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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政治性消失了，政权更迭的理由就成为一个混乱问题，人们从来也没有真正说清楚到底什么是“正统”。通常把“全有天下，号令海内”看做是正统的标准，可是人们又往往试图把秦隋王莽以及元清排除在正统之外，于是只好寻求政治之外的伦理或文化的标准去进行解释，比如阴谋篡权或蛮夷人侵就算是“得位不正”。按照这样的标准，元与清固然不正，晋与宋也成问题（司马昭之心固然路人皆知，陈桥兵变也恐怕不算正当行为），甚至唐太宗和明成祖也很可疑，这样就剩不下什么了，也就形不成什么正统了。关于正统的理由如此混乱，皆因人们不好意思诚实地承认帝国的政权变更已经与政治正当性毫无关系，而仅仅遵循了成王败寇原则。相比之下，敢作敢当的皇帝们更容易诚实地承认成王败寇原则，而伪善文人们才容易卷入愚蠢混乱的讨论。例如朱元璋坦诚认为：“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又曰“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61】，于是在1373年所建历代帝王庙中把元世祖与三皇五帝并祀，承认其正统。无论承认成王败寇还是纠缠于正统的糊涂含义，都意味着屏蔽了政治正当性问题。一直到民国的国民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革命才恢复了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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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制度是一项惊人的政治创造，但这一政治创造却又是反政治的，是对政治问题的否定，这使得它具有悖论性质。由于帝国领土广大，人口众多，中央政府无法直接操纵民众，法令政策也无法直达民众，为了解决鞭长莫及的问题，分层别类的官僚制度就是最优选择。虽然自古就有官员制度（officialdom），但职权分工不够细致，权力过于笼统，不清不楚，没有专业化、职业化和规范化，权力的实际有效性要依靠个人魅力和权谋去确定，这样的管理机制对于比较小的社会是可行的，但对于大规模社会来说，权力界定不清、行政规范不明、管理效率不定的原始管理制度就远远不够了，而成熟的官僚制度（bureaucracy）就成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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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制度保证了管理的渗透力和统治的有效性，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成功和先进的制度发明。西方几乎到19世纪才有真正成熟的官僚制度，不过，西方官僚制度虽然大大晚于中国，但它却更严格，按照韦伯的观点，西方现代官僚制度才是真正有效的官僚制度，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典型地表达了现代“合理性”（rationality）观念，是一个技术化、专业化、职业化特别是非人格化的只认法规不认人的科层管理制度，因此具有可靠效率，几乎是“机械式的”运作【62】。不过韦伯对官僚制度效率的描述有些可疑，韦伯依据的是普鲁士式官僚体制的效率，而这一效率更可能来自普鲁士的严明纪律传统，而别的地方的官僚体制就没有那么高效了。按照韦伯的“理想的”官僚制度，中国官僚制度大概就不太标准了，至少不符合法规至上的非人格化标准，因此终究是人治而非法治。假定韦伯是对的，中国官僚制度就应该无效率，甚至导致社会混乱，可是这与历史事实不符，中国官僚统治非常成功。也许问题在于所谓的“效率”指的是什么方面的效率，如果指的是公共利益、公共服务和社会发展成就等公共事业，中国官僚制度就确实是无效率的；如果指的是维持政府的统治和驯服民众，则很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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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帝国回避了政治理想、政治正当性以及社会公利等问题，而只考虑统治的“千秋万代”问题，政治就变成统治，而行政管理本来只是政治的一个手段，现在却变成了政治本身，政治就变质了。当政治手段错位地变成了政治目的，政治就是反政治。官僚制度和官僚集团变成了国家的核心和统治权力的实际所在，皇帝虽然拥有“一切”权力，但既然事事必须依靠官僚去代理统治，官僚集团就在实际上拥有大部分资源的使用权和管理权，因此掌握了国家的主要权力，至少是国家权力的执行权，这样就无可避免地导致了官僚集团与皇家在利益上的不一致，也导致了地方与中央在利益上的不一致，由此帝国虽以忠君作为最高伦理原则，却很少有真正忠君的官僚。这并非因为官员道德水平低下（没有证据表明官员道德水平低于民众），既然官僚集团掌握了实权，官僚们就自然要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可能优先考虑国家利益，因为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都与官僚利益相矛盾。这是官僚制度本身所蕴含的必然性，官僚制度本来应该是一种行政服务制度，但这种行政服务制度又同时是权力使用制度，这就形成了官僚制度的内在矛盾。因此，帝国的“政治”问题主要是官僚集团与皇家的博弈，而在现代专制国家则表现为地方官僚集团与中央政府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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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政治制度缺失而只有统治制度，这一严重的制度不健全必然一方面生产大量暴君昏君，另一方面生产大量贪官奸臣，这是非常匹配的互动关系。皇帝为了证明皇权是最高权力，就往往滥用暴力，因为暴力是权力的最清晰、最可信、最直接的最后证明；另一方面，在暴力上官僚无法与皇帝竞争，于是就以欺骗和诱骗去对抗皇权。双方的策略都非常得当，都是有利于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策略。于是，政治博弈退化为行政博弈。权谋游戏虽然显示了高水平的智力，但精神水平极低，几乎没有任何精神性的意义，毫无理想追求，道德和美学的价值都退化到趋近于零，只剩下单纯的无耻斗争。秦汉以来中国历史所记载的“政治斗争”其实都没有什么政治意义，只是一些荒谬、残酷、变态、阴毒的宫廷斗争、朝廷斗争以及地方与中央的斗争，都是为权力而权力、为利益而利益的单纯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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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期和整体来看，在皇帝与官僚集团的竞赛中，或者在中央与地方的竞赛中，官僚集团才是真正的胜利者。尽管总有某些官僚被气急败坏的皇帝杀掉，也总有某些官僚在竞争中失利，但官僚集团在总体上总是取得胜利，这是因为，尽管皇帝拥有最后的生杀大权，好像掌握了终极主动权，但皇帝终究不得不依靠官僚集团去执行统治，否则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于是实际上是被动方。而且，对官僚集团的斗争一旦太过分，就等于是统治上的自杀行为，类似伤害自己的耳目和四肢。只要皇帝对官僚集团的斗争足够强有力，就会导致统治失效和失败，因为官僚集团不再与皇帝合作，官僚们将离心离德乃至众叛亲离。因此，允许官僚腐败弄权是使得官僚愿意与皇帝合作的重要条件。另外，皇帝以暴力作为斗争手段，官僚们很容易根据“形势”而避其锋芒，而官僚所采取的欺骗和诱骗策略则具有良好隐蔽性，很难被揭穿，即使能够揭穿，收集信息的成本显然太高，而且还是需要通过官僚去完成这项工作，这又将再度受骗。因此，皇帝在与官僚集团的竞争中有着天然劣势，除非出现才智过人的英主，其不可思议的权术和阴谋甚至超过官僚，才可能取得短暂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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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阴谋和权术事关生死存亡，因此，关于阴谋和权术的研究压倒了关于政治制度和理念的思考，使政治文化退化为阴谋文化。在帝国时代，儒家和法家在不同方面和层次上各自取得了胜利：儒家观念取得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它被整个统治集团（包括皇帝和官僚集团）用于欺骗与互相欺骗，尤其用于全民宣传而成为冠冕堂皇的主流话语；另一方面，法家的权谋和阴谋技术，所谓“术”，则成为整个社会心照不宣的生存技巧，不仅是统治集团的博弈策略，也是全民的博弈策略。由于权术绝非可歌可泣之事，人人心知肚明，所以全民宁愿假装权术只是旁门左道并且假装鄙视权术，事实上，权术的社会影响力即使不是远远超过至少也绝不小于礼教伦理。通常的情况是，权术用于为自己谋利益，而伦理用于诱导他人为自己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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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制度所导致的统治模式变化是极其深刻的。官僚集团这一职业化的管理阶层阻止了皇帝与人民的直接联系，皇帝不得不依赖官僚去代理一切统治，于是，政治生活在帝国制度中被切割为两个层次：一是皇帝与官僚的关系，另一个是官僚与民众的关系，只有官僚才能够上通下达。这与远古圣王时代非常不同，圣王们不仅是天子，同时也是部族首领，而且辅助圣王的那些贵族也是部族高层，首领、贵族和子民对部族有着共同的身份认同，都是“一家”之成员，部族成员对部族的共同利益以及共同情感和信念都有着一致的关心，这样，首领与任何一个成员之间的关系就具有直接性，即使没有实际上的接触（因为成员众多），利益、情感和信念的一致性也已经蕴含了直接沟通和合作关系，就是说，首领与子民之间有着共同承认的、随时可以落实为交往行动的心灵沟通关系，因为首领与子民都是部族的自己人，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圣王时代特别重视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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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王时代，有可能破坏部族内部团结的是“人神关系”，假如家家甚至人人都可以通过独特的巫术而得到神的特别照顾，部族共同体的一致性就容易被破坏，所以圣王才会坚持“绝地天通”的政策【63】，否定民间宗教的自主性，把通神的权力由民间收归为由首领把握的公有权力，这是非常高明的政治。自从帝国把社会关系变成了行政管理关系，而帝国又没有创造新的共同政治理想，皇帝与人民之间不存在共享利益，当皇帝依靠官僚集团去统治人民，官僚集团就成为皇帝与人民之间的中介，又因为官僚集团试图把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其最佳策略就必定是“绝帝民通”，或者说是“绝上下通”。只有上下不通，上下就都不得不依赖官僚的操作，官僚作为中介才能使权力最大程度地集中在官僚手里，于是必定欺上瞒下，谄上压下，于中取利，结果形成了人民最痛恨的官官相护以及皇帝最痛恨的结党营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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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基本上由官僚集团操盘，而官僚集团又创造了“绝上下通”的权力策略，这样既危害国家利益又危害人民利益。官僚集团谋求利益最大化，就只好挤掉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而国家利益归根到底是人民利益的一种保障，因此从根本上说是挤掉了人民的利益。皇帝是官僚集团的唯一压力，但除了个别明君能够意识到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是长治久安的基础之外，目光短浅的大多数昏君只好默许官僚集团的利益膨胀。一般情况下，官僚集团总能够成功地把官僚利益的最大化推进到人民所能够忍受的临界线，而中国人民一向能忍，所以帝国政权往往长时间垂而不死。荒谬的是，官僚集团所以能够保持其“绝上下通”的优势地位，是因为官僚统治一旦形成就别无选择，它是国家唯一的垄断性管理集团，不存在市场竞争，不会破产，无论是皇帝还是人民，即使对它所提供的管理服务感到忍无可忍，也不可能到别处寻求管理服务，因为官僚是唯一的“此处”，没有什么“别处”可求。官僚集团非常类似于唯一的垄断企业，它超越了市场竞争和制约，人们别无选择。皇帝急了无非是杀掉换掉少数官僚，但对于整个局面是杯水车薪；人民急了无非发动暴乱，所谓官逼民反，即使成功也无济于事，人们早已告别了政治思维，起义成功无非是换了政府，换另一些人来做与过去一样糟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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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的另一重要发明是与官僚制度密切相配合的科举制。当代不少人盛赞科举制，但是，其得其失，仍需进一步分析。科举制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制度发明，它给智力比较优越的人提供了一条做官谋利的直通道。官僚制度决定了做官最能够谋利，因此，做官是中华帝国社会里大多数人心中的最高价值，于是，科举制有效地使统治集团与智力精英集团形成稳定的政治同盟，从而保证了统治的稳定性。对于任何统治来说，智力精英都是最危险的潜在反叛力量，因为他们更有能力制造新的政治理念和话语，有能力进行强大的宣传煽动，也有更强的组织能力去发动各种可能的变乱，总之，智力精英构成了一切社会变数的根源，因此，如果统治集团不能与智力精英集团形成政治同盟，那将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就智力精英集团中的大多数人来说，除了智力比较优越，其道德水平并不优于大多数普通人，甚至更低也未可知。科举制开辟了直通“黄金屋”和“颜如玉”的“人上人”之路，利用人性弱点而成功摆平了智力精英集团，堪称创造了统治集团与智力精英集团之政治联盟典范。中华帝国能够维持长期统治，主要与官僚制度和科举制度这两项制度发明有关：官僚制摆平了民众，科举制摆平了智力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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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科举制与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家相结合，以儒家意识形态的知识作为科举标准，则又严重破坏了国家智力事业的发展，这一在智力事业上的严重失误几乎抵消了科举制在社会治理上的优势。当一个国家把某种观念规定为国家意识形态并且把它定义为不容置疑的“天经地义”，就已经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它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智力事业的创造性。只给智力活动规定一条道路而堵住其他可能性，就等于只保留一种智力资源而抛弃了其他一切资源，这样，国家的智力储备必定非常贫乏。而且，仅剩下的思想道路被规定为国家意识形态之后，其不容置疑的地位又使其自身的发展失去积极性，为了更容易获得更大的政治支持，人们就宁愿按照“政治正确”标准去选择复制性的知识再生产而放弃思想创新，结果，国家的智力仓库不仅资源品种贫乏而且几乎没有新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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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举制之前，以儒家为主导的官学已经控制了主要学术资源。作为科举制的前身的察举制也以儒家的品德学识作为主要的评价标准，但仍然保留着有限的智力自由空间。察举制不够规范化，因此为科举制所取代。科举制似乎成功地鼓励了人们学习知识的普遍热情，但儒家意识形态却被规定为唯一的学习内容，人们修习到的只是一些复制性的知识。按照官僚帝国的制度，只有学好了意识形态才能做官，而做官是这个社会中能够以智力投资而获得最大利益的唯一途径，这样的诱惑基本上否定了其他所有智力投资方向，帝国的智力事业就萎缩成为学习儒家意识形态。这种学习不是为了发展和创新，而是为了不断重复、不断体会而巩固既定观念，这种永远自身复制的意识形态几乎彻底摧毁了帝国的智力事业，使思想和精神成为荒漠。这才是帝国在外部挑战下不堪一击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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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任何一种思想或者知识都是为了解决某个问题或者开拓某种眼界，可是意识形态的目的是为了复制自身，这不是思想，而是反思想，而反对思想必定反对自由，因此，意识形态的本质是反思想和反自由。在意识形态控制下，人们残存的创造性就只能用于“文采”，遣词造句花样文章，如此而已。帝国的智力事业稀薄到主要剩下诗词文章。这些文采上的成就虽然迷人，却无法解决任何真实问题，无法用于国计民生与治乱兴亡。当意识形态的无穷复制使国家智力事业几近枯竭，国家就失去了所有力量，因为无论软力量还是硬力量终究都要依靠智力事业去创造和维持，智力事业的终结就是国家政治的终结。所以说，帝国选择把儒家意识形态当作科举内容，这样固然能够加强儒家意识形态的统治进而加固帝国的行政统治，但这却以摧毁国家智力事业作为代价，这是得不偿失的政治自杀行为。帝国最后崩溃时，国家无可救药，百病暴露无遗，已经说明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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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所创造的官僚制度、科举制度和伦理化意识形态就每一样本身而言，尽管有弊病，但没有一样是致命的，甚至每一种本身都是非常高明的，然而当三者结合为一，不但互相抵消了优点，而且互相放大了弊病，从而形成不可救药的社会体制。帝国在统治上相当成功，但在政治上却很失败，政治失败又导致智力事业的失败，当智力事业彻底失败，无论多么老谋深算的统治技术都将无力回天，因为那时国家的危机已经不是统治的稳定，而是无力经受任何外部挑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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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尚书·旅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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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许倬云：《西周史：增补本》，311页；葛志毅：《周代分封制度研究》，229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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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史记·周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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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论语·卫灵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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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周礼·天官·大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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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礼记·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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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论语·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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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礼记·礼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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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孟子·梁惠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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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吴思：《潜规则》，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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