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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210 没有人有意识地建立德国大学在经济学上的纽带关系，更少有人预测到它的重要性。有好几个对美国经济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到达德国时心里渴望学习的是其他科目。理查德·伊利1877年到哈雷大学本来是要学习哲学的，只是发现自己选择的哲学家已经退休，他才在哈雷一位年轻美国人西蒙·帕滕的带领下进入约翰内斯·康拉德的经济学讨论课。帕滕自己也是抱着学习哲学的志向来德国，被哈雷的另一位年轻美国人埃德蒙德·詹姆斯拉到了康拉德的圈子里。[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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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212 即使在这种联系达到最高峰的时候，德国大学也从来没有垄断美国的海外留学项目。在1890年代，查尔斯·比尔德到牛津大学，很快迷上了那里独特的基督教社会经济学。1895年后有些人发现了费边社新创立的伦敦经济学院，伊迪丝·阿伯特就是一个例子，来的时候刚赶上韦布夫妇开始“终止”英国济贫法的运动。还有的人来到巴黎的索邦大学（Sorbonne）或者巴黎政治学院，[141]但是德国大学拥有体制上的强大的吸引力。德国大学是开放的公共机构，与牛津和剑桥等大学城中封闭的、贵族主宰的、奢华的学院不同。也不像法国大学那样醉心于培养大批律师、医生、公立中学教师等职业人才，德国大学的思想触觉就像19世纪的学术本身一样广泛。1889年的学费非常便宜，人们估算在德国一年的费用加上往来大西洋的交通费，也只有在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或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年费用的三分之二。哲学、历史、语文学、神学等德国学术水平享有国际声誉的学科自19世纪初就吸引了美国学生。1870年代留学德国的首批美国经济学学生就进入了这些早就存在的轨道和优势中。[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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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214 德国纽带一旦形成，校友们就竭力维持他们熟悉的制度。埃德蒙德·詹姆斯派了一批又一批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Wharton）经济金融学院的研究生到康拉德在哈雷大学的课堂学习，1890年代初期人们在那里经常可以发现10到15个美国留学生。詹姆斯帮助沃顿学院在教员中增加了一批德国学术背景的经济学家：西蒙·帕滕、罗兰德·福克纳、萨缪尔·林塞、列奥·罗韦、亨利·西格、艾默里·约翰逊、约瑟夫·约翰逊。哥伦比亚大学是另外一个德国背景经济学家集中的地方，那里也经常派研究生到德国完成经济学最后阶段的学习。[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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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216 19世纪后期留德的美国学生很快建立了相互交流和帮助的亚文化团体。1891年被詹姆斯和帕滕派到哈雷大学的萨缪尔·林塞对自己的计划感到胆怯和不确定，正好和刚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伊利的课堂上转来学习的艾默里·约翰逊住在一起。霍普金斯大学来的另一个同学亨利·西格照顾林塞度过患病的日子，敦促他前往维也纳大学。当林塞到意大利访学时，同伴是他沃顿学院的校友列奥·罗韦。在大多数学生最后落脚的柏林，玛丽·金斯伯里1895年和1896年结交的美国同学很多，包括沃尔特·韦尔（后来是《新共和》杂志的创刊人之一）、爱米莉·格林·巴尔奇（后来是卫尔斯利学院经济学教授和国际妇女组织的重要人物）、罗伯特·伍德（当时是波士顿南城慈善中心的负责人）、富兰克林·狄克森（很快会成为达特茅斯的教授和铁路立法专家）。[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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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218 在德国大学纽带中像巴尔奇和金斯伯里这样的女性很少。直到1890年女性才被允许作为旁听生进入普鲁士的大学。在此之前一些企图到德国读研究生的美国女生得费尽周折来到德国南部比较开明的大学，或者像弗洛伦斯·凯利、凯里·托马斯那样放弃德国来到女性可以获得学位的苏黎世大学。多年后，爱丽丝·汉密尔顿仍然记得她妹妹1890年代中期在慕尼黑大学经历的折磨。因为对如何适当隔离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学院最后临时决定让她坐在老师右手边，她每天都要尴尬地面对一片德国男同学的面孔。爱丽丝·汉密尔顿自己记得遭遇男同学的恶作剧：手拉手沿着人行道跨步前进，把她逼进排水沟里。进步妇女的主要国际交流要通过比德国更远的渠道：汤因比馆的联系、国际妇女普选权运动或者国际妇女大会的广泛联系。[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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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220 虽说德国大学纽带在很大程度上是男性的经历，但对19世纪末期对社会问题感兴趣的那些年轻人来说，德国是思想的圣地，也是越来越依靠留学经历的职业道路上的大站。到了1890年代末期，学习德国经济学课程的美国留学生数目开始下降，因为和美国新成立的研究生院的成本相比，到德国留学的成本提高了：而且德国大学越来越拥挤，民族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德国的经济学反叛也越来越失去新鲜感。不过到这时，抱负和思想的重要传递已经完成了。在1885年美国经济学协会的最初6名理事中，5名曾经在德国学习过：在早期26名会长中，至少有20名有此经历。1906年，当耶鲁大学的亨利·法纳姆调查美国和加拿大116名杰出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时，59名在德国学习至少一年以上。[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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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222 这些美国人的背景是可以预测的，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来自北部州的新教徒，在当牧师的愿望受挫后才进入学术研究领域：但背景又不完全同一，不排除留学期间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其实就在美国学生留学过程中，德国也在发生变化，留学生离开时的德国很难说和他们刚去时完全一样。不过，尽管存在多样性和变化，某些模式还是保留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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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224 最具个人色彩的反应是一种解放的感觉，正如伊利记得的：“快乐的扩张”。这个词语在保存下来的回忆录中多次重复出现，让人感到意外，因为社会历史学家已经把那个社会描述为19世纪欧洲最刻板的地方。对德国中产阶级（Bürgertum）的死板，美国人并非没有察觉。大学招生仪式好像官僚模式的滑稽表演。在凯里·托马斯看来德国文化非常奇怪，太少的恭维、夸张的举止、荒唐可笑的皇帝崇拜。尽管士兵、官僚，以及学生粗鲁的男子气都令人讨厌，还有各种各样的禁令，但是德国仍然给人解放的感觉。[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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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226 正如后来的旅行者感受到的，产生“解放的感觉”部分是因为把熟悉的东西抛在了身后。杜波依斯超越种族界限爱上了德国，觉得摆脱了“家乡捆绑我的铁锁链”而彻底解放。有些人以不同的方式感受到文化脚镣的松脱。萨缪尔·林塞和他的父母因为啤酒馆争议在往来书信中争吵不休，林塞越来越想花钱听音乐会、看戏，而且宣称家庭的绝对戒酒主义让他遭到社会孤立，这种代价太不值得。妈妈、爸爸、姐姐都远涉大西洋来陪伴他度过欧洲的道德诱惑。相反，他则竭力说服他们过不那么“狭隘”的家庭生活，少受《主日学校时报》教条的限制。[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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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228 如果摆脱虔诚和偏见是这些事件突出显示的内容的话，美国人的“解放感觉”还存在更深刻、更多政治色彩的内容，即他们称为“社会性”的品质。像渴得要命的人一样，19世纪末期留学德国的美国学生寻找德国中产阶级的公共娱乐：音乐厅、户外音乐会、公园、户外啤酒园新奇诱人的氛围。林肯·斯蒂芬斯写道：“他们是真正的社会动物，这一点远远超过了美国人。”剪贴簿里夹着大量音乐会门票的其他人无声地呼应了这个结论。让他们感到吃惊的不仅是德国人享受生活的能力，而且还有休闲活动的公共性和社会性，不同于美国人理解的私密模式。[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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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230 实际上，“社会观点”在每个地方都让美国学生留下深刻印象。就像他们对公共娱乐的文化感到吃惊一样，“社会观点”也成为来欧洲旅行的美国社会进步人士一再重复使用的词语。在德国，社会线索似乎没有中断，从户外音乐会经过大学讲堂一直上升到国家机构本身。甚至专心研究哲学的人也描述了在德国触动他们意识的崭新一类社会问题，流露出一种新发现带来的兴奋和紧张感。加瑞特·德罗普斯很久以后还记得德国人教会了美国人“关于相互交织的社会利益的更严肃概念”。[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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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232 这种社会教学中的某些内容是社会民主党的杰作。19世纪末期美国学生在此之前从未见过基础广泛的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运动，他们中的许多人以各自的方式试图对它作出评估。1878年秋天，有关社会主义政治运动是否应该受到官方禁止的辩论正处在高峰，这时来到柏林的亨利·亚当斯阅读了大量他所能搜集到的社会主义文献，还把小册子锁在旅行箱中，以防女仆向警察举报说他购买违禁品。玛丽·金斯伯里不仅阅读康德，经常看歌剧，还找机会聆听李卜克内西的演讲。在她旅居德国的最后阶段，她和爱米莉·巴尔奇动身到伦敦观看国际社会主义工会大会，聆听让·饶勒斯、韦布夫妇、基尔·哈迪的演讲。但有的地方在大学招聘中严格执行反对社会民主党追随者的路线，德国教授必须不是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的美国留学生也不能是。由于反对社会主义者的法律松动，约翰内斯·康拉德派萨缪尔·林塞去观察社会民主党大会，但是他很谨慎地确定林塞不会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杜波依斯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边缘活动，他加入的团体是“社会政策协会”而不是社会民主党。只有弗洛伦斯·凯利参加了苏黎世侨居国外的俄国和德国激进分子小圈子，实际上使她和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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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234 对美国留学生来说，比社会民主党更重要的是德国19世纪末期的社会抱负。杜波依斯在1890年代得出结论说：“不到最后结果决不停止的德国逻辑已经从政治统一转向社会统一——从国家是现实疆界的伟大军事保卫者这一观念，转向国家是人民的社会和产业利益的保卫者和领导者这一观念。”他认为，重新塑造国家政策的力量不是工人阶级的压力，而是相反：德国工人成为社会主义者是“因为德国教授宣传社会主义，德国大众领袖把它奉若神明，德国政府推行社会主义，因此所有德国改革运动或多或少都带着社会主义色彩”。美国学生在国家和社会，公共和私人行为之间进行的认真区分变得模糊不清了。至于美国人已经习以为常的对国家干预的敌意和偏见，在德国政界好像根本看不到任何迹象。国家似乎无处不在，根本不担心是否越过那些在美国被当做重要防御工事一样捍卫的界限。人们看到新的国家铁路、国家保险项目、街道上的士兵、打扫整洁的城市大街、官僚和规章制度、每次工会大会或者政治集会时坐在显眼位置上防止侮辱皇帝的警察。[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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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236 最后还有教授。他们针对英国经济学的攻击性言论最终让美国人听起来没有了新鲜感，失去了魅力。但是教授们本身作为公务人员，致力于建设一种明显将“社会”和国家拉回其中的经济学，他们是19世纪后期德国的强有力角色。由于摆脱了美国大学教学中烦杂的日常事务，他们在美国人眼中成了让人羡慕的公共权威。他们不仅给大学生上课，每周特别举行的演讲对任何人开放，在演讲中发表对当时公共问题的看法，尤其是柏林的这种演讲往往成为引人注目的公共活动。德国一些著名的教授是议会上院的成员，大学在这些机构里面有自己的代表。他们的研究班中往往有律师和政府官员参加，这种研究班成为进入更高政府机构的阶梯。他们自己创办刊物（往往是爱争论的），从事科学研究，就公共议题发表公开论辩，竭力扩大政治影响力，往政府机关里输送忠诚的学生。美国大学教授很容易参与编辑部专栏和评论，也并非没有自己的权威，不过对于刚刚从19世纪美国大学狭隘的清高状态出来的美国学生来说，德国教授的公众地位的牢固和深厚实在令人惊讶。[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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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238 美国学生通过他们寻找的老师明晰了两国学术文化的对比。“社会政策协会”的核心人物中，英国色彩最浓的路约·布伦坦诺吸引的美国经济学学生不多。研究内容涉猎社会学科众多领域的马克斯·韦伯连一个美国学生都没有。因为从体制上看地位不安全，且专心探讨热门的自由放任思想争议以外的问题，他在这些学生心目中不是引人注目的人物。在美国学生自己建构的“德国中的德国”，核心人物是最公开煽动对自由放任思想提出争论的柏林人阿道夫·瓦格纳和1882年后的古斯塔夫·施穆勒。一个是充满伦理狂热的理论家，另一个注重历史和渐进式改革。但是，以对比鲜明的方式，两人都宣称一种经济学，其中政府是摆脱不了的内在角色：作为一种社会工具，和市场本身相比同样自然、同样不可或缺、同样处于经济生活之外、同样可能扰乱和搞砸经济。在法纳姆的调查中，其他任何老师都赶不上他们两个的深远影响力。[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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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240 不管是从个人角度还是从思想上看，最出风头的人物是瓦格纳。虽然历史学家把他归类于政治上和概念上让人不安的那个分不清左右的类别，因而使之边缘化，但是对于美国学生来说他是最突出的人物。伊利在1930年代仍然称赞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瓦格纳暴风骤雨般的思想生活见证了1860年代和1870年代德国资本的变革性社会力量。他是在维也纳的商业大学（Handelsakademie）开始学术生涯的，正如他所记忆的那样，哥伦布和亚当·斯密的两根纪念柱主宰了这所大学及其教学思想。瓦格纳自己的教学也是遵循这个模式。1869年在弗莱堡公共集会上第一次遭遇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时，他采取攻势，先发制人地介绍鼓吹自力更生、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有限国家的原则等一揽子决议。[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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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242 但是从此开始，他发现无法随心所欲地把社会主义的批评置之度外了。1870年来到柏林后，他看到城市里充斥着新财富和不动产投机家，这让他更加不满。他在一个月内给弟弟的信中说：“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是，一切都因为财产观念的变化而变化了。”到了1872年秋天他每周给四百个学生讲授劳工问题，涉及范围“相当广泛，批评我们经济秩序所依赖的基本法律原则：个人自由、私有财产”。他敦促弟弟“读一读马克思、拉萨尔，甚至倍倍尔（Bebel）的著作”。不管社会主义者还做了别的什么事，他们“彻底打破了乐观主义的粉红色迷雾，正是这些迷雾使得占据主导地位的英国学派经济学长期以来掩盖了一切罪恶”。[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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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244 到了1873年，瓦格纳肯定95%的社会民主党理论是正确的。但是他没有成为社会民主党人，而是因为对马克思有强烈意见而成为独特的托利党社会主义者。他1871年发表的演讲“探讨社会问题”是激情洋溢的呼吁，让有钱人自愿限制自我欲望和追求自身利益的冲动。伦理的、先知的因素仍然是瓦格纳教学的主要特色，它让英国观察家想到罗斯金，并且“口吻更生硬、更严厉”。1888年从哈佛大学来到柏林的加瑞特·德罗普斯记得，与瓦格纳的讲课相比，美国经济学教学显得乏味平淡。“德国教学方式激发更多的热情，给人一种人类真正命运的精神感召。”德罗普斯发现在柏林，经济学“更多浸透着社会服务的精神、国家尊严和功能的更高意识、社会福利的热情。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崭新的体验，我从来也没有忘掉或者失去它”。[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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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246 瓦格纳作为经济学家最突出之处，不只是他对于把自我利益作为经济主要推动力的嘲讽，也不是他对自由竞争天然和谐的神话表现出来的愤怒，甚至也不是他那个在“讲坛社会主义者”中很罕见的论点：对财产的法律特权需要重新思考，直达其社会核心：而是在于瓦格纳在很大程度上认为，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吸收是让经济生活重新道德化的关键。到了1880年代，他敦促国家企业扩展到铁路、运河、银行、保险、公用事业、矿业和住房等。为了把房地产投机者赶出城市，他提出没收所有城市土地为公共所有。为了对抗资本家倾向于把工资降低到生存最低标准以下，他敦促制订法律限制利润、制订公开的再分配的税收政策。他在1880年代称它为“国家社会主义”，目标就是在没有社会主义的革命“疯狂”和“犯罪”情况下，让经济“越来越多地从私人出来进入公共组织形式中”。[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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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248 针对教科书中认为德国对古典经济学的反应是由历史方法所主导的那种观念，瓦格纳的经历能起到重要的纠正作用。正如他大量自由引用的马克思和李嘉图一样，瓦格纳把经济学当作科学来讲授，最终形成一个用他的名字命名的经济学规则。作为古典经济学家废除国家功能的思想的对立面，该规则认为文明的前进意味着国家控制和国家企业的范围自动地、不断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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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250 如果瓦格纳像他迫切渴望的那样成功说服皇帝接受他的主张，他就可能成为一名宫廷经济学家。因为失败，他参加了煽动性的政治活动。不久就对“社会政策协会”的谨慎感到厌恶，他首先转向阿道夫·施托克以亲教会、亲皇帝、反资本家、反犹主义等为基础组织起来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基督教社会工人党，在1890年代后短暂的“社会君主制”春天里，他扮演了领袖角色，组织福音派社会联盟。虽然瓦格纳最后加入容克保守党，他从来不是个容克原始主义者。他批评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立法是“让人遗憾的”，他为工人分享更高国民收入份额的要求辩护。在1890年代，他把工人协商权提交给鲁尔区后差一点失去议会席位，那里的煤矿老板根本不吃这一套。他那样混和了伦理严肃性与煽动性言论，憎恨富豪统治而坚持“社会”观点，让人很难把他归类。但是在他的讲课中从来不缺少的是一种取代市场的、收入再分配的社会政治观念。他是沉浸在煽动性政治中的教授的典型，是作为世俗牧师为即将到来的“社会”时代布道的经济学家。[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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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252 相反，古斯塔夫·施穆勒是个特别审慎明智的人。他对经济学“个人自我主义”的不同意见并不比瓦格纳肤浅，但不是来源于马克思而是来源于历史。他反对寻找没有时间概念的科学（亚当·斯密的追随者给经济学加上了这种负担），支持对经济政策进行结合历史背景和经验资料的思考。在让美国学生认识到所有经济理论的历史相对性方面，没有人比他发挥的作用更大。通过他编辑的学术刊物和从他的讨论课上流出的大量论文，历史经济学实际上成了施穆勒名字的同义词。[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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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254 但是，历史没有给施穆勒提供持久的支柱。历史经济学作为拆解那种认为市场没有时间性的“自然”概念的工具，对古典理论提出了有力的批评。但即使施穆勒也不能让历史成为经济理论的可靠替代品。到了1890年代，最聪明的美国学生已经意识到历史学派在不断扩张的、无定形的实证结果泛滥中穷于应付，开始寻找施穆勒在维也纳的对手边际主义者了。[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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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256 像瓦格纳一样，施穆勒的持久影响来自于他作为国务活动家的身份。不过，瓦格纳是讲坛社会主义者的公共宣传家，而施穆勒是其模范政策顾问。他在1882年从斯特拉斯堡借调到柏林大学的一年内，就组建了小型的政治科学协会，召集柏林教授和高级官员讨论当前的立法问题：真乃学术渗透这门艺术的模范。他把自己和普鲁士教育部的密切关系变为19世纪后期德国最有势力的“教授制造者”。到了世纪之交的时候，尽管皇帝努力要稀释施穆勒的影响，但是德国经济学教授和政府官员中他的学生数不胜数。[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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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258 在施穆勒控制的所有机构中，“社会政策协会”是最重要的一个。成立这个协会的想法来自他组织的一次会议。1872年，是施穆勒被邀请在埃森纳赫发表开幕演说，他从1890年到1917年去世一直是该协会的主席，他几乎就是该协会的象征，尽管有些年轻的会员曾抱怨过这一点。像施穆勒一样，协会也玩起技巧和谨慎的策略。从一开始，它就吸引了几乎所有年轻聪明的德国经济学家，还有一大批政府高官、记者、热心公益的实干家，以及一些开明的企业家。在1885年经济学大会（Economic Congress）解散后，“社会政策协会”就成为19世纪末期德国唯一的专业经济学家协会。但是它不仅仅是行业协会，从一开始就作为网罗自由放任思想批评者的号召力量，其目的就是发挥政策影响力。[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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