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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上说，帝国至少在理想上是世界性的，尽管从来没有一个帝国做到这一点。帝国的世界性统治之“势”决定了帝国没有边界，只有模糊的边陲，而边陲随着帝国实力的消长而变化。前面在讨论中华帝国时，我们发现，秦汉以来的中华帝国并非真正的世界性帝国，因为它对帝国内部空间的关心远远超过对外部世界的兴趣，这一保守的内向性使它的世界性话语具有伪世界性。与此有所不同，罗马帝国的世界性兴趣明显高过了中华帝国，它在外部征服上投入更多，几乎全力以赴，并且把它理解为帝国的光荣责任。不过，罗马帝国的世界性兴趣虽然是认真的，但也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世界，它把世界看做是需要征服的外部空间，这就在根本上误解了世界。只有周朝“天下无外”的世界观才把世界任何地方都看做与本地同样具有合法性，把世界万民看做是世界上同等合法的居民，把世界的文化多样性看做是与自然多样性同样合法的存在方式，而且把协和合作而不是把征服或者霸权看做是世界的统一方式，这样才有可能理解并创造出真正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只有把天下看做是天下人的天下的中国天下观才是唯一理解什么是世界的政治观念。罗马开创的是另一种世界性，这种世界性在概念容量上堪与天下的世界性相比，但它把世界看做是属于罗马的世界，各地人民要成为世界合法居民就必须被征服而后变成“罗马人”。罗马开创了单边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所理解的与其说是“世界”还不如说是扩大成世界的罗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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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罗马帝国在征服上有巨大成就，但行政管理似乎并非罗马帝国之所长，其行政管理远远不能与秦汉帝国的高效官僚制度相比，罗马帝国的行省制度（provincia）【3】与中华帝国的郡县制度相比是相当混乱的，罗马帝国的中央政权与中华帝国的官僚集权制度相比也可以说是很混乱的，整个行政管理制度都缺乏统一章法。罗马帝国的混乱统治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欧洲长期的政治混乱，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长期处于无数领主军事割据的格局，其中虽有个被讥讽为“既非神圣也非罗马也不是帝国”的神圣罗马帝国试图主事，但其基本格局仍是四分五裂的割据统治。西方古代缺乏关于大规模政治体系的制度构思，古希腊城邦或罗马共和国虽然都是伟大成就，但其政治操作方式都是按照小社会而设想的，都不是能够推广为大规模社会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和共和国制度一直到现代经过改进之后才成为适合大规模社会的政治制度。罗马所征服的广大地区有着复杂的文化多样性，还存在着公民与非公民之分，各种人群各个地区的权利和权力界定也因为情况复杂而有些混乱，罗马帝国选择的是武力和法律的联合统治，这是一种简练的统治模式，但缺乏细致管理。自从奥古斯都把共和国变成帝国，罗马就变成了专制体制，尽管保留了共和国的一些特征，但基本上是军事首领统治，帝国首领是军事首领，行省长官也是军事统帅，其统治威信取决于手中掌握的军队，以至于许多外省甚至不知道有什么共和国。罗马人真正相信的是武力和法律，在行政管理制度上并没有特别用心费力，而把心力都用于军事和法律的建设上。武力是权力无可怀疑的保障，它保证了统治者的权力是明确有效的，而法律是公正的保障，它用于保证公民合法权益。罗马人似乎认为有了这两者就足够了。这一政治意识简洁有力，但对于大规模社会来说还是太粗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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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罗马在思想观念上没有太多的成就，远不及古希腊，这一看法并不很正确。虽然罗马没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样伟大的哲学家，甚至连西塞罗这种级别的思想家也不多，但最重要的观念未必都是在文本中被陈述出来的，有些对人类社会特别重要的观念并没有写在个人著作中而是“写”在制度实践中，如果把这一点考虑在内，罗马的思想贡献就同样重要。罗马至少有三个政治贡献：（1）如果说古希腊创造了民主制度（古希腊没有创造民主理论，民主理论也是现代补上的），那么罗马则创造了同样重要的法治制度。罗马法不仅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法律制度，而且还开创了以法治为核心的政治制度。（2）除了法治，罗马的军事帝国观念同样影响了整个欧洲历史，直到当代仍然具有影响力，它说明了，任何一个国家想要获得最好的生存条件，就不得不成为一个军事强国。这一生存模式无疑是危险的，但人们至今还没有能够找到能够有效保护一个国家的另一种更好的生存模式。（3）共和国同样是罗马的辉煌政治成就。按西塞罗的经典定义，共和国（respublica）即人民公器（respopuli），它要兼顾到国家所有人的利益，因此共和国只能是混合政体，即由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共同构成的混合政体，所谓共和政体。尽管混合政体并非罗马首创，斯巴达是混合政体的更早典范，但罗马的混合政体影响更大。罗马混合政体使执政官、元老院的贵族们、公民大会的护民官和公民代表们分享了政治权力和政治影响力。罗马混合政体的思想在现代发展成为所谓共和主义，一种据说能够克服自由主义缺点的强调参与式民主治理的政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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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虽然勇于战争，但并不仅仅是为了生存，而且是为了普遍和平。战争本身不是政治，而是前政治的暴力冲突，只有当战争以普遍和平为目的才有了政治性。在和平统治的目标下，战争成为强者或优越者取得统治地位的合法性证明。这种对统治权的证明是非常危险的，但如前所论，要否定这一证明也很困难。武力是一个难以抗拒的诱惑，尽管战争本身不是政治，但战争能够终结政治对手的生存，因此等于解决了相关的政治问题。幸亏经验事实证明，强者总是暂时的，力量总是有限的，强弱的转换是可能的，强者逻辑无论对谁，包括强者和弱智，都是危险的。表面上看，强弱的转换似乎是因为强者总会慢慢衰落，强者很难保持长期紧张，总会松弛懈怠，堕落退化，但更深刻的原因是，弱者总会模仿强者，弱者会通过模仿强者的优势策略而变得强大，无论强者有多少策略，都会被模仿，最后就可能导致强弱转换，所以，强力统治终究是不可靠的。当代政治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超越战争而以和平方式去创造永久合作——康德的永久和平理论是西方政治思路的一个重要转变。古代人还没有这样清楚的认识，罗马人相信，征服之后的和平统治如果是公正合理的就足以维持社会合作，于是罗马人试图创造一种对所有人普遍有效的公正法律。公正法律管制下的生活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足够好的，法律公正会慢慢抹平原先冲突造成的创伤，人们会满足于公正的对待而失去反叛的积极性。罗马不仅是个军事帝国，而且是个法律帝国，它以武力摆平各地，以普遍有效的法律统一治理社会，这就是罗马治下和平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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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政治追求是深刻的。法律一视同仁，由法律所创造的平等使每个公民获得同样的权利，法律所承认并保证的自由具有普遍有效性，从而超越了原来的城邦、民族、部落等特殊共同体身份而成为普遍和平的基础。这就是罗马所创造的法治对现代社会的深远影响。罗马法治和古希腊民主同样构成了现代性的原始成分。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看，罗马法也是非常成熟的法律，它涉及当时生活中的所有事务和问题，只要根据法律，就足以处理各种问题，因此，这样的社会不需要法律之外的规则，这是最简洁的治理方式。罗马法治思路与秦法家有些相似，都相信只要建立了对人人有效并且对事事有效的法律制度就能够完全满足社会治理的需要。不过罗马法比秦法成功得多，秦并没有能够建立完全解释社会生活的法律，而如果一种法律不足以解决社会各种问题，其法治就不是简洁而是简陋了。罗马法不仅区分了公法与私法，还创造了市民法和万民法，这已经形成了现代法律的基本构架。由于时代不同，罗马法与现代法律在许多问题的理解上并不一致，但已经在政治上明确了人们的义务和权利，而明确界定的权利和义务是有序社会最重要的制度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罗马创造的“万民法”。市民法是适用于罗马人自己的法律，是罗马人本有的法律。随着罗马版图不断扩大，统治范围内民族众多，文化各异，帝国需要处理罗马人与其他民族之间、某一民族与另一民族之间的法律纠纷诉讼关系，于是发明了据说能够为所有人所认可的、通用于任何一种文化的万民法，其基本精神反映了人类普遍的正义直观的自然法。由于法理相通，罗马市民法慢慢失去了特殊意义，变得越来越接近万民法，最后终于统一为万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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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万民法可以看出罗马帝国确实具有世界性的政治意识，它意味着，所有纳入帝国范围的人民都将受到帝国法律的保护，这一法律被认为是普遍有效的。罗马时代的古希腊哲学家阿里斯蒂德有些夸张地歌颂了罗马的世界性：“大地是全人类之母，是全人类共同的故乡。古希腊人和野蛮人，无论有无财产，均可自由地前往其欲去之地，如同从一个故乡去另一个故乡。没有难以逾越的群山，没有不可济渡的大川，没有仇外排外的部族，倘若要安全，就成为一个罗马人，确切地说，成为帝国的臣民便已足够。我们已经确实实现了荷马的宣言——大地乃众人之财产”【4】。吉本也同样赞美了罗马的世界：“被征服的民族完全和一个伟大的人民融合在一起，便完全放弃了重新获得独立的希望，不，甚至连那种愿望也不存在了，他们几乎不再感觉到罗马的存在与他们自身的存在有什么区别。罗马皇帝建立的政权毫不费力地笼罩着他们统治的广大国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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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类罗马崇拜者的颂词，罗马帝国的世界意识几乎接近了中国的天下思想。不过，罗马帝国的世界意识与天下体系的世界意识终究貌合神离。罗马和天下的世界意识是同等规模的，但世界理想却有本质差异，罗马的世界性基于世界化，即帝国先征服世界，并且把帝国的观念和法律推广为世界的普遍观念和法律，把所有人都变成“罗马人”，这是由征服而来的普遍化或世界化，就是说，只有先把世界变成“罗马的世界”，然后才有世界性；与此不同，天下体系不是帝国，它反对把世界窃为己有。天下在本质上是一个反帝国主义的政治体系，它相信世界不是一个征服对象，而且征服也不能拥有世界，天下体系想象的是一个能够“协和万邦”而使万民归心的世界政治制度，认为世界的构成原则是“和”而非“同”，而世界的治理原则为“王”而非“霸”。从可能性上说，罗马以“同”的霸业原则去制造一个世界与中国以“和”的王者原则去构成天下，都可能成功，都是同等有效的方式。至于何者更优，这是一个属于未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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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共和政体或者说共和主义是一项与法治传统同样重要的政治遗产。罗马人对其混合政体很是满意，赞美有加。按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大同小异的看法【6】，政体无非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各种政体分别有其优缺点，而糟糕的是每种政体的优点往往抗不过其缺点，因此难免走向堕落，它们的堕落形式是暴君统治、寡头统治和暴民统治，而到了暴民统治一般就会转变为暴君统治，其中有一种退化循环。这种古希腊式看法未必为真，但却是非常深刻的想象。既然单一政体被假定为坏的，混合政体就被想象成能够形成制度优点互补同时又形成制度缺点互制，它的分权模式和权力互制模式就是各种制度互补互制的机制。混合政体虽然不是罗马首创，但历史学家们几乎一致认为罗马共和国是混合政体的典范，它的执政官代表了君主制，元老院代表了贵族制，人民大会则代表了民主制。执政官掌握国家行政权力，主持召集元老院和人民大会，提出议题，并执行所通过的法令和决议，同时也领导军队，拥有管理军队的各种权力；元老院则主管财政和外交等，更重要的是，元老院是国家最高咨询机构，对于国家政治军事事务，虽无直接权力，但有权威影响力；人民大会拥有批准或否决议案的权力，以及选举和审查政府官员的权力，还有对重大案件的终审权，诸如此类。可以看出，罗马共和国确实具有分权体制和权力互相制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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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罗马的分权体制仍有混乱之处，权力缺乏清楚界定，因此具体问题的决定往往最后取决于谁具有实际政治影响力。而且，罗马混合政体并非平均的制度混合，在共和时期，贵族权力具有较大比重，这是最好的时期；而在帝制时期，军事领袖权倾一时，暴君昏君颇多。可见混合政体的制度比例是很重要的问题。混合制度是否能够实现制度优势互补还要看具体实践，当有不同利益的社会群体都有权利和机会参与政治和支配权力，其权力斗争的局面未必能够互相抑制缺点，没准更容易互相抑制优点，因为一个利益集团只有克制了别的利益集团的权力，才能够获得更大权力，这样的政治竞争很容易导致混乱（罗马政治混乱的情况并不少）。根本问题在于，各种利益集团只有在能够形成团结时才能形成优势互补，团结是优势互补的先决条件，可是团结正是不同利益集团难以达到的合作关系。混合政体并没有能够解决政治团结问题，至多比较有效地形成各种利益集团的互相制约，但仍然不是和谐之道。由此看来，罗马强大和成功的主要原因未必是罗马人自诩的最好政体，而更多可能是它的强大军力和成熟法律。武力和法律是最朴实也最有力的硬道理，虽不能减少社会冲突，但能够控制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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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法治的成功使许多政治问题弱化为法律问题，同时，混合政体作为最好政体的神话又使政治反思进一步失去了冲动和理由，罗马人因此淡化了政治问题的反思。如果一种政治制度是比较稳定可信的，人们就对制度下可能的竞争策略更感兴趣，而对政治反思的热情就会减弱。或者说，一个制度所定义的生活相当于一个游戏，如果游戏规则是可信的，人们就倾向于忘记这些规则的设置是否需要批判，而会更多关心哪些博弈策略是可行的，因为在此种条件下，可行策略与人们的利益有更大的相关系数。人们忘记革命而只搞阴谋，这正是一个政治制度比较成功的标志。罗马史学家们都颂扬了罗马政体如何优越以及罗马的成就如何辉煌，却几乎没有进行反思性的分析和批判，这似乎说明罗马制度是比较成功的。退一步说，即使一个政治制度所定义的生活算不上太好，但只要这个游戏明确地定义了个人成功的条件、机会和策略，那么仍然有更多的人选择去争取“在游戏中”的成功，而不是去推翻这个游戏。先秦法家早就指出了这一道理：只要法令是明确可信的，而且按照法令规则去行为就总有获利机会，那么人们就只会选择按照游戏规则去奋斗，而几乎忽视了这些游戏规则是多么无理和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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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精神政治的四大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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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统治都必须考虑民心向背问题。不同的人们，甚至每个人，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偏好和价值观，所谓各怀异心。各异之心（hearts ofpeoples）之间是否存在一个普遍之心（universal heart of peoples），这是个问题，它与通常所谓的普世价值问题有关。心（heart）与思（mind）的问题不同，古希腊哲学家成功地开拓了思的哲学：有效的思想总是理性的，而理性是普遍的，所以普遍之思是可能的。但古希腊哲学家试图以思的哲学去解决心的问题却是以知识论去解决价值观问题的奢望，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哲学家相信，人们的意见分歧是由于对好的事情缺乏知识，而正确的知识显然依赖正确的思想，因此，如果能够正确思想就能够有正确知识，有了正确知识就会放弃错误意见。可是那些严重的或根本性的意见分歧并非因为缺乏知识，而是因为价值观不同。普遍之思不能形成普遍之心，这是西方哲学难以对付的一个问题。从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一直都重“思”不重“心”，从来没有深入思考心的问题。与西方思路相反，中国哲学从来最重视“心的哲学”，这很可能与天下政治直面协和万邦的问题有关。不过，尽管西方哲学家忽视心的问题，但西方政治家却从来没有忽视过心的问题。心的问题是任何政治无法回避的挑战，政治家不会视而不见。罗马对基督教从迫害到接受，就是有关“心”的一个政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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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心问题一直是任何统治者的心头大患。除非赢得民心，否则统治无法长期维持，这是统治者的共同知识（个别弱智或太昏之君不算）。民心问题并不在于“是否需要获得民心”而是“如何能够获得民心”。假如民心问题无非是统治者与民众如何分权分利，以及民众之间如何分利，问题就会变得比较简单，尽管仍然难以得到一个普遍满意的解决。真正困难的是，人们并不满足于物质利益，即使利益分配是公正的，也仍然不能保证获得民心。虽然物质利益是最基本的需要和诱惑，但物质收益无论如何增长都会很快使人习以为常，人们不会永远为物质而激动不已。物质利益与民心之间的关系大概是这样的：如果不让人民获得物质利益就不可能获得民心；而如果只让人民获得物质利益也不可能获得民心。人民除了物质还要精神，人民想要全面的“好生活”。精神是最麻烦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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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规模社会和大规模政治出现之前，不同人群按照各自的精神偏好追求各自心中的好生活，各过各的，不同文化和生活方式之间没有形成严重竞争。正如布赖斯描述的：在罗马帝国之前，“人们彼此了解很少，对于巨大的政治联合没有经验；因此他们认为种族间的差别是自然而不可逾越的障碍。同样地，在他们看来，宗教也纯粹是一个地方的和民族性的事情；因为有许多山神、河谷神、陆地神、海洋神等等，每个部落只喜欢自己特殊的神祇”【7】。人们或许互相看不上别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但这不是敌视而是互相不感兴趣，各过各的，各美其美，人们满足于自己的地方文化，各自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但不以文化为由而成为敌人，即使自高自大也没有想到要强求别人按照自己的文化去生活。优越感并不必然蕴含普遍推广自己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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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赖斯相信罗马追求的世界性是文化普遍化的开头，但基督教追求的世界性才是更为成功和彻底的普遍化运动：“罗马帝国给了许多民族一个共同的语言和法律，在政治上摧毁了地方感情；基督教以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信仰代替了地方神祇的多样性，从而更加有效地从心灵上扫除了地方感情”【8】。罗马帝国的“世界性”使归顺的人们都成为“罗马人”。具有世界性的“罗马人”只是给了帝国中各种民族一个新的身份，但仍然没有否定人们各自的旧身份，罗马式的普遍化创造了一种高于地方性的价值观，但仍然没有否定人们各自的价值观，虽然多了一种新精神，但并没有消除人们各自的旧精神。基督教试图进一步给人们另一个“世界性”身份，即“基督徒”，基督徒这一身份是精神性的，基督教决心以新的精神身份取代各种地方性的精神身份。关于这一点，沃格林说得特别清楚：“世界帝国是作为一个权力机构出现的，但是相应于这个庞大的结构体系却没有出现任何精神上一致的民族，罗马帝国只是人们聚集在一起，但是并没有成为一个民族”，而基督教的主要作用“就是创造了一个新的社群本质”【9】。罗马式的征服和普遍化运动显然没有能力完成世界性的目标，因为罗马还不理解精神战争和精神政治，还没有理解到只有精神的普遍化才能形成真正的世界性。精神政治是基督教开始的。如果说罗马的世界性发明在于法治，基督教的世界性运动则发明了许多东西——下面将讨论到这些惊人的发明——它甚至是现代普遍化运动的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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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曾经对基督教大加迫害，很可能是因为罗马皇帝们敏感到基督教在抢占人心方面的巨大威胁。德尔图良得意扬扬地描述了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成功发展：“我们已经布满你们的所有地方，你们的城市、岛屿、村庄、市镇、集会、营地、部族、部队、宫殿、议会、论坛，给你们只留下你们自己的神庙”【10】。基督教传播如此成功使得罗马皇帝最后只能顺应潮流，承认基督教以便获得多数人的支持。喜欢神话的人们乐意把罗马对基督教的态度转变归于一次戏剧性事件，据说康士坦丁（Constantine the Great）在一次决定性战役之前看到天空有十字架形状的光芒幻象，接着又梦见神显灵，告诉他以十字架标志作为征战护身符，于是他决定以十字架作为军旗的标志。在大胜后康斯坦丁便停止对基督徒的限制与逼迫，后来更公开支持基督教。基督教在罗马不单成为合法宗教，而且进一步成为罗马国教。这种戏剧化故事多半是捏造的，人们编造此类故事是为了增加政治的神秘说服力。康斯坦丁转向支持基督教固然是因为基督徒已经太多而无法控制，同时很可能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因，当时基督教是一种充满活力的新精神，而帝国精神日渐老化，于是，把基督教纳入帝国精神正是给罗马帝国注入活力。精神活力实在是比人数更重要的政治因素，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体未必有活力和影响力，也未必能做成什么大事，只有当人们具有活力时才成为“有效人群”。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革命的时候，那些“被唤醒的”大众变得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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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对罗马构成挑战正是因为基督教在当时是一个文化革命。基督教也提出了一种“世界性”的精神要求，而又完全不同于罗马的“世界性”想象，更具威胁性的是，基督教的世界性比罗马的世界性更有力，因为基督教声称其世界性来自上帝因而神圣。在精神气质上，基督教也有一种似乎胜过罗马的吸引力，与罗马的强者观念不同，基督教是一种平等观念。平等观念胜过强者观念的一个关键之处是，平等观念的适用性更广泛，因此容易获得更多人的同意和支持。基督教还有一个长处，它斩钉截铁地（尽管是无理的）回答了人人为之困惑的生活基本问题，比如生死、灵魂、磨难、归宿等人心亟需安慰的问题。古希腊—罗马式的思维更关心公正、勇敢、智慧和快乐，这些卓越追求虽使人奋进，可是大多数人的生活其实是苦多于乐，大多数人无力追求卓越，人们更需要普遍的安慰和救助。古希腊理性思维虽然强大无比，无坚不摧，却无法回答那些深刻的心灵困惑，在那些终极性的问题面前，理性失去了知识能力（按照康德或者维特根斯坦，那些终极问题都是落在知识界限之外的问题）。尽管基督教的回答根本不是知识和真理，而完全是文学虚构和叙事，但问题在于，在没有真理的地方，荒谬的观念也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重要的不是有没有正确答案，而是有没有答案。甚至，人们似乎更愿意得到荒谬的答案，因为人生基本问题或终极问题在本质上是心理问题，在有人给出答案之前，人们就已经事先期待着能够安慰可怜心灵的美好答案，心灵的救命稻草才是人们真正需要的。当然并非所有荒谬的答案都广得人心，比如虚无主义虽能得到怀才不遇、愤世嫉俗人们的共鸣，但远不如基督教的天堂文学那些无法兑现的美好许诺能够迎合大多数人的朴实愿望。荒谬而美好的东西虽然不是真实存在，但只要相信了，这一信念本身却是一个真实的安慰。上帝之城虽非真实世界，却是一个真实的心理世界。基督教所以震动罗马正是因为上帝之城比罗马之城更具普遍性而且更具精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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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与基督教的合一是典型的双赢策略：世俗权力得到宗教权威的支持而增加了软实力；宗教权威得到世俗权力的支持而获得了硬实力。罗马人与基督徒几乎变成重叠的身份，这一双重身份认同从此成为西方的身份认同，至今如此，只不过罗马人扩大为西方人，基督教扩大为西方价值观。罗马与基督教的互相承认奠定了世界帝国和世界宗教的政治追求。后来罗马帝国虽然崩溃了，但教会和政府的联合统治模式却被继承下来，世俗政治家和宗教政治家都意识到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的互相需要。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尽管算不上帝国，而且很不成功，但对世俗政治和宗教政治的双重政治最为重视，它力图把神圣罗马教会和神圣罗马帝国看做是一体两面：帝国管理肉体，而教会管理灵魂。两者所以必须统一，是因为它们“同样都要求人民的服从，其理由是：真理只有一个，凡是一个信仰的地方就应当只有一个政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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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与基督教的共谋虽说双赢，但也双双变质。罗马由于基督教的洗礼而变得虚伪，基督教由于罗马的好强而富于进攻性。特别是基督教，由于借助了世俗权力而不再宽容，有了力量就特别好战，基督教护教斗争和无限扩张的使命感一直保持到今天。所以说，基督教开创了精神政治和精神战争。后世各种意识形态斗争都沿用了基督教的斗争模式。精神政治给传统政治概念增加了一种深层的政治含义，它把原来局限于权力和物质利益分配的政治扩展到精神资源和话语权的政治，从身体管制扩展到心灵管制，这使政治问题变得更加丰富复杂也更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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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精神政治上有诸多惊人发明，概括地说是发明了意识形态，具体落实为意识形态的四大发明：心灵管理、宣传、群众、绝对敌人。所有这些政治发明都是为了再造心灵。没有比再造人心更有力也更危险的政治了，它能够解决权力和利益这些政治所难以解决的各种问题，因为再造人心就是以釜底抽薪的方法消解不同意见和欲望。宗教是心灵专制主义，是思想自由和创造性思想的敌人。宗教信仰还导致社会生活的全面政治化，使政治斗争变成一种遍及日常生活细节的生活形式，导致了许多无法解决的文明死结。从今天的世界可以观察到，各种无法调解的冲突所构成的“不共戴天的社会”就是各种宗教和意识形态冲突的后遗症，今天世界上的泛政治意识以及各种所谓“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都是宗教的不正常发展。宗教信仰导致了世界和社会的分裂以及永远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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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基督教为代表的成熟宗教的出现是精神史上的重要事件。成熟宗教与原始宗教的差异并不是“量级”上的差别，而是“本质”上的差异。原始宗教只是思想和知识的一种补充，是用来填补知识空白的，在人们不能对事情给出有效的知识解释的地方，就以原始宗教充当解说，这样，对于那些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做的事情，就似乎获得了去做决定的理由，即使是错误的理由，也算是有了理由。原始宗教（巫术或shaman）对生活疑难问题以通灵术进行解疑，但没有对世界和生活的所有问题做出完整一贯的系统解释，因此并不能完全支配生活，不可能成为生活的统一思想基础。成熟宗教却不是对思想和知识的补充，相反，它试图超越甚至取消思想和知识，从而成为对世界和生活的全盘并且最高的解释（甚至是唯一解释）。或者说，巫术只是通神的神秘技艺，而宗教则是以神之名去控制心灵的万能话语。成熟宗教不仅排斥巫术，而且更排斥真理和知识，因为真理对宗教的威胁更大。真理属于世界，也属于每个人，真理是以世界为身份的，无论相信还是不信，真理都对人一视同仁，真理不可能专门为某些人服务，没有人能够独占对真理的解释权。可是成熟宗教声称其万能话语拥有对一切事物的解释特权，于是，一种观念是否为真，就不再是一个知识问题，不再需要客观证明，而在于是否与宗教话语一致，宗教话语变成了审判其他观念的特权观念，享有解释一切的特权观念就是意识形态。宗教发明了意识形态就开始了精神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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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宗教为代表的意识形态首先是精神和思想领域的政治统治方式。宗教的具体教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宗教的精神和价值观的独裁模式：信仰高于思想并且信仰等于真理。既然一切都必须以信仰为准，信仰就终结了思想。精神独裁比政治独裁高明得多，政治独裁是人身控制，人们只是暂时无法造反，而异心未改，人们将伺机而动，因此政治独裁并不能解决意见冲突问题；精神独裁则是心灵控制，让人们只相信一种东西，化众心为一心，自然就无人反叛了。可以说，宗教是对思想意见分歧的政治解决。由政治来解决思想分歧，这是宗教的发明，而这是最早的一种现代性。通常以为，现代社会结束了以宗教和封建为基本特征的中世纪，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事实上现代社会只是终结了贵族统治和等级制度，而宗教却被保留了下来，而且不断与时俱进，改头换面，推广为各种各样的变相宗教，也就是各种各样虽无宗教之名却有宗教之实的意识形态。宗教再造心灵的工程是否成功，要取决于其意识形态技艺。基督教的意识形态技艺最为突出，成为后来各种意识形态的模范。基督教所发明的意识形态技艺至少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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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心灵管理制度。为了再造心灵就需要保证灵魂的纯洁性和单一性，于是发明了灵魂的自我检讨方式，告解忏悔，也就是坦白交代彻底认罪，同时由牧师神父进行批评教育并且指导被救之道，这一认罪—教育体制能够使人们的心灵体制化。通过自我批评来提高自身修养本是人类普遍的一种觉悟，例如儒家也认为应该一日“三省吾身”。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通常是调整自己与他人或社会的关系，例如儒家的三省吾身就主要是反省自己对他人是否足够好。但基督教的反省角度却是自己与神的关系，他人不再在场，而他人的缺席使反省变成自己对自己的斗争，其中关心的是自己的灵魂是否足够纯洁，是否已经符合宗教的信念，认罪程度是否足以通过神恩而获救。牧师神父不是他人，而是上帝的代言人，牧师神父的施教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神与人的关系。可是神也不在场，这使自我批判变得非常诡异，自我批判的回响不是他人的情感，也不是神的来临，而是无人称的政治原则。因此，使自己的灵魂符合宗教要求就是使自己符合一种政治要求。通过教育诱导和自我认罪的心灵管理制度，基督教开创了政治思想工作，它把人们的思维、观念、行为以及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都上纲上线变成了政治问题。后世各种极端化的政治党派或团体都沿用了这种思想政治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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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绝对敌人可能是基督教最重要的政治发明。生活中既然有冲突就会有敌人，但敌人并非不能化解，就像人们喜欢说的，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普通意义上的敌人取决于特定关系和情景，是一个关系性的事实。基督教发明了一种由其自身本质所规定的敌人，即本身注定为敌人的人，这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敌人，所以是绝对敌人。在基督教之前，政治问题主要限于权力和利益分配，因此政治主要是物质利益的斗争。人们虽然在各种问题上有着不同意见和争论，但没有成为也不需要成为不可讨论和不可让步的斗争，没有形成不共戴天的精神战争。正是宗教把政治变成了无可商量的话语斗争和精神战争，开创了心灵争夺战，这就重新定义了政治和战争，从此“战争”不仅仅为了物质利益，而且为了精神权力；不仅为了攻城略地，而且为了攻心夺魂，因此需要制造出精神敌人或文化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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