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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新约·马太福音》1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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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美］沃格林：《希腊化、罗马和早期基督教》，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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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主要根据奥古斯丁的名言“相信因此理解”（crede ut intelligas）的意思改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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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马基雅维利：《论李维》，43页，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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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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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引自［英］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65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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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17章，见《西方四大政治名著》，6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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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马基雅维利：《论李维》，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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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18章，见《西方四大政治名著》，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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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18章，见《西方四大政治名著》，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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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9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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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 7．一切事物都有政治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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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制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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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最重要的产品是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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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现代社会至今只有三百年左右，不过现代性却要早得多。现代性是逐步形成的。所谓现代性的许多因素其实是西方文明一直存在的基本特性，尽管经历多种变化，但一脉相承，比如理性原则、民主和法治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同样，另一些因素则可以追溯到基督教所发明的诸多重要事物，包括意识形态、绝对敌人、宣传，还有群众，除此之外，基督教还发动了另一项极其重要的发明：个人。现代社会是以个人为第一特征的社会，个人的概念蕴含着现代性的大部分秘密。无论赞美或批判现代性，人们的关注焦点都落在“个人”这一或伟大或渺小的事物上。当然，基督教并没有完成对个人的创造，只是开了个头，个人这一事物和概念的完成是启蒙以来的思想和社会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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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个人这一发明就必须进一步理解群众的发明。群众代表着现代社会的一种典型通用人格，群众是现代工业、现代市场和大众文化所以可能的必要条件。假如没有“所见略同”的群众，就不可能形成诱人蜂拥而上而卖遍全球的商品，而趣味标准化的产品又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群众性。群众是心灵相似具有通用人格的人们，群众不等于集体，也不是个人的对立概念。个人的对立概念是共同体。群众是由个人组成的集合，群众与个人反而是相辅相成的概念。基督教带来的社会革命正在于它发明了普遍通用的群众，从而打破了各种传统共同体和小社会，使任何人都可以获得一种通用身份（基督徒）。破坏特定社会关系所定义的特定身份是残酷的，就像一个人被逐出家庭和村庄。不过有一点不同，基督教鼓励人们为了一种新身份而主动背弃家庭和共同体。与被逐不同的是，主动背弃虽然也痛苦，但却是为了一种神秘诱惑。耶稣给出十分夸张甚至恐怖的说法：“凡是为了我和福音的缘故而撇下房屋、父母、兄弟和财富的人，必得到百倍的回报”，【1】，并且“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和自己生命的，就不能作我的门徒”，【2】。背弃所属家庭、社会关系和共同体而后获得一种新身份，一种人人相同、人人平等、超越了自然个性的身份，一种以基督教信念为普遍精神的通用身份，这就是基督教发明的群众。群众的魅力在于，每个人在这种新身份中似乎分享了所有人的力量，每个人都似乎变得强大而且安全。人们迷恋成为群众，正是谋求力量感和安全感，它比传统共同体的安全感更加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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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群众性使古代那些属于特定共同体和小社会的神话和文化受到严重挑战，而从精神到物质都具有通用性的现代社会则进一步最后摧毁了属于共同体和小社会的美德体系，以至于厚古薄今的麦金泰尔只能在书本中“追寻美德”（after virtue。麦金泰尔名著题目）。可以说，基督教凭借群众这一发明而成为现代性的发端之一。既然人们变成了通用群众，与原来的社会和共同体失去必然关系，也就失去原来的情感和精神归宿。基督教试图使人们相信上帝正是新的归宿，一个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通用归宿，于是，每个人所拥有的归宿都是一样的，每个人只需要相信上帝而不再需要依赖特定共同体，每个人在精神上不再依赖别人，每个人都有了不依赖任何他人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不是他人给的，而是上帝给的。这里发生了奇妙的转化，人人拥有一模一样的平等身份，这一事实导致了双面结果：人们变成了群众同时也变成个人。正因人人平等，每个人独立于他人，人人无需通过他人去定位自身，每个人就开始变成“个人”。创造群众同时就势必创造个人，这就是基督教的社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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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是说，在基督教之前不存在作为个体的人。作为自然事实，人是一个独立的身体存在，但这种物理学意义上的个体并非政治和文化上的“个人”。身体虽是独立存在，但心属共同体，所以身体的个体仍然不是价值上的个人。个人必须是一个独立于他人而具有自足绝对价值的存在。稍微夸张地说，如果共同体价值高于个体价值，就还没有个人；如果个体价值优先于共同体价值，就有了个人。基督教之前的宗教，无论是罗马传统宗教还是犹太教，都没有基督教那样强劲的个人主义精神倾向，尤其是保罗的“因信称义”传统制造了每个人与上帝之间等距离的直接关系，因此每个人都能够因为信仰而自己独立完成个人灵魂救赎，而不需要信仰之外任何别的理由，这是通向个人概念的重要一步。在基督教之前的社会里，个人意识显然不够明确，与其说是个人意识，还不如说是某种集体意识的个性化表现，就是说，集体意识是个人理解和判断的依据和标准，个人意识只不过具体地表现了集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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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虽然开始了创造“个人”的工程，但这一工程颇为曲折。基督教在取得精神领域的统治地位和合法权威之后就逐步腐化变质了，教会忍不住模仿俗世权力机构（可见权力和利益是挡不住的诱惑），它通过宗教机构去管理精神事务，垄断宗教解释权力而成为话语权威。中世纪的教会无法免俗而不断变本加厉地开拓敛财之道，教皇和主教们都变成巨富，基督教精神不再纯洁。这一点颇具讥讽性，因为按照基督教教义，据说富人得救比穷人困难得多，而且，耶稣及其圣徒们曾经身体力行地藐视了财富。教会对精神解释的垄断否定了个人精神意识的独立性，这一点严重威胁着基督教初步创造出来的个人观念。教会终于堕落到俗不可耐的地步，在16世纪初甚至出现教会向教徒出售“赦罪券”的怪事，一个人只要向教会缴纳相当数量的金币就可以被批准已经赎了罪，获得免除在地狱受苦的大赦。这等于承认金钱可以购买一切，可以抵消一切罪恶，金钱的力量因此也就在事实上大于和高于信仰。这一可耻之事终于引发了路德的反抗。路德指出，拯救不可以也不可能是金钱买卖，教会也无权替上帝赦免罪行，只有上帝才有这样的权力，而教徒只要诚心信仰、真心悔改就会直接得到上帝的宽恕，根本不需要教会的代理。路德试图回到因信称义的保罗传统上去，即每个人与上帝之间能够直接沟通，每个人与上帝的交通不需要代理人，更不需要缴纳交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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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路德问题”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决定人们命运的到底是上帝还是教会？这个问题的分量和意义相当于人们应该尊重真理还是尊重权威？这是精神的路线斗争；另一方面，如果人们必须听上帝的而不是听教会的，或者，如果人们需要的是真理而不是权威，那么，每个人就是平等的因而是独立的。很显然，无论是上帝还是真理，都是在人之外与每个人等距离的客观标准。路德重新指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相当于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决定性的突破，只有当每个人是平等的，才有可能拥有独立于他人的自我意识，才可能成为仅仅因其自身而具有独立价值的“个人”。既然平等，就没有人在作为人的价值上高于别人，于是，每个人的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特定身份就变得无足轻重了，每个人都获得了一种超越社会关系的新身份，即人与上帝之间关系所定义的信徒身份。既然人人都可以获得这个平等身份，每个人就不会被别人所代表，每个人也不能代表别人，每个人只能代表他自己，人人平等因而人人独立。平等是每个人变成个人的一个关键条件。路德的宗教改革（实际上是恢复原教旨）使人向现代意义上的个人逼近了一步。新教精神明显比天主教精神更接近现代，韦伯甚至把新教精神看做是现代精神的一个决定性来源。不过基督教最终也没有完成创造个人的工程，这是因为，对于个人概念来说，平等虽是必要条件，却仍然不是充分条件，个人概念还需要另一个关键条件，这就是自由。只有平等加上自由才能够形成充分有效的个人。个人概念所需要的自由是现代社会创造的。基督教要求信仰绝对优先而且信仰决定对一切事情的理解和价值判断，信仰的这一绝对地位已经拒绝了自由，不仅拒绝了思想自由而且拒绝了价值选择的自由。所以基督教只创造了半个个人概念，而现代进一步完成个人概念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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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个人观念的准备工作甚至早于路德宗教改革，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人文主义，只是这种思想在当时是前卫性的，还没有普及到群众。虽然意大利人文主义的思想焦点并不是与集体相对的“个人”，而是与神相对的“人”，但人的觉醒显然是重要的一步，只有发现人的意义，个人的意义才是可能的。人文主义作为一种新精神突破了信仰对精神领域的垄断地位。基督教初期的精神政治非常成功，基督教依靠它发明的意识形态宣传得以传播到五湖四海而统治了西方精神世界。但是，维持精神权力的关键在于榜样的力量，精神的权威性在于言行一致，一旦言行不一就会失去说服力和号召力，没有人会相信一种严于律人而从不律己的原则。基督教的精神权威性在中世纪后期变得可疑就是因为其榜样的崩溃，教会变成言行不一的典型，教会通过敛财而极尽奢华，生活腐化，行为不端，道德败坏。根据薄伽丘等许多当时作家的作品可以看到教士们的虚伪贪婪无耻无知，他们通奸、鸡奸、骗财骗色、买卖圣职，无恶不作。在基督教自毁形象的背景下，人们从那些难以拒绝的世俗罪恶中重新意识到世俗欲望和世俗生活的分量，人们意识到，与自然本性为敌是没有希望的，没有什么精神能够消灭自然欲望，没有什么精神能够拯救肉体。当然，文艺复兴的思想开放并不是为俗世罪恶辩护——罪恶终究是丑恶的——而是对世俗欲望的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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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教会自毁形象，但基督教已经成为西方人无法抛弃的一种精神身份和精神资源，人们仍然喜欢和需要这一精神身份，只是人们不再拒绝别的精神。在文艺复兴时代，很少有人想抛弃基督教，人们只是希望在神的世界之外还可以开拓人的世界，甚至希望人的世界可以获得与神的世界同样重要的地位。因此，人文主义不是企图取代基督教的另一种文化，而是新增的一种并列文化。据说是文艺复兴第一人的彼得拉克说：“有的人对野兽飞禽和鱼类的事情知道得很多，对狮子头上有多少鬣毛、鹞子尾上有多少羽毛、水螅下沉时要打多少个旋涡，了若指掌。还知道凤凰如何被芳香的火烧死后又会复活，刺猬能够阻止航船行驶，但一见水就失去力量，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或大部分都是无稽之谈，但是即使这些说法都是真的，对我们寻找幸福生活又有什么用处？知道飞禽走兽的特性而对人的本性一无所知，不知道我们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以及为什么生活，这到底有什么好处？”【3】如果考虑到当时人的问题已经被遗忘很久了，彼得拉克的这番话就算是惊世骇俗的了。1487年皮科在罗马的哲学辩论会上以“论人的尊严”为题的讲演更彻底地摆明了现代问题，他声称，任何动物都受其本性限制，狗只能像狗那样生活，狮子只能像狮子那样生活，如此等等，只有人没有自身限制的本质，人能够选择和创造各种生活，人是自己的主人，所以人能够是并且应该是自由的【4】。皮科说出了现代人的共同心声。关于人的这种理解在今天已经平平无奇，甚至过时或恶俗，但在当时则是石破天惊的。如果比较亚里士多德对人的理解就可以看出其中的重要变化，亚里士多德断言：“人生来是政治动物……在城邦之外非神即兽”【5】。所谓政治动物就是属于并且参与城邦公共生活的人，而“城邦以正义为原则”【6】，所以人的特性在于追求正义。皮科却相信人所以异于动物在于自由，而不在于社会生活和公共价值。以自由去定义人就是定义了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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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式的个人仍然还不是现代臭名昭著的“原子式个人”。文艺复兴式的个人充满了对自由的浪漫主义想象，也许可以称为“自我人”，这与后来由资本主义所定型的“经济人”相去甚远，但作为自我人的个人与作为经济人的个人虽然不同却不矛盾，这两种个人概念后来在成熟的现代社会里终于合二为一，变成了现代人的两面。“自我人”试图成为精神主体，相信自己是自己的精神权威，自己有精神全权去进行价值判断，自己的精神不依赖他人而具有完整意义，还特别重视私人性，强调私人经验或私人知识的不可替代性和不可还原性，突出所谓“自我”以及自我价值，这种夸张的自我或多或少有某种自恋倾向。简单地说，“自我人”的个人概念意味着精神上独立自主的个人；另一方面，“经济人”把个人确认为利益主体，永远自私自利，漠视他人利益，永远理性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毅然决然地避免一切无助于个人利益的不必要付出并且规避任何风险。如果按照康德式的描述，这种个人总是把他人看成是实现自己利益的手段，不把他人看成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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