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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十年，在这些溪流般汇合的对欧洲社会政治的兴趣之中，还加上了受委托进行的调查研究。全国公民联盟在1906年参与美国城市公共交通政治的激烈辩论，派出十五名专家组成的委员会考察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城市公共所有权实践。在1910年到1913年美国关于工业事故立法的辩论中，美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制造商协会以及若干州政府都组织了专门委员会，对英国和德国的经验进行梳理以便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由于城市改革运动的刺激，市政研究局的考察团1912年在法兰克福花费四到五个月的时间收集高效城市管理的秘密。第二年夏天至少有四个由机构组织的欧洲考察团：乔治·普莱斯为纽约服装行业的卫生控制联合委员会考察欧洲工厂检查方法，雷蒙德·福斯迪克为洛克菲勒资助的社会卫生局考察欧洲警察方法，另外一个欧洲社会保险调查是凯瑟琳·科曼为进步党的信息中心做的。此外还有美国的欧洲农业合作和农村信用委员会，120多人的庞大考察团。有些美国旅行团不过是公费游玩而已，但是豪威和他的朋友林肯·斯蒂芬斯认为这种活动非常重要，所以带领波士顿商会组织的80名商人在1911年游历欧洲。[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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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关心社会的美国人能够参加特别组团到欧洲旅游。城市学院一位社会学教授在1911年为社会工作者提供暑期研修旅行，包括访问伦敦睦邻中心、英国花园城市、比利时合作社、巴黎托儿所。国际公民局（International Civic Bureau）1912年的欧洲城市旅游有豪威领导的筹备委员会。战前最大的社会学大旅行，即教育旅游协会1914年的“公民和社会旅行”，计划在欧洲旅行65天，带队者包括三位经济学教授、纽约城市俱乐部的秘书、英国花园城市和城镇规划协会的执行秘书。旅行日程安排包括柏林的劳动仲裁法庭、帝国保险总部、慕尼黑职业学校、哥本哈根和布鲁塞尔的合作社、阿姆斯特丹、利物浦和乌尔姆的城市住房、巴黎和法兰克福的社会博物馆、克虏伯和吉百利（Cadbury）工厂的模范工人住房、比利时流浪者劳改营、英国救世军的失业者救助中心、杜塞尔多夫的儿童医院、巴黎母婴哺乳所、伦敦的公共澡堂、布鲁塞尔的公共典当铺，并且都穿插有关于城市规划、住房、法国工团主义（syndicalism）、工会主义（trade unionism）和社会保险的各种研讨会。除了对所有这些社会问题的热忱，还有一些艺术画廊参观，以及到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镇的莎士比亚故居参观一个上午。[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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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杂志编辑在1914年夏天总结这些趋势时说，我们美国人“不再瞧不起‘外国人’”。“很明显，我们正在摆脱认为旧世界里没有一个观念适用于美国的态度。”[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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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欧洲进步人士的利益和经验交织在一起，对在大西洋两岸起作用的社会力量的共同理解把他们团结起来，但是这种联系的网络不能够消除跨大西洋进步事业关系中两个长期存在的特殊性。第一是交流的不平衡性，第二是旅行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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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进步人士对欧洲同行经验和观点的借鉴程度远远高于欧洲人对美国的借鉴，这并非历史的设定事实。在1880年代跨大西洋的激进世界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激进经济学家亨利·乔治。他对澳大拉西亚劳工政治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他1880年代对英国和爱尔兰的五次旅行在这些岛上引起轰动。乔治关于土地垄断的演讲刺激费边社脱离了最初那种朦胧的唯心论。1880年代中期，乔治和他的劳工同盟在纽约市选举中的胜利似乎成为定局。连马克思的伦敦圈内也都认定首创精神转移到了美国人手里。马克思的女婿爱德华·艾威林1886年应德国移民社会主义劳动党邀请到美国宣传马克思的正统思想，回来后反而向伦敦听众畅谈乔治的“大帐篷”劳动党。1889年锡德尼·韦伯写道：“英国当前流行的社会主义运动可以说完全始于《进步和贫穷》在这里的传播。”这也不过是稍微有些夸张。[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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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的和渐进的欧洲人在此后几十年里继续前往美国朝圣，从美国带回社会政治观点和革新思想。在1920年代费边社的《读什么？》小册子里既有英国文章也有美国文章。[113]美国人的进步实验如缓刑和少年管教法庭、公共公园和运动场、劳工统计局、女性选举权，尤其是公共小学教育，都给欧洲进步人士以长远的影响。从政治上说，正如1918年末伍德罗·威尔逊到达欧洲时的欢迎人群所清楚显示的那样，美国式民主的前景仍然魅力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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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把这个清单和欧洲向美国传递的新方案清单并列起来，人们肯定发现美国方面严重入超。从睦邻中心到分区条例，从劳工立法到农业合作社，从城市所有的交通体系到社会保险，这些从欧洲向西传到美国的社会政治实验比相反方向的传播多几倍。跨越大西洋的进步思想联系不是单行道，但是在1870年到1940年期间对于美国参与者来说，没有比“极端不平衡”这个词更恰当的描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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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平衡的难堪迹象之一是欧洲进步人士对美国政治的兴趣明显减少。肯尼思·摩根在这个时期写到，在美国人对英国进步政治的注意力“连贯和持久不断”时，相反方向的兴趣“从最好处说也是间歇性的、部分的”。[114]马克思对美国政治的幻灭更是众所周知。韦伯夫妇的失望出现得更早，两者都受到理论的强烈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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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齐默恩1911年和1912年寻找进步美国的七个月朝圣之旅更能说明问题，也更让人辛酸。刚刚研究了古代雅典的平民共和理想，齐默恩来到美国，心中充满了古代和现代的公民政治文化理想，努力在新世界寻找政治活力的中心。在纽约，他参观了联合慈善大楼，搜寻该市的著名社会主义者，和西奥多·罗斯福共进午餐，出席群众抗议大会纪念在服装厂大火中因为被锁在“三角女式衬衣公司”顶楼而遇难的146名工人。他观察了一次选举，参观了下东区公立学校，那里的移民孩子向国旗敬礼“真正让我感到美国是自由的土地”。他写到“东区从某方面说是可怕的贫民窟，但是和英国的贫民窟不一样，因为这里的人们充满活力、希望和快乐”。去南方兜了一圈，试图寻找杜波依斯未果之后，他来到威斯康星州麦迪逊。他热切地写道：“国家实际上是由大学来管理的，笼统地说……这里的经济学学生是立法者……每个问题都先在课堂上辩论过了之后才会到立法部门辩论。”大学里有约翰·康芒斯（齐默恩认为此人可以说是美国的锡德尼·韦伯），议会立法文献图书馆里有查尔斯·麦卡锡，真正的政治科学好像就已经实现了。[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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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默恩给妹妹写信说“很多新思想可以用在国内”。但是从那以后，进步美国的形象崩塌了。他和美国人交谈得越多，他的信心就越小。芝加哥野蛮的、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让他不知所措。美国钢铁公司的模范城市，印第安纳州的加里（Gary）在他看来是个可怕的堡垒。六个月后，他给家里写信说：“我早已放弃把美国看成进步土地的想法。我的思想中剩下的唯一问题是它比英国落后多少年。我觉得大概落后80年，而且发展速度还没有我们快。”[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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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齐默恩提到这个话题时，美国落后的说法已经在欧洲进步人士中根深蒂固了。有时候它是作为不屑一顾的笼统用语，如费边社的皮斯在阅读了约翰·格雷厄姆·布鲁克斯对美国劳工关系的最新报道后总结：“在涉及人作为社会和思想存在的方面，美国比我们落后若不是几个世纪，至少也落后几十年。”有时候说法比较准确，如英国劳工运动支持者J.R.克莱尼斯指出，在劳工立法方面1909年的美国落后英国20年，在工会发展方面落后15年。不管怎么说，美国人很难认识不到外国人的看法：从政治和社会上说美国是发展停滞的国家的典型。[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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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的判断不断积累只能强化美国人的局外人意识，以及他们作为大西洋交流中的小伙伴的地位。对于这种边缘化意识，大西洋进步交流的第二个持久因素增加了其分量。那就是美国参与者与新社会政治网络的中心在地理上的距离。1900年巴黎博览会上，美国人是后来者，迫切渴望占一个位置，了解一些信息。正是这种天生的地理关系让美国人在遇到欧洲社会政治时，往往手里拿着介绍信，像到遥远的地方短期考察旅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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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遥远的地方过来，美国人很少看到正在建设的东西。“成品”（finished）这个词如同线索贯穿在他们的记录中。来自一个在他们看来充满了碎片残余和未完成事务的政体，他们要寻找实际的成就。对于建设成品而不是建设过程的强调常常模糊了欧洲社会政策制订的政治。在德国的美国进步人士很少充分地认识到威廉皇帝时代的德国（或后来魏玛政治时代）异常紧张的政治局势。他们把约翰·伯恩斯当作偶像，而实际上伯恩斯已经成为早就爆发过的火山的灰烬了。到欧洲来寻找经受过检验的社会政治措施，让他们强调那些能够带回去的措施的好处，而不是强调促使那些措施形成的同盟关系。这加重了他们以发明和理性设计的角度看待政治的倾向，这个概念让他们不止一次极度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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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从大老远过来并且不断对看到的东西感到吃惊，也促使美国社会旅游者的头脑中产生落后他人的意识，这正是欧洲进步人士对美国的典型评价。正如我们看到的，19世纪后期来欧洲的美国旅游者倾向于不是用滞后而是用二分法来做比喻。19世纪末期在德国留学的美国学生把德国描述为双面神（Janus）一样的国家：既现代又反动。亨利·劳埃德从来没有彻底解决谦恭和傲慢的平衡。他在爱国心澎湃的时候写给弗兰克·帕森的信中说：“我们从欧洲可以学习的东西很多，但是我们在未来一刻钟内就要反馈给他们更多的改革，比他们在全部历史上想象过的都多。”[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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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抓住滞后的比喻时，一些美国人最终得以超越曾经主宰大西洋对比语言的极端对立和夸张。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十年，新术语已经深深扎根于美国许多进步人士的自我意识和语言中。“我们是否应该总是……‘站在路边看着人家的队伍前进呢？’”威斯康星的查尔斯·麦卡锡在他自己第一次到进步欧洲朝圣之后写道，“我们是否总是听返回的游客讲述世界各地进步的故事，用狭隘和沾沾自喜的态度，愚蠢地相信我们不需要学习别人？而实际上我们面临着每个国家在历史上都一度遭遇的问题。”新旧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改变，现在成为进步道路上的长跑比赛。美国不是在时间上或者空间上与欧洲领先国家远远分割开来的世界，而是越来越像“地球上伟大民族中的随军商贩（camp follower）”（正如《竞技场》的一位作者写的），一个落伍者，它就是落后了。[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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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北大西洋经济体社会政治之间影响与联系的深刻程度，考虑到“社会问题”的多面性、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和渠道的复杂性，显然，认为世界政治可以想象成为长长的参赛者队伍在进行一场追求进步的赛跑，一个追着一个，这种比喻就像它取代的比喻一样是牵强附会的。社会政治措施和抱负在传播时的快捷特征，天生就意味着任何地方的具体混合成分都是不稳定的。竞争的各方沿不同的努力线路而分离，交互向前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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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比赛的形象指出了进步事业的明确方向，让美国进步人士加强了紧迫感。查尔斯·亨德森对比美国和欧洲在儿童福利方面的方法后指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慢慢爬行在人道主义游行队伍的后面。”弗里德里克·豪威的俄亥俄同盟者布兰德·维特洛克重复了这个说法：在“新”旧世界学习民主的时候，“‘旧’新世界现在仍然对一个世纪前欧洲就解决了的城市问题敷衍应付、犹豫不决”。1912年在苏黎世参加国际劳工立法协会会议的美国代表团承认，“看到美国被归于落后国家行列的确让美国人的神经难受”。但是来自落后国家的使者的意识明确了美国人的任务，那就是赶上世界上的进步国家，借鉴、修改别人的经验，把别人的经验用在美国环境中。[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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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者与领先者的比喻还帮助美国进步人士抵挡了对手们准备抛来的政治乌托邦主义指控。这让他们的理想主义表现得理智而实际。本杰明·德·威特1915年写道：“许多人认为进步运动建议通过立法进入千禧盛世。没有什么比这更远离自称进步人士者的思想了。他们提出的建议是要让美国在矫正性立法方面迎头赶上德国及其他欧洲国家。”赶上世界上的“文明”国家是进步人士的持续主题。简·亚当斯支持西奥多·罗斯福在1912年进步党大会上的提名时，公开宣称这一点：“新党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创造更公平社会这一运动的美国倡导者。在这个运动中，落在其他国家后面的美国在政治行动方面一直推三阻四，很不负责。”讲这种话的人容易被指控说其项目不考虑美国国情、不适合美国特殊的政治传统，这或许是事实，但这种言论也有相反的优势。具有世界主义思想的美国进步人士承认新旧世界政治文化的鸿沟，努力把它转变成可以克服的差距，因为那不过是在时间上落后他人而已。[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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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种重新确定大西洋关系的做法很牵强，但并非完全错误。他们说美国社会存在野蛮激烈的对抗，迫切需要新机构来控制冲突，促成社会融合，这种描述显然是不错的。他们坚持认为世界市场正在造就的社会背后存在着共同的经济和社会力量，认为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社会政治经验，这种观点也不错。就连美国落后这个观点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虽然美国进步人士在极端失望的情况下可能显得有点夸张。在政治民主方面，美国领先他人，而一直让市场资本主义经济自行发展，但是现在他们发现曾经崇拜美国的欧洲人已经把注意力转向别的地方，即民主的社会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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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再是上帝盟约壁龛的唯一卫士。”沃尔特·韦尔在1912年的《新民主》开篇中说，“欧洲不再匍匐在我们脚下学习民主的简易课程……外国观察家在描述我们体制时的意兴阑珊让人感到屈辱。”他接着说：“今天反转过来了。美国不再向满怀期待的世界讲授民主，而是自己到欧洲和澳大利亚取经了……我们的政治和工业民主学生反而到澳大拉西亚、英国、比利时、法国和半封建的德国去留学。为什么欧洲乌龟跑到美国兔子前面了呢？”[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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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心态是美国进步人士主要的成就之一——暂时从围绕在身边的“地球中心论”意识中解脱出来。落后的国家是能够奋力追赶的国家。在那个时代的民族主义背后，担心世界可能已经超过美国这种思想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它通过新政对美国政治产生的影响比任何历史学家指出来的更广泛、更深远。因为遭到内向的反作用力，很难期待这些对于美国政治自足性的恼人怀疑能轻易赢得胜利。即使在想象力的领域，也没有清晰可见的胜利。但是越过新旧世界之间横亘的大洋，美国进步人士开始慢慢认识到——在想象中曾经是国王和天主教会控制的世界，有可以借鉴的模式、可以联合的同盟者、潜在可用的经验宝库，有意料之外的进步欧洲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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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 第三章 自由放任经济的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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