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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社会观点”在每个地方都让美国学生留下深刻印象。就像他们对公共娱乐的文化感到吃惊一样，“社会观点”也成为来欧洲旅行的美国社会进步人士一再重复使用的词语。在德国，社会线索似乎没有中断，从户外音乐会经过大学讲堂一直上升到国家机构本身。甚至专心研究哲学的人也描述了在德国触动他们意识的崭新一类社会问题，流露出一种新发现带来的兴奋和紧张感。加瑞特·德罗普斯很久以后还记得德国人教会了美国人“关于相互交织的社会利益的更严肃概念”。[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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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社会教学中的某些内容是社会民主党的杰作。19世纪末期美国学生在此之前从未见过基础广泛的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运动，他们中的许多人以各自的方式试图对它作出评估。1878年秋天，有关社会主义政治运动是否应该受到官方禁止的辩论正处在高峰，这时来到柏林的亨利·亚当斯阅读了大量他所能搜集到的社会主义文献，还把小册子锁在旅行箱中，以防女仆向警察举报说他购买违禁品。玛丽·金斯伯里不仅阅读康德，经常看歌剧，还找机会聆听李卜克内西的演讲。在她旅居德国的最后阶段，她和爱米莉·巴尔奇动身到伦敦观看国际社会主义工会大会，聆听让·饶勒斯、韦布夫妇、基尔·哈迪的演讲。但有的地方在大学招聘中严格执行反对社会民主党追随者的路线，德国教授必须不是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的美国留学生也不能是。由于反对社会主义者的法律松动，约翰内斯·康拉德派萨缪尔·林塞去观察社会民主党大会，但是他很谨慎地确定林塞不会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杜波依斯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边缘活动，他加入的团体是“社会政策协会”而不是社会民主党。只有弗洛伦斯·凯利参加了苏黎世侨居国外的俄国和德国激进分子小圈子，实际上使她和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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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留学生来说，比社会民主党更重要的是德国19世纪末期的社会抱负。杜波依斯在1890年代得出结论说：“不到最后结果决不停止的德国逻辑已经从政治统一转向社会统一——从国家是现实疆界的伟大军事保卫者这一观念，转向国家是人民的社会和产业利益的保卫者和领导者这一观念。”他认为，重新塑造国家政策的力量不是工人阶级的压力，而是相反：德国工人成为社会主义者是“因为德国教授宣传社会主义，德国大众领袖把它奉若神明，德国政府推行社会主义，因此所有德国改革运动或多或少都带着社会主义色彩”。美国学生在国家和社会，公共和私人行为之间进行的认真区分变得模糊不清了。至于美国人已经习以为常的对国家干预的敌意和偏见，在德国政界好像根本看不到任何迹象。国家似乎无处不在，根本不担心是否越过那些在美国被当做重要防御工事一样捍卫的界限。人们看到新的国家铁路、国家保险项目、街道上的士兵、打扫整洁的城市大街、官僚和规章制度、每次工会大会或者政治集会时坐在显眼位置上防止侮辱皇帝的警察。[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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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教授。他们针对英国经济学的攻击性言论最终让美国人听起来没有了新鲜感，失去了魅力。但是教授们本身作为公务人员，致力于建设一种明显将“社会”和国家拉回其中的经济学，他们是19世纪后期德国的强有力角色。由于摆脱了美国大学教学中烦杂的日常事务，他们在美国人眼中成了让人羡慕的公共权威。他们不仅给大学生上课，每周特别举行的演讲对任何人开放，在演讲中发表对当时公共问题的看法，尤其是柏林的这种演讲往往成为引人注目的公共活动。德国一些著名的教授是议会上院的成员，大学在这些机构里面有自己的代表。他们的研究班中往往有律师和政府官员参加，这种研究班成为进入更高政府机构的阶梯。他们自己创办刊物（往往是爱争论的），从事科学研究，就公共议题发表公开论辩，竭力扩大政治影响力，往政府机关里输送忠诚的学生。美国大学教授很容易参与编辑部专栏和评论，也并非没有自己的权威，不过对于刚刚从19世纪美国大学狭隘的清高状态出来的美国学生来说，德国教授的公众地位的牢固和深厚实在令人惊讶。[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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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生通过他们寻找的老师明晰了两国学术文化的对比。“社会政策协会”的核心人物中，英国色彩最浓的路约·布伦坦诺吸引的美国经济学学生不多。研究内容涉猎社会学科众多领域的马克斯·韦伯连一个美国学生都没有。因为从体制上看地位不安全，且专心探讨热门的自由放任思想争议以外的问题，他在这些学生心目中不是引人注目的人物。在美国学生自己建构的“德国中的德国”，核心人物是最公开煽动对自由放任思想提出争论的柏林人阿道夫·瓦格纳和1882年后的古斯塔夫·施穆勒。一个是充满伦理狂热的理论家，另一个注重历史和渐进式改革。但是，以对比鲜明的方式，两人都宣称一种经济学，其中政府是摆脱不了的内在角色：作为一种社会工具，和市场本身相比同样自然、同样不可或缺、同样处于经济生活之外、同样可能扰乱和搞砸经济。在法纳姆的调查中，其他任何老师都赶不上他们两个的深远影响力。[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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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从个人角度还是从思想上看，最出风头的人物是瓦格纳。虽然历史学家把他归类于政治上和概念上让人不安的那个分不清左右的类别，因而使之边缘化，但是对于美国学生来说他是最突出的人物。伊利在1930年代仍然称赞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瓦格纳暴风骤雨般的思想生活见证了1860年代和1870年代德国资本的变革性社会力量。他是在维也纳的商业大学（Handelsakademie）开始学术生涯的，正如他所记忆的那样，哥伦布和亚当·斯密的两根纪念柱主宰了这所大学及其教学思想。瓦格纳自己的教学也是遵循这个模式。1869年在弗莱堡公共集会上第一次遭遇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时，他采取攻势，先发制人地介绍鼓吹自力更生、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有限国家的原则等一揽子决议。[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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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此开始，他发现无法随心所欲地把社会主义的批评置之度外了。1870年来到柏林后，他看到城市里充斥着新财富和不动产投机家，这让他更加不满。他在一个月内给弟弟的信中说：“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是，一切都因为财产观念的变化而变化了。”到了1872年秋天他每周给四百个学生讲授劳工问题，涉及范围“相当广泛，批评我们经济秩序所依赖的基本法律原则：个人自由、私有财产”。他敦促弟弟“读一读马克思、拉萨尔，甚至倍倍尔（Bebel）的著作”。不管社会主义者还做了别的什么事，他们“彻底打破了乐观主义的粉红色迷雾，正是这些迷雾使得占据主导地位的英国学派经济学长期以来掩盖了一切罪恶”。[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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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73年，瓦格纳肯定95%的社会民主党理论是正确的。但是他没有成为社会民主党人，而是因为对马克思有强烈意见而成为独特的托利党社会主义者。他1871年发表的演讲“探讨社会问题”是激情洋溢的呼吁，让有钱人自愿限制自我欲望和追求自身利益的冲动。伦理的、先知的因素仍然是瓦格纳教学的主要特色，它让英国观察家想到罗斯金，并且“口吻更生硬、更严厉”。1888年从哈佛大学来到柏林的加瑞特·德罗普斯记得，与瓦格纳的讲课相比，美国经济学教学显得乏味平淡。“德国教学方式激发更多的热情，给人一种人类真正命运的精神感召。”德罗普斯发现在柏林，经济学“更多浸透着社会服务的精神、国家尊严和功能的更高意识、社会福利的热情。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崭新的体验，我从来也没有忘掉或者失去它”。[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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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格纳作为经济学家最突出之处，不只是他对于把自我利益作为经济主要推动力的嘲讽，也不是他对自由竞争天然和谐的神话表现出来的愤怒，甚至也不是他那个在“讲坛社会主义者”中很罕见的论点：对财产的法律特权需要重新思考，直达其社会核心：而是在于瓦格纳在很大程度上认为，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吸收是让经济生活重新道德化的关键。到了1880年代，他敦促国家企业扩展到铁路、运河、银行、保险、公用事业、矿业和住房等。为了把房地产投机者赶出城市，他提出没收所有城市土地为公共所有。为了对抗资本家倾向于把工资降低到生存最低标准以下，他敦促制订法律限制利润、制订公开的再分配的税收政策。他在1880年代称它为“国家社会主义”，目标就是在没有社会主义的革命“疯狂”和“犯罪”情况下，让经济“越来越多地从私人出来进入公共组织形式中”。[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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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教科书中认为德国对古典经济学的反应是由历史方法所主导的那种观念，瓦格纳的经历能起到重要的纠正作用。正如他大量自由引用的马克思和李嘉图一样，瓦格纳把经济学当作科学来讲授，最终形成一个用他的名字命名的经济学规则。作为古典经济学家废除国家功能的思想的对立面，该规则认为文明的前进意味着国家控制和国家企业的范围自动地、不断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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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瓦格纳像他迫切渴望的那样成功说服皇帝接受他的主张，他就可能成为一名宫廷经济学家。因为失败，他参加了煽动性的政治活动。不久就对“社会政策协会”的谨慎感到厌恶，他首先转向阿道夫·施托克以亲教会、亲皇帝、反资本家、反犹主义等为基础组织起来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基督教社会工人党，在1890年代后短暂的“社会君主制”春天里，他扮演了领袖角色，组织福音派社会联盟。虽然瓦格纳最后加入容克保守党，他从来不是个容克原始主义者。他批评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立法是“让人遗憾的”，他为工人分享更高国民收入份额的要求辩护。在1890年代，他把工人协商权提交给鲁尔区后差一点失去议会席位，那里的煤矿老板根本不吃这一套。他那样混和了伦理严肃性与煽动性言论，憎恨富豪统治而坚持“社会”观点，让人很难把他归类。但是在他的讲课中从来不缺少的是一种取代市场的、收入再分配的社会政治观念。他是沉浸在煽动性政治中的教授的典型，是作为世俗牧师为即将到来的“社会”时代布道的经济学家。[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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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古斯塔夫·施穆勒是个特别审慎明智的人。他对经济学“个人自我主义”的不同意见并不比瓦格纳肤浅，但不是来源于马克思而是来源于历史。他反对寻找没有时间概念的科学（亚当·斯密的追随者给经济学加上了这种负担），支持对经济政策进行结合历史背景和经验资料的思考。在让美国学生认识到所有经济理论的历史相对性方面，没有人比他发挥的作用更大。通过他编辑的学术刊物和从他的讨论课上流出的大量论文，历史经济学实际上成了施穆勒名字的同义词。[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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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历史没有给施穆勒提供持久的支柱。历史经济学作为拆解那种认为市场没有时间性的“自然”概念的工具，对古典理论提出了有力的批评。但即使施穆勒也不能让历史成为经济理论的可靠替代品。到了1890年代，最聪明的美国学生已经意识到历史学派在不断扩张的、无定形的实证结果泛滥中穷于应付，开始寻找施穆勒在维也纳的对手边际主义者了。[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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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瓦格纳一样，施穆勒的持久影响来自于他作为国务活动家的身份。不过，瓦格纳是讲坛社会主义者的公共宣传家，而施穆勒是其模范政策顾问。他在1882年从斯特拉斯堡借调到柏林大学的一年内，就组建了小型的政治科学协会，召集柏林教授和高级官员讨论当前的立法问题：真乃学术渗透这门艺术的模范。他把自己和普鲁士教育部的密切关系变为19世纪后期德国最有势力的“教授制造者”。到了世纪之交的时候，尽管皇帝努力要稀释施穆勒的影响，但是德国经济学教授和政府官员中他的学生数不胜数。[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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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穆勒控制的所有机构中，“社会政策协会”是最重要的一个。成立这个协会的想法来自他组织的一次会议。1872年，是施穆勒被邀请在埃森纳赫发表开幕演说，他从1890年到1917年去世一直是该协会的主席，他几乎就是该协会的象征，尽管有些年轻的会员曾抱怨过这一点。像施穆勒一样，协会也玩起技巧和谨慎的策略。从一开始，它就吸引了几乎所有年轻聪明的德国经济学家，还有一大批政府高官、记者、热心公益的实干家，以及一些开明的企业家。在1885年经济学大会（Economic Congress）解散后，“社会政策协会”就成为19世纪末期德国唯一的专业经济学家协会。但是它不仅仅是行业协会，从一开始就作为网罗自由放任思想批评者的号召力量，其目的就是发挥政策影响力。[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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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找手段的过程中，“社会政策协会”考虑了时间和场合。在最初的几年，年度大会主要旨在为雇主、教授、记者提供针对“社会问题最紧迫阶段”发表观点的论坛。这些会议的高潮都在一般性辩论和针对当天议题的非正式投票上，其内容往往被媒体广泛报道。俾斯麦在1878年后政策上的突然转变让“社会政策协会”陷入困惑。在对1879年俾斯麦新关税议案的一场灾难性的、分歧严重的辩论后，取消了非正式投票。1880年代“社会政策协会”放弃了劳工问题而讨论比较安全的农业政策问题，让俾斯麦的社会保险立法顺利过关，只引起一些轻微的辩论。在1890年代它重新鼓足勇气，尝试为政府官员、大学生、牧师提供暑期社会经济学课程。更持久的影响方式来自其专题论文形式的调查报告。到了1880年代后期，根据“社会政策协会”的大学经济学家管理层设定的议程，该协会成为社会事实调查工厂，谨慎地、专业地为支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国家提供实证逻辑基础，把动员公众舆论的任务交给了其他组织。[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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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社会政策协会”最成功之处在于辩论渗透到制订政策的政府高级官员中。像法兰克福的市长弗兰茨·阿迪克斯、普鲁士财政大臣约翰内斯·米凯尔、1890年代初期“新路线”期间普鲁士商业大臣弗瑞赫·冯·贝尔普施、普鲁士统计局局长恩斯特·恩格尔等实权人物都被吸收进协会的管理机构。通过调查议题和辩论议题的选择，“社会政策协会”的领导力量为实际上的社会政策制订确立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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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是非常谨慎的运作，常常引起内部的争论和外部的攻击。即使在初期，“社会政策协会”也没有觉得邀请工人代表参与劳工问题的专题讨论会是审慎的。由于把社会政策放在和宪法政策不同的领域内，“社会政策协会”回避了当时给德国宪法结构造成迫切压力的民主化议题。即使在他们选择的领域，“社会政策协会”的力量根本不是体现更大的、看得见的利益的帝国政治势力的对手。德国改革派经济学家受制于他们在国务中的特殊地位和随之而来维护国家的义务，一方面对自己在国家事务中的影响力感到自豪，一方面又担心哪怕流露一丁点的不忠诚就整体丧失影响力，所以他们决非美国人所认为的那么强大的人物。虽然如此，德国还是比英国和美国的同行早几十年创造了后来进步社会政治的关键机构之一：教授和政府官员，学术研究和实际政策制订之间的机构性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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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专业知识和官僚政府机构的联合方面，施穆勒具有坚定的信念。他出生于公务员家庭，从出生后就接受了高级官僚的传统和自我形象。他认为政府官员与自私自利之徒不同，克服了竞争和追求自我利益的黑暗和血腥，可以保护广大群众免受有钱人的阶级压迫，作为“阶级冲突中的中立者角色”。或许施穆勒的结论比瓦格纳狭隘，但在德国帝国时代背景下，这已经够大胆了。不顾俾斯麦和德国工业家们的反对，他坚定地支持劳工保护立法的通过。当托拉斯问题在德国政治中激化的时候，他的建议是在最大的卡特尔董事会留下国家代表的席位，征收高额的暴利税。瓦格纳提议通过税收强制对收入重新分配，把市场相当大领域纳入国家管理和控制：而施穆勒则从司法和官僚的角度将国家看成是中立的仲裁者，“超越自私自利的阶级利益”，设定市场各方的行为界限，补偿市场的受害者。[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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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的美国留学生寻求这些人和这些观点的时候，他们的经济学观念不可能不受到暂时的冲击。抛弃本杰明·安德鲁斯所说的“理论绝对性”的经历（往往是痛苦的）一直萦绕在他们的记忆中。从施穆勒那里他们都学到了经济学教条的历史性。爱米莉·巴尔奇和埃德蒙德·詹姆斯回国后讲授瓦格纳的法则，即国家的社会功能应不断扩大这一规律。其他人多年后仍然记得瓦格纳的道德“真诚”和他对“社会思想”的重视。[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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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像德国本身一样，柏林的经济学家是给人带来困扰的老师。正如一个学生回忆的，他们对英美文化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芒刺、对美国作为纯粹利益政治场所的蔑视，以及“对美国一切事情的轻侮”都让美国学生感到苦恼。[167]最麻烦的是他们对民主的嘲讽和对皇帝和国家权威不加批评、毕恭毕敬的态度。在看到国家权力这般盛况的最初兴奋中，美国学生有时候也认同一种借来的爱国主义。杜波依斯回到国内宣称“如果真的存在上帝挑选的国王种族的话”，那肯定就是霍亨索伦家族（Hohenzollerns）了。萨缪尔·林塞在德国的第一个主动行为，是在听到汉堡啤酒节的军乐后跳上桌子，挥动帽子，和其他人一起高呼口号。美国学生中很少有人不对抽象民主心存怀疑。伊利认为柏林对城市普选权的限制如果用在纽约市将受益无穷。[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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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多数美国学生对于俾斯麦的铁腕统治感到厌恶，他们讨厌国会大厦（Reichstag）、朝廷随行人员和大街上炫耀军队制服。詹姆斯认为俾斯麦对德国做了一件大错事，阻碍了自治的成长。塞利格曼认为反对社会主义的运动把德国贬低为“近乎诸侯国的状况”。美国学生谈到俾斯麦1880年代的社会保险项目时的最好评价就是伊利的评论，说它非常“有意思”。约翰·格雷1890年警告说，讲英语的人不明白社会保险建议和政府的压制措施有多么密切的联系。[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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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所有在德国留学的美国学生多多少少都提高了反对国家权力过大的认识。玛丽·金斯伯里回忆说看到警察局书记员在政治会议上就座，“让美国和英国学生热血上涌”。亨利·亚当斯很久以后带着很少掩饰的愤怒写道：“宾馆老板给我安排房间前要求我出示护照，这让我感到不愉快，还有强加在我身上不得不做的事，每天早晨要看报纸上的禁书名单，弄清我拥有的书刊中有哪些必须锁在柜子里。”[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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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没有引发模仿。从概念上和实际上努力把有用的线索从错误线索中挑选出来，这从一开始就是跨越大西洋进步纽带的固有特色。这个任务使得到欧洲来的每个进步旅游者感到困惑。在德国的日子也让这些美国人陷入有时候是非常激烈的思考。德国旅居生活最完整的日志是亨利·亚当斯1878—1879年在柏林写的日记，里面涌动着信念变化的不安。亚当斯在1870年代后期决非天真的国外旅游者。他从格林内尔学院毕业后到安多福神学院和新成立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深造。他曾经听过弗朗西斯·沃克的经济学讲座，在1870年代中期的艰难岁月独立研究过流浪工人问题。他在来到瓦格纳的柏林讲座之前就已经获得了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学位。[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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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亚当斯的准备中没有任何东西预见到，他来柏林的最初几个月在日记中描写起尖锐的、煽动性的经济问题。他开始研究社会主义问题，承认他在那里的工作“再次给予我踏入政治经济领域的立足之地”。他担心“自由放任”的问题，并开始制订一个限制个人财产积累的计划，虽然并不能令自己满意地将其所有隐含意义追究到底。他问道：“问题是限制自由竞争，但怎么做呢？”在国外的第一个圣诞节后一个星期，亚当斯的使命被搅乱了，他的宗教思想陷入混乱，情绪变得狂躁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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