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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起来，布思的贫困地图好像是博览会上最有先见之明的展品了。但是留在参观者心中时间最长的是德国的展品。就连巴黎的非德国人也忍不住承认德国是这次争夺影响力和地位的博览会上的大赢家。德国馆是博览会中最高的建筑，仅次于埃菲尔铁塔。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工业品是德国造。考虑到法国人的感情，德国人没有把他们庞大的克虏伯大炮和明显进攻性的武器带来，但是他们的帝国野心表现在每一件展品中。[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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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经济展馆，德国人忽略了复杂的法国分类法。展室的中间他们搭建了一个巨大镏金的方尖塔，代表帝国社会保险基金自从16年前成立以来为德国工人提供的利益。由国家管理的对付工业事故、疾病和养老的强制性社会保险是德国在1880年代伟大的社会政治发明。国家社会保险是俾斯麦打击德国社会主义者运动的第二个武器，是俾斯麦通过国家先发制人的、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赢得德国都市居民的忠诚的工具。一个帝国规模和力量的象征，其周围展出的是国家机构为德国工人的福利而设立的医院、疗养院的照片，国家不露任何竞争意味地主导了德国的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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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在1900年谈到国家的时候总是有特别的自豪和热情。从德国馆里收集的帝国艺术品到社会经济宫殿的镏金方尖塔，德国展品散发出的信息表明政府的大手照料和保护着文化、艺术、劳工和经济上遭受掠夺的不幸者。除了国家强大的、对抗性的、家长式的权力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对付市场造成的掠夺和不安全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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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德国展区出来到法国展区，你就认识到国家只是市场动荡的潜在抗衡力量之一。虽然法国人把建筑的一半据为自己使用，但是他们并没有提供吸引眼球的清晰视觉标志物。刚一看，展品全部是图表、传单、报告和文件的大杂烩。大概三千个法国参展商对于要求表现他们社会福利的呼吁做出了反应，提供的展品包括：分享利润的公司、模范雇主、大企业家、慈善住房公司、农业购销合作社、工人的合作社以及各种兄弟会、互助会等。社会博物馆本身也被类似的折中主义特征所笼罩，工业家长主义者、社会工程师、工人合作社倡导者、卓越的激进政治家、保守的社会天主教徒，以及一些独立的社会主义者都厮混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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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展区最大的一个文件展室是说明保险和互助机构的：互助保险（prévoyance）。人们发现这里没有德国那种中央集权的信息，虽然1900年法国政治中有些极端的声音要求多少像德国那样的国家社会保险体系。这个空间里充满了数百个储蓄互济会和保险互助会的报告，在这些团体中，成员可以用每个星期的缴费来对付疾病、衰老等困难情况。虽然互助协会（sociétés de secours mutuels）在1898年得到官方承认和少量政府补贴，自愿的互助主义仍然是其组织原则。到了1900年，几乎两百万法国人参加了这些团体，这个数字是法国工会组织成员总数的四倍。在一个三千八百万人口的国家，互助会覆盖的范围毕竟有限，留下很大的漏洞。但是，在巴黎展出的社会政策模式的集市上，人们发现了一个不是国家自上而下而是社会从内向外延伸的公共福利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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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是该体系的关键词。法国社会政治自从1890年代中期就一直围绕这个问题吵吵嚷嚷。当时的法国总理莱昂·布尔热瓦已经向公众推销这个观念。它与“个人主义”形成明显的对比，因为它鼓吹相互义务和集体帮助的各种自愿表达。因此，法国展品中有看似莫名其妙、混乱不堪的工人协会、雇主协会、国家资助的和个人组织的协会、地方体育俱乐部，和强大的行业协会拥挤在一起：都是“辛迪加”（syndicats，作为法律范畴来说），真是乱七八糟、无可救药。但是对于鼓吹社会连带主义的人来说，协会形式的丰富恰恰是正确的。如果资本时代的主要社会代价是传统协会形式的破灭，让个人在市场的强力面前孤单、无助，那么所需要的抗衡力量不是国家而是协会本身。[16]为了清楚说明这个问题，展览会的组织者绕过通常攫取利润的中间人，直接把建造社会经济馆的合同给了技术工人合作社。难道这不是对于价格为王和无序竞争的最可靠校正措施的缩微模型吗？即组织社会上自愿性协会的力量，在必要的时候国家给予少量资助，形成他们觉得合适的任何形式的互助性社会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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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想着这些继续往前走，参观社会经济馆的观众要费一番周折才能找到美国展区。虽然在1900年美国经济的影响力已经显现，但美国在很多方面还是博览会上的继子。它通过顽强的努力才好不容易在民族展馆的前排抢到一个位置。这里，美国夹在竞争者中间，美国代表们采用通常的希腊罗马建筑风格造了一个石膏建筑。但里面装饰的完全是美国报纸、打字机、速记机、电报、钱币兑换处、电报纸条等——美国商人度假时需要携带的所有东西。美国人在1900年的巴黎是竭力要赢得别人尊重的暴发户，比任何人都更迫切需要商业行话。德国馆展现的是学识、艺术和帝国野心。法国人集中体现了政治和社会的团结。而美国馆在其古典的虚假外表下面透露出来的是商业气息。[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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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经济展馆，同样的国家主题再次出现。这里美国也竭力谋得一个位置。被挤在只有27平方英尺的狭小展室里，美国人往里面塞的展品比除了东道主法国外的任何国家都多。在铰链起来的板子上和巧妙折叠的格子里，他们悬挂和放置了美国的社会产品。展室的中央，纽约廉价公寓委员会提供了该市最有名的贫民窟的模型，紧挨着它还有一个模型说明如果继续按城市建筑标准允许的最大密度建楼的话，这个街区可能更加拥挤到什么程度。旁边有漂亮的、装订成册的州政府和联邦劳工统计局的报告，用来证明国家意识还没有彻底消失。在展室的一个角落里塞着美国黑人生活的展品，包括塔斯基吉学院（Tuskegee Institute）制作的手工艺品和杜波依斯展示佐治亚州自奴隶制时期以来非洲裔美国人进步历程的统计数据。[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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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美国展区最大规模的展品安排，交给了新出现的社会改良信息交换所“社会服务同盟”。该机构两年前才成立，自称是有关“倾向于人类社会改良的任何信息”的情报交流中心。其精神领袖威廉·托尔曼在很多方面都是典型人物，这些人曾经改变了美国社会政治的早期历史，现在却被遗忘。作为纽约改善穷人条件协会的总代理，托尔曼热情投入到1890年代查尔斯·帕克赫斯特牧师的反罪恶运动。从那里他进入纽约市威廉·斯特朗市长的革新政府。他特别关注柏林和伦敦那种公共澡堂：一个街区两千多人却没有浴室的便利，这对于挤在一起的城市人口来说决非小事。看到“社会博物馆”的成功，“社会服务同盟”也和所有工业化国家都进行了联系。它的顾问团成员包括伦敦世纪之交“城市社会主义”实验的两位最著名发言人锡德尼·韦伯和约翰·伯恩斯、爱尔兰农村改革家霍勒斯·普伦基特、“社会博物馆”精神领袖朱尔·西格弗里德、德国帝国保险办公室的格奥尔格·察赫尔。在其收录世界各地社会政策主张的《社会进步》年鉴里，托尔曼自己收集了关于欧洲市政和工业改良的大量幻灯片，是20世纪早期美国最大的此类收藏之一，内容包括英国的模范城镇、利物浦城市住房、格拉斯哥城市公园和公交车、阿姆斯特丹的工厂安全博物馆、伦敦的公共澡堂等。以兼收并蓄和世界眼光为特征的“社会服务同盟”，反映了美国世纪之交的社会改革的流动性、业余爱好式希望和国际触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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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了社会经济展览，托尔曼挂在墙上的还有资本主义自我启蒙工作的照片。那里展示了美国模范工业家们的努力：亨氏（Heinz）公司一尘不染的工厂车间、克利夫兰五金公司的职工食堂、威斯汀豪斯气闸公司建造的职工住房、位于俄亥俄州代顿的“国家收银机公司”详细的职工思想工作。在互助保险（prévoyance）方面，关注福利的资本家这一主题仍然在继续，最大最引人注目的是保德信保险公司（Prudential）、大都会保险公司（Metropolitan）和衡平（Equitable）人寿保险公司的展品。通常采访巴黎博览会的敏锐记者只看到人寿保险公司广告：查尔斯·纪德认为美国的展品杂乱无章。[20]但是美国展品表现出的信息比纪德所见更清晰：最有希望战胜工业资本主义危害的抗衡力量是资本主义的良心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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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方面的这些竞争性的国家风格表达并夸大了有利害关系的竞争。任何地方的社会政治都是一个大的集合体，里面的因素仍然处在不断变化中。即使德国这样的家长制国家也表现出矛盾冲突的倾向。虽然他们强调帝国对福利社会的贡献，但是1900年德国社会保险法律规定的总福利中来自帝国本身的不足10%，至于说到管理，德国人把它承包给错综复杂的雇主互助会、工会基金、自我管理的雇员雇主协会等，只不过比对手法国的复杂程度略低一些而已。[21]而法国虽然把互利主义原则提到最高点，但是正如“社会博物馆”知道的主要数据所示，与“个人主义色彩”浓厚的英国相比，法国在合作社、互助协会、友好团体和工人协会的数目等方面远远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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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资本主义的主张则总是出现在最显眼的位置。尽管美国人吹得天花乱坠，但他们在这方面拿得出手的东西和欧洲对手相比仍然少得可怜。法国社会经济展品中增添了法国铁路和煤矿大企业的职工福利体系的报告。克虏伯公司送来了一个模型，显示它在埃森精心建立的职工住房和社会福利设施。在博览会位于凡仙森林（Bois de Vincennes）附属区的工人住房模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利弗公司（Lever Company）为其技术工人在利物浦附近所建的漂亮半木制房屋的复制品，里面有很多自我吹嘘的夸张宣传。因而，在巴黎不容忽视的还有另外一个社会政治体制的纲要，即由社会责任感强烈的大雇主支配，一个私人的、家长制形式的福利国家。简单地说，这些还不是体制而是倾向，是拥挤在每个立法机构大门前的跨越国界的竞争性思想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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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试图掌握世纪之交社会政治蓝图的人还不可能忽视两个竞争的思想和社会权力中心。第一个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第二个是国际女性解放运动，二者都不固定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在1900年的时候，人们仍然非常不清楚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政党在社会政治框架中到底能发挥什么作用。有的国家一直严格执行针对社会主义者参政的限制，如德国，在1890年前属于非法组织的社会主义者仍然遭遇众多的法律限制：如比利时，1900年男性工人获得选举权才只有七年时间。在这些国家，社会主义者经过了漫长的道路在国家躯壳内建立了自己内部的社会国度。社会主义者不断扩展其工会组织、合作商店、报纸、体育和演唱团体、饭店、啤酒厂、面包厂、妇女同盟，以及各种互助团体等亚文化机构，用比利时社会主义者埃米尔·王德威尔得的大话就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边缘，正在诞生对抗它的新世界。”正是这种“伟大的经济合作社”确立了对于钢铁时代的另一种反应的纲要，一个通过工人自身的自治运动促成的，比法国社会连带主义者能够想象的更加平等、更加民主的互利主义形式。[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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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旦谈到立法问题，社会主义者的立场就非常勉强和自相矛盾了。世纪之交的社会党的发展很多归功于他们愿意携带即刻的社会政治改革项目进入地方和议会政治，其中有很多地方与中产阶级社会改革者的项目重叠。正是为了进一步推动即刻改革项目，亚历山大·米勒兰同意在1899年加入温和的改革派法国政府，这是现代欧洲内阁中第一个社会主义者占据的席位，也使他有资格主持本次博览会的开幕式。即使像让·饶勒斯一样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在1903年也能想象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可能非常缓慢地进行，可能就像探险家“意识到越过了半球的界限，不是看见海洋上有一条线告诉他们过界了，而是航船不断前进一点一点把他们带入新的半球”。[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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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有些地方中产阶级社会经济学家能接受政治经济的局限性，社会主义存在的理由则是自下而上对权力和财产关系重新构建的必要性。如果没有这些，世纪之交的社会主义者针对国家权威的立场就是一种深刻的内在冲突。在第二国际巴黎会议上，无政府主义者和可能主义者（possibilistes）、革命派和改良派社会主义者再次激烈辩论与资产阶级政治机构结盟的合法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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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北大西洋经济体所有劳工机构都存在对待国家的矛盾态度。让博览会社会经济部组织者感到尴尬的是，欧洲大部分劳工组织拒绝了参会的邀请。最引人注目的例外是美国劳工联合会（AFL）在社会经济部赢得大奖，这一半因为其展品出色，一半因为它能来参加。由于在1890年代不断增加的法院劳工禁制令的折磨，美国劳工联合会并不比其欧洲同行更相信工人可以满心指望通过立法获得经济拯救。在宣传钢铁时代的不公正方面，工会和社会主义者组织确实远比他们的改良派竞争者做得更多。但是，在社会政策辩论方面，他们扮演了一个复杂的角色，从来没有十分肯定到底要求国家做什么，或者在紧要关头，国家能够采取什么样的公正措施。[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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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女性没有形成自己的国度，她们也同样带着自己的兴趣和机构进入社会政治辩论，与主导社会政治核心论坛的中产阶级男人不同。与在远离展区的地方开会的社会主义者不同，国际妇女大会是在巴黎博览会的心脏地区进行的。从一开始，社会改革中的性别界限就比资产阶级社会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革之间的界限更灵活、更具有渗透性。但是女性组织带给社会政治的声音和观点仍然有明显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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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工作和机构”是巴黎妇女大会的主题。它并没有排除平等权利和平等正义的讨论，但是大会主导性的信息是女性的社会责任——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提升、保护和教育他人。[25]女性一直是英美国家对穷人慈善捐款中主要的提供者。在后来的15年里，欧洲和美国的女性改革者组织了成功争取权利的运动，要求保护妇女和童工的合法权益、在女性为主的“血汗行业”实行最低工资标准、为工作的母亲休产假提供补偿、提供孕产和婴儿护理中心、牛奶检验、学校改革、为单独养家的贫穷妇女提供特别的国家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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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治的主流把劳工关系作为起点，社会母性主义者的起点则是妇女、儿童和家庭的特别脆弱性。社会政策辩论的主流是讨论社会和平和经济公平，而妇女的社会政策辩论交织着需求和保护的话语。这两条曲调的区别不像重新发现社会政策发展中母性冲动的历史学家暗示的那么明显。虽然如此，到了20世纪初期，观察家们开始讨论新母爱国家（état maternel）的出现了。社会母性主义者在社会政治问题上有意识地站到民族主义竞争者们的旁边，在范围和效率方面仅次于社会主义者的国际网络，从而形成了主导社会政治潮流的另外一个组织中心。[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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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人们还没有就如何建立起钢铁世界的有效抗衡力量形成一致意见。国家父爱主义、私人父爱主义、互助主义、社会主义、母性主义：这些简短的词汇导致权力和政策的不同组合。任何名副其实的社会政治都必须找到一些手段融合它们各自的主张：国家的公共权威、自愿协会的道德力量、工业资本家的经济资源、工人民主自我管理、社会附属团体的特殊需要等。人们在巴黎发现的不是答案，在社会经济展馆堆积起来的图表、传单和照片中，人们发现的是可以从中找到答案的核心领域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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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世界博览会的各个展馆里，社会经济部展出的是什么呢？说到底不过是自己的集市，一个包含众多选择的世界，一个交流大大小小社会政治方案的市场。如果说这里的交易对象是观念和经验而不是具体商品，它同样也是一个交易所。围绕着当代人称为“社会问题”的共同的国际性焦虑和难题，它提供了争奇斗艳、琳琅满目的解决方案。它生动地体现了一个人们事后很容易忽视的要点：社会政治的国际性范围。北大西洋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是孤立制订社会政策。通过竞争和交流，在巴黎展出的每一个社会政策组合得以成型，通过这些交流过程，每一个方案都会发生改变，对于巴黎的迟到者——美国人来说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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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 解释社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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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的巴黎，在人头攒动的博览会上参观的资产阶级穿着蓬松袖子的礼服、洁白笔挺的衬衫，气宇轩昂、风度翩翩，用纽扣把社会恐惧关在骄傲和自信的外表之下。当然，这里不大可能作为历史考察的起点，用来探讨影响美国社会政治形成阶段的某些选择。人们或许认为更好的起点应该在世纪之交芝加哥的牲畜屠宰加工区。那里呛人的恶臭、过分拥挤的居住区、用最低的工资从劳动力市场上招募来的移民工人等都是成本算计的结果，也正是这种算计（如食品生产厂吹嘘的那样）能把猪身上的每一个部分拿来卖钱，除了猪的尖叫声外。或许更好的起点在芝加哥工会大厅，或每次周期性经济危机时愤怒的示威抗议者人群中。或者更好的地点在著名福利资本家的董事会会议室，或是大资本家们为了从国家管理者那里索取独特社会利益而成立的联动机构的办公室。更好的起点是国家机构本身，管理国家的那些政党仆从和官僚阶层。或许更好的起点是纽约市“地狱厨房”（Hell’s Kitchen）的廉价公寓里贫困母亲与慈善协会友好访问者之间的对话，或者站在南方县市救济办公室的种族隔离行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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