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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正在慢慢取代国际政治的新政治早在世界现代化的过程中就已经悄悄出现并且在当前的全球化过程中逐步展开，这就是世界政治——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周朝的天下政治。如果说国家政治是第一政治而国际政治是第二政治，世界政治就是第三政治。世界政治要处理的也是超出国家政治的问题，但却不止步于国际政治，而是要超越国际状态，进入世界总体或整体的政治问题，特别表现为世界政治制度的设计，以及世界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的管理。由于全球化造成的经济与政治关系新格局，人们纷纷敏感到应该建立全球治理。这是顺理成章的一种问题意识，但却没有对准问题。全球治理虽名“全球”，实际上只停留在国际思维中，仍然不是世界政治。所谓全球治理是对世界政治问题似是而非的一种表述，全球治理仅仅试图以国际框架所能够想象的方案——无非是更多的国际组织和更复杂的多边合作之类——去应对全球化所强化的各种跨国问题，它以为全球化的新问题只不过是跨国问题，而跨国问题只是复杂化了的国际问题，并无超越民族—国家体系的决心，仍然幻想在国际政治框架内去消化新问题，这正是全球治理终究没有新意的原因。世界政治必须是一种高于国际政治层次的新政治，它以世界的总体或整体问题作为思考对象，以创造和保护世界共同利益或共享利益作为目标，简单地说，世界政治是优先世界利益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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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出现了无数跨国公司、各种专门化的国际组织（国际金融组织、能源组织、贸易组织以及地缘政治组织之类）、服务于各种政治意识形态的NGO，如此等等，它们确实在分化和削弱民族一国家的权力。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所有这些跨国组织也许越来越远离民族—国家的控制，也许越来越热衷于组织的自身利益而不如以往那么效忠于民族一国家，甚至将来完全成为独立于民族一国家的新型政治力量也未可知，但所有类型的跨国组织都不是为了世界利益而存在的，都不以世界共同或共享利益为目标，而仍然是一种追求独占独享利益的特殊政治和经济实体，它们尽管不是国家，但和国家一样永远只考虑自身利益而不可能优先考虑世界利益。假如将来各种跨国组织变得比国家更强大甚至解构了国家，它们将以另一种方式瓜分世界而绝非共建一个世界，越来越多的跨国组织尤其是大量的NGO很可能形成世界部落化的返祖现象而造成更混乱的世界分裂状态，一旦国家失去控制力，而世界又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世界部落化的同时就很可能形成跨国组织黑帮化，这样就回到前国家状态而不是走向世界政治了。因此必须注意到，跨国性（transnationality）并不高于也没有超越国际性（internationality），而只是国际性的一种另类表现方式，而且有可能是一种更差的国际性。国家虽是地方性的，但至少会考虑本地人民的利益，而跨国组织不属于任何地方，不为任何人民负责，只会考虑组织本身的利益，因此跨国组织不会把世界组织起来而只会把世界搞乱。跨国政治与世界政治虽非完全南辕北辙，但无疑失之千里，因此，仅仅着眼于跨国性，受制于国际政治框架的全球治理思路，就不可能发展出真正的世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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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全球化事实是走向世界政治的准备性步骤。全球化导致的各种问题虽在国际政治框架内产生，却只能在世界政治框架内去解决，因为国际政治条件下所造成的问题超出了国际政治的解决能力，因此只能在具有更大容量的政治框架中去解决。正如历史事实所显示的，国家政治派生出国际政治，而国际政治又催生世界政治，此乃历史大势。全球化事实在世界中制造了越来越多的互相依存关系，这是在未来形成世界一体化社会的必要条件，同时，全球化也放大深化了国际社会的各种问题，使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各种矛盾和危机变得更具规模也更有传染性，这是国际化问题需要世界化解决的原因。当各种政治实体在利益上的连动性和互相依存程度大到必须创造一个普遍认可的一体化游戏时，世界政治就将势不可挡。人们将需要制定世界游戏的普遍规则，这意味着必须创造一个世界政治制度和世界权力管理机制以保证世界的普遍合作。从目前情况来看，政治仍然处于国家政治与国际政治框架内，世界政治尚属未来，但世界政治的问题业已出现。由于政治理论一直集中在国家政治以及国际政治上，而世界政治又是前瞻性问题，因此现成理论储备不多，比较有价值的有四种资源：（1）罗马帝国观念；（2）基督教普世主义；（3）康德的永久和平理论；（4）中国的天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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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最有价值的遗产是万民法，它显示了对世界上一切人一视同仁的博大胸怀和气概。如果未来要创造一个世界，普遍适用的万民法是必不可少的。不过，万民法远不足以形成世界，对于世界的整个生活画面来说，万民法仍然很单薄。而且，万民法这一形式虽然是正确的，但并非任何一种关于万民法的构思都是合适的。万民法可以有许多种解释和设计方案，比如说罗尔斯就构思了一种现代自由主义的万民法【80】，很显然并非所有人都同意罗尔斯式的万民法，人们根据不同文化可以构思不同而同样有理的万民法。因此，更重要和更基本的问题是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另外，罗马帝国试图以武力征服的方式统治世界，这种背离王道的霸道方式不可能获得世界的支持，也几乎没有成功的希望。对于世界政治，罗马帝国只是提供了非常片面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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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普世主义并不是严格的政治理论，而是一种有政治意义的文化理论，它幻想并试图把基督教信仰推广成为世界普世文化而且是唯一普世文化，幻想把世界人民全都变成基督教群众（信众），让基督教信念成为所有人的通用心灵，这在实质上是试图以宗教一统去实现世界的政治一统。通过宗教去解决政治问题，虽有想象力，但事实上不可能。政治反映着从物质利益、权力和权利到精神和思想的全部生活问题，而宗教信仰对于人们需要的生活来说是非常片面的，尤其不能解决物质利益方面的问题，精神拯救不了物质，软实力不可能代替硬实力，文化不可能解决政治问题而只是政治问题的一部分，何况宗教只是文化的一部分而已。至于文化一统的工程，理论上并非不可能，但不可能通过文化霸权去实现。普世文化和普世价值只能在各种文化平等交流和充分交融的条件下，各种文化的优势自动综合而形成文化创新，这才成为可能。能够兼容各种文化而实现文化一统的必须是一种没有文化敌人的文化，而基督教没有文化兼容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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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可能是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他追求“永久和平”的思想热情一直令人感动，但康德的制度设想仍然受制于国际政治框架而没有进入世界政治问题。按照康德思路，自由国家总能与作为自己人的其他自由国家结盟，建立互相尊重和信任而维持地久天长的和平。这一点是否可能，尚有疑问，暂且不论。关键问题是，世界上那些另有理想而不属于“自己人”的其他国家又该如何处理呢？假如非西方国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也不愿意接受西方文化，又怎么办呢？假如非西方国家强大起来并且反过来向西方推销非西方价值观，或者别的文化有更优越的价值观和思想，又怎么样呢？康德对付不了文化冲突问题（即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突），那些不符合康德结盟条件的文化和国家就成为被拒斥的他者，结盟不是构成世界而是分裂世界。于是，温特寄予厚望的“康德文化”【81】就将事与愿违地退化为令人失望的“霍布斯文化”。康德政治虽有善良意愿，但康德式的普遍主义是西方典型的单向普遍主义，是一种无视“精神他者”或“文化他者”的单向文化帝国主义。单向普遍主义缺乏兼容异己的原则和能力，因此不可能回应他者问题，不可能解决文明冲突问题。毫无疑问，寻找朋友的康德文化总比寻找敌人的霍布斯文化好得多，但寻找朋友仍然无法克服冲突，因为寻找朋友仍然做不到化敌为友，这是康德文化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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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周朝的中国天下观念在世界政治理论中最具优势潜力，但需要根据当代问题的变化而进行理论创新。无论如何，周朝的天下观念已经给出了一个良好起点。周朝在开创中国政治时面临的是以一治众、以小治大的特殊局面，于是中国政治思想是从如何处理“世界性”政治问题开始的，然后在世界政治的基本框架内进入国家和国际问题，形成所谓“天下—国—家”政治系统。这一与众不同的政治开端和进路使中国得以优先思考了世界政治问题。天下理论假定，天下之治是一国之治的条件，因此，世界政治的基本原则就是必须创造一种世界制度去保证：（1）优先促进天下公利，即世界各种共同利益或非独占利益，使各国加入天下体系之所得优于脱离天下体系之所得；（2）各国利益形成连锁互制关系，使各国利益之间存在共荣俱损的结构，这是一种和谐结构，我把它处理为优于帕累托改进的“孔子改进”模式【82】；（3）兼容各种文化或精神体系，承认任何一种文化的自主地位，拒绝把任何一种他者文化看做敌人，在文化兼容的基础上共同创作普遍价值。这样才能化敌为友，创造真正的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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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的维度意味着一个未来的“政治学转向”。如前所论，全球化所引发的许多世界性新问题无法在“国家—国际”这一框架中被有效分析和解决，这是因为“国家—国际”框架的容量不够大，而且缺乏世界公共性或世界公心，于是，凡是涉及世界总体的政治问题，比如世界公利、世界制度、世界合作以及文化冲突等问题就超出了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处理能力。因此，政治理论需要一个结构性的改进。如果引入天下维度，把政治理论框架由“国家—国际理论”扩大为“国家—国际—世界理论”，就有能力覆盖所有政治问题。把政治分析的重心从国家—国际政治转到世界政治上，这是我们所期望的政治学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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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治、国际政治、世界政治构成了政治分析的三维框架，所有重大政治问题都可以在这三个框架内被分析，尤其当国家、国际和世界政治被理解为一体化连续互动的多维复合框架，其分析能力将大大增强。在国家、国际和世界三个层次中，可以看到“冲突与合作”这一政治根本问题的有趣变化：国家的形成应该是源于荀子式初始状态而非霍布斯式初始状态【83】，即国家总是建立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之上，于是，国家利益就是社会共同利益，人们互相依存大于互相冲突。作为第一政治的国家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权力公正。古希腊人（柏拉图等）早就意识到国家政治的根本问题就是公正。显然，只有公正的制度才能使政府获得统治权力的合法性，才能保证社会合作最大化和长治久安。国际政治是第二政治。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大概介于霍布斯状态和荀子状态之间，但令人遗憾地更接近霍布斯状态，特别表现为国家之间没有绝对必要的依存关系，却有绝对必要的利益竞争关系，这决定了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国家安全。正由于国际无政府状态，国际游戏中的所有规则和契约都是本质上不可信任的，这又注定了国际政治就其能力而言不可能化冲突为合作，不可能做到国家政治那样因正政而善治，因此，国际政治不是一种成熟政治。世界政治是可期望的第三政治。国际政治不能做到的事情只能由世界政治去完成。全球化开始在整个世界中制造各种互相依存关系，这是世界社会一体化的准备条件。世界政治的核心问题是世界制度。我们有理由想象，假如能够成功创造一种世界制度（比如天下模式的世界制度）去化冲突为合作，那么，政治将在世界政治中达到最终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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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 【1】 《新约·马可福音》1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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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约·路加福音》1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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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自［意大利］加林：《意大利人文主义》，22～23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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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上书，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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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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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同上书，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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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意］圭多·德·拉吉罗：《欧洲自由主义史》，43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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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4～2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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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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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英］霍布斯：《利维坦》，第13、14、15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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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英］洛克：《政府论》，下册，5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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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同上书，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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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美］W．布莱福特：《五月花号公约签订始末》，56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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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英］霍布斯：《利维坦》，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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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参见［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0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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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18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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