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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盐铁论·世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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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盐铁论·备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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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盐铁论·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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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参见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见《民族与古代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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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论语·子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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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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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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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论语·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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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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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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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参见刘家和：《史学、经学与思想》，283～302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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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刘家和：《史学、经学与思想》，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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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全明文》卷一《即位诏》，《全明文》卷十七《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民人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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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Max Weber: Bureaucracy, in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ed. by Gerth andMil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art Ⅷ, pp. 196-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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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尚书·吕刑》；《国语·楚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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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 6．硬道理和软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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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强者是光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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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罗马帝国为代表的是与中华帝国非常不同的另一类型帝国。中华帝国更关心如何把帝国内部的万里江山和亿万民众有效地管理起来，使造反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所谓“安内”。在“安内”的前提下，再去想象成为世界的道德楷模和政治中心。中华帝国是个退化了的天下概念，已经不再认真放眼世界了。罗马帝国则更关心帝国作为强者的光荣梦想，这种光荣表现为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最后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形成“罗马治下的和平”。这是强者的政治逻辑，强者就有统治的合法性。罗马帝国是武力扩张型帝国之典型，事实上世界上大多数的帝国在性质上都比较接近罗马帝国模式，尽管未必都有罗马帝国的世界雄心。中华帝国模式的自卫反击型帝国反而不多见。武力扩张型帝国一般都拥有令人生畏的军事力量和气吞山河的气概，都非常迷恋英雄主义，都有过永远被传颂的所向无敌的故事（例如蒙古帝国），尽管事实上并非天下无敌，无论多么强大的帝国都毕竟力有穷时，都无法避免强弩之末的命运。这是一种神秘的有限性，似乎没有必然理由能够圆满地解释力量的局限性，比较好的解释可能是中国政治思想所喜欢说的，强力不能普遍获得人心，无法成功治乱，因此终将失败。不过这种解释仍然没有说明强力为什么无法永远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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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爱好者们都不愿意相信力之限度，超级强者如拿破仑或希特勒都是强力崇拜者，但无比辉煌的帝国最后总会崩溃，这是人们无法回避的事实和问题。一直到帝国主义时代，西方人（特别是英国人）才建立了一种复杂的帝国新思维。与传统帝国不同，帝国主义不再单纯地迷信武力，而把直接的征服转变为以武力为后盾的经济和文化支配。只有在利令智昏的情况下，帝国主义国家才会进入约等于做梦的状态去挑战力量的极限而回复到帝国旧思维（例如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然后彻底失败。但无论如何演变，帝国总把武力作为最后的保证，这一点不会改变。美帝国作为帝国观念的集大成者，建立了几近完善的帝国概念，使帝国拥有从硬实力到软实力的全方位力量。软实力具有争取人心的功能，新帝国主义关于软实力的政治意识有些类似于中国关于“得民心”的政治理解，不过美帝国仍然把武力看做是一切之本，它试图使其武力强大到能够防止世界上任何一种潜在的可能攻击，或者说，使其武力强大到能够与整个世界为敌。按照美帝国这一显然过分紧张的想象，只有绝对可靠的武力才能保证“美国领导下的和平”。绝对优势的武力是自身安全的可靠保证，这固然是真理，但绝对优势武力并不能保证对他者的成功统治，这也是真理。帝国主义试图以强者逻辑去理解政治问题（统治、和平、秩序和合作等等）虽是自然常理，却是一个文明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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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的基本思维方式是以力平天下的军事思维，人们相信成功的武力征服证明了帝国的优越性，从而证明了其统治世界的权力合法性，而军人武士的德性如荣誉感、尊严、勇气、力量、坚忍不拔之类则成为人们普遍敬佩的品质，这些不仅是道德价值，甚至是人们普遍迷恋的美感。罗马人对角斗和斗兽的热情就表现了这种强烈的美感追求，而不是对杀戮本身感兴趣。由于勇气是美的，所以为了表现勇气就必须认可杀戮。假如按照现代观点将其丑化为对杀戮本身的激情，恐怕不符合事实。以武力征服去证明权力的合法性，这是古老的自然法则。尽管战争或其他暴力行为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有目共睹（不仅给他者也给自己带来灾难），而且人们也越来越坚信以暴力去征服他人是极其错误的行为，但至今仍然是一个难以避免的人类行为。这在一方面说明，人们在心灵深处仍然暗中承认武力是权力的来源；在另一方面也说明，就像武力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仁慈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在仁慈无所作为的问题上，就只能武力解决。马基雅维利当年恶狠狠地说出这一人人默认的真理，但人们还是伪善地假装纷纷晕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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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武力或暴力怀有自相矛盾的理解：一方面反对这一错误行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依靠暴力去制止暴力。为了解决这一自相矛盾的问题，唯一的出路似乎是以正义去为暴力的“正当性”进行辩解。但所谓正义的暴力永远只是抽象的正确，并无实际鉴别能力，所有国家在声称“正义之战”的时候都以自己利益为准编造出似乎正当的理由，这样，抽象正义就在具体理由中被消解了。在利益冲突中，其实没有哪一方是完全正义的。正义的理论原则是清楚的，但谁是正义的却总是不清楚，而具体哪个行动是正义的就更不清楚了。这说明，普遍有效的、清楚明白的正义原则仍然不足以构成一个充分有用的正义理论，要解释正义还需要一个普遍有效的价值理论。各种价值（各种善和权利）正是解释具体行为的正当性所需要的情景和条件，如果各种价值判断不是普遍清楚的，那么正义原则就不可能被正义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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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般共识而言，侵略是非正义的。但在财富归属和权利尚未明确界定的地方，或者在财富归属和权利难以清楚界定的地方，就几乎无法判断正义是非了。在无法有效讨论正义的地方，要证明强者逻辑是道德错误就非常困难。现代社会的人们由于对战争的极度恐惧而宁愿假装强者为王的原则已经被证明是无疑的错误，并以此信念去掩盖和回避这个其实一直没有被解决的难题。即使人们真的相信武力征服是错误的，也还会在某些时候为武力征服的巨大收益所诱惑，于是宁愿犯错误。在这个意义上，强者思维一直都没有被放弃，仍然具有当代性，只是人们宁愿掩盖它而代之以在道德上比较堂皇的措辞。也许，真正能够否定强者原则的理由并非道德理由，而更可能是中国古代博弈论的理由，即任何力量都有极限，力不能远，力不能久，力不能服人心，力不能保证合作，因此，力不能保证长期或稳定的利益，如此等等之理由证明了暴力原则并非统治之最佳策略，就是说，人们放弃暴力原则的真正理由是暴力策略的收益其实不如想象的那么好，而不是因为暴力是道德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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