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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精神政治上有诸多惊人发明，概括地说是发明了意识形态，具体落实为意识形态的四大发明：心灵管理、宣传、群众、绝对敌人。所有这些政治发明都是为了再造心灵。没有比再造人心更有力也更危险的政治了，它能够解决权力和利益这些政治所难以解决的各种问题，因为再造人心就是以釜底抽薪的方法消解不同意见和欲望。宗教是心灵专制主义，是思想自由和创造性思想的敌人。宗教信仰还导致社会生活的全面政治化，使政治斗争变成一种遍及日常生活细节的生活形式，导致了许多无法解决的文明死结。从今天的世界可以观察到，各种无法调解的冲突所构成的“不共戴天的社会”就是各种宗教和意识形态冲突的后遗症，今天世界上的泛政治意识以及各种所谓“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都是宗教的不正常发展。宗教信仰导致了世界和社会的分裂以及永远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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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基督教为代表的成熟宗教的出现是精神史上的重要事件。成熟宗教与原始宗教的差异并不是“量级”上的差别，而是“本质”上的差异。原始宗教只是思想和知识的一种补充，是用来填补知识空白的，在人们不能对事情给出有效的知识解释的地方，就以原始宗教充当解说，这样，对于那些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做的事情，就似乎获得了去做决定的理由，即使是错误的理由，也算是有了理由。原始宗教（巫术或shaman）对生活疑难问题以通灵术进行解疑，但没有对世界和生活的所有问题做出完整一贯的系统解释，因此并不能完全支配生活，不可能成为生活的统一思想基础。成熟宗教却不是对思想和知识的补充，相反，它试图超越甚至取消思想和知识，从而成为对世界和生活的全盘并且最高的解释（甚至是唯一解释）。或者说，巫术只是通神的神秘技艺，而宗教则是以神之名去控制心灵的万能话语。成熟宗教不仅排斥巫术，而且更排斥真理和知识，因为真理对宗教的威胁更大。真理属于世界，也属于每个人，真理是以世界为身份的，无论相信还是不信，真理都对人一视同仁，真理不可能专门为某些人服务，没有人能够独占对真理的解释权。可是成熟宗教声称其万能话语拥有对一切事物的解释特权，于是，一种观念是否为真，就不再是一个知识问题，不再需要客观证明，而在于是否与宗教话语一致，宗教话语变成了审判其他观念的特权观念，享有解释一切的特权观念就是意识形态。宗教发明了意识形态就开始了精神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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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宗教为代表的意识形态首先是精神和思想领域的政治统治方式。宗教的具体教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宗教的精神和价值观的独裁模式：信仰高于思想并且信仰等于真理。既然一切都必须以信仰为准，信仰就终结了思想。精神独裁比政治独裁高明得多，政治独裁是人身控制，人们只是暂时无法造反，而异心未改，人们将伺机而动，因此政治独裁并不能解决意见冲突问题；精神独裁则是心灵控制，让人们只相信一种东西，化众心为一心，自然就无人反叛了。可以说，宗教是对思想意见分歧的政治解决。由政治来解决思想分歧，这是宗教的发明，而这是最早的一种现代性。通常以为，现代社会结束了以宗教和封建为基本特征的中世纪，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事实上现代社会只是终结了贵族统治和等级制度，而宗教却被保留了下来，而且不断与时俱进，改头换面，推广为各种各样的变相宗教，也就是各种各样虽无宗教之名却有宗教之实的意识形态。宗教再造心灵的工程是否成功，要取决于其意识形态技艺。基督教的意识形态技艺最为突出，成为后来各种意识形态的模范。基督教所发明的意识形态技艺至少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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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心灵管理制度。为了再造心灵就需要保证灵魂的纯洁性和单一性，于是发明了灵魂的自我检讨方式，告解忏悔，也就是坦白交代彻底认罪，同时由牧师神父进行批评教育并且指导被救之道，这一认罪—教育体制能够使人们的心灵体制化。通过自我批评来提高自身修养本是人类普遍的一种觉悟，例如儒家也认为应该一日“三省吾身”。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通常是调整自己与他人或社会的关系，例如儒家的三省吾身就主要是反省自己对他人是否足够好。但基督教的反省角度却是自己与神的关系，他人不再在场，而他人的缺席使反省变成自己对自己的斗争，其中关心的是自己的灵魂是否足够纯洁，是否已经符合宗教的信念，认罪程度是否足以通过神恩而获救。牧师神父不是他人，而是上帝的代言人，牧师神父的施教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神与人的关系。可是神也不在场，这使自我批判变得非常诡异，自我批判的回响不是他人的情感，也不是神的来临，而是无人称的政治原则。因此，使自己的灵魂符合宗教要求就是使自己符合一种政治要求。通过教育诱导和自我认罪的心灵管理制度，基督教开创了政治思想工作，它把人们的思维、观念、行为以及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都上纲上线变成了政治问题。后世各种极端化的政治党派或团体都沿用了这种思想政治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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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绝对敌人可能是基督教最重要的政治发明。生活中既然有冲突就会有敌人，但敌人并非不能化解，就像人们喜欢说的，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普通意义上的敌人取决于特定关系和情景，是一个关系性的事实。基督教发明了一种由其自身本质所规定的敌人，即本身注定为敌人的人，这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敌人，所以是绝对敌人。在基督教之前，政治问题主要限于权力和利益分配，因此政治主要是物质利益的斗争。人们虽然在各种问题上有着不同意见和争论，但没有成为也不需要成为不可讨论和不可让步的斗争，没有形成不共戴天的精神战争。正是宗教把政治变成了无可商量的话语斗争和精神战争，开创了心灵争夺战，这就重新定义了政治和战争，从此“战争”不仅仅为了物质利益，而且为了精神权力；不仅为了攻城略地，而且为了攻心夺魂，因此需要制造出精神敌人或文化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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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与魔鬼，信徒与异教徒，这就是精神敌人或绝对敌人的原型。上帝是存在论上的正面存在，魔鬼就是反面存在，同样，信徒是正面存在，异教徒就是反面存在。“不信我的话，你们就是魔鬼的儿子”【12】。即使异教徒与信徒从来没有利益冲突，甚至没有来往，其异己性也已经注定了是敌人。基督教制造了与人的行为和交往无关的身份分类和识别，制造了纯粹概念上的自己人和异己，于是，异教徒就平白无故地变成了信徒的绝对敌人。正如卡尔·施米特在解释政治基本精神时所指出的，绝对敌人是与利益冲突之类的私怨无关的“公敌”（hostis），是仅仅因为异己性而不共戴天的敌人。基督教所发明的绝对敌人定义了人类社会中一种无法谈判、无法化解的分裂方式：既然敌人是死敌，就只能斗争到底。于是，斗争不再是为了解决冲突的手段而变成了永远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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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难道非要与敌人相遇吗？即使不能接受异己，难道不能各过各的，不相往来，相安无事吗？对于基督教来说，绝不能容许敌人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因为基督教自认为是普世性的，它必须传遍世界，必须在精神上统治世界，把所有人变成基督徒是绝对使命，所以不可能与异己不相往来，不可能容忍异教徒逃逸在外。这正是基督教与犹太教的根本差别，尽管基督教来自犹太教，但犹太教只属于作为“中选之民”的犹太人而与别人无关，因此犹太教缺乏普世使命而只关心自己的命运。基督教试图把得救的权利散布给所有人，这就破坏了犹太人作为“中选之民”的特殊性，相当于把犹太人的特殊神恩给共产了，所以犹太教反对基督教这一叛徒。犹太教虽有“中选之民”的私心，但基督教却发展了精神帝国主义的野心。基督教的敌人意识和普世意识从根本上修改了西方的政治概念。政治的本义是城邦公共生活（polis），这已经不能表达基督教创造的新政治，因为基督教的新政治要求越出城邦而走向一切地方。卡尔·施米特关于政治就是“识别敌友”的著名定义对于古希腊的政治传统显然是离谱之说，但对于基督教以来的西方政治却是神来之笔，其灵感或许来源于马太福音：“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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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敌人一开始只是文学想象，但它所显示的巨大政治力量使这一想象固定成意识。敌人意识至少有两个功能：一是外部斗争可以增强政治集团的自身认同、内部凝聚力乃至激情和活力；二是可以把自身的一切错误、失误和困难归咎于人而推卸责任，坏事都赖别人，就可以使自己所作所为都变成正当的，这能够极大增强信仰的合法性。任何政治或者任何社会都会有短处和缺点，事所难免，人们喜欢追究责任，于是就有了“归罪于谁”的问题。人们愿意找到替罪羊，而大家皆大满意的替罪羊就是敌人。人们太喜欢有替罪羊了，有了替罪羊，自己就都是优点，没有缺点。替罪羊在今天仍然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政治潜意识，例如美国集团总能挖出一些坏国家，从法西斯到共产主义国家，从专制国家到流氓国家，诸如此类。失去敌人就无处归罪，甚至，失去敌人就会失去行动的方向，所以没有敌人也要创造敌人，旧敌人消灭了就创造新敌人。敌人焕发了“我们”的力量和激情，政治领袖们扮演救世主，带领群众去消灭邪恶敌人。正如沃格林指出的，这种对敌人的“末世论仇恨是西方大众政治运动的一种本质特点”【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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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不仅发明了外部敌人，而且还发明了内部敌人。外部敌人是异教徒（pagan），内部敌人则是“异端”（heretic），这样就形成了全方位的敌人体系和全方位的精神政治斗争。不过内部敌人是一种比外部敌人要荒谬得多以至于非常可笑的发明，丝毫没有积极作用。如果说外部敌人能够增强政治凝聚力和信念合法性，内部敌人的意识却只能形成完全负面的内耗、分裂以及无理由的仇恨。中世纪基督教各宗派互相敌视，几度杀得昏天黑地。现代基督教内部斗争明显减弱了，但这种内部政治斗争模式却为现代一些极权政治组织所继承，演变为各种政治清洗运动。内部敌人虽是一个明显愚蠢自损的观念，却是宗教或意识形态的内在逻辑所致，问题就在于信仰先于并且高于思想这一意识形态规定。尽管信徒们都相信“同样的”教义，但由于没有一条教义是严格和必然的，因此总能够被不同地解释。人们对同一个信念有不同解释，而又拒绝了客观真理的证明和理性论证，意见之争就失控了，不同意见的人就变成了敌人，而为使自己的意见获得成功，除了以政治斗争去斗倒不同意见，就别无他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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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督教最奇妙的发明当属宣传。古希腊城邦的广场上那些demagogoi（群众领袖，政治煽动家）已经能够熟练使用各种欺骗、诡辩、煽情、炒作的动员手段，但仍然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宣传，只能说是宣传的技术性准备。宣传的发明是由基督教完成的，古希腊只发明了煽动。那么，基督教在煽动技艺上增加了什么新事物使之变成了宣传？至少有这样几种特别重要的东西：超现实的美好许诺；简单而完整的世界观和历史叙事；具有道德优势的形象设计；话语的无限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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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广场的辩论虽有许多诡辩和煽情，但仍然是思想性的，是观念与观念之间的比赛，诡辩与煽情只不过是比赛作弊。宗教或意识形态的基本观念开始也是思想，但这种思想的性质十分独特，它要求的是不再思想并且反对任何别的思想，它是一种终止思想的思想。这样一个反思想的思想结构否定了自身的思想性，把思想活动变成了政治活动。宗教对于自身信念B的论证采取的是这样的形式【15】：“相信B是这样的，于是B就会被理解为这样的”。虽然信念B总能够必然操纵对于B的理解，这一点没有问题，可是B却不具有“别无选择性”，信念B并非唯一选择，这是个关键的漏洞。在人类的意识里，B只是其中一种可能性，除了B还有许多别的可能性。只要愿意的话，人们可以自己编造出各种同样好甚至更好的信念，根本无须去相信别人的信念。既然不存在关于信念B的必然性和唯一性的证明，宗教的自身论证就没有意义，它在思想上就总能够被怀疑。宗教不可能“以理服人”，因为不存在这样的思想条件，因此宗教必须以政治方式去争夺话语权。为了把未经证明的原则当成不可怀疑的真理，宗教在思维上采取了一个颠倒结构：任何问题的答案都是预先给定的。这一结构拒绝了真理和正当性论证，于是，唯一能够确立信念权威的方法就是通过宣传而使人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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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相信某种东西并不容易。古希腊的诡辩与煽情技艺虽有些用处，但仍然远远不够。诡辩和煽情只是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它更多的时候是让人不相信而不是相信，事实上古希腊式论辩的过分诘难导致了古希腊后期盛行怀疑论的思想迷茫。基督教发明的宣传技艺才是真正有效的。如果说古希腊式论辩试图在逻辑学上投机取巧，那么基督教的宣传则遵循了心理学规则。人们都有基本的恐惧和迷惑，比如人都怕死，人都想要完美的好事。基督教在这些问题上都给出了足以消除恐惧摆平善恶的各种美好许诺：天堂、拯救和最后审判等等。如果美好的许诺不够多，人们就不会喜欢；如果美好许诺太多，各种许诺之间就容易出现矛盾。但只要美好许诺不准备在现实世界里兑现，而仅仅属于一个完美世界，比如“上帝之城”，那就一切都不成问题了，不兑现就遇不到矛盾，而完美世界既然是完美的就当然能够摆平各种矛盾（逻辑矛盾不算在内，上帝也摆不平逻辑矛盾）。因此，越是不可能兑现的美好许诺就越有迷惑力。尤其重要的是，基督教的美好许诺据说是一视同仁的，这种人人平等的普世观念具有极大魅力，因为自然事实总是不平等的。人人平等至今仍然被证明是最受欢迎的观念之一，例如从基督教的人人平等观念演化出来的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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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或者从历史学角度去看，基督教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是非常简陋荒谬的，完全缺乏可信证据，而反面证据却很多。如此不通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却大获成功，其成功原因仍然是心理学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越是简单完整的世界观和历史叙事就越容易被理解和接受，简单性和完整性的吸引力远胜于真实性。真实性比较高的知识和思想总是对事物的谨慎分析，只要谨慎就不敢随便解释一切，而永远只能是对世界和历史的部分解释。部分或片面的真实知识无法使人安心，人们不愿意承受真实的紧张感而宁愿接受简单完整的安全感，人们喜欢能够解释一切的宗教就像喜欢包治百病的万能药，或者，人们本来就只想要讨好的解释而不想要正确的解释，因为人们没有耐心等待遥遥无期的真理。这是许多荒谬宗教能够成功的一个原因。基督教关于最后拯救、终极审判、善恶大决战之类的想象虽然幼稚荒谬，却成为西方政治的一种潜意识，以至于到今天西方仍然以这样简陋的格式去理解政治特别是国际政治，这种理解方式不仅表现在通俗文化比如电影中，而且也表现在思想学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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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耶稣是基督教极其成功的一个形象设计，这个形象具有明显的道德优势，他牺牲自己仅仅为了给世人指明拯救之路。这个形象还具有明显的心理学作用，他受苦受难，无怨无悔，这样最容易引起同情心，世人为之感动不已。尤其是，这个形象非常平民化、通俗化，又具有神话气质，事实证明，这种形象比那些高贵的帝王将相或者古希腊式的浪漫的诸神更为成功，它更为亲民因此最容易为大众所接受。通俗与神奇相结合的形象设计在后来成为了现代政治动员以及现代大众文化的一个通用模式。形象的影响力远胜道理，形象设计成为政治软实力的一个重要部分，从国家形象到领袖形象都成为政治公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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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基督教发明的最有力的宣传技艺是话语的无限重复。这是一个最难以置信的成功发明。基督教怀有普世雄心，基督徒把传播当成使命，使命感鼓励了艰苦卓绝、不厌其烦、持之以恒的宣传——这一形式与今天各种成功的商业宣传和政治宣传别无二致。或许是无意的发现，基督教创造了重复、重复、再重复的话语传播方式而取得惊人的宣传效果。简单而不真实的信念经过不断重复就能够产生巨大影响力，这一“谎言千遍即成真理”的神奇效果至今仍然无法获得充分的科学解释，也许人类在智力上或心理上有着缺陷也未可知。与“不断重复”这一简单得简陋的宣传技艺相比，古希腊人的诡辩和煽情反而是一种事半功倍的技艺，很可能过分卖弄花哨的逻辑技巧反而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而且产生了轻浮不严肃的气氛。在今天，不断重复的宣传方式已经成为现代生活方式，从意识形态、国家和企业宣传、商业、市场、传媒、广告到电视和网络以及各种属于政府的和非政府的运动，都可以看到宗教宣传的变相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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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代性的许多特征都能够追溯到基督教，群众的发明就是其中之一。群众不等于复数人民。在基督教之前的人们属于各种共同体，比如某个城邦的公民，但他们不是群众而仅仅是复数人民，在平时，复数人民虽然是一堆人，但各有各的意见，各自都以为自己有一套logos（道理），当一起闹事或狂欢时他们是众人（crowd），是乌合之众；当需要保卫国家时，他们是众志成城的集体。这些都还没有形成群众（mass）。形成群众的一个关键条件是人们在精神上的高度相似性。这一点在成熟宗教出现之前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众人有着高度一致的利益时，比如保家卫国的情况，也有可能形成类似群众的现象，但这是临时性的，缺乏稳定性，事后就作鸟兽散；形成群众的另一个关键条件是超越地域局限的普遍精神。一种地域性的宗教也能够形成众心一致的集体，但这种集体由于其封闭性而仅仅是某个特殊集体，而成不了普遍意义上的“通用的”群众。群众不是一个特定集团，而是一个无限开放的通用概念，它具有试图使所有人都变成一样的人的势，群众不想看到另一个集体，只想看到人人都是同样的人。这就是基督教强于其他地方宗教的原因。基督教试图一统江湖，把所有人都变成基督徒，不许别人形成另一个精神集团，这样才能够制造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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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开始了以精神为名的群众动员。正是精神性的群众动员创造了群众，而不是先有群众。在基督教发明这种以精神为名的群众动员方式之前，集体动员的理由都是一些物质性的实际问题，比如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社会反抗或国际战争之类，这些理由都是一时的实际利益，因此集体动员也只是临时性运动。以精神为理由的群众动员才是长期的和稳定的，它不是为了解决具体的实际需要，而是为了在国家或政权之外建立另一种以精神为依据的权威统治，以信仰去另立中央，通过建立对精神文化领域（也包括思想和知识）的统治而最后统治所有心灵。只有成功的精神统治才能够完成再造人心的工程，制造出人皆此心的群众。值得注意的是，群众虽然心灵高度相似，却未必团结如一人，制造群众只是减少了心灵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人变得单调容易支配，但并没有因此减少社会矛盾。按照中国的话说，群众只是“同”，却未必“和”。无论如何，群众的发明对于后来的现代社会非常重要，现代社会需要群众去实现各种大规模的运动和运作，甚至，如果没有群众这样具有一致偏好的大规模人群，试图把产品卖给所有人的现代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群众，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或者别的什么主义都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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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精神政治四大发明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至今仍然非常深远，尽管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在今天的世俗社会已不再具有统治地位，但社会的各个方面已经在模仿宗教的政治模式上走得太远了，各种宣传、话语市场、传媒以及各种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还有各种思想和话语禁区（政治不正确），都是宗教的变相形式。作为终结思想的企图，宗教把思想论辩变成话语斗争和政治宣传，把生活方式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把知识问题变成权力问题，把观念（ideas）变成意识形态（ideologies），所以马克思发现了意识形态斗争的严重性，福柯发现了知识/权力的政治关系的普遍性，诸如此类。在今天，各种意识形态、知识体系和文化体系都已经深深卷入在思想政治斗争的模式中，从而形成观念之乱世，而观念乱世实为政治乱世和生活乱世的深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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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狐狸和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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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现代性总是与马基雅维利联系在一起。马基雅维利与其说是个天才还不如说是个坦率的人，他自认为特别敢于直陈真理，“我毅然踏上了迄今未有人涉足的道路”【16】，他不装谦虚。马基雅维利的思想问世之初很恐怖，人们认为他够无耻够邪恶，什么坏话都敢说，后来又觉得他的思想很特别，似乎有什么微言大义，一直到当代还有大量分析解读。尽管马基雅维利甚至被认为是第一个现代人，但他的政治思想其实不是现代政治的基础，甚至与现代政治理论没有太多必然关系，他没有想象一种能够被确认为现代政治的政治理论，他喜欢和怀念的是罗马。可是马基雅维利又确实给了传统政治观念可怕一击，客观上有助于现代政治的来临。这一打击很是特别，它没有发明什么新政治，而是指出传统政治观念是假的装的，并且指出政治的真相。传统政治观念认为政治追求的是一些高尚的道德目标，以至于政治理论往往被看做是伦理学的一部分。马基雅维利没有跟随这一套路，他藐视这种思路，所以没有编造另一种更好的道德目标来批判和取代传统道德观念，而是指出传统政治观念在关于政治这件事情上说了谎，因为传统政治观念所谈论的实际上只是某种道德，根本没有讨论到政治。他不谈道德，而要从头来谈论政治，就好像前人根本不知政治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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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决心直截了当而且诚实地讨论政治的真相，并且仅仅从政治的角度去讨论政治，而不需要给政治蒙上完全不合身的道德外衣，从而让人们（他想象的是君主们）看清道德其实不仅与政治无关，甚至对政治非常有害，他鼓吹说，既然要搞政治就只需要按照政治自身的规律去赤裸裸地做想做的事情，完全不需要任何道德负担，因为道德负担使人目标矛盾，头脑混乱，意志软弱。马基雅维利对政治的这种理解方式被后人认为是第一次把政治学与伦理学分开的创举。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从马基雅维利以来，“政治的理论观察摆脱了道德，所剩下的是独立地研究政治的主张”【17】。克罗齐也说：“马基雅维利发现了政治的必要性及其独立地位，即超越了道德善恶的政治，它有自身的、与其对抗纯属徒劳的规律，依靠圣水是无法将它从世界上驱除或禁止的”【18】。马基雅维利剥开道德外衣，露出政治真相，把政治看成是“为政治而政治”的行为，这当然有他自己的道理，但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政治固然并非从属于道德，但也并非与道德无关，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道德与政治是部分重叠关系，政治大于道德并且包含了一部分道德问题。马基雅维利显然不理解道德在政治中的功能，尤其是道德对于政治的长期成功和稳定的重要意义。马基雅维利嘲笑基督教道德观念使人们变得懦弱伪善顺从，却不知这正是基督教在统一人心方面的政治优势。看来马基雅维利不懂精神政治。无论如何，把马基雅维利和现代政治联系在一起，其实有些勉强，马基雅维利并不知道现代政治将会是什么样的，他也想象不出来，因为他沉溺于怀念罗马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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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所开创的与其说是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还不如说是政治艺术（political arts），也许可以说是一种政治的实用博弈技艺，但也够不上博弈论。而且，假如马基雅维利知道古代中国政治中的那些权术、阴谋和策略，一定会发现他所津津乐道的古代西方的那些权术阴谋其实颇为粗糙生硬，从他描述的那些故事可以看到，那些“懂政治”的邪恶君主们的主要策略无非是当自己取得压倒优势时就杀它个血流成河，当不再需要朋友时就背信弃义，能骗就骗，能抢就抢，欺软避强，此类坑蒙拐骗斩草除根的“技艺”与其说手段高明，还不如说是无耻和残酷，大概相当于“无毒不丈夫”之类的狠毒策略，远远不及中国式的成形取势不战而胜的远大策略，也远远不及基督教的换心夺魂的深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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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马基雅维利看到了一些经常被伪善观念所掩盖的东西，他发现道德解决不了政治问题，政治要面对的和处理的仅仅是争权夺利的事情，因此政治问题主要是如何击败对手压服人民的技巧。这一思路的前提是对人性的悲观估计，马基雅维利对丑恶人性的评论比比皆是：“人类是忘恩负义的。容易变心、伪装、做戏、逃避危难、追逐利益是人类的本质”【19】，“人的野心节节攀升，先是谋求不受他人侵害，继而便要侵害他人”【20】。如此等等。政治家为了成就伟业就必须不择手段，伦理说教可以用来欺骗对手但自己不能被其所骗：“不管什么人，都会认为，君主应当守信，立身行事，一本正经，不施诡计。这确是值得赞美的！然而，我们这个时代的经验却表明：那些曾经建立丰功伟业的君主却没有一个是这样的，与此相反，他们不但不把守信放在心上，而且非常善于运用诡计，搞得人们晕头转向，并且最终把那些讲究信义的人一个接一个征服了”【21】。在需要阴谋诡计的时候就用阴谋诡计，在需要立威克敌时就可以杀人如麻，马基雅维利于是说出著名的“狐狸和狮子”理论：君主应当“同时效法狐狸与狮子。狮子没有狐狸具备的那种识别陷阱的本领，狐狸则没有狮子具备的那种战胜豺狼的本领。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只狐狸以便辨认陷阱，他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让豺狼望而生畏。……当遵守信义而使自己陷于不利处境之时，当自己原来做出诺言的理由已不复存在之时，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会再操守什么信义。假如人类都是善良的，情况就不同了。问题是，人是恶劣的，别人对你并不忠信不渝，因此你也同样地无须对他们讲什么信义”【22】。马基雅维利赤裸裸鼓吹阴谋与暴力的思想被认为开创了现实主义的政治思路，后世的现实主义政治论者尽管从马基雅维利那里收益良多却一般都不承认自己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可能是因为马基雅维利的论点太缺德而又太坦率。人们更愿意采取似乎不太缺德的“学术性”语言以免面目过于狰狞。后世多数现实主义政治论者迫于形势而都有些伪善，好像只有卡尔·施米特坚持了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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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马基雅维利并没有什么系统的政治理论，他的政治名著《君主论》和《论李维》都是在分析历史上种种实例，基本上都在说明成功的君主对敌人如何残酷无情、背信弃义、坑蒙拐骗以至于恶魔也自愧不如，但他对君主也有所告诫，有趣的是，他不断劝告君主必须有所节制的事情主要是不能抢夺自己人尤其是有用将士们的“妻女财物”，对敌人可以烧杀奸淫，对自己人则万万不可，否则将众叛亲离。这说得上是“话糙理不糙”。这一双重标准模式倒是影响深远。尽管现代政治在建立有效的法治和民主制度之后就削弱了阴谋诡计之类的马基雅维利权术，但却把那些残酷斗争的原则全都用于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如果说马基雅维利对现代政治有某种实质性的影响，可以说主要集中在国际政治上。马基雅维利对自己人和敌人的双重标准演变成为现代西方国家对国内和对国外的双重标准。现代的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在对待其他国家时都是马基雅维利的信徒，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日本军队的南京大屠杀、美英空军对德累斯顿的全民毁灭轰炸、美国原子弹攻击日本、美国对越南和伊拉克的空袭，诸如此类，都是马基雅维利的现代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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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理由说，马基雅维利所揭示的“政治真相”其实也是对政治的一种误解。马基雅维利所批判的那种自欺欺人的伪善道德固然是对政治的误解，可是他所推荐的仅仅作为技艺的政治同样也是对政治的误解。正如中国在汉帝国之后的体制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政治是一种“反政治的政治”，马基雅维利所谓的政治也是一种“反政治的政治”，都回避了政治合法性以及政治目的等基本问题，简单地说，都不知道“政治何为”。儒家式的反政治的政治和马基雅维利的反政治的政治当然不同，可谓南辕北辙，一种“崇文”，一种“尚武”，但都错误地以为政治的目的仅仅是统治。如果政治不是试图去建立一个幸福共享的世界，而仅仅是战争与统治，那么与动物世界又有什么区别？又何须什么政治思想？弱肉强食、唯利是图、贪生怕死、自私自利，这些都是自然本性和自然规律，根本不是思想，因为这些都不是想出来的，而且不用想就会。人类所以发明政治，不是为了重复天然罪恶，而是另有追求。世界是坏世界，但思想不能是坏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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