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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053 新政治不仅由时代的经济转型所构筑，而且受到世界各地进步人士微妙地称作“劳工问题”因素的影响。大量工人阶级组织的兴起是当时的一个主要特征，就像资本的新形式一样，它的触觉也是国际性的。从“美国劳工骑士团”组织者1880年代到英格兰中部游说招募新成员，到英国和美国兄弟会代表团在各自的年度工会大会时交换位置，到马克思继承者的第二社会主义国际的工作等，劳工政治那明确有意识的国际性特征不容忽视。德国和瑞典的社会民主党、法国和比利时的工人党、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二国际本身都是在1875年到1889年期间成立的。四分之一世纪后，社会主义政党成为北大西洋经济体各地的主要政治挑战。在美国，社会主义者在1912年几乎得到百万人的支持。在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一次选举中，每六个选民中就有一个社会主义支持者，在德国，每三个中就有一个。即使在腹地也不能不受影响。在瑞典，社会主义者在大选中获得选票的比例从1900年几乎为零增至1914年的30%；在丹麦，这个比例从14%增长到29%。只有在英国及其澳洲殖民地，社会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从政治上被边缘化，很大一个原因是工党已经抢占了潜在的政治空间。“1880年代及其后在国际上突然兴起的群众性劳工和社会主义者运动，似乎让很多国家的政府和统治阶级陷入基本一样的困境中。”埃里克·霍布斯邦不无夸张地写道。但是当时人并非没有认识到这一点。[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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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055 在社会主义者和工会组织成长的背后，存在着更普遍、组织性不强的不满，因其萌芽状态和变幻无常而更令中产阶级进步人士担心。劳资双方激烈对抗式罢工和关闭工厂是他们显示实力的最明显方式。从1880年代往后，这些活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出现。1886年劳工骑士团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全国范围大罢工、伦敦码头工人和鲁尔煤矿工人1889年的罢工，都预示着更大冲突的到来。1890年代初期，罢工浪潮席卷法国和美国；1903年到1906年，美国、法国、德国都爆发了大罢工；1910年到1913年罢工撼动了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88]反过来这也刺激了工会招募新成员。德国工会成员从1890年初期的不足30万人猛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250万人；英国从160万人增加到410万人；法国从14万人增加到100万人以上；美国从1897年（可靠估计开始日期）的40万人增加到260万人。[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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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057 在这些挑战面前，各国政府摇摆于军事镇压和社会政治让步的“柔软拥抱”之间。意料之中的是，虽然进步人士渴望“社会和平”，他们同样在矛盾中摇摆。劳资协调的机构吸引了很多进步人士的注意力，如新西兰形式的强制性仲裁，如罗斯福和劳合·乔治亲自干预劳资纠纷，又如1890年后在德国缓慢发展起来的工业法庭、调解机构、法定劳资委员会的网络。但是一旦调解失败后，进步政府（正如威尔逊、劳合·乔治、克里蒙梭都显示出来的）会像保守政府一样采取严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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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059 正是在所有这些新力量领域——包括市场关系的迅速加剧、城市人口的迅猛增长、低层工人阶级愤怒的日益高涨——新社会政治开始成型。工业资本主义的共同社会风景促使各国的股线交织到一起，深刻的共同的焦虑也把他们团结起来。资本和劳工的国际化是前提条件，但是北大西洋经济体的进步政治包含自己的国际机构和动力学，在国际框架下重新改造社会政治的过程中，这些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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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061 在欧洲内部，新跨国社会政治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就是一个国家通过的法律传播到另一个国家，有时候甚至传播到相互充满怀疑和竞争的国家。早期的例子是英国模式的工厂立法在1870年代开始出现在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几十年后，这种形式的借用形成了国家间相互影响和挪用的杂乱图景。丹麦养老金制度（通过荷兰）引进到英国，英国的工业债务标准引进到法国，法国的补贴制度引进到了丹麦、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更加激进的法国进步人士甚至借鉴德国的强制国家保险制度。这些挪用中影响最大的是1911年英国《国家保险法案》，战争开始前不足三年，劳合·乔治称赞它超过了德国自己的社会政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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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063 在这些现象背后并促使其得以实现的，还有一些不那么明显的联系纽带。其中一个是志同道合的改革者举行的国际会议，有专家也有业余爱好者。由于巴黎世博会的推动，举办国际会议成为这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成果。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定期举行的国际会议名目包括劳工立法、福利和儿童保护、社会保险、失业、住房、花园城市、城市规划、公共澡堂、监狱、公共和私人贫困救济，而且还定期举行工厂监督员、消费者联盟组织者、城市官员、工会领袖、女性主义者参加的国际会议。每个会议都有持续的管理机构，它们厚厚的、一丝不苟的会议记录成为设备良好的社会图书馆不可缺少的重要文件。[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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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065 另外一个是官方的或私人的参观访问。英国是最早吸引参观者的磁石。从19世纪中期开始，英国自由运作的工人阶级联盟型机构（工会组织、合作社、友好协会）以及广泛制度化的集体谈判，就吸引了欧洲大陆改革者的目光，因为这些和19世纪中期欧洲常见现象格格不入。德国进步人士希望把德国工人运动从革命的社会主义转移到其他地方，他们是特别热情的参观者，不仅自己前来，还安排德国工人到英国旅行。其他德国人来看英国的新花园城市、伦敦进步人士的城市工作、英国睦邻中心运动等，从中受到启发。[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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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067 到了世纪交替之时，出现了同样强大的对德国好奇的逆流，因为英国进步人士渴望搞清德国社会政策与惊人的商业成功之间的关系。英国制造商在自由国际贸易体制下感到紧张不安，派工人代表团（诋毁者称他们为“关税旅游者”）来研究贸易保护主义者德国的劳工和社会条件。其他人开始研究德国城市的社会效率、帝国劳工统计局和社会保险体制的工作、德国贸易的技巧和技术教育等。[92]其他方面的调查涉及面更广。英国农业改革者研究丹麦，丹麦改革者研究爱尔兰。德国社会政策协会的调查具有世界性，法国社会博物馆把研究人员派往世界各地。[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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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069 最后一个是，在每个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都有影响很大的宣传家，他们对别国的社会政策表现出浓厚兴趣。如1890年代新西兰劳工改革的主要设计师威廉·彭伯·里夫斯，他1896年被排挤出新西兰劳工部后来到伦敦，很快被吸收进入费边社，广泛宣传新西兰社会政策。德国社会政治圈中有大量英国社会政策的崇拜者，从1860年受英国启发创立希尔施—敦克尔（Hirsch-Duncker）工会组织的麦克斯·希尔施，到英国合作社崇拜者、德国信用合作社运动的主要人物赫尔曼·舒尔采·德里奇，到社会政策协会劳工关系著名专家路约·布伦坦诺。在德国社会民主改革派中，爱德华·伯恩斯坦和胡戈·林德曼都被1890年代伦敦进步人士的热情深深吸引。[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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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071 世界性特征的典型例子是英国的威廉·道森。1880年代他作为经济记者被派往德国，（像当时许多美国人一样）找到了柏林的阿道夫·瓦格纳经济学讲座，在那里以皈依者的迫切热情，抓住了德国社会政治的初期萌动。他的前两本关于德国的书（分别是关于拉萨尔和俾斯麦的）表现出让人尴尬的过分热情。他企图创立一本英国刊物专门探讨德国式“国家社会主义”，这一努力于1890年代初期失败。但是经过这些鲁莽的开端后，道森发现直截了当的报道是自己所长。1891年到1914年他又写了九本关于德国的著作，近距离地、赞赏性地描述了德国社会政治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08年，对于当时德国“权力崇拜”增长趋势的新担心让他的语调清醒了不少，但是在英国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了解德国的社会政治。当劳合·乔治需要德国社会保险方面的专家时，道森就被征召从事这个工作，他在政治生涯结束时仍是英国全国健康保险委员会的主要成员。[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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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073 在当时社会政治潮流瞬息万变、兼收并蓄的情形中，道森一门心思借鉴德国经验的行为异乎寻常。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他这一类人对新出现的进步政治十分重要。处于时代的经济和社会力量交汇处，像道森这种国际社会政治经纪人扩充了思想、抱负、信息的交流，让进步政治的国际纽带成为可能。由于可以借鉴、修改的社会政治模式和项目的丰富资料储备，这些人使读者产生了解外国政治经验的新渴望。这种渴望反过来把道森这样的业余爱好者造就成为专家，为他们在政府内部以及政府之外的出版界赢得了同情的同盟者。有了这些资源，他们帮助了羡慕、挪用、竞争、宣传、交流等国际交流模式的形成，在新的社会政治上留下独特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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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075 这种世界性标记很难让跨越国界的政治成为一模一样的。社会政治的融合趋势遭到深层次结构性差别的破坏，比如国家组织形式，以及始终存在、有潜在爆炸性的民族主义等。进步思想的成就比较适中：通过把政治想象力和当时趋同的经济力量结合起来，暂时地把钢铁世界的政治集合在共同的框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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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077 来自这么遥远的地方，美国人无法自动接触在欧洲形成的联系网和讨论。正如我们看到的，让他们保持距离的障碍既有物质上的也有文化上的：旅行的实际困难以及自己思想上对于新旧世界政治的海洋两分法。但是，美国人慢慢地开始找到了跨越空间和思想障碍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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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079 早期的渠道是通过大学海外留学项目。从1870年代中期的涓涓滴滴到1890年代集体组织形式的潮流，一代学习经济和社会科学的美国学生到德国攻读研究生。他们漫游（Wanderjahre）式的日程从一个人传递到另一个人，直到固定下来成为通行的模式：在哈勒大学（Halle）约翰内斯·康拉德的经济学讨论课上学习一个学期，在社会政策协会的领袖人物古斯塔夫·施穆勒指导下写一篇研究论文，几乎总要在柏林听阿道夫·瓦格纳的讲课，在他的课堂上展开关于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错误和伦理错误的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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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081 更普通的早期交流模式是在劳工局内创立的。该局1885年作为劳工投票要求失败的抚慰品而创立，但很快成为华盛顿主要的社会调查机构。其首次国际调查关注的是生活水平对比问题，（正如其他地方进行的类似调查一样）倾向于给出让本国人感到自豪的答案。但是该局的调查迅速得到扩展。在它的《公报》上，人们可以看到认真撰写、资料翔实的报道，包括荷兰穷人救济工作、英国劳工调解机构、法国和德国公司福利政策、英国市营公共服务设施，还有典当业、公共澡堂、工人赔偿立法、禁止童工立法、欧洲各国的工厂立法。1911年，当德国重新修改社会保险法律和英国推行《国家保险法案》时，该局都全文刊登了整个文件。[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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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083 有些翻译和改编的工作是非常枯燥乏味的。在这个世纪结束之前，当类似的劳工统计局开始在欧洲成立以前，美国人获得信息的愿望只能通过个人分发该局的问卷调查表的方式实现，发给尽可能多的外国政府官员、工会秘书、企业主，前提是他们肯花时间填写。1900年该局的海外高级代表威洛比最渴望的事就是把这个乏味透顶的工作转交给年轻的同事，乘下班船回家。但是这样的经历也成就了他的事业和专业知识。威洛比成功利用辛苦获得的数据写成美国第一部关于社会保险的书，开始了他的大学教授生涯。全国消费者联盟首任主席约翰·格雷厄姆·布鲁克斯1880年代第一次到欧洲旅行，为劳工局调查德国事故保险项目。纽约市最大的慈善房屋公司创立者古尔德起步于该局资助的欧洲公共和慈善住房项目调查。该局最著名的调查者可能是《新共和》杂志的创立者之一沃尔特·韦尔，他最开始是社会政治作家，专门搞欧洲铁路雇佣条件的调查。[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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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085 另一种国际联系是通过社会福音运动实现的。在北大西洋经济体的每个角落，从早期的费边社到德国福音派社会联盟，到社会博物馆恰当位置上的少数新教徒，进步政治内在地与社会新教主义纠缠在一起。作为社会福音派人士和记者在大西洋两岸都非常有名的威廉·T.斯特德，是大西洋社会福音联系网中的杰出人物。另外一位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布利斯，他是《费边社文集》美国首版的资助者和托尔曼在“社会服务同盟”的合作者。美国和德国社会福音运动的纽带从来没有美国和英国之间那样紧密，但是当芝加哥大学的查尔斯·亨德森1890年代开始报道德国社会新教主义的动态时，《美国社会学杂志》专门为他的报道提供版面。[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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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087 睦邻中心运动是跨越大西洋的社会新教主义最著名的成果之一。在这里革新者是英国人。从1884年伦敦东区边缘白教堂的汤因比馆的开张，萨缪尔·巴内特的组织就成为吸引美国参观者的磁石。简·亚当斯1887年、1888年、1889年到此参观。斯坦顿·科伊特曾在汤因比馆住宿实习，他在下东区创建的“邻里公会”（Neighborhood Guild）比赫尔馆还早三年，是美国第一个睦邻中心。理查德·伊利和玛格丽特·德雷尔（仿效英国模式的妇女工会联盟的创立者之一）1889年在汤因比馆的参观者留言薄上签名。吉福德·平肖作为1890年到这里参观的42个美国人之一留下签名。来自波士顿安多福馆的罗伯特·伍德、纽约学院睦邻中心的维达·斯库德、芝加哥西北大学睦邻中心的查尔斯·朱布林、匹兹堡金斯利馆的乔治·霍奇斯、泽西市惠蒂尔馆的科尼莉亚·福斯特·布拉德福，在建立自己的睦邻中心前都来参观过这个圣地。[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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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089 不可避免地，美国和英国睦邻中心的发展分叉了。美国运动根源于英国所不熟悉的女子学院关系网，比英国模式更迅速、更深刻地女性化。美国的睦邻中心不同于汤因比馆的牛津文化的矫饰（装饰有典雅艺术展品以及烟斗之烟雾缭绕的阅览室），其居民也不能很容易地借牛津剑桥的便利接触到政府政策的制订，它们对家庭、移民和邻里关系等问题更警惕、更敏感。但是那种从一开始就防止美国睦邻中心成为纯粹慈善前哨的社会调查，则是伦敦原型的直接衍生物。美国睦邻中心居民特别努力地维持与英国的联系。赫尔馆、格林威治馆、丽莲·沃尔德的亨利街睦邻中心都充当了大量英国进步人士的客栈。在亨利街住过的人有格雷厄姆·沃拉斯（第一个居住在那里的男士）、帕特里克·格迪斯、玛丽·麦克阿瑟和妇女工会联盟的玛格丽特·邦德菲尔德、早期工党的基尔·哈迪和拉姆齐·麦克唐纳等人。在海外改革者难以抗拒的落脚点赫尔馆，简·亚当斯吃晚餐的时候高声朗读亨丽埃塔·巴内特的信。1920年末期在芝加哥码头区的大学睦邻中心，玛丽·麦克道尔在她案头为贝特丽丝·韦伯的传记留了一个永久的位置。在芝加哥普善堂（Chicago Commons），格雷厄姆·泰勒把查尔斯·布思的照片放在图书馆非常醒目的位置。[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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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091 有时候社会新教纽带会产生一些意料之外的结果。1880年代后期罗伯特·伍德在安多福神学院还是个年轻学生，早期的社会福音教师威廉·J.塔克挑选他来研究“社会经济”课题。首先派他到纽约市调查社会主义和工会主义的关系，后来又派他在1890年到英国，在汤因比馆居住半年。巴内特介绍他认识了社会福音运动领袖和慈善问题专家，如慈善组织协会的查尔斯·洛赫和查尔斯·布思、积极参与为伦敦穷人谋求定居点计划的斯特德，以及《被抛弃伦敦的哀号》的作者安德鲁·默恩斯。但是很快地，伍德对社会主义者的兴趣超过对慈善家的兴趣，劳工运动成为他最感兴趣的工作。威廉·克拉克带领伍德参与费边社的讨论（当时费边社才成立六年），和他一起到英国北部工厂城镇旅行，培养了他对新生的工会主义日益增长的兴趣。在伦敦，伍德找到区工人俱乐部和襁褓中的社会主义运动。最重要的是，刚取得了1889年码头工人罢工的胜利，伦敦非技术工人的“新工会主义”让他感到兴奋。他认为码头工人约翰·伯恩斯是“了不起的人”；伯恩斯的合作者汤姆·曼是“英国当今社会最好的人之一”。伍德的《英国社会运动》总结了这些发现和1891年的热情，是最早描述维多利亚时代后期英国外在的殷勤谦恭下面萌动的“社会民主”的书籍之一。[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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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093 伍德在费边社的学习经验将会形成一种典范，一种因重复而变得可以预料，甚至是公式化的事件。由于具备自我宣传的杰出才能，费边社成员组成了他们自己的跨越大西洋的关系网。他们中相当数量的人在1890年代都横渡过大西洋。其中韦伯夫妇1893年游历美国，从纽约到旧金山寻访阿尔伯特·萧、古尔德、布鲁克斯（现在已经是老相识了）等人，还有劳工局的卡罗尔·莱特、西奥多·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当时还在普林斯顿）、简·亚当斯等。在这个十年内，格雷厄姆·沃拉斯、拉姆齐·麦克唐纳、威廉·克拉克、伊尼德·斯泰西、帕西·奥尔登、珀西瓦尔·查布、约翰·W.马丁都到美国做过演讲。[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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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095 韦伯夫妇由于对美国政治的“幼稚”特征感到震惊，再也没有重复访美的经历，但是其他费边社成员形成了持久的跨大西洋的交往和联系。威廉·克拉克成为亨利·D.劳埃德的好朋友，并且是埃德温·米德主编的《新英格兰杂志》的特约撰稿人。格雷厄姆·沃拉斯与几十个美国人保持密切联系，最后成为《新共和》内部圈子的成员。费边社有些著名成员移民到美国，和布利斯一起在1890年代中期组织了位于纽约的费边社美国分部，虽然寿命很短暂。一些美国进步人士加入了伦敦总部，其中有“妇女基督教禁酒联合会”的弗朗西丝·威拉德、女性主义者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在成立“妇女工会联盟”和“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威廉·英格利希·沃林、睦邻中心运动的查尔斯·朱布林。但是在费边社看来成员身份并不比纯粹的关注更重要。他们努力维持和巩固美国纽带，很快就使与韦伯夫妇喝下午茶和讨论成为到欧洲访问的美国进步人士的固定目标，就像爱好艺术的旅游者必然参观大教堂一般。[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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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097 另外一个联系逐渐增强的纽带是国际会议。在1889年和1900年巴黎举行的由法国人主导的社会经济会议上，美国人只占很小的比例。在1900年“公共资助和私人慈善国际大会”的1639名成员中，美国人只有23名。巴黎博览会那年夏天召开的“劳工立法国际会议”上，劳工局的威洛比和哈佛大学的约翰·卡明斯是仅有的两位美国代表。但是在后来的一些年，美国人就多起来了。1910年巴黎举行的失业问题国际大会有10名美国代表，同年夏天在维也纳举行的住房问题国际大会有28名美国人参加。如果不是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话，1915年的社会保险国际大会本来决定要在纽约召开（在美国首次召开这样的会议）。[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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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099 自由派和进步观点的杂志形成社会政治知识和交流的另外一个渠道。欧洲来信一直是人们熟悉的体裁，喜欢写作的美国人如果不能在本地报纸上找到发表他（她）旅游感想的地方，那是非常罕见的。著名的政治旅行家威廉·詹宁斯·布莱恩等人动身时口袋里就有和报纸签订的合同，回国后把发表的文章集结成书出版。[105]旅游印象文体之外越来越多地加上了受特别委托进行调查的内容。阿尔伯特·萧的《评论之评论》是斯特德的英国同名杂志的美国分支，是早期积极报道欧洲社会政治消息的渠道。很恰当地起名为《世界工作》的杂志是另外一个渠道。与社会福音有联系的《瞭望》（Outlook，招募了曼斯菲尔德馆的帕西·奥尔登和“新自由派”罗伯特·唐纳德撰写英国新闻）、《肖托夸会刊》（Chautauquan，在1904—1905年刊登了以“欧洲社会进步”为标题的系列报道），还有社会工作杂志《调查》（Survey）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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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101 喜欢搜集揭发丑闻的报刊往往有世界性的好奇心。《麦克卢尔》杂志派雷·斯坦纳德·贝克到德国看看他能在1900年发现点什么。它的对手《人人杂志》派查尔斯·拉塞尔在1905年到世界各地寻找社会进步最重要的事例。在“公益战士”这一标题下，拉塞尔发表了很多文章，包括伦敦市政议会（LCC）的都市化工作（他用赞赏的口气称之为“朴实的、大胆的、不加限制的社会主义”）、瑞士直接民主、德国国家铁路、澳大利亚工党以及最热情讴歌的新兴新西兰（这个现实的南大洋乌托邦）。有些杂志对海外进步潮流特别感兴趣。本杰明·弗劳尔的激进刊物《竞技场》（Arena）发表了大量他所说的“海外、外国实验室”的报道。《新共和》创立的时候和英国的《国家》杂志有政治上的亲属关系，有不少作家同时为这两家杂志撰稿。[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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