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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普世主义并不是严格的政治理论，而是一种有政治意义的文化理论，它幻想并试图把基督教信仰推广成为世界普世文化而且是唯一普世文化，幻想把世界人民全都变成基督教群众（信众），让基督教信念成为所有人的通用心灵，这在实质上是试图以宗教一统去实现世界的政治一统。通过宗教去解决政治问题，虽有想象力，但事实上不可能。政治反映着从物质利益、权力和权利到精神和思想的全部生活问题，而宗教信仰对于人们需要的生活来说是非常片面的，尤其不能解决物质利益方面的问题，精神拯救不了物质，软实力不可能代替硬实力，文化不可能解决政治问题而只是政治问题的一部分，何况宗教只是文化的一部分而已。至于文化一统的工程，理论上并非不可能，但不可能通过文化霸权去实现。普世文化和普世价值只能在各种文化平等交流和充分交融的条件下，各种文化的优势自动综合而形成文化创新，这才成为可能。能够兼容各种文化而实现文化一统的必须是一种没有文化敌人的文化，而基督教没有文化兼容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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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可能是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他追求“永久和平”的思想热情一直令人感动，但康德的制度设想仍然受制于国际政治框架而没有进入世界政治问题。按照康德思路，自由国家总能与作为自己人的其他自由国家结盟，建立互相尊重和信任而维持地久天长的和平。这一点是否可能，尚有疑问，暂且不论。关键问题是，世界上那些另有理想而不属于“自己人”的其他国家又该如何处理呢？假如非西方国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也不愿意接受西方文化，又怎么办呢？假如非西方国家强大起来并且反过来向西方推销非西方价值观，或者别的文化有更优越的价值观和思想，又怎么样呢？康德对付不了文化冲突问题（即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突），那些不符合康德结盟条件的文化和国家就成为被拒斥的他者，结盟不是构成世界而是分裂世界。于是，温特寄予厚望的“康德文化”【81】就将事与愿违地退化为令人失望的“霍布斯文化”。康德政治虽有善良意愿，但康德式的普遍主义是西方典型的单向普遍主义，是一种无视“精神他者”或“文化他者”的单向文化帝国主义。单向普遍主义缺乏兼容异己的原则和能力，因此不可能回应他者问题，不可能解决文明冲突问题。毫无疑问，寻找朋友的康德文化总比寻找敌人的霍布斯文化好得多，但寻找朋友仍然无法克服冲突，因为寻找朋友仍然做不到化敌为友，这是康德文化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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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周朝的中国天下观念在世界政治理论中最具优势潜力，但需要根据当代问题的变化而进行理论创新。无论如何，周朝的天下观念已经给出了一个良好起点。周朝在开创中国政治时面临的是以一治众、以小治大的特殊局面，于是中国政治思想是从如何处理“世界性”政治问题开始的，然后在世界政治的基本框架内进入国家和国际问题，形成所谓“天下—国—家”政治系统。这一与众不同的政治开端和进路使中国得以优先思考了世界政治问题。天下理论假定，天下之治是一国之治的条件，因此，世界政治的基本原则就是必须创造一种世界制度去保证：（1）优先促进天下公利，即世界各种共同利益或非独占利益，使各国加入天下体系之所得优于脱离天下体系之所得；（2）各国利益形成连锁互制关系，使各国利益之间存在共荣俱损的结构，这是一种和谐结构，我把它处理为优于帕累托改进的“孔子改进”模式【82】；（3）兼容各种文化或精神体系，承认任何一种文化的自主地位，拒绝把任何一种他者文化看做敌人，在文化兼容的基础上共同创作普遍价值。这样才能化敌为友，创造真正的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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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的维度意味着一个未来的“政治学转向”。如前所论，全球化所引发的许多世界性新问题无法在“国家—国际”这一框架中被有效分析和解决，这是因为“国家—国际”框架的容量不够大，而且缺乏世界公共性或世界公心，于是，凡是涉及世界总体的政治问题，比如世界公利、世界制度、世界合作以及文化冲突等问题就超出了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处理能力。因此，政治理论需要一个结构性的改进。如果引入天下维度，把政治理论框架由“国家—国际理论”扩大为“国家—国际—世界理论”，就有能力覆盖所有政治问题。把政治分析的重心从国家—国际政治转到世界政治上，这是我们所期望的政治学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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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治、国际政治、世界政治构成了政治分析的三维框架，所有重大政治问题都可以在这三个框架内被分析，尤其当国家、国际和世界政治被理解为一体化连续互动的多维复合框架，其分析能力将大大增强。在国家、国际和世界三个层次中，可以看到“冲突与合作”这一政治根本问题的有趣变化：国家的形成应该是源于荀子式初始状态而非霍布斯式初始状态【83】，即国家总是建立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之上，于是，国家利益就是社会共同利益，人们互相依存大于互相冲突。作为第一政治的国家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权力公正。古希腊人（柏拉图等）早就意识到国家政治的根本问题就是公正。显然，只有公正的制度才能使政府获得统治权力的合法性，才能保证社会合作最大化和长治久安。国际政治是第二政治。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大概介于霍布斯状态和荀子状态之间，但令人遗憾地更接近霍布斯状态，特别表现为国家之间没有绝对必要的依存关系，却有绝对必要的利益竞争关系，这决定了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国家安全。正由于国际无政府状态，国际游戏中的所有规则和契约都是本质上不可信任的，这又注定了国际政治就其能力而言不可能化冲突为合作，不可能做到国家政治那样因正政而善治，因此，国际政治不是一种成熟政治。世界政治是可期望的第三政治。国际政治不能做到的事情只能由世界政治去完成。全球化开始在整个世界中制造各种互相依存关系，这是世界社会一体化的准备条件。世界政治的核心问题是世界制度。我们有理由想象，假如能够成功创造一种世界制度（比如天下模式的世界制度）去化冲突为合作，那么，政治将在世界政治中达到最终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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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 【1】 《新约·马可福音》1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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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约·路加福音》1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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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自［意大利］加林：《意大利人文主义》，22～23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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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上书，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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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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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同上书，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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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意］圭多·德·拉吉罗：《欧洲自由主义史》，43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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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4～2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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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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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英］霍布斯：《利维坦》，第13、14、15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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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英］洛克：《政府论》，下册，5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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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同上书，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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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美］W．布莱福特：《五月花号公约签订始末》，56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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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英］霍布斯：《利维坦》，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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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参见［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0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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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18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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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6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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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参见［英］霍布斯：《利维坦》，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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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参见［英］洛克：《政府论》，下册，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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