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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索断言：“国际政治和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力的斗争”【78】。他还发现，追逐权力和利益的这种唯利是图人性从来没有变化过，因此，无论什么样的政治都无法超越可悲的人性规律。现实主义政治理论虽然比较片面，但它有着更为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这有助于消除伪善所导致的自欺欺人。人性虽然可悲，但并非不存在合理的政治对策，这才是政治理论一直试图发现的。在政治的理论和实践中，人们可以看出，与国家政治的成就相比，国际政治就比较简陋，明显缺乏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论，以至于马丁·怀特觉得国际理论过于贫乏而只不过是国家政治理论的附属部分【79】。“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这一怀特问题听起来有些矫情，其真实意思可能是说，为什么国际理论都不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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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权国家体系中，国际政治最主要的原则是：（1）尽量以外交手段化解冲突，以谈判方式完成权力分配、利益交换或让步以及势力范围划分等国家利益或国家安全问题；（2）尽量制造并且维持国家间的势力均衡，以此最大程度降低战争的可能性。这两个原则所构成的国际政治框架虽非完全不管用，但确实很不够用，它们在能力上不足以解决国际冲突问题。这意味着国际政治远不及国家政治那么成熟，即使与古代的国家政治相比，现代国际政治也是很不成熟的。国际政治为什么难以成熟？其中必有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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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似乎都利用了权力均衡原理，可是在国际政治中，权力均衡原理却似乎力不从心，问题就出在这两种政治的条件不同。国家内部的权力均衡主要表现为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权力分立的互相制衡（例如常见的三权分立模式），但在国际政治中，博弈各方的权力是同性质的，并非不同权力之间的制衡，而是同种权力之间的竞争，这一致命的区别正是权力均衡原理在国际政治中效力比较低的原因。很显然，在同类权力之间缺乏互相依赖又互相制约的条件，因此，同类权力在追求均衡时往往效果适得其反，比如反而使竞争升级。即使暂时形成某种均衡，也只是加剧紧张，使敌意变得更深刻。在同类权力之间制造力量均衡虽是可能的，但力量均衡不可能使敌对局面好转，这是同类权力的博弈注定的命运。既然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国际政治就像是没有裁判的游戏，每个国家都必然同样不择手段地追求国家安全，因此不可能避免囚徒困境。事实上，势力均衡有可能是更危险的状态，两次世界大战前的格局正是多国势力十分均衡的状态，而冷战时期的两极均衡得以化险为夷却是因为存在使人不敢犯险的核威胁。传说中的均势蕴含和平，实为缺乏可信根据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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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论，无政府状态虽优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但毕竟是一个相当危险的准霍布斯状态。由于对他者没有绝对必要的依存关系，国家之间的良好外交关系虽然可贵，但并非不能背叛。主权国家都力求通过发展实力而在谈判中取得主动权和优势地位，而发展实力无非是力求制造博弈手段的不均衡（主要在军事和经济方面），从而使博弈均衡的边界发生对自己有利的最大偏移。当博弈均衡边界出现对大国十分明显的有利偏移，就形成霸权国家和帝国主义。可以看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无论是势力均衡还是不对等的博弈均衡，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都是国家安全而不是世界和平。因此，外交的主要工作，也是正确的工作，就无非是制造有利于国家安全的谎言、阴谋、圈套、陷阱和威胁，而外交的目的是不战而胜，绝非和平——这两者颇为不同：不战而胜是一国之私，和平却属于世界共同利益。国际政治确实是为了避免或减少战争，但如果说国际政治是为了和平，则是典型的谎言。英国和美国能够把外交发挥到出神入化的境地，这证明它们深刻理解了“国际”，但同时说明它们不理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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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幻想理性的力量能够克制膨胀的欲望。理性固然是人类之希望所在，可是人们从来也没有搞清楚什么是或什么不是理性选择，更无法判断不同的理性选择之中何者最优，因为不存在显而易见无可置疑的理性标准。人们一直无法充分证明，风险规避必定优于铤而走险；或者无法证明，在任何情况下，和平的收益必定优于战争；也同样不能证明，长期利益必定好过当前利益。如果不能证明以上人们钟爱的各种假设，理性概念就是不清楚和不确定的。作为经验事实，“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情况屡见不鲜，假如失去当前利益，就很可能因此失去长期利益，因为有些当前利益正是长期利益的必要条件，有许多当前利益与长期利益恰好构成一个利益链条；铤而走险的战争有可能胜者通吃而委曲求全的和平也可能永远受制于人，如此等等。甚至人们很难证明，到底什么是得什么是失。目前对理性的理解主要基于经济学思维，但经济理性概念小于政治理性，经济人的复杂性也弱于政治人，政治得失是复杂的总体利益问题，而经济利益则相对简单。因此只能承认，至少对于复杂博弈来说，还没有一个真正管用的理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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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超越国际政治无计可施的局面，关键是必须意识到，国际无政府状态是一个结构很差的政治状态。不是人类不够明智，而是现有的博弈条件太差，所以才无计可施。因此，政治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善博弈条件，而不是追求似乎更先进但其实只不过是更阴险的策略，或者说，要解决国际冲突，就必须改变政治游戏本身，而不可能指望通过改进游戏策略去解决问题。国际政治的根本困难是一个存在论问题而远不只是一个博弈论问题，除非能够改变国际无政府状态这一存在论条件，否则根本不具备解决国际冲突的客观条件，无论多么高明的博弈策略都不可能超越国际政治的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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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正在慢慢取代国际政治的新政治早在世界现代化的过程中就已经悄悄出现并且在当前的全球化过程中逐步展开，这就是世界政治——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周朝的天下政治。如果说国家政治是第一政治而国际政治是第二政治，世界政治就是第三政治。世界政治要处理的也是超出国家政治的问题，但却不止步于国际政治，而是要超越国际状态，进入世界总体或整体的政治问题，特别表现为世界政治制度的设计，以及世界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的管理。由于全球化造成的经济与政治关系新格局，人们纷纷敏感到应该建立全球治理。这是顺理成章的一种问题意识，但却没有对准问题。全球治理虽名“全球”，实际上只停留在国际思维中，仍然不是世界政治。所谓全球治理是对世界政治问题似是而非的一种表述，全球治理仅仅试图以国际框架所能够想象的方案——无非是更多的国际组织和更复杂的多边合作之类——去应对全球化所强化的各种跨国问题，它以为全球化的新问题只不过是跨国问题，而跨国问题只是复杂化了的国际问题，并无超越民族—国家体系的决心，仍然幻想在国际政治框架内去消化新问题，这正是全球治理终究没有新意的原因。世界政治必须是一种高于国际政治层次的新政治，它以世界的总体或整体问题作为思考对象，以创造和保护世界共同利益或共享利益作为目标，简单地说，世界政治是优先世界利益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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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出现了无数跨国公司、各种专门化的国际组织（国际金融组织、能源组织、贸易组织以及地缘政治组织之类）、服务于各种政治意识形态的NGO，如此等等，它们确实在分化和削弱民族一国家的权力。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所有这些跨国组织也许越来越远离民族—国家的控制，也许越来越热衷于组织的自身利益而不如以往那么效忠于民族一国家，甚至将来完全成为独立于民族一国家的新型政治力量也未可知，但所有类型的跨国组织都不是为了世界利益而存在的，都不以世界共同或共享利益为目标，而仍然是一种追求独占独享利益的特殊政治和经济实体，它们尽管不是国家，但和国家一样永远只考虑自身利益而不可能优先考虑世界利益。假如将来各种跨国组织变得比国家更强大甚至解构了国家，它们将以另一种方式瓜分世界而绝非共建一个世界，越来越多的跨国组织尤其是大量的NGO很可能形成世界部落化的返祖现象而造成更混乱的世界分裂状态，一旦国家失去控制力，而世界又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世界部落化的同时就很可能形成跨国组织黑帮化，这样就回到前国家状态而不是走向世界政治了。因此必须注意到，跨国性（transnationality）并不高于也没有超越国际性（internationality），而只是国际性的一种另类表现方式，而且有可能是一种更差的国际性。国家虽是地方性的，但至少会考虑本地人民的利益，而跨国组织不属于任何地方，不为任何人民负责，只会考虑组织本身的利益，因此跨国组织不会把世界组织起来而只会把世界搞乱。跨国政治与世界政治虽非完全南辕北辙，但无疑失之千里，因此，仅仅着眼于跨国性，受制于国际政治框架的全球治理思路，就不可能发展出真正的世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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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全球化事实是走向世界政治的准备性步骤。全球化导致的各种问题虽在国际政治框架内产生，却只能在世界政治框架内去解决，因为国际政治条件下所造成的问题超出了国际政治的解决能力，因此只能在具有更大容量的政治框架中去解决。正如历史事实所显示的，国家政治派生出国际政治，而国际政治又催生世界政治，此乃历史大势。全球化事实在世界中制造了越来越多的互相依存关系，这是在未来形成世界一体化社会的必要条件，同时，全球化也放大深化了国际社会的各种问题，使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各种矛盾和危机变得更具规模也更有传染性，这是国际化问题需要世界化解决的原因。当各种政治实体在利益上的连动性和互相依存程度大到必须创造一个普遍认可的一体化游戏时，世界政治就将势不可挡。人们将需要制定世界游戏的普遍规则，这意味着必须创造一个世界政治制度和世界权力管理机制以保证世界的普遍合作。从目前情况来看，政治仍然处于国家政治与国际政治框架内，世界政治尚属未来，但世界政治的问题业已出现。由于政治理论一直集中在国家政治以及国际政治上，而世界政治又是前瞻性问题，因此现成理论储备不多，比较有价值的有四种资源：（1）罗马帝国观念；（2）基督教普世主义；（3）康德的永久和平理论；（4）中国的天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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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最有价值的遗产是万民法，它显示了对世界上一切人一视同仁的博大胸怀和气概。如果未来要创造一个世界，普遍适用的万民法是必不可少的。不过，万民法远不足以形成世界，对于世界的整个生活画面来说，万民法仍然很单薄。而且，万民法这一形式虽然是正确的，但并非任何一种关于万民法的构思都是合适的。万民法可以有许多种解释和设计方案，比如说罗尔斯就构思了一种现代自由主义的万民法【80】，很显然并非所有人都同意罗尔斯式的万民法，人们根据不同文化可以构思不同而同样有理的万民法。因此，更重要和更基本的问题是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另外，罗马帝国试图以武力征服的方式统治世界，这种背离王道的霸道方式不可能获得世界的支持，也几乎没有成功的希望。对于世界政治，罗马帝国只是提供了非常片面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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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普世主义并不是严格的政治理论，而是一种有政治意义的文化理论，它幻想并试图把基督教信仰推广成为世界普世文化而且是唯一普世文化，幻想把世界人民全都变成基督教群众（信众），让基督教信念成为所有人的通用心灵，这在实质上是试图以宗教一统去实现世界的政治一统。通过宗教去解决政治问题，虽有想象力，但事实上不可能。政治反映着从物质利益、权力和权利到精神和思想的全部生活问题，而宗教信仰对于人们需要的生活来说是非常片面的，尤其不能解决物质利益方面的问题，精神拯救不了物质，软实力不可能代替硬实力，文化不可能解决政治问题而只是政治问题的一部分，何况宗教只是文化的一部分而已。至于文化一统的工程，理论上并非不可能，但不可能通过文化霸权去实现。普世文化和普世价值只能在各种文化平等交流和充分交融的条件下，各种文化的优势自动综合而形成文化创新，这才成为可能。能够兼容各种文化而实现文化一统的必须是一种没有文化敌人的文化，而基督教没有文化兼容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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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可能是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他追求“永久和平”的思想热情一直令人感动，但康德的制度设想仍然受制于国际政治框架而没有进入世界政治问题。按照康德思路，自由国家总能与作为自己人的其他自由国家结盟，建立互相尊重和信任而维持地久天长的和平。这一点是否可能，尚有疑问，暂且不论。关键问题是，世界上那些另有理想而不属于“自己人”的其他国家又该如何处理呢？假如非西方国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也不愿意接受西方文化，又怎么办呢？假如非西方国家强大起来并且反过来向西方推销非西方价值观，或者别的文化有更优越的价值观和思想，又怎么样呢？康德对付不了文化冲突问题（即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突），那些不符合康德结盟条件的文化和国家就成为被拒斥的他者，结盟不是构成世界而是分裂世界。于是，温特寄予厚望的“康德文化”【81】就将事与愿违地退化为令人失望的“霍布斯文化”。康德政治虽有善良意愿，但康德式的普遍主义是西方典型的单向普遍主义，是一种无视“精神他者”或“文化他者”的单向文化帝国主义。单向普遍主义缺乏兼容异己的原则和能力，因此不可能回应他者问题，不可能解决文明冲突问题。毫无疑问，寻找朋友的康德文化总比寻找敌人的霍布斯文化好得多，但寻找朋友仍然无法克服冲突，因为寻找朋友仍然做不到化敌为友，这是康德文化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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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周朝的中国天下观念在世界政治理论中最具优势潜力，但需要根据当代问题的变化而进行理论创新。无论如何，周朝的天下观念已经给出了一个良好起点。周朝在开创中国政治时面临的是以一治众、以小治大的特殊局面，于是中国政治思想是从如何处理“世界性”政治问题开始的，然后在世界政治的基本框架内进入国家和国际问题，形成所谓“天下—国—家”政治系统。这一与众不同的政治开端和进路使中国得以优先思考了世界政治问题。天下理论假定，天下之治是一国之治的条件，因此，世界政治的基本原则就是必须创造一种世界制度去保证：（1）优先促进天下公利，即世界各种共同利益或非独占利益，使各国加入天下体系之所得优于脱离天下体系之所得；（2）各国利益形成连锁互制关系，使各国利益之间存在共荣俱损的结构，这是一种和谐结构，我把它处理为优于帕累托改进的“孔子改进”模式【82】；（3）兼容各种文化或精神体系，承认任何一种文化的自主地位，拒绝把任何一种他者文化看做敌人，在文化兼容的基础上共同创作普遍价值。这样才能化敌为友，创造真正的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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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的维度意味着一个未来的“政治学转向”。如前所论，全球化所引发的许多世界性新问题无法在“国家—国际”这一框架中被有效分析和解决，这是因为“国家—国际”框架的容量不够大，而且缺乏世界公共性或世界公心，于是，凡是涉及世界总体的政治问题，比如世界公利、世界制度、世界合作以及文化冲突等问题就超出了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处理能力。因此，政治理论需要一个结构性的改进。如果引入天下维度，把政治理论框架由“国家—国际理论”扩大为“国家—国际—世界理论”，就有能力覆盖所有政治问题。把政治分析的重心从国家—国际政治转到世界政治上，这是我们所期望的政治学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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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治、国际政治、世界政治构成了政治分析的三维框架，所有重大政治问题都可以在这三个框架内被分析，尤其当国家、国际和世界政治被理解为一体化连续互动的多维复合框架，其分析能力将大大增强。在国家、国际和世界三个层次中，可以看到“冲突与合作”这一政治根本问题的有趣变化：国家的形成应该是源于荀子式初始状态而非霍布斯式初始状态【83】，即国家总是建立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之上，于是，国家利益就是社会共同利益，人们互相依存大于互相冲突。作为第一政治的国家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权力公正。古希腊人（柏拉图等）早就意识到国家政治的根本问题就是公正。显然，只有公正的制度才能使政府获得统治权力的合法性，才能保证社会合作最大化和长治久安。国际政治是第二政治。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大概介于霍布斯状态和荀子状态之间，但令人遗憾地更接近霍布斯状态，特别表现为国家之间没有绝对必要的依存关系，却有绝对必要的利益竞争关系，这决定了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国家安全。正由于国际无政府状态，国际游戏中的所有规则和契约都是本质上不可信任的，这又注定了国际政治就其能力而言不可能化冲突为合作，不可能做到国家政治那样因正政而善治，因此，国际政治不是一种成熟政治。世界政治是可期望的第三政治。国际政治不能做到的事情只能由世界政治去完成。全球化开始在整个世界中制造各种互相依存关系，这是世界社会一体化的准备条件。世界政治的核心问题是世界制度。我们有理由想象，假如能够成功创造一种世界制度（比如天下模式的世界制度）去化冲突为合作，那么，政治将在世界政治中达到最终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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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 【1】 《新约·马可福音》1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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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约·路加福音》1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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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自［意大利］加林：《意大利人文主义》，22～23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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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上书，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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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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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同上书，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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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意］圭多·德·拉吉罗：《欧洲自由主义史》，43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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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4～2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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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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