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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西洋的西边，因为同样的贸易体系，尤其是英国资本的注入、英国技术的整体引进，同样的力量也开始起作用。当然，充足的水力资源给予美国旧工业区一抹田园风格的色彩。1903年阿瑟·莎德威尔吃惊地发现新英格兰地区的纺织厂“相当漂亮和柔和”。到了19世纪后半叶，工业区的“欧洲化”倾向已经非常明显了。蕴藏大量煤炭的宾夕法尼亚是美国的经济心脏。美国两个最重要的制造业城市纽约和费城，就是利用宾夕法尼亚的煤矿满足高涨的能源需求。匹兹堡地区相当于德国的鲁尔区。在中西部，伊利诺斯煤矿地区滋养了另外一个工业集中地，从东边的匹兹堡和克利夫兰到西边的密尔沃基和芝加哥。1890—1891年从西到东游览美国的萨缪尔·巴内特认为到芝加哥就像回到了家乡曼彻斯特，同样有密集的工厂和琳琅满目的广告。匹兹堡让贝特丽丝·韦伯感觉像来到落后的意大利或者英国老家“黑乡”。阿瑟·莎德威尔也认为匹兹堡是熟悉的地方，“揭开盖子的地狱”，像埃森和谢菲尔德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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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不缺乏快速和凶猛。1880年美国已经赶上英国的钢铁产量，1900年赶上英国的煤炭产量。在生产轮船和纺织品方面，英国仍然是难以匹敌的，但是英国、德国、美国在总体制造业产量的竞争中，美国的领先地位在世纪末已经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警惕美国人插入欧洲传统的市场成为欧洲报刊的经常性话题。欧洲记者把这个现象称为世界的“美国化”，更加恰当的想法应该是美国的欧洲化。若认为它展现了越过政治家和外交家清晰划定的国家边界的市场过程，那就更好了。[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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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煤城是新世界工业资本主义的第一个定义性因素。第二个是当时人所说的“大城市”的出现，说这个词的时候既兴奋自豪又特别地紧张不安。大城市不像工厂城镇那样是新鲜东西。作为贸易和资本积累的结点，它们曾在现代欧洲早期的经济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伦敦在1800年有一百多万人口，巴黎有五十万人口，维也纳有二十五万人口。但是19世纪最后十年大都市中心的增加却是一个让人吃惊的现象。从安德鲁·默恩斯（Andrew Mearns）的《被抛弃伦敦的哀号》到雅各布·里斯的《另外一半如何生活》，到德国人对大城市（Grossstadt）的尖锐抱怨，大都市的增长对世纪之交北大西洋经济体的社会改革者产生了深刻影响。[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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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不是城镇而是人口超过十万的都市）的增长是不容辩驳的事实。1871年，德意志帝国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8个，占德国人口的5%。40年后有48个大城市，其中柏林的人口超过一百万，每十个德国人中就有两个人生活在大城市。法国有15个大城市，英国和爱尔兰有41个，包括特大城市伦敦，人口达到七百万。在美国，1870年有14个大城市，1910年有50个。尽管有西部和南部农村巨大的稀释性影响，美国在1890年的城市化程度已经和比利时一样了，这是根据人口两万以上城镇的居民在全国人口中的百分比来衡量的。在1890年北大西洋经济体中7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中，有3个坐落在美国。[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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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城市中有些是重工业基地。更普遍的模式是贸易、金融、小规模制造业交织。伦敦东区、纽约下东区，以及北大西洋经济体的类似地区，既是生产中心也是贫困的中心，是拥挤不堪的蜂窝，为大城市迅速增长的人口提供低工资、不稳定的工作。从银行和时髦商业街等内部繁华核心区往外延伸，码头区、仓库区、铁路车站，再进入好像没有尽头的血汗工厂和小作坊、小商店、当铺、贫民窟、廉价的工人住房区，全部都没有规划，混乱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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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工业区成为直观了解纵向分配的动力的实例一样，大城市为我们提供了体现对比与运动的实物。人们应该想象19世纪城市不是作为单位，而是街区的集合；在这些地方走过，就好像是穿过无休止的社会矛盾的丛林。一面是财富的高度集中，一面是贫穷的聚居区；一面是资产阶级的优美马车公园，一面是脏乱的酒馆小巷；一面是漂亮的购物大街，一面是满足大众需要的大片当铺、摊贩、旧货市场等。财富的两极分化不是新鲜的东西，但是它们集中而且紧挨着构成鲜明对照的都市风景，只靠工资和市场这层薄薄的、冷漠的关系维系在一起，这却是全新的现象，令许多观察家不知所措，紧张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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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的显著贫富差距是其主要特征之一，另外一个特征是财产和人口永不停息地流动。大城市天生不稳定，不仅在于它们与农村之间不断后退的交界处，而且在于它们的核心，因为土地价值和财产使用随着市场和风尚的变化而转移。对流动性做出贡献的还有每年涌入大城市的大量人口，在资源永远也不够的环境中挣扎着寻找空间和栖身之地。柏林、维也纳、格拉斯哥、纽约都呈现出异常严峻的住房紧张局面。但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没有一个大城市能够说充分解决了住房供应问题。交通和公共卫生问题同样给城市当局带来沉重的压力，他们要努力把迎合城市新需要的新兴产业如私有自来水公司、粪便运输公司、有轨马车路线等杂乱发展合理化。难怪大城市吸引了世纪之交进步人士这么多的政治能量和想象力。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如此鲜明强烈地表现出私有财产权利和公共需要之间的紧张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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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进入20世纪后，欧洲和美国的都市和工业区仍然是农业大海中肮脏拥挤的孤岛。工业资本主义的城市风景突然崛起在周围的农村背景之上。经济革命时间最长的英格兰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例外。到1900年，英国的劳动人口中只有12%仍然依靠农业为生。同一时期即使在工业化程度很高的比利时，仍然有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在农村劳动。在德国，这个比例是三分之一，在法国和美国是40%多一点。[73]工业发展核心区以外是广袤无垠的农村地区：容克控制的普鲁士和波兰的黑麦地区，奥匈帝国的庄园，南欧、爱尔兰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农民土地，美国南方深处的棉花地，密西西比河两岸往西无限延伸的平原等，这些地方在世纪之交的劳动人口中仍然有一半以上在从事农业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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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对抗市场革命时，农村并不比城市有更多的免疫力。外国粮食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开始大量涌入欧洲（从加拿大、俄国以及更重要的美国），给这里的农业稳定带来了破坏性的后果。在爱尔兰，这些压力促使宗教和土地所有权方面长期的紧张关系升级为公然的佃农暴乱。如果说抵抗是常见的，那么逃离就更司空见惯了。极端的事例发生在瑞典，那里从1860年到1910年移民国外的人口达到20%。到处都出现乡村人口以惊人速度离开家乡到城市去的现象，让当时的人们努力为留守农村的人口寻找新的庄稼组合和市场结构。[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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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到了19世纪末叶，北大西洋经济体普遍出现了被连根拔起的农民。美国城市吸收了大量这样的人口，欧洲在流动方面也并不逊色，虽然游客往往专注于静态的风俗习惯。在英格兰，到本世纪末，只有四分之一的人生活在他们出生的地方，在1890年的柏林，30岁到60岁之间的男性工人中每五个就有四个出生在城市之外。到处都是移民，在英格兰工厂工作的爱尔兰临时居民，在苏格兰煤矿干活的波兰矿工，在法国南部煤矿干活的西班牙矿工，在比利时和洛林的工厂城镇工作的意大利棉纺工人，以及在每个城市中干活的乡下人。在1870年代的利物浦户主中，四分之一是爱尔兰出生的人。在德国鲁尔区，1890年四分之一以上的矿工说波兰语。在鲁尔区的格尔森基尔欣镇（Gelsenkirchen），三分之一的学生说波兰语。[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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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和劳工的这些纵横交错的变化所产生的最明显后果，就是新产品以惊人的速度出现。北大西洋经济体的真实工资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这段时间内得到增加。同样增加的还有教育机会、图书和阅读材料的供应、多样化的可供消费的娱乐形式、流动性的渠道。即使在汽车和家用电力普及之前，普通人能够购买的商品种类也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发展，从汽灯到成衣，从廉价电影票到赴乡下游玩的电车票等。当廉价工业品和外国粮食的潮流冲破了传统农业社会的旧式农民和手工业者经济，这种碰撞释放出巨大的人类能量。要不是“改善”看上去这么确切地写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物质历史上，很难想象进步人士为什么对社会能够不断改善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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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19世纪的经济革命产生了潮水般涌来的新商品，不能否认的是它们也带来了新形式的苦难。按照边沁主义计算法[76]，我们不清楚痛苦和快乐相比总体上的赤字是否在增加，但是市场革命强有力地改变了经济痛苦的经验和意识。农村生活的痛苦原先就是严重的和反复出现的：庄稼歉收、瘟疫、疾病、事故、生孩子。但是这些受财富、税收和庄园势力的社会制度塑造和强化，呈现出自然的（因而）难以避免的色彩。工业资本主义的痛苦不那么容易预测，它们的人性面孔不容易掩盖。流动性和脆弱性随着劳动力的商品化加剧而不断增强。农民失去了土地、家族纽带、风俗习惯的安全感，在新的工资劳动市场上，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会出现失去挣钱能力的情况。都市工人阶级的早期研究者对劳动能力和穷困之间的脆弱界线非常着迷，以及人们如何变幻无常地从一边被推到另一边。在这些新形式的痛苦中，冷漠麻木、精心算计、愚蠢程度、小气程度等人为之手至少和命运本身一样强大。企业事故、房东的驱逐通知、老板对工资的不妥协态度都是明显的社会事件。既然是权力和政治事件，有人认为肯定有社会和政治解决办法也就不让人吃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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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有意识行为的手在大城市生活的痛苦中和农村的痛苦中一样明显，正如民粹主义者对银行和铁路权力的控诉所示。托马斯·哈斯克尔指出在19世纪末期，社会问题的根源好像消退了，慢慢变得辨不出踪影了。[77]但是从长远观点看，相反的说法恐怕才是更恰当的。随着风俗习惯在商业化的潮流中消退，人类力量的作用变得越来越明显。出现了围绕“社会”概念的整套词汇——“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社会问题”、“社会疑难”，所有这些都证明了人们日益意识到市场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本质。痛苦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但是工资劳动市场的痛苦、大城市生活的痛苦和从前的痛苦不一样，人们很难按照过去的模式接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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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人们不需要把农村生活浪漫化就可以指出，工业资本主义的新世界遭受远比过去更明显的冲突的冲击。争夺面包的动乱、都市暴动、农民起义曾经是前工业化社会的常见现象。但是不管中产阶级进步人士称新时代为彻底的“工业战争”是否正确，毫无疑问的是，社会各阶级更频繁地意识到对方的存在，有了比从前更深刻地制度化的仇恨。罢工成为新秩序最让人不知所措的标志，双方怨恨地、激烈地斗争，随着时代的前进，规模越来越大，让国家越来越多地充当警察、协调者和军事镇压者的角色。但是罢工不是市场关系新体制的外来者。像就工资讨价还价一样，罢工也是制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样的，双方趋向集体纪律和组织机构的动力也是如此，不管是成立工人联合阵线还是坚实的企业主联合体。在有组织的工人团体和有组织的资本家团体不断激化的冲突中，个人权利在什么地方终结、公共权利在什么地方开始成为永远争论不休的话题。当查尔斯·纪德把社会经济领域描述为“社会和平”问题时，不管名词还是形容词都有沉重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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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煤城和大城市，物质生活的改善和日益加剧的不安全感：强调这个新社会秩序的共同轮廓特征并不是要否认其中的国家特殊性。不过，在所有重要方面，欧洲及其西面的经济前沿是作为一个复杂的整体在经历这些起伏动荡的。在大西洋的两岸，这个世界的轮廓、典型的风景、不满和冲突的主要根源越来越明显地突现出来。它是与旅游指南所展示的不一样的欧洲，与美国独特命运论者愿意承认的情况不一样的美国。在政治和审美对比的表面之下，不存在新世界和旧世界的区分，只有共同的、经济推动的新世界塑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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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 进步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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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的新大西洋经济将鼓励大西洋范围的新政治。从1890年代的第一次萌动，新社会政治作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在1910年代登上舞台，在北大西洋世界的每一个首都都出现了它们的代表。即使远离政策和思想革新的主要中心的美国也被卷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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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组成一代新社会政治力量的人从未拥有共同的名字。他们中的有些人从来没有找到用来称呼自己的一致用语。威廉·贝弗里奇把自己称作“托利民主党”、“工人帝国主义者”、（“非常接近”）社会主义者、自由派。美国城市改革者弗里德里克·豪威自称单一税制派、“自由派”、“改革者”、“激进分子”。在国家的政治文化中，术语的混淆就更加明显。在法国，社会政治的先驱者把自己称为激进分子、社会连带主义者、经济上的干预主义者，或者干脆叫做社会改革（la réforme sociale）支持者。在英国，他们的名字有“新自由派”、“新激进派”、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费边社成员，或“集体主义者”。在德国，十多个竞争的社会政治党派和压力团体围绕一个核心词汇“社会”（sozial）构成。[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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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个词已经非常接近共同的标准或特征：“进步”。作为政治称号，它先出现在英国，诞生于1890年代伦敦激烈的城市政治辩论中，后来才在新世纪的前十年跨越大洋来到美国。到了1910年，在弗里德里克·瑙曼、 路约·布伦坦诺和其他年轻改革派知识分子的进步人民党（Fortschrittliche Volkspartei）中，“进步”这个词在德国也获得了社会政治的色彩。[79]这对于社会政治支持者的自我定位是最重要的，认为自己不是献身于抽象的原则，而是处于历史进步前沿的独特地位，那里生产和交换的革命性影响体现得最清晰和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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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之前的激进分子和改革者也想象自己在历史的前沿工作，但是却没有把经济作为改变的主要因素。自从伟大的18世纪革命后，他们的核心工程一直限制的不是商品化过程，而是君主国家的中央权力。政治权威机制是他们的天才构想：绑住潜在专制君主之手的成文宪法、自我限制的政府、议会自主性、大众特权、扩大了的选举权、更直接的代表性、更广泛的公民豁免权、清晰的人权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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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世纪末叶，这些工程仍然是党派政治和政治文化的框架。1870年在法国，拿破仑三世的帝国仓促地和普鲁士军事较量失败后垮台，刚刚开始第三次共和国的尝试，局面仍然非常不稳定。现代德国，就是由把拿破仑三世赶下台的普鲁士军队打造的，在1871年刚刚出炉，正在忙于制订宪法和国家建设。在1890年的英国，威廉·格莱斯顿做首相的第二年，自由政治的议程已经稳定推进了四分之一世纪：政治民主化、自由贸易、爱尔兰权利、宗教异议者的自由等。1870年的美国，激进分子和改革者仍然处于内战和分裂的余悸中，国家的政治重建和如何为前奴隶提供自由的议题让任何别的政治考虑相形见绌。[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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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运动对这些问题不是冷漠无情的。在议会多数控制原则还没有确立的国家（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瑞典），或选举权受特别严格的财产标准限制的地方（如德国的某些邦和市），或地主贵族仍然对平民多数拥有正式否决权的地方（如英格兰，直到劳合·乔治为解决1909—1911年预算危机强迫上院屈服之前），很少能够清理区分新老改革政治的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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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新社会政治的塑造者是维持旧的民主激进主义还是（更常见的情况）从中选择性借用部分内容，通过反思或者修改来搁置其他内容，他们共同的观念是，围绕国家权力重新分配的政治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了。因为曾经是法庭、国王、地主贵族之特权的权威已经转移到了资本所有者和工业家手中，因为权力和痛苦的根源主要已变成经济上和社会上的，从前激进的法律—政治大拆除工程在反思社会和国家宗旨的需要面前逐渐消退。这就是威尔斯1906年在美国写的文章的意思，当时他坚持认为：在波士顿规划的野心勃勃的大城市公园体系中或者在尼亚加拉瀑布刚开始为安大略省供电的发电机中，可以发现比首都华盛顿特区更多的政治诺言。在首都，“联邦政府被困于孤岛之上，各种关系纠缠成死结，受保障措施约束，完全搁浅了，根本动弹不得”。这就是各地进步人士说光是取消权力并不能解决问题时所表达的意思。政治的核心从宪政体制转向行政管理，从贵族特权的后果转向日常生活的背景。英国的约瑟夫·张伯伦早在1883年就指出“未来的政治是社会政治”。[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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