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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经济展馆，同样的国家主题再次出现。这里美国也竭力谋得一个位置。被挤在只有27平方英尺的狭小展室里，美国人往里面塞的展品比除了东道主法国外的任何国家都多。在铰链起来的板子上和巧妙折叠的格子里，他们悬挂和放置了美国的社会产品。展室的中央，纽约廉价公寓委员会提供了该市最有名的贫民窟的模型，紧挨着它还有一个模型说明如果继续按城市建筑标准允许的最大密度建楼的话，这个街区可能更加拥挤到什么程度。旁边有漂亮的、装订成册的州政府和联邦劳工统计局的报告，用来证明国家意识还没有彻底消失。在展室的一个角落里塞着美国黑人生活的展品，包括塔斯基吉学院（Tuskegee Institute）制作的手工艺品和杜波依斯展示佐治亚州自奴隶制时期以来非洲裔美国人进步历程的统计数据。[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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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美国展区最大规模的展品安排，交给了新出现的社会改良信息交换所“社会服务同盟”。该机构两年前才成立，自称是有关“倾向于人类社会改良的任何信息”的情报交流中心。其精神领袖威廉·托尔曼在很多方面都是典型人物，这些人曾经改变了美国社会政治的早期历史，现在却被遗忘。作为纽约改善穷人条件协会的总代理，托尔曼热情投入到1890年代查尔斯·帕克赫斯特牧师的反罪恶运动。从那里他进入纽约市威廉·斯特朗市长的革新政府。他特别关注柏林和伦敦那种公共澡堂：一个街区两千多人却没有浴室的便利，这对于挤在一起的城市人口来说决非小事。看到“社会博物馆”的成功，“社会服务同盟”也和所有工业化国家都进行了联系。它的顾问团成员包括伦敦世纪之交“城市社会主义”实验的两位最著名发言人锡德尼·韦伯和约翰·伯恩斯、爱尔兰农村改革家霍勒斯·普伦基特、“社会博物馆”精神领袖朱尔·西格弗里德、德国帝国保险办公室的格奥尔格·察赫尔。在其收录世界各地社会政策主张的《社会进步》年鉴里，托尔曼自己收集了关于欧洲市政和工业改良的大量幻灯片，是20世纪早期美国最大的此类收藏之一，内容包括英国的模范城镇、利物浦城市住房、格拉斯哥城市公园和公交车、阿姆斯特丹的工厂安全博物馆、伦敦的公共澡堂等。以兼收并蓄和世界眼光为特征的“社会服务同盟”，反映了美国世纪之交的社会改革的流动性、业余爱好式希望和国际触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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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了社会经济展览，托尔曼挂在墙上的还有资本主义自我启蒙工作的照片。那里展示了美国模范工业家们的努力：亨氏（Heinz）公司一尘不染的工厂车间、克利夫兰五金公司的职工食堂、威斯汀豪斯气闸公司建造的职工住房、位于俄亥俄州代顿的“国家收银机公司”详细的职工思想工作。在互助保险（prévoyance）方面，关注福利的资本家这一主题仍然在继续，最大最引人注目的是保德信保险公司（Prudential）、大都会保险公司（Metropolitan）和衡平（Equitable）人寿保险公司的展品。通常采访巴黎博览会的敏锐记者只看到人寿保险公司广告：查尔斯·纪德认为美国的展品杂乱无章。[20]但是美国展品表现出的信息比纪德所见更清晰：最有希望战胜工业资本主义危害的抗衡力量是资本主义的良心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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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方面的这些竞争性的国家风格表达并夸大了有利害关系的竞争。任何地方的社会政治都是一个大的集合体，里面的因素仍然处在不断变化中。即使德国这样的家长制国家也表现出矛盾冲突的倾向。虽然他们强调帝国对福利社会的贡献，但是1900年德国社会保险法律规定的总福利中来自帝国本身的不足10%，至于说到管理，德国人把它承包给错综复杂的雇主互助会、工会基金、自我管理的雇员雇主协会等，只不过比对手法国的复杂程度略低一些而已。[21]而法国虽然把互利主义原则提到最高点，但是正如“社会博物馆”知道的主要数据所示，与“个人主义色彩”浓厚的英国相比，法国在合作社、互助协会、友好团体和工人协会的数目等方面远远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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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资本主义的主张则总是出现在最显眼的位置。尽管美国人吹得天花乱坠，但他们在这方面拿得出手的东西和欧洲对手相比仍然少得可怜。法国社会经济展品中增添了法国铁路和煤矿大企业的职工福利体系的报告。克虏伯公司送来了一个模型，显示它在埃森精心建立的职工住房和社会福利设施。在博览会位于凡仙森林（Bois de Vincennes）附属区的工人住房模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利弗公司（Lever Company）为其技术工人在利物浦附近所建的漂亮半木制房屋的复制品，里面有很多自我吹嘘的夸张宣传。因而，在巴黎不容忽视的还有另外一个社会政治体制的纲要，即由社会责任感强烈的大雇主支配，一个私人的、家长制形式的福利国家。简单地说，这些还不是体制而是倾向，是拥挤在每个立法机构大门前的跨越国界的竞争性思想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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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试图掌握世纪之交社会政治蓝图的人还不可能忽视两个竞争的思想和社会权力中心。第一个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第二个是国际女性解放运动，二者都不固定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在1900年的时候，人们仍然非常不清楚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政党在社会政治框架中到底能发挥什么作用。有的国家一直严格执行针对社会主义者参政的限制，如德国，在1890年前属于非法组织的社会主义者仍然遭遇众多的法律限制：如比利时，1900年男性工人获得选举权才只有七年时间。在这些国家，社会主义者经过了漫长的道路在国家躯壳内建立了自己内部的社会国度。社会主义者不断扩展其工会组织、合作商店、报纸、体育和演唱团体、饭店、啤酒厂、面包厂、妇女同盟，以及各种互助团体等亚文化机构，用比利时社会主义者埃米尔·王德威尔得的大话就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边缘，正在诞生对抗它的新世界。”正是这种“伟大的经济合作社”确立了对于钢铁时代的另一种反应的纲要，一个通过工人自身的自治运动促成的，比法国社会连带主义者能够想象的更加平等、更加民主的互利主义形式。[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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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旦谈到立法问题，社会主义者的立场就非常勉强和自相矛盾了。世纪之交的社会党的发展很多归功于他们愿意携带即刻的社会政治改革项目进入地方和议会政治，其中有很多地方与中产阶级社会改革者的项目重叠。正是为了进一步推动即刻改革项目，亚历山大·米勒兰同意在1899年加入温和的改革派法国政府，这是现代欧洲内阁中第一个社会主义者占据的席位，也使他有资格主持本次博览会的开幕式。即使像让·饶勒斯一样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在1903年也能想象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可能非常缓慢地进行，可能就像探险家“意识到越过了半球的界限，不是看见海洋上有一条线告诉他们过界了，而是航船不断前进一点一点把他们带入新的半球”。[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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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有些地方中产阶级社会经济学家能接受政治经济的局限性，社会主义存在的理由则是自下而上对权力和财产关系重新构建的必要性。如果没有这些，世纪之交的社会主义者针对国家权威的立场就是一种深刻的内在冲突。在第二国际巴黎会议上，无政府主义者和可能主义者（possibilistes）、革命派和改良派社会主义者再次激烈辩论与资产阶级政治机构结盟的合法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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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北大西洋经济体所有劳工机构都存在对待国家的矛盾态度。让博览会社会经济部组织者感到尴尬的是，欧洲大部分劳工组织拒绝了参会的邀请。最引人注目的例外是美国劳工联合会（AFL）在社会经济部赢得大奖，这一半因为其展品出色，一半因为它能来参加。由于在1890年代不断增加的法院劳工禁制令的折磨，美国劳工联合会并不比其欧洲同行更相信工人可以满心指望通过立法获得经济拯救。在宣传钢铁时代的不公正方面，工会和社会主义者组织确实远比他们的改良派竞争者做得更多。但是，在社会政策辩论方面，他们扮演了一个复杂的角色，从来没有十分肯定到底要求国家做什么，或者在紧要关头，国家能够采取什么样的公正措施。[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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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女性没有形成自己的国度，她们也同样带着自己的兴趣和机构进入社会政治辩论，与主导社会政治核心论坛的中产阶级男人不同。与在远离展区的地方开会的社会主义者不同，国际妇女大会是在巴黎博览会的心脏地区进行的。从一开始，社会改革中的性别界限就比资产阶级社会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革之间的界限更灵活、更具有渗透性。但是女性组织带给社会政治的声音和观点仍然有明显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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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工作和机构”是巴黎妇女大会的主题。它并没有排除平等权利和平等正义的讨论，但是大会主导性的信息是女性的社会责任——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提升、保护和教育他人。[25]女性一直是英美国家对穷人慈善捐款中主要的提供者。在后来的15年里，欧洲和美国的女性改革者组织了成功争取权利的运动，要求保护妇女和童工的合法权益、在女性为主的“血汗行业”实行最低工资标准、为工作的母亲休产假提供补偿、提供孕产和婴儿护理中心、牛奶检验、学校改革、为单独养家的贫穷妇女提供特别的国家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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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治的主流把劳工关系作为起点，社会母性主义者的起点则是妇女、儿童和家庭的特别脆弱性。社会政策辩论的主流是讨论社会和平和经济公平，而妇女的社会政策辩论交织着需求和保护的话语。这两条曲调的区别不像重新发现社会政策发展中母性冲动的历史学家暗示的那么明显。虽然如此，到了20世纪初期，观察家们开始讨论新母爱国家（état maternel）的出现了。社会母性主义者在社会政治问题上有意识地站到民族主义竞争者们的旁边，在范围和效率方面仅次于社会主义者的国际网络，从而形成了主导社会政治潮流的另外一个组织中心。[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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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人们还没有就如何建立起钢铁世界的有效抗衡力量形成一致意见。国家父爱主义、私人父爱主义、互助主义、社会主义、母性主义：这些简短的词汇导致权力和政策的不同组合。任何名副其实的社会政治都必须找到一些手段融合它们各自的主张：国家的公共权威、自愿协会的道德力量、工业资本家的经济资源、工人民主自我管理、社会附属团体的特殊需要等。人们在巴黎发现的不是答案，在社会经济展馆堆积起来的图表、传单和照片中，人们发现的是可以从中找到答案的核心领域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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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世界博览会的各个展馆里，社会经济部展出的是什么呢？说到底不过是自己的集市，一个包含众多选择的世界，一个交流大大小小社会政治方案的市场。如果说这里的交易对象是观念和经验而不是具体商品，它同样也是一个交易所。围绕着当代人称为“社会问题”的共同的国际性焦虑和难题，它提供了争奇斗艳、琳琅满目的解决方案。它生动地体现了一个人们事后很容易忽视的要点：社会政治的国际性范围。北大西洋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是孤立制订社会政策。通过竞争和交流，在巴黎展出的每一个社会政策组合得以成型，通过这些交流过程，每一个方案都会发生改变，对于巴黎的迟到者——美国人来说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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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 解释社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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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的巴黎，在人头攒动的博览会上参观的资产阶级穿着蓬松袖子的礼服、洁白笔挺的衬衫，气宇轩昂、风度翩翩，用纽扣把社会恐惧关在骄傲和自信的外表之下。当然，这里不大可能作为历史考察的起点，用来探讨影响美国社会政治形成阶段的某些选择。人们或许认为更好的起点应该在世纪之交芝加哥的牲畜屠宰加工区。那里呛人的恶臭、过分拥挤的居住区、用最低的工资从劳动力市场上招募来的移民工人等都是成本算计的结果，也正是这种算计（如食品生产厂吹嘘的那样）能把猪身上的每一个部分拿来卖钱，除了猪的尖叫声外。或许更好的起点在芝加哥工会大厅，或每次周期性经济危机时愤怒的示威抗议者人群中。或者更好的地点在著名福利资本家的董事会会议室，或是大资本家们为了从国家管理者那里索取独特社会利益而成立的联动机构的办公室。更好的起点是国家机构本身，管理国家的那些政党仆从和官僚阶层。或许更好的起点是纽约市“地狱厨房”（Hell’s Kitchen）的廉价公寓里贫困母亲与慈善协会友好访问者之间的对话，或者站在南方县市救济办公室的种族隔离行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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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上面提到的任何一个地点，社会政治的通行解释都有坚实的基础。本书从跨国角度对美国社会政治历史进行重新架构，融合了从前模式的某些框架，同时又挑战了另外一些框架，因此有必要花点时间看看它们的主张和演变过程。[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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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治的早期历史学家，接近于社会改革重要人物档案来写作，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背景并不遥远，而是非常接近的。社会政治的主要领域就是个人良心遭遇现代生活的残忍、痛苦、不公和低效。这是一种反映了改革者自己选择的故事的叙述策略。启蒙和宣传是社会政治的中心工作。真正困难的任务就是让需求和正义的紧迫性清楚明了，一方面改革者要在内心突破时代和阶级限制的障碍，一方面还要克服外在的社会冷漠和否认的阻力。[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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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的头十年里，率先从事社会政治对比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很少使用这些本土的、传记性的资料。他们沉溺于全球过程的理论，他们的框架是大胆的国际化的。在很大程度上，它也是进化论式的——几乎是自然如此。因为注意到保守派和进步派政治团体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都不断增加社会开支，许多著名的社会科学家认为，剩余资本积聚的逻辑可能本身就有能力修补产业资本主义革命曾经造成的社会断层和混乱。考虑到不断增长的国民收入，他们的数据似乎显示花在教育、福利和社会服务方面的社会开支也会增加。在这个趋同的、发展的法则框架内，不管是揭发社会丑闻的艰苦工作还是历史和政治的偶发事件都似乎不再特别重要。[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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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社会投资会稳定增加的假设注定不能长久。因为在1970年代的艰苦岁月，欧洲和北美的战后福利国家遭遇沉重打击，政治突然成为社会政治分析的核心问题，其中一个结果是阶级插进来成为社会政治分析的核心，而且产生了复杂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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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首先使用阶级分析方法的人来说，社会政治的核心是自下而上的权力渗透。20世纪的福利国家通过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党、英国的工党、美国的产联（CIO）和新政左派，激发了来自下层民众的希望和权力的大爆发。在工人阶级没有能力采取政治行动维护自身利益的地方，他们通过罢工、怠工、暴乱和示威游行、威胁颠覆政党平衡等方式强迫当权阶级让步，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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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宣言刚发布，社会政治的“社会民主解释”的激烈批评家就把社会政策中的阶级关系颠倒过来。他们反驳说，社会政治不是从群众中发展而来的，更多的是上面的统治阶层为克服危机而推行的一套措施，是统治精英为避免人们挑战其统治而收买人心，转移工人阶级自主政治动员的注意力，预先阻止社会领域的真正民主化。在俾斯麦的德国，社会政策是以容克为主的“封建”精英的产物，他们迫切渴望在对抗大众民主力量的行动中赢得新优势。在现代国家，这个角色被交给大企业和大资本家。福利资本家常常是这方面的主要演员，他们会因进行更开明的工资和工作政策的实验而处于不利竞争地位。但是最终定调子的是占主导地位的财产体制本身的安全。现代和“封建”精英采用社会政策的本质是一样的，即由当权阶级主导，政府从一种补救措施变到另外一种补救措施，或转移、或抵消、或安抚、或预先制止，以维护现行的权力和财产的管理体制。[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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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这些强调阶级的新观点把政治重新拉回社会政治的核心。实际上，正如怀疑论者指出的，在批评观点和社会民主观点对社会政治的解读中，政治因素都弱小得多。把政府贬低为统治阶级的工具，社会政治的阶级解释让政治领域失去了其自身的历史重要性。正是在这个关键点，社会政策政治的第三批研究者加入辩论队伍，他们虽然同情左派强调阶级结构，但并不赞同国家成为种种经济利益集团的俘虏这种观点。他们最初的观点，即国家“独立于”围绕其周围的阶级利益，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政策研究鼓吹者比较成功的论据是：阶级利益和政治过程之间有充分的协商空间，让后者本身就成为社会政策形成的重要领域。这又被概括为社会政治的“机构政治过程”研究法，现在可以从几个不同维度密切关注政治的结构：国家的管理功能（或者无能）、政党和选民的构成、过去政策决定的内在结构上的遗产。[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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