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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参见［德］康德：《永久和平论》，见《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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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道德经·五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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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管子·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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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卷1，460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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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荀子·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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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墨子·尚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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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费孝通：《乡土中国》，27页，北京，三联书店，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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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商君书·开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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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墨子·兼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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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 5．治与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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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好制度与坏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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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之崩溃，又成乱世，礼崩乐坏，诸侯相伐，争为霸主，兼并成风，战争与权谋成为主流。以当时条件而论，西周是个好社会（当然并非没有冲突），据说当时人们重视道德荣誉，人心淳朴，政府推行德治，可是西周还是崩溃了，这似乎意味着即使一个具有优越制度和政策的政权也很难长治久安。文学化的传统解释喜欢把政权的崩溃归于统治者腐败昏庸，这是流俗文人喜欢的解释套路。周幽王为讨女人喜欢而烽火戏诸侯之类的故事就是此类解释的一个典型。这种文学解释基本上不懂政治。其实历史上大多数皇帝都是腐败昏庸的，这不稀奇，腐败政权长期衰而不亡是常见事实，而那些腐败政权最后崩溃往往还是因为外部入侵、自然灾害、宫廷政变或者地方叛乱之类偶然情况，主要并非因为腐败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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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后期外有蛮族之患，内有诸侯坐大，这是事实，但仍然不是要害问题。西北游牧民族一直是中原政权的大患。游牧民族全民皆兵，而且勇猛过人。游牧民族有许多生活资料依赖中原，入侵中原去抢劫所需物资始终是一种诱惑。早期游牧民族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大异于中土，还没有意识到入主中原的长期利益，因此战争主要限于抢劫以及非常有限的必要扩张。假如游牧民族与中原能够建立公平稳定的贸易关系，抢劫性战争的积极性恐怕就会大大降低，可是中原物资丰富，对游牧民族没有物资依赖，与游牧民族建立稳定合理的贸易制度的积极性可能一直不高。而且，周推崇朴实生活，反对看重来自远方的“奢侈品”，如《尚书》所载，周虽通道于九夷八蛮，“四夷咸宾，无有远迩，毕献方物”，但周反对“玩物丧志”，主张“不贵异物”、“不宝远物”，甚至“犬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兽不育于国”【1】，周如此轻视远方物品，当然就缺乏积极性与夷狄建立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大规模贸易关系，这等于与蛮族缺乏实质性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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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吹嘘汤武德盖天下，惠及四夷，万邦宾服，其实大有可疑之处。核心王朝对蛮族各邦的所谓“德”似乎属于政治承认和尊重，这是很虚的好处，到底有什么样的实惠，记载无多，恐怕确实不多。蛮族从核心王朝那里没有明显所“得”，也就说不上王朝有多大的“德”。在理论上说，周很重视天下体系的万国互惠关系，但限于当时的经济水平，核心王朝没有意识到规模足够大而且稳定的经济通商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而更看重象征性或仪礼性的政治关系，这也许是许多狄戎蛮夷没有真正化入天下体系的原因。西周对屡屡犯边的游牧民族的报复性征讨除了劳民伤财，并无积极意义，反而暴露出军事弱点，最后亡于犬戎突袭——周幽王失信于诸侯而导致无人驰援只是戏剧性故事，并没有决定性意义，何况中原诸侯也未必胜过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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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东迁丧失了大部直辖地和人民，经济能力和政治威望都大大受损，实力甚至不如一个较大诸侯，再也无力管制诸侯了。东周的统治是靠诸侯的惯性或自觉性勉强维持的，诸侯在名义上仍然尊重周王，但如果涉及实质性利益就不会让步了。春秋早期郑国率先破坏天下秩序，兼并了一个小国。按照周制度，封国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如果没有天子的命令，就不得兼并或转让。兼并封国显然没有正当性，周不但无力管制，甚至没有政治谴责的记载。后来郑与周发生利益冲突，在战斗中射中周王并大败周师。这两个里程碑式的无礼行为宣告了诸侯在政治上独立于周王，周政权实际上已经从天下领导退化成一个政治符号，其地位不会超过今天的联合国，霸权国家都以匡助天子为名而打击其他国家，由此开创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新传统。同时，诸侯们为了竞争而纷纷扩军备战，大国连连兼并小国，还打破各种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礼乐宫殿规制，甚至自行升级为王（王即天子），如此等等，所谓礼崩乐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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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周成功摆平了外患以及胆大妄为的野心家，周的天下体系是否能够成为万世之治仍然非常可疑。据许倬云及葛志毅：周的分封在西周中后期就停止了，因为再也没有土地可分了【2】。这一点很重要，它正是周制度的一个深刻漏洞。且不说周所控制的土地有限，即使控制了整个世界，土地也终究是有限的，分封迟早要停止，后世的王亲功臣没有机会得到“应得的”分封，为天下公利去建功立业的激励消失了，而滋生了对既定制度的不平之心。按照周制，封国是世袭的，除非有重大错误，否则不能剥夺或改封，于是，诸侯的最好策略就是保守私业而不再为天下公利做出积极贡献。不犯错误比建功立业容易得多，发展自己的私业比发展天下公利更有吸引力，因此，那些既得利益者对天下公利也同样不再关心。周可能过分推崇德治仁政，其赏罚制度在实际执行中宽胜于严，封赏多于惩罚，诸侯实际拥有的权力和权利大于义务，宗主国对诸侯的依赖程度超过诸侯对宗主国的依赖程度，这样导致诸侯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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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周的德策略虽然优越，但施德能力或施德所需资源是有限的，人们很快就对其所得习以为常，不以为德了，当施德资源日渐耗竭，人们反而产生不满心理。如果只有“德”而没有“力”去作为可信的威胁，如果没有赏罚的平衡，人们对德就没有正确的认识。当能够给予人们的利益用尽了，制度就失去影响力。周虽拥有封赏与征伐的合法权力，也对一些叛乱进行过征伐，但周的思想宗旨是和平主义，主要策略是修德，在维持力的威慑方面没有足够的努力，周的军事力量至少在中后期就已经退化到不足以击败某个不臣邦国了，更别提维持天下安全了。由德与力的不对称、权利与义务不对称以及私利与公利不对称所构成的一系列制度不对称才是周制度慢慢崩溃的根本原因。周的衰落表明，好制度仍然对付不了坏人性，单纯的道德主义是一种政治失败，尽管是慢性失败。圣王们的道德主义可以创造暂时性的辉煌政治，但绝无可能保证人皆为尧舜。严格说来，周的衰落是必然的。即使周维持强大军事力量，也只能存在得更长一些，恐怕也不可能做到万世治平。制度是稳定的，可是生活和行为是活跃的，因此，破坏制度的机会总是很多，这是一切制度的一个根本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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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下主要是一个政治天下，并没有形成经济天下和社会天下。缺乏经济意义的政治关系是单薄的。周的经济是各地自给自足，众诸侯以及宗主国之间没有必要的经济互相依赖，尽管也有贸易通商的经济往来，但并非必需。这样，对于诸侯们来说，单纯的政治天下并没有形成各方之间足够丰富的利益关系，因此，诸侯之间的关系必定非常松散，与宗主国的关系也很松散。经济关系疏远，政治关系也不可能非常密切，很容易就退化为一种象征性和仪式性的政治关系。在周实际解体之前，诸侯就已经长期过着独立的生活，周后期的变乱事件只不过促使诸侯纷纷意识到自身的独立性。所以说，周的天下体系还不是一个饱满丰富的天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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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周天下的解体，诸侯全权负责各自的政治，所谓“政由方伯”【3】。诸侯之间的竞争关系形成“逐鹿”的乱世，军事和政治阴谋变成行为主流。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诸子百家的思想盛况经常与古希腊文明的发生同样被认为是思想奇迹，但其实很不相似。古希腊城邦的出现意味着生活的全面创新，城邦首先是政治性的，新政治带来了需要思考的新生活，古希腊城邦以创造性的政治带动了所有事情上的创造性思考。中国思想的原创时期其实是周而非春秋战国，周创制了全新的政治制度以及新伦理和美学生活，而周的崩溃使人们再次反思政治，先秦诸子百家面对的并不是一个从来未有的新世界，而是世界的解体，因此诸子百家思考的是如何克服乱世，而不是如何理解新世界。由于见解不一，方案各异，是谓“百家”。诸子皆从周思想中获得不同的思想灵感，因此不能把周思想归属于儒家，而应该把周思想看做是诸子所分享的共同资源。诸子的共同问题是如何去乱归治，重新建立有效的政治秩序。在诸种特别著名的治乱方案中，儒家和老子的选择尽管大不相同，但都属于保守主义，墨子是理想主义，而法家是现实主义。儒家的道德冲动胜过其理论水平，内容虽然丰富，但往往论证混乱，当时并不非常成功，但对后世影响最大；老子思想深刻，但比较偏激，其保守程度超过孔子，他想象的好社会甚至要退回到远古的小国寡民，这种想法在兼并成风的乱世显然不合时宜；墨子团体都是身怀绝技的人，对兼爱理念有着宗教般的热情，乐于无私地助弱抗强，在当时名气很大，但理想主义只会得到人们的颂扬，却不可能被普遍模仿，因此墨家不可能成功；法家思想简单有效，虽然严重片面，但触及一些要害问题，最适合富国强兵，所以终于助秦一统中国，但也终结了天下体系的实验，改变了中国政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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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政治的伦理学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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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崇周，梦想“复礼”，他把礼治理解为周政治之根本要义，相信复礼即可治乱。这一理解是创造性的，但弱化了周政治的力度。弱化了的周政治思想就是儒家。礼治只是周政治的一个侧面，周政治视角是很全面的，对政治各个方面力求平衡，并没有特别偏重礼治，比如《尚书》中《大诰》、《多士》、《多方》、《酒诰》等篇都显示周政权尤重刑政。实际上，在《尚书》和《逸周书》中看不出把礼治作为政治首要原则的倾向。孔子之“从周”实为重新理解和修改，以仁为德之主导，以礼治为政治，因此创造了儒家（儒家对礼如此偏爱可能是因为儒家源于周的礼乐之官）。孔子在给颜渊解释“为邦”时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4】，这表明儒家文化试图重新组合多个前朝的优点，但此种理想虽美，却似乎偏离国计民生问题，周公绝不会这样避重就轻地谈论政治。孔子把礼治夸张为政治根本，这导致中国政治的伦理学转向，这一转向对后世影响虽大，但却是一条可疑的政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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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政治核心是天下体系以及德和二策。天下体系是理解所有政治问题和政治关系的思想框架，是理解所有政治实体的合作关系的世界观，是以世界利益为核心的制度。在周制度中，刑政礼乐并重（即政治、法律和文化并重），并无偏重之迹象，而贯穿于刑政礼乐之中的指导原则是德和二策。周政治是很实在的，儒家政治则不太实在，这是根本差别。比如，周“德”之义远远大于伦理学意义，而且首先是政治学和经济学意义，其基本精神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在经济上使人民的利益最大化，在赏罚制度上公正无私并且尽量仁慈宽容。德策略揭示了一个政治秘密：民众的经济利益与统治者的政治利益正好重合，保证人民的经济利益就能够保证政权的政治权力，因此，德策略是民利与政权之间的最佳互动关系。至于礼乐，则是政治的文化表达，是政治的象征系统。礼以可识别的表征形式（待遇标准、礼仪程序、象征符号）去表现政治制度的实质内容。象征性表达对于政治非常重要，但毕竟是形式性的而不是实质性的，因此，礼从属于政治而不能代替政治。尽管儒家声称“从周”，但似乎没有正确理解政治问题的复杂性，往往忽视经济、法律和军事对于政治的实质性意义，夸大礼治的文化功效，把政治问题简化为伦理问题，却不知伦理无力解决政治问题，甚至保护不了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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