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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并不是普遍理解的意义上的欧美比较史。比较史的关键是差异。通过掩盖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性，把历史偶然性的过程冻结成为理想类型，再列举一系列的社会和政治特征，这种对比的方法能够清楚地显示两者的差异。[3]在这个领域工作，没有人不需要大量积累和使用这种对比工作的最好成果。但是最后，正是因为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工业化国家间的联系——在同样的经济力量面前的脆弱性、密切研究对方的经验和政策实验等，让他们在政策选择上的差别具有了历史学上的意义。罗伯特·凯利的告诫仍然具有强大的力量：认真考虑“几个国家内类似运动的出现，像相同地层裸露于地表的岩石，由共同的思想和社会影响生成”。[4]大西洋时代社会政治的根源不在民族国家的容器内，也不在假设的“欧洲”或者同样是假设的“美国”内，而在于它们之间的世界。从相互联系开始讨论可以得到很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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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第一个目标是重新塑造美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时代，其中美国社会政治通过竞争和交流的网络与欧洲社会政治辩论和尝试结合在一起。不过，试图摆脱差别问题是愚蠢的。像所有政治体一样，美国是不同的。它的国家结构和欧洲对手们的情况不同，它的意识形态有不同的倾向，它的利益结构不同，它的历史是独特的。在面对如此多重因素决定的一系列差别时，困难在于说明这些差别到底实际上造成了什么样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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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目的来说，具有世界眼光的进步人士试图在大西洋网络间交流的建议和政策，形成了一个在历史研究中很罕见的实验室。每个进口措施都必须加以清理，从养老保险到获得补贴的工人住房，从城市规划到农村重建。有些措施在输入美国的时候面临的困难相对少些。有些在中途就夭折了。更多的情况是被修改，这种“美国化”留下了它们在被引进过程中遭遇的力量和环境的确切痕迹。跟随从外国模式到国内结果的这些过程，我们往往可以证实某些预测，也可以发现令人吃惊的意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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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简要谈一下政治中的思想观点。[5]本书中的核心主人公很少是知识分子，但是他们都非常关心各种问题和思想。对于某一类政治历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来说，在开始的时候，这就足以使其产生某种本能的不愉快。传统的政治分析努力开辟所谓结果分析的道路，其势力范围是立法过程及其涉及的许多利益和政治优势要求。这种强调不无充分理由，但是政治过程比结果宽广得多。人们还必须要询问议题是如何进入政治主流中的，问题是如何被确定下来的，议题被纳入了什么样的框架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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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观点常常满足于相对来说缺乏反思的功能主义。不管议题是难以忍受的贫穷、混乱的都市交通，还是让人窒息的垄断，议题本身最终被想象为驱动政治引擎前进。它转变为危机后，会因其紧迫性而强行进入政治议程——有时候通过公共舆论的协商，有时候通过利益团体，有时候通过社会运动。从问题进入政治领域起到利益团体和政治的强大力量消除它为止，那些有“思想”的人可以发挥短暂的作用，提供替代方案或者解决办法。但是，因为从本质上说，立法结果总是不同于最初的设计，而且常常比预期混乱得多，那些只是通过言论或者建议参与竞争的人几乎总是归结到失败者的行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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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并非政治的真实世界。正如约翰·金顿敏锐地观察到的，思想、问题、解决办法和潜在危机以特别独立的方式在政治河流中流淌。[6]由于来源众多，这些要素的未来前景取决于相互发现。正如一个政治观点只有在成功具备必要性和紧迫性的时候才能成为政治上可行的议题一样，问题只有在具备了政治上可以想象到的解决办法时才能具有政治意义。解决办法的制订者不是到最后一刻才进来采取行动的。这些人在创始时就在跟前，把悲剧性的而又无法克服的情形转变为政治上可以解决的问题，正是通过这个过程，来确定立法者和执行者最终可以运作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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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思想观点的这种确定议题的作用，给19世纪末期那个突然打开的新世界（各种可转移的社会经验和可借用的政策模式）带来了政治后果。1890年代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个“进步时代”的美国人并非在问题的海洋中游泳，至少并不比生活在1870年代经济崩溃和内战后种族和解时代的美国人问题更多。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他们在突然增多的解决方案的海洋中游泳，其中大量是通过大西洋的联系而带来的。庞大数量的外来解决方案帮助人们剥去了经济学“规律”的必然性。它帮助政策制订者绕过很多的政治死胡同。用同样的方式来回顾新政，把它放在跨国模式和多样化影响的洪流中来考虑，我们就会发现意料不到的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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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构成了本书的中心问题：跨越大西洋的社会政治时代是怎么形成的：是如何维持下来的：越过国界的联系网造成了什么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政治选择：回顾过去，美国与它最亲密的经济伙伴表现出了什么样的相似性和差异？本书关注了北大西洋经济体的事件和过程，包括近的和远的背景，包括政治活动和思想观念。这些章节组成了试图改变经典美国历史的框架和边界的一个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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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所有的重新设定框架一样，它的目标是制造困难，使采用古老熟悉的方式观看熟悉的图画更加困难。沿着进步时代和新政时代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社会政治道路，人们开始重新发现一个基本上被人遗忘的世界，在这里国家之间相互借鉴、模仿、改变和适应。在跨越大西洋的进步时代中，人们开始重新发现美国历史和政治的一个几乎已经丢失了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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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 第一章 1900年的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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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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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时代都需要一个象征，即使是最善于算计和追求物质享受的时代。古斯塔夫·埃菲尔在敏锐发现促销机会到来的时候，迫切渴望提供这样一个象征。批评家称他在1889年建造的铁塔是“工厂烟囱”，“庞大、丑陋”。作为铁路桥设计原则的倒置图示，它公然挑战脚下的城市规模。老巴黎街区的瓦屋顶、第二帝国的复折式屋顶和大街，甚至圣母院的高塔（埃菲尔的工程师们在草图上特别表明），在这个庞然大物的工程旁边都缩为小人国里的小不点。埃菲尔铁塔成为工业技术打破传统、带来革命性变化的广告。难怪巴黎的艺术家们马上呼吁将其拆除。[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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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菲尔铁塔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它是为1889年巴黎博览会而建，被设计成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商品的临时大市场的巨大广告牌。博览会的官方目的是庆祝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借回顾辉煌历史的机会炫耀仍然脆弱的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命运。实际上，自从1851年伦敦那个用钢铁和玻璃建成的水晶宫博览会以来，历次博览会的主宰都是贸易而不是政治，巴黎世界博览会也不例外。机器和机器制造的各种商品，蜂拥而来的参展商、购货商、资本和企业市场成果的崇拜者，都潮水般拥挤到埃菲尔铁塔钢铁架子下面的战神广场（Champ de Mars）。不管是称它为交易会还是世界博览会（Exposition universelle），以此名义搭建起来的就是一个市场：小贩们的货摊、卖家的吆喝、交易双方的讨价还价都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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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后的1900年，法国人在同一个地方举办了更大的博览会，这次是要盘点新世纪本身。埃菲尔铁塔专门被重新刷成了鲜艳的黄色，紧跟飞速发展的技术革新的步伐，原先的煤气喷灯被数百盏新兴的电灯所取代。在博览会场地本身，在更加紧凑、更加丰富的展厅里展示了更多的商品，规模之大为历来博览会之最，只是到了1930年代才被世界其他博览会超过。出乎设计者最初的意料，1889年的博览会基本上是法国人自家的活动。而这次，美国和曾经在1889年遭到排斥的德国都派代表参加，在争夺工业优先地位的竞赛中挤占英国在博览会的空间和地位。1889年，看腻了机器的参观者发现“开罗大街”上的肚皮舞女和狂野西部表演中男子气概十足的“水牛比尔”更加吸引人：1900年，欧洲以外的世界更多展现的是市场而不是性。从法国殖民地琳琅满目的展品到战神广场上“环游世界”的西洋景，人们不可避免地认识到世纪之交的市场规模一往无前地扩张到了全球。浸透着远方工人血汗的成批成批的货物，从世界各地的工厂车间通过密集的蒸汽运输网络运到巴黎展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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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夏天蜂拥而来的参观者中并非所有人都很满意地认为博览会不过是巨大的商场，像一个梅西百货公司（Macy’s），展示西方文明。在他们自己的世纪总结中，不会有很多人认为头等大事是市场渗透到不断扩大的社会生活领域——即买卖双方通过私人协议可以出售、可以商品化、可以交换的物品的范围扩大。进步、优雅、文明要求得到应有的地位。正是出于对这些情感的认可，博览会建筑的功能性钢铁框架被覆上了一层局促的彩色灰泥，外加寓言性的雕塑、过度的艺术装饰。就是因为它们，博览会入口的橱窗建筑成了艺术的天下，就好像大理石和油彩能够让这个世纪的成就的物质核心显得高贵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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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埃菲尔铁塔冰冷坚硬的钢铁框架是1900年巴黎那些力量的更真实的象征。拔地而起，对周围一切冷漠无情，对于过去不屑一顾，这不正是商人、企业家、工程师和投资者那种精明、自私的激情的象征吗？他们的生产模式在社会和技术上的革命已经给西欧和美国带来深刻的影响。因为精力充沛、想象力丰富加上冷酷无情，他们已经颠覆了传统的手工业和农业经济，击退曾经阻碍道路的政府和风俗习惯等对抗力量。他们服务于这个世纪的经济学家所说的自然法则，市场的钢铁需要。他们为经济生活的庞大新领域引入了自我奋斗的个人主义、不感情用事的精明算计、价格和利润的优先地位（这曾经仅限于城镇市场范围内）。战神广场上大量展出的商品就是他们成功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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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1900年的巴黎博览会是对这个世纪的总结，那么，其主要象征所代表的内容就肯定无疑了：机器技术和市场的社会伦理相结合，释放出人际关系上的革命性变化——锋利、旺盛、常常具有解放性和（愿我们不要忘记）让人痛苦的破坏性。工业资本主义的领域就是钢铁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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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本时代信心十足是博览会的官方信息：新秩序展示自身并且宣布结果就是进步。但是人们不需要读很多时人对于巴黎博览会的印象记，就会发现表示怀疑和担心的种种迹象。看似稳定牢靠的市场和贸易体系已经两次在经济危机中崩溃，对此人们记忆犹新。在1900年，北大西洋经济体中的国家刚刚从1890年代中期的艰难岁月中缓慢走向复苏。更加脆弱的是人们不无惊恐地称之为“社会和平”的关系，即新近获得巨大力量的劳工和资本之间的关系。19世纪80年代在大西洋两岸发生了一系列劳资冲突，其最终结果没有人能够预料。主要事件包括法国1880年到1883年一连串的罢工、美国1885年和1886年劳工骑士团的迅速崛起、伦敦码头工人和德国鲁尔煤矿工人1889年的大罢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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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亚当斯或许对自己的忧郁感到自豪，但是当看到博览会上的发电机悄无声息绕着轴运转时，他不是唯一提出这个新世纪“到底”要走向何方的人。苏格兰博学者和城市规划者帕特里克·格迪斯花费整整一个夏天在巴黎带领一群群参观者观赏博览会，试图让他们初步了解其中所揭示的巨大社会转型。弗里德里克·瑙曼努力要从原来的德国自由主义的失败中摆脱出来，创建新的社会进步党。他从巴黎发回国内一系列公开信，在信中表达了对更多拥挤到城市里来的无根者的焦虑，认为在博览会上展示出来的新“群体生活”把他们变得卑微。简·亚当斯也发现很难忘掉刚刚过去的历史。作为国际妇女大会的代表和博览会“社会经济”部分的审查委员来到巴黎，她不由自主地寻找博览会上工人阶级的住房展品，希望发现一种方法来摆脱1894年席卷普尔曼公司模范村庄并蔓延到整个芝加哥的狂暴情绪。为了阐明这些议题，1900年夏天在巴黎成立了社会主义者国际。但是人们不需要靠社会主义者提醒市场和生产的革命所带来的弊端。举办博览会本身就启发人们思考这些问题，虽然它也可能同时隐瞒了些什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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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博览会的一个展区，博览会的经理们发泄了钢铁世界中资产阶级信心十足的外表下面的焦虑。虽然社会经济展区很容易迷失在格迪斯所说的“迷宫组成的巨大迷宫”，但还是有很多的思想和组织投入其中。像埃菲尔铁塔一样，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889年博览会。当时在荣军院广场（Esplanade des Invalides），法国经济学家和企业主曾组织了一个小型的“社会经济部”，包括工人资助的一些成本低廉的餐厅、阅览室和会议厅，法国有些大雇主开始为工人家庭建造的模范住房，一对展示分享利润的展亭，一些专门介绍公共和私人为改善工人精神和物质境遇所作努力的展览空间。社会经济部只是略微触及其余展览内容的管理体系，被安排在离中心展区很远的地方，除非要寻找法国军事展区，很少有参观者不辞辛苦到那些地方参观。社会经济部在博览会的众多参观者心中不过是巴黎旅行指南末尾的一条线而已。[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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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89年博览会闭幕的时候，社会展品被托付给新的巴黎机构“社会博物馆”（Musée Social）。这个博物馆刚开始是被设计为存放博览会文件的仓库，但是它很快就成为各种社会经济信息的交流中心。由于它吸引了有影响的企业和政府赞助者，加上在欧洲主要工业国家和美洲广泛的兴趣和通信交流，很快成为讨论“社会问题”的最重要国际机构之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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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900年博览会，该博物馆的组织者决心更加详细地展示社会经济方面的成果，并且放在更中心的位置。他们在社会经济展馆的会议厅组织了关于社会问题（question sociale）方方面面的暑期国际会议。他们在馆内的展览室招揽了大西洋经济体国家能够收集到的实际社会改良的最好典范。如果在工业化国家中有旨在补偿市场革命造成的贫困和痛苦的社会设计，你有望在此发现其纲要和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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