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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Plato: Republic, 439d-44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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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Plato: Laws, 757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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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Plato: Republic, 433a-43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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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Plato: Republic, 416a-417b; Laws, 731d-74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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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Wittgenstein: Wittgenstein’s Lectures, Cambridge 1932 - 1935.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1932 - 33/§ 33 -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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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 4．从世界问题开始的天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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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当政治问题从世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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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的政治思路完全不同，中国政治不是从国家问题开始的，而是从世界问题开始的。不同的政治出发点蕴含着对政治问题的不同理解以及不同的解决方式，甚至开拓了不同的政治问题。从古希腊开始的西方政治思路和中国周朝开始的中国政治思路基本上覆盖了当今政治思想的问题域，而且这两种政治思路似乎有一种良好的问题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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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以世界问题为起点的政治思路就是中国周朝开创的天下体系。不过，从世界问题出发的中国政治思路究竟从什么年代开始萌发的，恐怕无法准确断定，后世文献把这一思路一直追认到尧舜禹汤的圣王时代。据说当时就有了天子统领“天下万国”【1】的政治合作体系，不过这是未经确证的传说，很可能是周朝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对前朝政治的重新理解和追认（关于圣王时代的最早文献基本上是周文本）。就比较可信的迹象去看，圣王时代的政治状况大概仍然是酋长部族的松散合作关系，圣王只不过是实力更强威望更高的盟主，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君主。如王国维所言之夏殷时代，“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2】。一个证据是，《尚书》所载，甚至到周早期仍然相当平等地称呼诸侯为“友邦君”【3】。不过同样根据《尚书》，圣王们似乎已经有了协调各部族关系的权力，所谓“协和万邦”【4】，以及审议统筹各部族共同大事的权力，例如治理洪水、制定时令和度量衡、规定礼乐贡赏，以及商议王位继承等等【5】。但这些制度看起来更像是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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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合理的想象是，圣王时期可能已有尚未制度化的某种政治倾向，可能是天下政治的某种准备，但夏商时代的天下共主并非天下的真正统治者，而只是具有霸主地位的盟主。考虑到其时技术条件仍然非常落后，物资交通能力有限，即使是强大的霸主也不可能普遍地东征西讨，至多是打败紧邻的几个部族，其他部族闻其威盛，见其势大，因此尊其为上，以求安全，如此而已。过分夸大远古政治能力和行政管理权力，恐不可信。圣王时代的政治虽然只是天下体系的准备，还没有完成制度化，但似乎开始有了天下的眼光，所以试图“协和万邦”。这一点意味着有了“世界性的”政治视野，但要落实为制度，必定是出现了什么特殊条件，否则不可能有如此超前的政治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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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确实的天下体系是从周朝开始的，或者说，世界成为一个政治存在，天下成为一种政治制度，这是周政治的创造。周朝所以能够建立一个以世界政治问题为核心的政治思维框架，必定有其特殊历史背景，但其政治立意之高远，仍然匪夷所思。政治思维从世界问题开始，而不是从国家问题开始，这是很不寻常的路径。部族社会合乎逻辑的演变应该是国家，因此，国家模式才是自然而然的政治思维。世界政治思维则是独特的，因为世界政治没有自然而然的政治前身，这种独一无二的政治思路不仅在古代是伟大创造，即使在今天仍是最前卫的政治观念，它提出的和暗含的政治问题甚至超出目前的政治现实而属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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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的天下制度据说是以周公为首的政治家集团的成就，但周公是个政治家而非理论家，他并没有为这一伟大制度给出理论，而只是提出了一些观念。后世诸子虽然发展了其中某些重要思想，但仍然没有形成哲学理论，因此，天下制度所蕴含的各种问题和思想长期以来只是松散的观念而没有完成理论化。这一点并不奇怪。西方的民主也是先有实践而后到现代才有比较完整的理论。鉴于天下政治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于未来社会的重要性，我们有理由把它进行理论化，这一理论化是对古典问题的重新创作，因此并不拘泥于古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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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7】。以往诸家更多注意的是周朝确立的礼治体系，这确实很重要，尤其对于解释中国社会更是根本依据。但周制度蕴含着更多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问题，而且是在今天越来越重要的理论问题，却一直没有被充分深入分析。正如古希腊政治提出了正义、公共领域和民主等政治问题，周朝政治则提出了天下、治乱、德治、和谐以及民心等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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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体系的创造是个奇迹。殷商时，周乃小邦，处于比较落后的西部地区，夏商的政治中心在东部。“小邦周”到底有多小，据史学家估计，其人口大概5万以上，最多6万～7万，战车300乘而已【8】。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外交水平很高，又有足以服人的盛德，在西部甚至中部的许多小国中颇具号召力。商朝核心领地是最发达地区，人口可能超过百万。周武王兴兵伐商，许多友邦会师助战。据说勇力过人的商纣王发兵70万来迎战，应该是夸张，有史学家认为最多是17万，恐怕还是夸张，对于百万之国，如果能出动7万兵马就算是倾巢出动了。总之，虽然商纣王兵马远多于周联军，但商纣王一向暴虐无道，大失军民之心，加上无考的原因诱发其中很大部分部队哗变倒戈，以致周武王一战成功，“血流漂杵”【9】而天下大定。周虽夺取了天下主位，也得到部分诸侯的支持，但殷商遗民人数众多，还有一些亲近殷商的诸侯以及一些本来就桀骜不驯的部族，人心未定，叛乱多发，多方皆需安抚，因此，以小邦而居天下主位的周政权面临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政治局面：如何用以小治大的方式做到以一治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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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以一治众的模式总是由一个最大最强的霸主来实现，这是自然统治方式。但周乃小邦，本部人口非常有限，显然不适合采用传统的霸主或盟主的那种依靠强力的统治方式，而必须寻找和发明一种不靠强力而靠信誉的统治方式，这只能是一种让众国万民都愿意给予稳定的政治承认和信任的全新制度。简单地说，周只能发明制度以代替强力，而且这个制度必须能够摆平万邦的利益冲突。当时部族众多，号称万邦，实际上周王未必知道到底有多少部族，虽然万邦所及地面有限，但在效果上相当于世界的感觉，因此，周要发明的制度必须把所有可能的政治实体都考虑在内，也就是必须把整个天下的可能情况考虑在内，于是，如何创造一个具有普遍正当性的世界政治制度，就成为周的首要政治问题。政治就从世界问题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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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性的政治制度把地理学上的大地变成具有政治学意义的天下，世界政治出现了，这是“世界治理”问题的第一次提出。“治乱”本是任何一个社会的问题，一国一族之内皆有治乱问题，但部族或国家规模小，社会问题就容易处理。老子认为小国寡民最容易安居乐业，相安无事，就是因为小国的治理最简单。治乱需要有行动能力，如果一个社会太大，超过政府的行动能力，就很难有效保证社会秩序了。由于技术和物质能力所限，中心政权不可能始终通过武力去维持万邦的秩序（万邦是夸张，据说有千邦【10】）。暴力虽强，总有力不能及的地方，尤其力不足以服人心，以“力”去证明和维持“天命”（相当于今天所谓的政治正当性），将是力不从心的。商之覆灭便是证明。何况周本部的实力并不强大，周所以能够借用诸侯的集体力量完全是因为它作为有德之邦的精神号召力（相当于“软实力”），而又时逢“竞于道德”的淳朴时代【11】，精神号召力比较管用。周虽以英主声望和国家道义形象去动员各国联军而克商，却不可能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维持长治久安的统治。周部族人口非常有限，这意味着真正可靠的“自己人”不足以应付可能的政治变乱。在古代社会，人口不仅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而且是最重要的政治资源，它是一切力量的基础。假如没有各部各国长期承认的政治合作，如果不能建立一个万邦和谐的政治世界，周政权自身并不足以长期维持其天下共主的地位，这一点既为近忧（殷商遗民众多），也为远虑（本部人少）。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一特殊的历史形势造就了一个意义深远的政治问题：世界政治成为国家政治的前提，有序世界成为有序国家的必要条件，或者说，世界之治成为一国之治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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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由于交通技术和地理知识的局限，其时人们实际知道的“世界”只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已，尽管对不明远方也有模糊的想象，但缺乏确实的知识。当时人们所知地域虽然不大，但它是被当成“世界”去看待的。真实面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世界意识，一种试图把整个世界以及所有国家考虑在内的总体政治意识。既然以一国威震万邦而称雄世界的霸权模式对于周政权并不适用，政治问题就发生根本变化。以小邦得天下并且承担起治理天下的责任，这一“以小治大”的局面已经在逻辑可能性上否定了以“硬实力”解决问题的模式，而必须变成以“软实力”去解决问题的模式。因此，周必须创造一个天下体系，一种世界共享的政治制度，它必须满足：（1）天下体系制度能够保证天下各国都获得足够大的权力和利益，以至于加入天下体系的好处明显大于独立在外的好处，从而使各国都愿意承认并且加入天下体系；（2）天下体系必须形成各国利益互相依存的互惠关系，从而保证天下和谐秩序；（3）天下体系必须能够发展各国都认可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文化事业，从而形成普遍有效的价值观。周公们在进行制度创新时，以德治为核心原则，也就是使万民的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并且把这一光荣归于远古圣王传统，所谓“德惟善政，政在养民”【12】。据说普遍德治能够惠及万民，协和万邦，礼乐教化而王天下。以德证天命（政治正当性），这是非常优越的策略。力不能远，唯德能远，只有德才能通行于世界，达于万民，传之万世，这是周公们的深刻发现。可以说，周的制度创新告别了以力统众的自然统治模式，而开创了以德安邦的文明统治模式。以力统众并非真正的政治，而只是自然的统治。只有建立了作为一种文化的统治制度，才开始了真正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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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的天下政治的重要性类似于古希腊城邦政治，尽管所选择的政治道路完全不同，但都同样开拓了深刻的政治问题，开创了真正的政治。一般地说，从国家出发并且以国家为单位去思考政治问题是常规模式（例如古希腊），因为这与通常的社会发展步调一致。人们通常总是属于某个国家，所以优先考虑国家利益。至于世界利益，则是非常遥远乃至无从想起的事情。即使有的帝国胸怀一统世界之雄心，所谋者只是无限扩大一国之利益和世界霸权，而没有考虑世界政治以及天下万民之公共利益。世界政治一直到全球化运动才开始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而且恐怕还要等到全球化运动充分发展之后才会成为最大的政治问题。而天下思想如此超前，这要归功于周政权在“以小治大”的局面下被激发的想象力。当然，周政权所建立的天下体系是一个君主分封政体，当时人们所能想象的政体只能是君主制，而且在古代社会里，君主制是很合适的。但就其理论潜力而言，天下体系可以是各种政体，绝不限于君主制度。只要一种政治制度能够负责世界的共同利益、保证世界和平、建立世界普遍合作关系，并且为世界万民所认可，就满足了天下体系的理论要求。天下体系的周经验至今很有参考价值，可以被看做是天下体系一种尝试和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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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天下作为饱满的世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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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是一个含义饱满的世界概念，其基本意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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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其地理学意义指“天底下所有土地”，即人类可以居住的整个世界，诗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3】。古之天下概念的“理论所指”是整个世界，但由于地理知识的局限，人们实际知道的世界并不太大，无非“九州”，只相当于今天数省面积。在汉的扩张之前，古中国实际控制的地面无非“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14】。由于受到海洋、高山和沙漠的限制，人们对外面世界只是略有所知，估计也有些往来，但在汉通西域之前，与外部世界的往来显然不多，因此相关知识既不丰富也不确实。不过在关于世界的想象上，也有眼界很大的学者，如邹衍想象的天下由多达81个九州组成，而中国只是其中之一。这个想象又过大了【15】。关于天下，有个问题在很长时间里不太明朗，这就是海洋。按理天下当然包括海洋，海洋也是天之下的自然存在。但从古中国的兴趣来说，海洋只是在理论上属于天下，却不受重视，古中国主要兴趣在土地，那是人能够居住的家园和生产劳动的资源，对海洋作为资源和领地的意义则缺乏认识，直到近代才明确了海洋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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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学或心理学意义上的天下还指所有土地上所有人的心思，即“民心”。人甚至比地更重要，对于社会和政治而言，人是比地更重要的资源。“得天下”的根本意思并不是获得了所有土地（当然这一点从未实现过），而是说获得万民之民心。如荀子曰：“取天下者，非负其土地而从之之谓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疆，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16】。《大学》曰：“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17】。民心表明了“天下”概念不仅是地理性的，而且是心理性的和社会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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