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327804e+09
1703278040 大众教育和大众传播已经使现代民主势不可挡,而互联网的大众写作则有可能使民主走向最后凯旋。现代社会里,知识和信息的广泛传播在相当程度上缩小了精英和大众在见识上的差距,无论精英还是大众的观点都无非来自通用和共享的知识库。通用知识一方面增进了群众的见识水平,另一方面却降低了所谓精英的思想水平(其实是自私愚蠢的伪精英),而那些确实见识更高的思想已经无力反对膨胀的大众知识和大众文化。事实上大众文化正是文化精英迎合大众趣味而故意生产的,同样,现代政治精英为了获得权力和成功也只能采取大众知识的标准观点和价值观。结果很是有趣,在现代民主下,到底是谁掌握了权力,变成一件很糊涂的事情,既非大众,也非精英。按照古希腊人的看法,民主归根到底不是人民的胜利,而是伪装成民众领袖们的胜利,即那些所谓demagogoi(依靠政治煽动而成为民众领袖的人)的胜利;如果从现代情况去看,则似乎应该说,民主的结果不是人掌握权力,而是最具传播力和煽动性的大众知识在掌权,人民只是大众知识的载体而已。因此,对于现代民主,具体是谁掌握了权力是无所谓的,只要是承载了大众知识的心灵就行,爱谁谁,谁都一样。现代民主游戏归根到底并非多数人与少数人之间的权力斗争,因为少数人毫无胜算,还没进入游戏就直接靠边站了,民主在实质上是几个多数集团之间的博弈,是各种大众观念之间的博弈。这是个严重问题:既然民主只不过是两个以上的优势利益集团和两种以上的主流大众观念之间的权力斗争,那么,民主的正当性就益发可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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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8042 只在一个特殊语境中,民主才是充分正当的,这一特殊语境就是,强势的少数人掌握权力并且压迫弱势的多数人,也就是所谓专制或集权的语境。但在反抗专制的斗争胜利之后,民主就由反抗压迫的行为演变成优势政治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民主。每个优势政治集团都试图掌握政权以追求自身的利益,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哪一个优势政治集团的趋利行为是更为正当的,情况反倒是,无论哪一个优势集团都有不正当的一面,无论哪个集团胜出,都同样压迫少数人。因此,当民主由反抗的政治变成常态的争权政治,由反抗强权的王牌变成争权夺利的王牌,民主的正当性就基本终结了,因为一旦民主完成了反抗少数人的暴政这一政治使命,就蜕变为多数人的暴政,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蜕变趋势。如果忽视民主蜕变的这一秘密,就没有真正理解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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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8044 为了克制民主的蜕变,就必须使民主受制于能够压缩民主空间的政治条件,这就是法治和自由。这意味着,假如民主要成为至少相对有益的政治行为,就必须满足这样的条件:(1)民主绝不能在政治上优先;(2)法治和自由必须优先于民主,如果不存在法治和自由,就绝对不能行使民主,或者说,民主必须以法治和自由作为先决条件。法治和自由是绝不能省略的条件,是绝对必要的大治秩序(kosmos),民主只有基于这种秩序才能避免成为大乱状态(chaos)。显然,只有当法治规定并且保护了表现为个人权利的自由,社会才能够保持一种不被民主随便破坏的基本秩序,个人才拥有不被民主随便侵犯的自由空间和基本利益,有了这样的基本保障之后,民主的行为空间就被压缩到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这样,民主才是一个低风险的政治策略,否则将是最危险的政治冒险。法治、自由和民主三者结合是西方现代政治的最高成就,法治维持公正,自由保护个人,民主为众谋利。三者之中,法治和自由堪称公理,唯有民主乏善可陈,绝非独立可行之政治原则,只有在法治和自由的限制下使民主无法作乱,民主才是可用的。民主只能是有限民主而不能是无限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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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8046 给定存在法治和自由的制度安排,假如非要选择民主制度不可,那么必须思考什么是最优的民主模式。目前流行的现代民主模式并不能令人满意,其实很可能还不如古希腊。这里准备提出一种改进的民主理论,可以称为“兼容民主”(compatible democracy),即能够与普遍理性以及各种普遍价值达到兼容的民主。由于民主本身并不具备正当性,民主就只能从其他事物那里借来正当性,因此,假如民主能够改进为与明显正当的各种普遍价值保持一致和兼容,大概就是所能够指望的最优民主了。即使如此,民主是否能够获得充分正当性,还仍然是个开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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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8048 当一个社会的公共选择成为需要通过制度安排去解决的问题,民主才成为必要,而公共选择所以成为问题,则是因为社会共同体成员的偏好不一。社会共同体本身就是一个有些诡异的事情:如果一个共同体是由荣辱与共、志同道合的人们组成,那么,这个共同体本来就已经万众一心,公共选择自然不成问题。显然,一个事事都能同心同德的完美共同体必有完美民主,可是完美民主反而使民主成为多余的。因此,只有当共同体是不完美的,民主才有意义。可问题是,人们为什么非要组成不完美共同体?这是因为,完美共同体往往不可能(没那么多同心同德的人),即使可能,其规模一定太小而做不成什么事情,尤其在与比较大的共同体竞争时会非常不利甚至无法自保,因此,能够立足的共同体都需要有一定规模。不完美共同体有两种情况:(1)共同体包含一些其实不愿意加入而不得已加入的人,这意味着共同体具有强迫性;(2)共同体成员在某些事情上有着共同利益,在另一些事情上却存在着冲突,但每个人通过共同利益之所得毕竟大于互相冲突之所失,因此那些利益相对受损的人们仍然理性地选择忍受留在共同体中,以便享受相对更大的共同利益。情况(1)是坏的共同体,但最为常见,其中的民主往往成为无理的压迫。民主所以需要改进,意义就在于此。改进的民主或许能够使(1)转变为(2)。尽管(2)也不完美,但勉强过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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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8050 在不完美共同体内,人们是否应该追求完美的公共选择?答案是否定的。完美公共选择遵循的是全体一致规则(unanimity),看上去很美,其实是灾难性的。秘密在于,假如采用全体一致规则,那么每个成员都有否决权,这样势必杜绝任何改变现状的可能变化,特别表现为:(1)好事都做不成。导致社会变化的好事(比如技术进步、更合理的经济政策或者漏洞更少的法律之类)总会影响某些人的既定利益,受影响的人会行使否决权。(2)坏事都难以改变。总会有人为私利去否决纠正坏事的方案,比如资本家会否决提高征税率,奴隶主会否决取消奴隶制【68】。全体一致不仅难以做到,而且全体一致规则本身就不可取,于是,以多为胜的民主就成为合理的公共选择,因为没有更合理的办法。其实,民主以多为胜的“合理性”也是一个权宜的说法,一旦深究,恐怕连合理性也变得非常可疑,更别提正当性了。一个重要的疑点是:在说到“人民”的时候,总是忘记“将来的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就是说,民主的多数并没有把将来的人们计算在内。今天人们的民主决定在事实上不由分说地代表了将来人们,这一点严格说来是很不负责任的,比如说,今天人们为了自己的好日子而疯狂使用自然资源。也许可以辩解说,将来人们如果不喜欢今天的选择,将来人们可以另有选择。这种辩护其实没有道理,因为今天的选择很可能不可逆地伤害了将来人们的利益。当然,我们不可能提前知道将来人们的想法,因此,民主的这个缺陷无法当真计较,但它进一步表明,民主绝非理直气壮的事情,尤其与任何高尚或正义没有丝毫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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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8052 民主的合理性不能混同于正当性。人们有时候会误以为民主的合理性等于正当性,这看上去似乎相去不远:既然不存在好过民主的策略,那么民主就是正当的。这种相似性其实似是而非,其错误类似于说,既然没有能够治病的药,水就算是合格的药。如前所论,民主必定损害部分人的利益,这已经严重偏离公正、自由以及和谐等普遍价值,因此民主在正当性上毫无优势可言,民主的优势仅仅在于它在技术上的合理性,但这一点绝不是以合理性代替正当性的理由。以蒙混过关的方式去论证民主正当性反而拒绝了对民主的改进。如果满足于“民主毕竟是最不坏的”之类的安慰性陈词滥调,就不可能深入民主的问题。民主不是什么好东西,而是好东西的替代品。由于民主本质所注定的局限性,也许民主不可能彻底改良,但仍有机会去增大民主与公正、自由、和谐等普遍价值的兼容性,从而借得相对的正当性,这才是必须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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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8054 民主鼓励了伯林批评的积极自由(其实是假装为自由的专制),这是民主的危险本质。由于积极自由是“积极有为的”,因此容易被不良人性所利用。积极自由意味着人们可以追求他们认为是好的事情,而所谓好的事情往往只对某些人是好的,而对另一些人是有害的。因此,以多为胜不可能是正当的,多数人不等于道义优势。民主的目的仅仅是使公共选择在操作上成为可能,即打破意见分歧的僵局而使公共决定和公共行动成为可能,而绝不证明真理和价值落在多数人手中(更常见的是真理在少数人手里)。民主只是在不同意见之中做出选择,而绝不是对不同意见做出判断。民主无权判断任何事物,无论是知识判断还是价值判断。民主只在理性无法决断的地方才成为替代性选择方式,这一“民主语境”可以表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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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8056 (1)给定某共同体需要做出公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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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8058 (2)但是存在两种以上的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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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8060 (3)而且根据理性,无法找到不可怀疑的理由证明其中任何一种意见是正确的或更为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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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8062 (4)于是,在缺乏知识判断和价值判断的情况下,以多为胜的选择比其他选择更有现实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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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8064 民主就是在这样的语境里才成为合理的。可以看出,民主只是形成公共选择的一种技术手段,它不意味多数人比少数人拥有更值得尊敬的价值偏向,而只是承认以多为胜是唯一可行的方案。合理的民主不应该伤害少数人,也不是多数人利益最大化的专用工具,否则民主与暴政无异。民主必须始终只是终结分歧而形成公共选择的一种可行操作。对少数人的伤害是民主在技术上无法避免的一个缺陷,既然对少数人的伤害不具有正当性,只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就注定了民主承担着尽量减少对少数人的伤害这样一项先验义务。既然民主必定造成某种负面影响,就必须对此负面影响负责任。只有承认这一点才能改进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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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8066 目前流行的民主往往忽视民主的义务这一错误倾向。流行的民主制度更多考虑的是人们更喜欢什么,而忽视人们更不喜欢什么,更多地考虑让多数人得利,而相对忽视不让少数人受损,这一点特别表现为投票制度一般只设计赞成票(这个似乎微小的问题其实极其重要,后面将进一步讨论)。人类生活需要趋利避害,而避害比趋利更根本也更重要,安全和自由的重要性高于利益,更多的安全和更有保障的自由对于每个人都永远是必需的,而更多的利益只是一种奢华,于是,对安全和自由的伤害最小化必定高于利益最大化。在这里,民主的义务问题变得至关重要,强调民主的义务正是为了减少民主的害处。由此我们获得一个民主义务原理,可称为“最小伤害原则”:既然民主决定的公共选择必定有损部分人的利益,那么民主有义务使这一伤害降到最低程度,否则民主就变成赢家对输家的专政。假如民主把赢家定义为多数集团而把输家定义为少数集团,这不是解决冲突,只不过是把冲突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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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8068 忽视民主的先验义务,忽视民主的最小伤害原则,这将蕴含着严重的政治危险,这就是共同体的分裂与输家的不合作。民主在政治合理性上优于专制,从而大致能够避免革命和叛乱,但仍然不能有效避免分裂与不合作。在民主制度下,由于放弃了专制的强大暴力控制,共同体分裂(尤其表现为国家分裂)的可能性反而有所增加。我们不能忘记,最强悍的民主方式(也是最初始的民主方式)是以脚投票。当一部分人在共同体中的利益明显受损乃至无利可图,其景况还不如脱离共同体,这一部分人就非常可能谋求分裂以便组成新的共同体。即使由于缺乏足够实力而无法达到分裂,利益受损的输家也会采取各种非暴力的甚至暴力的不合作方式去反抗强势赢家的剥削或支配,这样势必导致社会各群体之间互相拆台而使利益普遍受损。很显然,社会合作程度越低,各方收益就越差。因此,要保证有效的社会合作,民主就必须保证输家在与赢家合作中的收益仍然明显大过不合作的收益,或者其利益受损程度明显小于不合作的受损程度。这可以看做是最小伤害原则的另一种表述。只有保证了利益伤害最小化才能够维持人们对共同体的兴趣,而只有当共同体得以维持,民主才有意义。假如民主的结果反而使共同体分裂崩溃,大家利益都受损,这必定是坏的民主。无论如何,任何一种为全民着想的善意民主必须遵循最小伤害原则,以使民主能够尽量使全民受惠,与公正、自由、和谐等普遍价值尽量兼容而增加民主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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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8070 自古希腊以来,民主就由两个方面组成:选举和公议,或者说,投票和公开辩论。最小伤害原则作为民主的一条减灾原则首先必须落实在投票规则中。在投票制度中,唯一可能的技术原则就是多数决胜。多数决胜原则没有问题,但如何产生多数?以何种方式产生多数?产生什么样的多数?这些具体策略却都是难题,因为在理论上存在着多种在程序或技术上同样好的表决规则,这些不同的表决规则能够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这意味着,操纵了表决规则就在很大程度上操纵了表决结果,这样,民主就难以避免阴谋、欺骗和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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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8072 孔多塞最早发现,当竞标方案(或人选)在三个以上时,多数规则就无法杜绝赢家循环这一怪事。以最简单的三方模型而言,完全有可能出现违背传递性公理的循环:比如,三分之二的人偏好A超过B;而三分之二的人又偏好B超过C,同时三分之二的人又偏好C超过A,这一荒谬的循环是现实可能的。人们的偏好循环导致了“孔多塞投票悖论”。人们本来幻想凭借理性的伟大力量就总能够创造一种“最好的”投票规则以消除孔多塞悖论,于是人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投票规则。目前的各种投票规则在理论上说都同样好但又都并非绝对好,而这些同样好的投票规则有可能生产完全不同的选举结果。有个有趣的例子是这样的:内阁55个成员准备在5个党派的代表A、B、C、D、E中选一个当总统,假定人们偏好排序碰巧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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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8079 (1)按照最多数票规则,A当选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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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8081 (2)按照复赛决胜规则,票数领先的两位接着表决,则B当选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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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8083 (3)按照逐轮淘汰规则,每轮末位淘汰,则C当选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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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8085 (4)按照波达记分规则,以5、4、3…记分,则D当选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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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8087 (5)按照依次对决规则,每两位按多数规则对决,则E当选总统。【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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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8089 既然每种规则在程序和技术上都同等公平,人们就无法决断了。人们在解决投票悖论上前仆后继,但阿罗定理毁灭了这一希望,阿罗证明了,完全公平的选举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一种选举规则能够同时满足表达理性公平所需的各个条件,因此投票悖论无法消除,除非采取某种强加的专制规定,可是那样的话,民主就变成专制了。人们又试图逃脱阿罗定理,布莱克以及森等人提出过几种重要方案,但可惜都不是真正的解决,因为所有克制悖论的方案都包含某种强加于人的限制条件。只要对人们的偏好自由形成干涉,就不再是真正的民主了,而且,一旦允许强加某种限制规则,就等于为任何一种专制规则打开了大门。看来,投票悖论所以解决不了,并非人类智力不够,而是因为人类偏好本来就包含各种循环或两难,就是说,人本来就不像机器人那样,在偏好上总能满足A>B>C……这种非循环的传递性。除非把人做成机器人,否则无法避免偏好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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