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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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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时代都需要一个象征，即使是最善于算计和追求物质享受的时代。古斯塔夫·埃菲尔在敏锐发现促销机会到来的时候，迫切渴望提供这样一个象征。批评家称他在1889年建造的铁塔是“工厂烟囱”，“庞大、丑陋”。作为铁路桥设计原则的倒置图示，它公然挑战脚下的城市规模。老巴黎街区的瓦屋顶、第二帝国的复折式屋顶和大街，甚至圣母院的高塔（埃菲尔的工程师们在草图上特别表明），在这个庞然大物的工程旁边都缩为小人国里的小不点。埃菲尔铁塔成为工业技术打破传统、带来革命性变化的广告。难怪巴黎的艺术家们马上呼吁将其拆除。[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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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菲尔铁塔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它是为1889年巴黎博览会而建，被设计成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商品的临时大市场的巨大广告牌。博览会的官方目的是庆祝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借回顾辉煌历史的机会炫耀仍然脆弱的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命运。实际上，自从1851年伦敦那个用钢铁和玻璃建成的水晶宫博览会以来，历次博览会的主宰都是贸易而不是政治，巴黎世界博览会也不例外。机器和机器制造的各种商品，蜂拥而来的参展商、购货商、资本和企业市场成果的崇拜者，都潮水般拥挤到埃菲尔铁塔钢铁架子下面的战神广场（Champ de Mars）。不管是称它为交易会还是世界博览会（Exposition universelle），以此名义搭建起来的就是一个市场：小贩们的货摊、卖家的吆喝、交易双方的讨价还价都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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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后的1900年，法国人在同一个地方举办了更大的博览会，这次是要盘点新世纪本身。埃菲尔铁塔专门被重新刷成了鲜艳的黄色，紧跟飞速发展的技术革新的步伐，原先的煤气喷灯被数百盏新兴的电灯所取代。在博览会场地本身，在更加紧凑、更加丰富的展厅里展示了更多的商品，规模之大为历来博览会之最，只是到了1930年代才被世界其他博览会超过。出乎设计者最初的意料，1889年的博览会基本上是法国人自家的活动。而这次，美国和曾经在1889年遭到排斥的德国都派代表参加，在争夺工业优先地位的竞赛中挤占英国在博览会的空间和地位。1889年，看腻了机器的参观者发现“开罗大街”上的肚皮舞女和狂野西部表演中男子气概十足的“水牛比尔”更加吸引人：1900年，欧洲以外的世界更多展现的是市场而不是性。从法国殖民地琳琅满目的展品到战神广场上“环游世界”的西洋景，人们不可避免地认识到世纪之交的市场规模一往无前地扩张到了全球。浸透着远方工人血汗的成批成批的货物，从世界各地的工厂车间通过密集的蒸汽运输网络运到巴黎展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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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夏天蜂拥而来的参观者中并非所有人都很满意地认为博览会不过是巨大的商场，像一个梅西百货公司（Macy’s），展示西方文明。在他们自己的世纪总结中，不会有很多人认为头等大事是市场渗透到不断扩大的社会生活领域——即买卖双方通过私人协议可以出售、可以商品化、可以交换的物品的范围扩大。进步、优雅、文明要求得到应有的地位。正是出于对这些情感的认可，博览会建筑的功能性钢铁框架被覆上了一层局促的彩色灰泥，外加寓言性的雕塑、过度的艺术装饰。就是因为它们，博览会入口的橱窗建筑成了艺术的天下，就好像大理石和油彩能够让这个世纪的成就的物质核心显得高贵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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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埃菲尔铁塔冰冷坚硬的钢铁框架是1900年巴黎那些力量的更真实的象征。拔地而起，对周围一切冷漠无情，对于过去不屑一顾，这不正是商人、企业家、工程师和投资者那种精明、自私的激情的象征吗？他们的生产模式在社会和技术上的革命已经给西欧和美国带来深刻的影响。因为精力充沛、想象力丰富加上冷酷无情，他们已经颠覆了传统的手工业和农业经济，击退曾经阻碍道路的政府和风俗习惯等对抗力量。他们服务于这个世纪的经济学家所说的自然法则，市场的钢铁需要。他们为经济生活的庞大新领域引入了自我奋斗的个人主义、不感情用事的精明算计、价格和利润的优先地位（这曾经仅限于城镇市场范围内）。战神广场上大量展出的商品就是他们成功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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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1900年的巴黎博览会是对这个世纪的总结，那么，其主要象征所代表的内容就肯定无疑了：机器技术和市场的社会伦理相结合，释放出人际关系上的革命性变化——锋利、旺盛、常常具有解放性和（愿我们不要忘记）让人痛苦的破坏性。工业资本主义的领域就是钢铁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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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本时代信心十足是博览会的官方信息：新秩序展示自身并且宣布结果就是进步。但是人们不需要读很多时人对于巴黎博览会的印象记，就会发现表示怀疑和担心的种种迹象。看似稳定牢靠的市场和贸易体系已经两次在经济危机中崩溃，对此人们记忆犹新。在1900年，北大西洋经济体中的国家刚刚从1890年代中期的艰难岁月中缓慢走向复苏。更加脆弱的是人们不无惊恐地称之为“社会和平”的关系，即新近获得巨大力量的劳工和资本之间的关系。19世纪80年代在大西洋两岸发生了一系列劳资冲突，其最终结果没有人能够预料。主要事件包括法国1880年到1883年一连串的罢工、美国1885年和1886年劳工骑士团的迅速崛起、伦敦码头工人和德国鲁尔煤矿工人1889年的大罢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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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亚当斯或许对自己的忧郁感到自豪，但是当看到博览会上的发电机悄无声息绕着轴运转时，他不是唯一提出这个新世纪“到底”要走向何方的人。苏格兰博学者和城市规划者帕特里克·格迪斯花费整整一个夏天在巴黎带领一群群参观者观赏博览会，试图让他们初步了解其中所揭示的巨大社会转型。弗里德里克·瑙曼努力要从原来的德国自由主义的失败中摆脱出来，创建新的社会进步党。他从巴黎发回国内一系列公开信，在信中表达了对更多拥挤到城市里来的无根者的焦虑，认为在博览会上展示出来的新“群体生活”把他们变得卑微。简·亚当斯也发现很难忘掉刚刚过去的历史。作为国际妇女大会的代表和博览会“社会经济”部分的审查委员来到巴黎，她不由自主地寻找博览会上工人阶级的住房展品，希望发现一种方法来摆脱1894年席卷普尔曼公司模范村庄并蔓延到整个芝加哥的狂暴情绪。为了阐明这些议题，1900年夏天在巴黎成立了社会主义者国际。但是人们不需要靠社会主义者提醒市场和生产的革命所带来的弊端。举办博览会本身就启发人们思考这些问题，虽然它也可能同时隐瞒了些什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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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博览会的一个展区，博览会的经理们发泄了钢铁世界中资产阶级信心十足的外表下面的焦虑。虽然社会经济展区很容易迷失在格迪斯所说的“迷宫组成的巨大迷宫”，但还是有很多的思想和组织投入其中。像埃菲尔铁塔一样，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889年博览会。当时在荣军院广场（Esplanade des Invalides），法国经济学家和企业主曾组织了一个小型的“社会经济部”，包括工人资助的一些成本低廉的餐厅、阅览室和会议厅，法国有些大雇主开始为工人家庭建造的模范住房，一对展示分享利润的展亭，一些专门介绍公共和私人为改善工人精神和物质境遇所作努力的展览空间。社会经济部只是略微触及其余展览内容的管理体系，被安排在离中心展区很远的地方，除非要寻找法国军事展区，很少有参观者不辞辛苦到那些地方参观。社会经济部在博览会的众多参观者心中不过是巴黎旅行指南末尾的一条线而已。[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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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89年博览会闭幕的时候，社会展品被托付给新的巴黎机构“社会博物馆”（Musée Social）。这个博物馆刚开始是被设计为存放博览会文件的仓库，但是它很快就成为各种社会经济信息的交流中心。由于它吸引了有影响的企业和政府赞助者，加上在欧洲主要工业国家和美洲广泛的兴趣和通信交流，很快成为讨论“社会问题”的最重要国际机构之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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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900年博览会，该博物馆的组织者决心更加详细地展示社会经济方面的成果，并且放在更中心的位置。他们在社会经济展馆的会议厅组织了关于社会问题（question sociale）方方面面的暑期国际会议。他们在馆内的展览室招揽了大西洋经济体国家能够收集到的实际社会改良的最好典范。如果在工业化国家中有旨在补偿市场革命造成的贫困和痛苦的社会设计，你有望在此发现其纲要和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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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一看，位于社会经济大伞下面的议题之混乱简直是没办法解决的。法国人试图通过再分类从中理出头绪来，比如学徒和童工保护、工资和利润分享、工人和雇主协会、农场信贷、工作条件管理、工人住房、合作商店、工人思想和道德发展机构、储蓄和保险机构、卫生设施（不仅指公共卫生，而且指反对酗酒、贫民窟、贫困的道德危害的公共战斗）、贫穷救助以及其余类型，即为了公民的生活幸福而提出的任何其他公共或者私人倡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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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社会博物馆的发言人也意识到该清单的混乱。社会经济学是个反射性的范畴。法国经济学家查尔斯·纪德在总结展品的时候说，政治经济学是关于财富增加的科学。与此相反，社会经济学领域拥抱任何努力（在政治经济学本身的限制内），来调和或以社会的、互惠的方式缓解资本主义转型的痛苦。它是研究“实际的现实和可能的改善”的科学，是关于“社会和平”的科学。简而言之，社会经济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救护车。它的范畴就是社会残骸的范畴。1889年它一只脚还站在博览会外面：在1900年的世纪大典上，则没有人对它的出现表示异议，也没有人怀疑、否定“社会经济”或者“社会问题”等词语唤起的众多杂乱焦虑有一定的一致性。[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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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社会经济展厅穿行，你会发现社会经济专家在解决办法上离达成一致意见还有多大差距。国家与国家之间在主题上的改变是非常突然和醒目的。俄国人带来了戒酒的展品：意大利人展示了合作储蓄银行的作用：比利时人则强调低成本的工人住房。大英帝国，其政府由于在南非的军事冲突加剧而分散了注意力，几乎就没有拿来什么展品。在英国展室的一面墙上挂了一个图表显示消费者合作运动的发展过程：另外一面墙上挂着为查尔斯·布思里程碑式的伦敦贫困调查所绘地图中的一幅，概括了城市的阶级关系，一条街道一条街道的对比，充分展示了财富的光亮灿烂和贫穷的黑暗凄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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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起来，布思的贫困地图好像是博览会上最有先见之明的展品了。但是留在参观者心中时间最长的是德国的展品。就连巴黎的非德国人也忍不住承认德国是这次争夺影响力和地位的博览会上的大赢家。德国馆是博览会中最高的建筑，仅次于埃菲尔铁塔。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工业品是德国造。考虑到法国人的感情，德国人没有把他们庞大的克虏伯大炮和明显进攻性的武器带来，但是他们的帝国野心表现在每一件展品中。[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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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经济展馆，德国人忽略了复杂的法国分类法。展室的中间他们搭建了一个巨大镏金的方尖塔，代表帝国社会保险基金自从16年前成立以来为德国工人提供的利益。由国家管理的对付工业事故、疾病和养老的强制性社会保险是德国在1880年代伟大的社会政治发明。国家社会保险是俾斯麦打击德国社会主义者运动的第二个武器，是俾斯麦通过国家先发制人的、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赢得德国都市居民的忠诚的工具。一个帝国规模和力量的象征，其周围展出的是国家机构为德国工人的福利而设立的医院、疗养院的照片，国家不露任何竞争意味地主导了德国的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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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在1900年谈到国家的时候总是有特别的自豪和热情。从德国馆里收集的帝国艺术品到社会经济宫殿的镏金方尖塔，德国展品散发出的信息表明政府的大手照料和保护着文化、艺术、劳工和经济上遭受掠夺的不幸者。除了国家强大的、对抗性的、家长式的权力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对付市场造成的掠夺和不安全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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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德国展区出来到法国展区，你就认识到国家只是市场动荡的潜在抗衡力量之一。虽然法国人把建筑的一半据为自己使用，但是他们并没有提供吸引眼球的清晰视觉标志物。刚一看，展品全部是图表、传单、报告和文件的大杂烩。大概三千个法国参展商对于要求表现他们社会福利的呼吁做出了反应，提供的展品包括：分享利润的公司、模范雇主、大企业家、慈善住房公司、农业购销合作社、工人的合作社以及各种兄弟会、互助会等。社会博物馆本身也被类似的折中主义特征所笼罩，工业家长主义者、社会工程师、工人合作社倡导者、卓越的激进政治家、保守的社会天主教徒，以及一些独立的社会主义者都厮混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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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展区最大的一个文件展室是说明保险和互助机构的：互助保险（prévoyance）。人们发现这里没有德国那种中央集权的信息，虽然1900年法国政治中有些极端的声音要求多少像德国那样的国家社会保险体系。这个空间里充满了数百个储蓄互济会和保险互助会的报告，在这些团体中，成员可以用每个星期的缴费来对付疾病、衰老等困难情况。虽然互助协会（sociétés de secours mutuels）在1898年得到官方承认和少量政府补贴，自愿的互助主义仍然是其组织原则。到了1900年，几乎两百万法国人参加了这些团体，这个数字是法国工会组织成员总数的四倍。在一个三千八百万人口的国家，互助会覆盖的范围毕竟有限，留下很大的漏洞。但是，在巴黎展出的社会政策模式的集市上，人们发现了一个不是国家自上而下而是社会从内向外延伸的公共福利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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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是该体系的关键词。法国社会政治自从1890年代中期就一直围绕这个问题吵吵嚷嚷。当时的法国总理莱昂·布尔热瓦已经向公众推销这个观念。它与“个人主义”形成明显的对比，因为它鼓吹相互义务和集体帮助的各种自愿表达。因此，法国展品中有看似莫名其妙、混乱不堪的工人协会、雇主协会、国家资助的和个人组织的协会、地方体育俱乐部，和强大的行业协会拥挤在一起：都是“辛迪加”（syndicats，作为法律范畴来说），真是乱七八糟、无可救药。但是对于鼓吹社会连带主义的人来说，协会形式的丰富恰恰是正确的。如果资本时代的主要社会代价是传统协会形式的破灭，让个人在市场的强力面前孤单、无助，那么所需要的抗衡力量不是国家而是协会本身。[16]为了清楚说明这个问题，展览会的组织者绕过通常攫取利润的中间人，直接把建造社会经济馆的合同给了技术工人合作社。难道这不是对于价格为王和无序竞争的最可靠校正措施的缩微模型吗？即组织社会上自愿性协会的力量，在必要的时候国家给予少量资助，形成他们觉得合适的任何形式的互助性社会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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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想着这些继续往前走，参观社会经济馆的观众要费一番周折才能找到美国展区。虽然在1900年美国经济的影响力已经显现，但美国在很多方面还是博览会上的继子。它通过顽强的努力才好不容易在民族展馆的前排抢到一个位置。这里，美国夹在竞争者中间，美国代表们采用通常的希腊罗马建筑风格造了一个石膏建筑。但里面装饰的完全是美国报纸、打字机、速记机、电报、钱币兑换处、电报纸条等——美国商人度假时需要携带的所有东西。美国人在1900年的巴黎是竭力要赢得别人尊重的暴发户，比任何人都更迫切需要商业行话。德国馆展现的是学识、艺术和帝国野心。法国人集中体现了政治和社会的团结。而美国馆在其古典的虚假外表下面透露出来的是商业气息。[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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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经济展馆，同样的国家主题再次出现。这里美国也竭力谋得一个位置。被挤在只有27平方英尺的狭小展室里，美国人往里面塞的展品比除了东道主法国外的任何国家都多。在铰链起来的板子上和巧妙折叠的格子里，他们悬挂和放置了美国的社会产品。展室的中央，纽约廉价公寓委员会提供了该市最有名的贫民窟的模型，紧挨着它还有一个模型说明如果继续按城市建筑标准允许的最大密度建楼的话，这个街区可能更加拥挤到什么程度。旁边有漂亮的、装订成册的州政府和联邦劳工统计局的报告，用来证明国家意识还没有彻底消失。在展室的一个角落里塞着美国黑人生活的展品，包括塔斯基吉学院（Tuskegee Institute）制作的手工艺品和杜波依斯展示佐治亚州自奴隶制时期以来非洲裔美国人进步历程的统计数据。[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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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美国展区最大规模的展品安排，交给了新出现的社会改良信息交换所“社会服务同盟”。该机构两年前才成立，自称是有关“倾向于人类社会改良的任何信息”的情报交流中心。其精神领袖威廉·托尔曼在很多方面都是典型人物，这些人曾经改变了美国社会政治的早期历史，现在却被遗忘。作为纽约改善穷人条件协会的总代理，托尔曼热情投入到1890年代查尔斯·帕克赫斯特牧师的反罪恶运动。从那里他进入纽约市威廉·斯特朗市长的革新政府。他特别关注柏林和伦敦那种公共澡堂：一个街区两千多人却没有浴室的便利，这对于挤在一起的城市人口来说决非小事。看到“社会博物馆”的成功，“社会服务同盟”也和所有工业化国家都进行了联系。它的顾问团成员包括伦敦世纪之交“城市社会主义”实验的两位最著名发言人锡德尼·韦伯和约翰·伯恩斯、爱尔兰农村改革家霍勒斯·普伦基特、“社会博物馆”精神领袖朱尔·西格弗里德、德国帝国保险办公室的格奥尔格·察赫尔。在其收录世界各地社会政策主张的《社会进步》年鉴里，托尔曼自己收集了关于欧洲市政和工业改良的大量幻灯片，是20世纪早期美国最大的此类收藏之一，内容包括英国的模范城镇、利物浦城市住房、格拉斯哥城市公园和公交车、阿姆斯特丹的工厂安全博物馆、伦敦的公共澡堂等。以兼收并蓄和世界眼光为特征的“社会服务同盟”，反映了美国世纪之交的社会改革的流动性、业余爱好式希望和国际触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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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了社会经济展览，托尔曼挂在墙上的还有资本主义自我启蒙工作的照片。那里展示了美国模范工业家们的努力：亨氏（Heinz）公司一尘不染的工厂车间、克利夫兰五金公司的职工食堂、威斯汀豪斯气闸公司建造的职工住房、位于俄亥俄州代顿的“国家收银机公司”详细的职工思想工作。在互助保险（prévoyance）方面，关注福利的资本家这一主题仍然在继续，最大最引人注目的是保德信保险公司（Prudential）、大都会保险公司（Metropolitan）和衡平（Equitable）人寿保险公司的展品。通常采访巴黎博览会的敏锐记者只看到人寿保险公司广告：查尔斯·纪德认为美国的展品杂乱无章。[20]但是美国展品表现出的信息比纪德所见更清晰：最有希望战胜工业资本主义危害的抗衡力量是资本主义的良心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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