理性力量作为成功论证的标准，因此形成了理性化的公共领域，即一个以理服人的公共领域。理性与公共性的结合造就了古希腊公共领域的基本性质，至今仍然是最伟大的政治创造之一，而且成为欧洲最重要的政治传统。这个公共领域模式至少具有这样三个原则：（1）平等的语言关系，或者说，平等的意见关系。在意见之争中，成功话语决定权力，说服力决定成功话语，而理性道理决定说服力。（2）对称的信息关系。表现为各种问题、标准、程序和知识的公开。（3）可逆的人际关系。各人的社会地位虽然不同，但政治权利相等，因此在政治上没有人必须屈从别人的意见，而仅仅需要根据道理去承认或拒绝别人的意见。这三者保证了“公民”这个政治概念，并且规定了正确的民主概念——民主的要害问题不是投票，而在于公民拥有参政的平等权利和实现政治平等的公共领域。可以看出，缺乏公共领域的民主其实是伪民主。因此说，公民和公共领域才是古希腊真正伟大的政治遗产，而民主的投票选举制度则不是。令人遗憾的是，完全合格的公共领域在古希腊并不存在，至今尚未存在。公共领域的理想或许很完美，可是人性并不完美，这一点导致了公共领域的困难。今天的公共领域如果不说是名存实亡，就是面目皆非。不过，公共领域的基本矛盾即使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显露出来了，可见它是一个根源性的困难。这个困难在古希腊表现为前面提到的修辞术与辩证法之争，在今天则表现为宣传、炒作、作秀、诽谤、造谣与对话、论证、思想、理性之争。这个问题可以概括为意见与真理之争，它不仅是个根本性的知识论问题，同时是个极其重要的政治问题，因为政治的决胜，或者说，政治问题的解决，最后终究要落实为心灵的占领与殖民，就是说，在身体管理上的成功只是表面的政治成功（而且粗暴的人身管理模式终究会失败），在心灵治理上的成功才是无懈可击、可以高枕无忧的政治成功。
1703276669
1703276671
2.4 修辞术与辩证法之争
1703276672
1703276673
修辞术可以看做是最早的煽动技术，因此它天生是政治性的。它虽然使用逻辑，但逻辑往往只被用来貌似正确地推出错误结论（当然并非每次都是错误的结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分析，修辞术一般用于各种煽动性演说，如政治演说（肯定或者否定某种未来的事情），诉讼演说（肯定或者否定某种过去的事情）和典礼演说（肯定或者否定某种当下的事情）【22】。这些演说的主要问题都涉及价值判断，而且多半是可能之事而非必然之事，因此，修辞术的用力之处当然就在于诱导人们相信某种价值判断，所以在逻辑上经常不太严格也就不足为奇，甚至也许那些逻辑错误是故意的，因为严格的逻辑所能够说明的事情实在是太少了，对于鼓吹各种美丽幻想或者大胆主张显然不够用。亚里士多德对修辞术的定义是：“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23】修辞术往往表现为这样的做法：（1）选择人们所欲的或非常感兴趣的某些事物作为前提。这一步很重要，即使在未加论证的时候，人们就已经盲目地喜欢上那些可疑但是喜人的说法了，这样就在争取人心上先声夺人。（2）往往使用古希腊原本意义上的enthymeme式推论（修辞式推论），后来被称为省略三段论【24】。大概模式是这样的：前提p是一个或然事实，然后以可能P蕴含q而推出q。这样的推论当然没有必然性，事实上只能推出“可能q”。但不要紧，在实际论述中，滔滔之词很容易掩盖这个不很显眼的逻辑错误，而且这个推论方式在风格上最为积极肯定，有鼓舞人心的功效。正因为不太正确，所以生产率比较高，可以随便推出人们喜闻乐见的各种结论，而人们又确实喜欢并且迫切喜欢看到某种肯定性的结果被成功地“生产”出来。（3）使用一些在情感上打动人或情绪上激动人的比喻、暗喻或者象征等等手法，以及使用一些小机智和小机灵以使人佩服，伪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场面。那些暗喻和小机智虽然并非真理和智慧，但只要足以打动人，人们的智力就迅速降低，也就容易把胡说误读为真理和智慧了。这些以次充好的修辞手段到了现代仍然屡屡得手，可见现代人在智力上并无提高。
1703276674
1703276675
修辞术与政治互相促进，使古希腊涌现出无数狂逞口舌之便之徒，同时也使政治辩论空前热闹。智者派自己承认，既然任何问题都可以有相反的论证，这说明本来就没有属于事物本身的真善标准，城邦的人们觉得好的就是好的，这就是真善标准了。后世认为智者否定真理，这多少有些曲解，其实智者们相信的是，即使本来存在着真理，也是实际上不可能知道的，现实能够得到的可接受的东西无非就是人们共同同意的事情，因此，人们都觉得对的就算是对的。高尔吉亚在“海伦颂”中说：“如果每个人能够记住过去、知道现在、预见未来，那么语言的力量就不会那么大了。但实际上人们不能记住过去、不能知道现在、不能预见未来，所以虚构就容易了。”他还说：语言的能力足以支配灵魂，例如法庭辩论，“借助言辞的技巧，一席话就可以说服一大群人，而不管所说的是否真实”【25】。显然古希腊人已经意识到，既然任何一个观念都是主观意见，那么就不可能证明哪个观念是超越了意见的真理，于是，某个观念的胜出只能依靠意见的表达水平，也就是靠语言决胜。这似乎说明了政治无真理。就像菲德罗说的：“修辞家无须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公正，而只知道民众认为什么是公正就行了；无须知道真正的美和善，只知道民众觉得什么是美和善就行了。有效的说服在于民众意见而不在真理。”【26】
1703276676
1703276677
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却都怀抱更高理想，他们承认语言的力量，但决心从语言中发现正确的力量（这就是从logos发展出logic的理由【27】），以便拯救语言的堕落，把语言引上真理之路。真理被认为是判断什么是公正和不义之可靠依据，而公正又是城邦（国家）的最高目的和正当性依据。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推崇辩证法（dialektikos）。辩证法和修辞术是亲缘性的论辩技术，都是关于如何说话的技术，但有三个根本区别：（1）修辞术是叙述式的滔滔之词，而辩证法是问答式的论证与反驳。这一似乎有些表面化的区别其实有着深刻意义。连续的叙述意味着灌输，是单方面编织的一套宏论，而问答则承认他人心灵的自主性，是平等的对话者。问答显然符合比赛的传统高贵精神，对话不以愚弄或者欺骗对方为目的，任何人的话语都必须接受对方的理性审查，每个人的话语都必须经过他人的批判而被认定为正确才是正确的，因此，辩证法是一种反驳的技术而修辞术是推销的技术。（2）言论的互相反驳意味着言论必须能够经受言论的考验，为了能够反驳任何表达错误，或者为了找到不可能被驳倒的正确表达，语言必须约束自身，于是辩证法就从logos（言论）中发现了logic（逻辑）。逻辑的本质就是语言对自身的应用情况的约束和限制，就是语言对自身正当性的检查。尽管不能说诡辩和修辞术对逻辑没有贡献，但逻辑的主要规律确实是在辩证的道路上发现的。（3）既然辩证法以真理为目的，它就等于试图把语言的政治活动化归为知识活动，或者说，试图让合法的知识成为合法的政治论辩的依据。这样的话，政治就不得不超越意见而去寻求真理，而一旦真理成为话语之争的可共度标准，也就拯救了堕落为敌我关系的话语比赛，语言的公共领域将变成具有高尚精神的比赛，就像古希腊运动会那样。
1703276678
1703276679
不过，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寻求真理，虽然没有理由彻底否定这种可能性，但肯定难于上蜀道。苏格拉底自己使用辩证法讨论了大量问题，尽管他成功地反驳了许多谬误，却几乎没有获得任何一个正面的结论，无非达到了“自知无知”这样一个“智力茫然”的结果（aporia）。如果正确的思维方式并不能保证人们找到真理，这不仅导致知识论的困难，而且可能导致政治混乱。这个知识论困境典型地表现为“美诺悖论”。美诺诘问苏格拉底说：“苏格拉底呀，你怎么能够研究你一无所知的东西呢？你连它是什么都不知道，又怎么知道如何寻找它？就算碰巧遇到了它，你又怎么知道那就是你不知道而却在寻找的那个东西呢？”【28】这个悖论的严重性在于，假如不得不承认正确的思维方式在寻求真理上终究帮不上什么忙，那么，是否存在真理就对政治生活没有实际意义了。既然任何规章制度（nomos）都没有真理依据，那么“无知”就等于承认无标准，进一步就可以合法地蕴含行为上的“无赖”。阿里斯多芬在《云》中编造故事讥讽苏格拉底：有个无赖青年从苏格拉底那里学到了辩证法并且因此知道人人都“无知”，于是提出这样的论证：既然法律并非真理而是人定的，那我凭什么不能制定一个新法律，使“殴父”成为合法的？【29】可见，如果逻辑与知识只不过有助于排除错误，却不足以形成正确的观念，那么仍然等于没有标准。知识的这个局限性是意味深长的，它已经开始挑明了知识与价值是不可贯通的两个领域。苏格拉底不畏艰险试图打通这两个问题，从而消除人们在价值上的混乱而阻止社会堕落。虽然至今也没有充分理由证明苏格拉底的伟大事业完全是徒劳，但至少有理由说，知识确实无法推出价值，知识也不能用来否定价值。
1703276680
1703276681
如前所论，拥有公共领域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因为民主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人民来选择”，而还在于“人民能够选择对人民最有利的事情”。选择什么，这才是关键。如果人民由于信息不充分、知识局限、分析判断能力有限，甚至被蛊惑、宣传和炒作所误导，因此做出了对自己不利的错误选择，显然不能把这样的民主说成是人民想要的民主。因此，投票（选举）并不足以表达民主，真正的民主必须建立一个能够保证人民能够做出对人民自己有利选择的制度，这就是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就是知识和发言的公开，是一个由“说话”而决定政治选择的空间，人人可以说话意味着每个人的心灵都获得权利和权力，这样才真正形成了人民参政的政治制度。在这个意义上，古希腊人的最大政治贡献就是公共领域的发明。可是公共领域又引入了无比复杂的新问题，这就是我们以“修辞术与辩证法之争”所试图说明的政治困难。
1703276682
1703276683
这两条道路所定义的公共领域完全不同，因为它们所产生的知识运动或者信息运动完全不同，所定义的意见游戏规则也完全不同，因此将产生完全不同的政治。修辞术之路意味着公共领域将被煽动、蛊惑、宣传和炒作所左右，更煽、更装、更廉价的意见将胜出，将成功地引导并且代表大众走向错误。不过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政治煽动家们不仅误导民众，同时也在迎合民众，他们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而夸张地迎合民众的偏好，以加倍的愚蠢去抚慰民众。这种情况在古希腊时就已经不容乐观。如果以修辞术为准，那么，公共领域将变成一个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合法场所（与指鹿为马非常相似，苏格拉底的例子是“指驴为马”【30】），而如果可以合法地混淆是非，大众就非常可能被诱导去选择坏的事情而导致民主制度的失败。无论有什么样的偶然原因，苏格拉底这样的圣贤居然因为自由言论而死于民主制度，这说明了民主虽然似乎允许各种声音，但却未必容忍反民主的声音，甚至在对待反民主声音上表现得像专制一样残暴【31】。
1703276684
1703276685
辩证法之路意味着公共领域必须是一个由理性辩论所规定的语言游戏，只有经得起理性批判的意见才能够胜出，而经过理性选择的意见才能够代表大众的利益。表面上看，辩证法之路理所当然是正确的，但事情没有这样简单，至少存在着三个困难：（1）虽然x是比y更大的利益，但由于知识水平的限制，大众只能看到y因此只想要y，因此，x实际上是无效的。就是说，人们只会选择他们能够理解的东西，而不会选择虽然更好但不能理解的东西。（2）即使人们经过苏格拉底式的理性对话和分析而知道了x比y对自己更有利，但人们仍然有可能因为信念和价值观的原因而宁愿选择y。就是说，人们关于x的有效知识仍然不能保证人们必然选择x，因为知识不能说明一切问题，知识不可能代替或解决价值问题。（3）知识永远是有限的，因此，即使有知识能够证明x是比y更大的利益，人们仍然有理由怀疑x是否就是最大利益，因为没有办法证明关于x的知识就是最好的知识。因此，人们仍然有理由提出某种“更好的”想象去对抗知识。由于这些困难，一个由理性引导的公共领域仍然只是一种理想，其中的困难至今没有得到解决，这意味着充分好的民主至今还没有出现。
1703276686
1703276688
2.5 城邦政治没有理论但留下理论问题
1703276689
1703276690
关于古希腊民主政治，陈康先生提出过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尽管雅典民主制度的设计甚是周详，“但是很奇怪，这个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几乎寻找不出来”，而且，缺乏理论并非因为失传，“否则柏拉图在攻击民主政治时绝不能一字不提的”【32】。这确实有些奇怪。一般来说，尽管古代理论的表述总会比较简单一些，而且往往不太完整，但至少会有一些关于核心概念和基本理由的陈述，尤其是古希腊民主政治设计得如此复杂精致而没有理论，就更加奇怪了。在前面的讨论中所表达的“理论”其实是我们以今天的理论框架替古希腊人分析出来的，古希腊人自己未必是这样去思考的。古希腊人是怎样开始具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isonomia）、“平等的言论自由权利”（isegoria或isologia）以及“政治权力平等”（isocratia）这些意识的，恐怕很难确切知道了。韦尔南有个猜测很是有趣，他认为很可能与公元前7世纪出现的军事战术革新有关。在这之前，战斗英雄是荷马史诗式的个人英雄，他们具有好战的疯狂激情，“来自神的活力使他们变得怒不可遏”，加上万夫不挡之勇，因此以个人战绩获得荣誉和地位。后来出现了更有威力的重装步兵方阵，作战方式不再是单兵独斗，为了保证整体无坚不摧的战斗力，斗士们不得不抑制“个人战绩的诱惑”而坚守自己的位置，配合其他人步调一致地作战。军人的美德由“热血”变成“节制”。方阵把士兵变成可以任意替换的个体，“如同城邦把公民变成可以互换的个体一样”。韦尔南相信，这其中出现的精神状态转变对于城邦平等意识的形成很可能是决定性的【33】。当然，这个解释并没有真正解答陈康的疑问，甚至也不是城邦平等意识的必要条件，但它增进了我们的理解。或许还有其他种种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城邦政治却留下来几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
1703276691
1703276692
（1）没有公共领域的民主是坏民主。平等必须是充分有效的平等，否则就变成一种政治欺骗。如果没有公共领域，就等于拒绝了各种意见平等出场的权利，也就等于拒绝了少数人的发言权和参政权。民主最典型的欺骗形式就是允许民众对给定的某种意见或几种意见进行表决。很显然，那些给定的意见都有可能是非常错误的，有可能都是对人民不利的，或者并非人民真正想要的。可见，民主的要害不在于表决，而在于能够由民众自由选择对什么东西进行表决，或者说，在表决内容上的自由比表决形式上的自由更重要。真正的民主意味着任何一种意见都有权利参加政治竞争（哪怕是极其邪恶的意见），意味着人民参政的平等权利，而人民投票的平等权利还在其次。因此，一个不受权力支配的言论自由的公共领域才是民主的核心设置和最终保证。
1703276693
1703276694
（2）由修辞术所控制的公共领域是坏的。如果一个公共领域是完全自由的，那么，修辞术所代表的宣传、炒作、煽动、欺骗和引诱等等诈骗手法就都是合法的，这将导致错误的意见更容易胜出，而且是合法地胜出。以合法的方式去做错误的事情尤其危险，它使人民虽死而无可抱怨。错误意见所以更容易胜出，是因为修辞术在制造说服效果上可以不择手段，可以利用人性的各种弱点，这等于拥有更多的竞争资源。因此，公共领域必须有某种限制，但是，限制什么东西仍然是个问题，对公共领域的限制性规定有可能导致专制。
1703276695
1703276696
（3）以理性原则为准的公共领域是合格的公共领域。理性化的公共领域不承认完全彻底的自由，它设想的话语广场是个公正的广场而非自由市场，它给予任何意见自由参赛的政治权利，但需要限制竞争手段，它只承认理性论证是唯一合法的话语竞争方式。但理性化的公共领域是脆弱的，它所追求的真理是稀缺资源，在大多数事情上并无真理可言。如果放弃真理的要求，以高尚的价值标准去否定低俗的价值标准，却又等于取消了平等原则而变成某种专制。更难处理的是，即使在某些事情上确有真理，这个真理可能并非人们愿意接受的选择，因此真理有可能被拒绝而失效。假定“x将会给人们带来伤害”是一个真理，但是假如人们最喜欢x而不喜欢别的，因此“x给人们带来快乐”也是个真理。这说明各种真理之间有可能是互相矛盾的。这是一个比苏格拉底找不到真理的“智力迷茫”更严重的“智力迷茫”（aporia）：有了真理却无法抉择。
1703276697
1703276698
【1】 基托在《希腊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一书中论述说，几乎所有希腊“普通人”也都喜欢高水平的戏剧胜过那些庸俗的滑稽剧，并且认为，希腊人自愿选择了高水平的精神生活，而不是没有堕落的机会，因为那些庸俗的东西并非不存在，只不过仅仅作为消遣而已。可见大众不一定选择庸俗文化。
1703276699
1703276700
【2】 Leo Strauss: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9. p. 10.
1703276701
1703276702
【3】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0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703276703
1703276704
【4】 同上书，113页。
1703276705
1703276706
【5】 ［美］阿伦特：《人的条件》，1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703276707
1703276708
【6】 参见［法］布罗代尔：《地中海考古》，9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703276709
[
上一页 ]
[ :1.7032766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