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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举制之前，以儒家为主导的官学已经控制了主要学术资源。作为科举制的前身的察举制也以儒家的品德学识作为主要的评价标准，但仍然保留着有限的智力自由空间。察举制不够规范化，因此为科举制所取代。科举制似乎成功地鼓励了人们学习知识的普遍热情，但儒家意识形态却被规定为唯一的学习内容，人们修习到的只是一些复制性的知识。按照官僚帝国的制度，只有学好了意识形态才能做官，而做官是这个社会中能够以智力投资而获得最大利益的唯一途径，这样的诱惑基本上否定了其他所有智力投资方向，帝国的智力事业就萎缩成为学习儒家意识形态。这种学习不是为了发展和创新，而是为了不断重复、不断体会而巩固既定观念，这种永远自身复制的意识形态几乎彻底摧毁了帝国的智力事业，使思想和精神成为荒漠。这才是帝国在外部挑战下不堪一击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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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任何一种思想或者知识都是为了解决某个问题或者开拓某种眼界，可是意识形态的目的是为了复制自身，这不是思想，而是反思想，而反对思想必定反对自由，因此，意识形态的本质是反思想和反自由。在意识形态控制下，人们残存的创造性就只能用于“文采”，遣词造句花样文章，如此而已。帝国的智力事业稀薄到主要剩下诗词文章。这些文采上的成就虽然迷人，却无法解决任何真实问题，无法用于国计民生与治乱兴亡。当意识形态的无穷复制使国家智力事业几近枯竭，国家就失去了所有力量，因为无论软力量还是硬力量终究都要依靠智力事业去创造和维持，智力事业的终结就是国家政治的终结。所以说，帝国选择把儒家意识形态当作科举内容，这样固然能够加强儒家意识形态的统治进而加固帝国的行政统治，但这却以摧毁国家智力事业作为代价，这是得不偿失的政治自杀行为。帝国最后崩溃时，国家无可救药，百病暴露无遗，已经说明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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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所创造的官僚制度、科举制度和伦理化意识形态就每一样本身而言，尽管有弊病，但没有一样是致命的，甚至每一种本身都是非常高明的，然而当三者结合为一，不但互相抵消了优点，而且互相放大了弊病，从而形成不可救药的社会体制。帝国在统治上相当成功，但在政治上却很失败，政治失败又导致智力事业的失败，当智力事业彻底失败，无论多么老谋深算的统治技术都将无力回天，因为那时国家的危机已经不是统治的稳定，而是无力经受任何外部挑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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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尚书·旅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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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许倬云：《西周史：增补本》，311页；葛志毅：《周代分封制度研究》，229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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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史记·周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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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论语·卫灵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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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周礼·天官·大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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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礼记·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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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论语·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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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礼记·礼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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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孟子·梁惠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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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吴思：《潜规则》，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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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礼记·坊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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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王庆节曾经论证说，中国伦理学是“示范伦理学”（参见《解释学、海德格尔与儒道今释》，24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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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商君书·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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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道德经·三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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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参见李庆善：《中国人新论——从民谚看民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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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法］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准则》，83～8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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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道德经·三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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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道德经·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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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道德经·二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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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道德经·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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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道德经·六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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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道德经·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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