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79274
最后，所有在德国留学的美国学生多多少少都提高了反对国家权力过大的认识。玛丽·金斯伯里回忆说看到警察局书记员在政治会议上就座，“让美国和英国学生热血上涌”。亨利·亚当斯很久以后带着很少掩饰的愤怒写道：“宾馆老板给我安排房间前要求我出示护照，这让我感到不愉快，还有强加在我身上不得不做的事，每天早晨要看报纸上的禁书名单，弄清我拥有的书刊中有哪些必须锁在柜子里。”[170]
1703279275
1703279276
德国没有引发模仿。从概念上和实际上努力把有用的线索从错误线索中挑选出来，这从一开始就是跨越大西洋进步纽带的固有特色。这个任务使得到欧洲来的每个进步旅游者感到困惑。在德国的日子也让这些美国人陷入有时候是非常激烈的思考。德国旅居生活最完整的日志是亨利·亚当斯1878—1879年在柏林写的日记，里面涌动着信念变化的不安。亚当斯在1870年代后期决非天真的国外旅游者。他从格林内尔学院毕业后到安多福神学院和新成立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深造。他曾经听过弗朗西斯·沃克的经济学讲座，在1870年代中期的艰难岁月独立研究过流浪工人问题。他在来到瓦格纳的柏林讲座之前就已经获得了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学位。[171]
1703279277
1703279278
但是亚当斯的准备中没有任何东西预见到，他来柏林的最初几个月在日记中描写起尖锐的、煽动性的经济问题。他开始研究社会主义问题，承认他在那里的工作“再次给予我踏入政治经济领域的立足之地”。他担心“自由放任”的问题，并开始制订一个限制个人财产积累的计划，虽然并不能令自己满意地将其所有隐含意义追究到底。他问道：“问题是限制自由竞争，但怎么做呢？”在国外的第一个圣诞节后一个星期，亚当斯的使命被搅乱了，他的宗教思想陷入混乱，情绪变得狂躁不安。
1703279279
1703279280
我只知道英国经济充当了……而且还正在充当那些把同胞踩在脚下之人的良心鸦片。奴隶制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如果基督把掩盖人们罪恶的外衣拿走是正确的，那么我同样来揭穿某种障眼法也是正确的，这障眼法让人们以为自己的不公正行为不是自己所为而是人们无法控制的法律的延伸。经济学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人们无法控制的，必须提醒人们来控制这些法律。
1703279281
1703279282
亚当斯随身携带有虔诚、理想主义和道德上的激烈思考。德国遭遇的标记是，它们进入了自由贸易主义的德国批评家的框架和语言：自由放任、“自由竞争”、“英国经济”等。[172]
1703279283
1703279284
德国让人不安，这是其本质。西蒙·帕滕回国后迫切希望“帮助美国文明从英国向德国基础转变”。在爱国热情的勃发中，亚当斯发誓“努力工作决不让美国和欧洲一样”。[173]对于带着这么多复杂的感情进入动荡水域的这些人，人们不应该期待思想或者理想的简单转变。美国人不是进入了某个经济学流派，而是进入一个进行社会问题激烈辩论的社会。但是德国对于自由放任的老生常谈采取不逊态度，课堂上回响着对经济学原理教材的控诉谴责，所有这些景象不可能不让看到它们的美国人受到震动。美国学生在德国的逗留让他们的伦理刻板观念得到放松，为他们提供了学术生涯的新模式，拔掉了自由放任思想建筑的支柱，即使不是没办法重建，至少已经不再是不加批评的重复了。但是，在所有旅行中，行李最终都是要带回家的。
1703279285
1703279286
1703279287
1703279288
1703279290
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 讲授经济学
1703279291
1703279292
在德国留学的美国学生在1880年代开始自己的教授生涯后，第一个行为就是急忙重新确立当初在海外接触的学术生活方式。他们把德国大学学习的确定性特征纳入课程大纲内：讲课、讨论、研究论文、专著、学术刊物、研究生教育和博士学位等。他们还带回了内容上可以清楚显示德国标记的东西。他们开始为课程表上添加一些新课程，如社会政治学、社会经济学、公共金融学（瓦格纳的专长）、劳工和资本问题，用新阅读材料为教材教学打开通风的渠道。伊利在入门性课程中要求学生阅读瓦格纳、拉维勒耶，对经济学高年级学生（他警告说德国研究是不可缺少的）推荐瓦格纳、施穆勒、克尼斯、罗塞尔，以及古斯塔夫·勋伯格新出版的合著《政治经济学手册》（伊利称之为“最好的经济学专著之一，如果不是写得最好的话）。亨利·亚当斯在教书的头些年带领学生回顾经济学的历史，从重商主义者到英国古典经济学，从“对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反叛”到“最新的德国经济学”。[174]
1703279293
1703279294
1880年代初听过伊利讲课的富兰克林·詹姆森尖刻地抱怨说，伊利“一再攻击他的稻草人——假定的经济学家，像往常一样猛烈批驳他”。詹姆森认为伊利“心胸狭隘、内心充斥德国偏见”，但这后一个指控没有说到点子上。在对德国表现出这么多复杂感情的情况下，伊利那批人中没有一个回国后成为亲德派。只有少数人保持着与德国朋友长期的联系或者对德国政治发展维持着严肃的兴趣。实际上，他们回来满怀理想（偶尔以简略的方式被他们与德国混合在一起），更多的是一种在国际思想运动中的参与意识。伊利要求学生汇报刊物上最新的争论焦点，除了德国的《普鲁士年鉴》和《康拉德国民经济杂志》外，还有伦敦的《经济学家》、巴黎的《经济学家学报》。伊利那批人在学术刊物的书评栏目中也展现出同样的国际化色彩。在作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教授学术阵地的《政治学季刊》中，从1886年创刊到1890年期间书评的一半都是外文标题，德国和法国的书籍大致平分秋色，当然还有一些意大利著作。无论如何，在德国大学的经历大大扩展了美国人的思想文化。[175]
1703279295
1703279296
但是，课程或者课堂上的影响显然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德国留学归来的经济学家中这些思想领袖希望建立自己的社会政治学。德国人对自由放任的攻击让美国学生感到吃惊，其中受触动最大的那批人在1870年代后期或者1880年代早期回国后不仅对自由放任感到怀疑，而且还怀有宏大的、仍不成熟的激进变革设想。阿尔比恩·斯莫尔给学生讲授他对“自由放任的憎恶”。伊利在1884年写道：“这个年轻的政治经济学不再允许[经济学]被当作贪婪者手中压制或者压迫劳工阶级的工具。它不承认自由放任可以作为在人们挨饿时无所作为的借口，也不允许让竞争效率作为掠夺穷人的幌子。”不过，困难在于发现一个项目和公共纲领。[176]
1703279297
1703279298
至于这个首批团队多么渴望获得在海外老师身上看到的公共影响力和权威地位，是怎么夸大也不过分的。他们积极投身大学新开设的课程中，讲授热点问题，如劳工问题、亨利·乔治的理论、劳工立法、垄断、社会主义等。他们为公共刊物投稿，有些人还与工会组织接触。到了这个十年的中间，同代人中胆子最大的伊利已经深入研究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发表了充满同情的研究成果，在批评家们看来同情程度令人吃惊。他在劳工骑士团风起云涌成为巨大社会运动的1886年敦促有良心的美国人阅读一篇劳工论文、参加一个工会组织，“为他们分担一点痛苦，助他们一臂之力”。不到一年，平常情况下远比伊利更谨慎的埃德蒙德·詹姆斯签约成为约瑟夫·库克激进的、短命的社会福音杂志《我们的时代》的“劳工改革”编辑。当乔治·麦克尼尔的《劳工运动：今天的问题》（由劳工骑士团资助）在1887年出版的时候，开头三章关于工业革命的社会动荡和劳工组织功效的历史是詹姆斯写的，是劳工和激进意见大合唱中唯一的学术界声音。亚当斯也和劳工组织接触过。这些行动虽然与阿道夫·瓦格纳投身柏林工人阶级政治不完全一样，但是在道德经济学热情和政治上的不谨慎方面，他们确实非常接近。[177]
1703279299
1703279300
人们很难准确说明年轻留德经济学家主张用来替代自由放任思想的内容是什么，但是可以清楚看出他们的强烈愤怒和尽可能获得广泛影响力的渴望。无论如何，他们不会成为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论者，他们在德国和美国的经历都强化了这一点。毋宁说，在整个1880年代中期，他们中的突出人物努力推动价值观的转型，要使其深刻和彻底到足以从道德根源处掏空竞争性个人主义的经济学体系。伊利、亚当斯、塞利格曼都接受了合作的思想，不是作为自我帮助，而是作为劳工商品化的替代品。塞利格曼与富裕的德国犹太人家族的联系让他成为团体中最有世界背景的人。他从中世纪同业公会的研究转向对英国基督教合作社会主义预言家们赞赏有加的研究。伊利投身于和主要英国合作者的联系，让他的学生调查合作社传统和在美国开展活动的可能性。他发表于1883年的著作《现代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在结尾不是写到讲坛社会主义，而是像塞利格曼的著作一样讨论金斯利和莫里斯的基督教社会主义项目。[178]
1703279301
1703279302
亚当斯对现存工资制度的替代手段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到了1884年他认为已经发现了一个答案，就是企业给予工人“财产权”——要么通过某种可以强制保障的长期工作岗位，要么通过共同管理或者分享利润等手段的结合。不管细节如何，它将是“我有时候希望的财产和社会权利改革的先驱，它们将不允许这旧世界认出自己”。[179]
1703279303
1703279304
叛逆的经济学家开始称1880年代普遍的价值观转变为“社会主义”。这个用法是由英国人借用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尤其是在社会基督教与牛津理想主义结合相交的地方，“社会主义”一词在那个十年中可以在英国的各种角落听到。人们可以发现穆勒1879年对“社会主义”的重新思考，萨缪尔·巴内特在1883年提出的社会改革一揽子计划号称“可实行的社会主义”，约瑟夫·张伯伦喜欢把“任何一种友好法案”都称作“社会主义”。据说（从来没有被明确否认）最著名的是格莱斯顿1880年代末期在下院的主要代理人承认的：“现在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180]
1703279305
1703279306
一种故意的模糊出现在所有这些进步思想对“社会主义”一词的使用上，这种模糊定义从错位的宗教心态中汲取内涵，具有叛逆思想的年轻美国经济学家对此都非常熟悉。他们的社会主义不是以阶级或者国家为中心的，其核心是道德层面上的含义。社会主义成为激烈竞争的个人主义的反义词，是令身居海外的他们印象深刻的“社会”观点的延伸。伊利解释说，社会主义意味着对经济学“各人顾各人”原则的反叛。塞利格曼写到，它意味着让那些“倾向于把社会融合起来、使自我思想服从于追求共同利益”的力量有更大的作用范围。[181]
1703279307
1703279308
通过这个思想通道，留学德国的经济学家最终回到立法和国家管理的角色上来。他们吸收了太多的历史，所以难以想象国家能够和社会截然分离。早在1884年，伊利就运用瓦格纳的术语指出国家不过是合作社的另外一种形式，像家庭和教堂一样，是背后有伦理和精神力量的“强制性合作社”。对德国的同情，加上有赞成高关税的家庭传统，让詹姆斯很容易宣称国家“如果不是社会本身经济演化的最重要因素，至少是最重要因素之一”。甚至比其他人更多怀疑国家权力的亚当斯也写道：“不管是用‘国家’、‘国民’还是‘社会’，基本思想是一样的。让人看到的本质是有机增长，而不是机械安排。”国家不是社会之外的一种安排，也不是非自然的、外来的、干涉性的力量。伊利说得更直接：政府“是我们工作时必须使用的机构”。[182]
1703279309
1703279310
1885年和1886年，在德国产生、在美国加剧的异端观点和理想的喧闹达到高潮，在当时情况下，必然产生远远超出大学“茶壶涟漪”的影响。直接的事件就是劳工组织的惊人增长。1884年和1885年一系列非常成功的罢工极大鼓舞了士气，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持久的全国性工人运动中，成千上万的工人开始涌入劳工骑士团。在立法机构内，垄断权力的问题被提上日程。与此喧闹一起辉煌的还有亨利·乔治，他的影响力在1886年达到最高峰。所有年轻的经济学家都公开或私下里反对乔治对古典经济学简化和激进的阐释，即把经济苦难的全部责任都归咎于地租的罪恶，虽然他们羡慕乔治赢得群众皈依的能力。[183]
1703279311
1703279312
留学德国的经济学家设计的组织机构是“社会政策协会”的美国版本：美国经济学协会。该机构的最初推动力来自詹姆斯和帕滕。在学生时代，他们俩都听过约翰内斯·康拉德宣讲“社会政策协会”的工作，向美国听众宣传其模范作用。在1884年，詹姆斯第二次从德国回来后，就竭尽全力付诸实施。詹姆斯和帕滕散发的“国民经济研究协会”草案标题中对经济学概念的标准德语词汇Nationalökonomie加以明晰的英语表述：National Economy（国民经济），声明中对于当时主要问题提出协会的立场，以便使之有“像‘社会政策协会’一样确定的项目”。所有这些毫无疑问都是借用德国模式或抱负的痕迹。[184]
1703279313
1703279314
伊利和塞利格曼向所有刚从德国大学回来的经济学学生游说，招募他们加入。在1885年9月召开了组织机构会议，共同纲领问题得到热烈讨论。亚当斯、詹姆斯和伊利都担心协会给他们贴上“讲坛社会主义”的标签，或者看上去要求他们彻底抛弃英国经济学。不只是亚当斯一个人坚持否认自己认同“社会关系的德国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所有关系都集中在国家问题上。伊利的建议是把“自由放任主张在政治上不安全，在道德上不健康”这一共识作为记录保存下来。不过这个建议因为语言太过激烈，多数人还没有接受它的思想准备。[185]
1703279315
1703279316
但是从纲领的开场白“我们认为国家是个机构，其积极的帮助是人类进步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来看，没有人会怀疑该协会成为自由放任批评者俱乐部的决心。即使我们不了解伊利私下里说过的话“美国经济学协会的想法就是要在美国完成‘社会政策协会’在德国做的事”，或者伊利的开幕辞与施穆勒在埃森纳赫演说的呼应之处，也能够看出：协会竭力吸收有影响和有分量的外界人物为会员的热情、设定的调查研究议题、提出政策建议进行辩论的最初决心等，都显示了与德国人对贸易自由主义的异议有亲密联系。当这个协会在1887年招揽名誉会员的时候，拉维勒耶、瓦格纳、克尼斯、罗塞尔都成了第一批被拥抱的人。[186]
1703279317
1703279318
意识到风向的争议性，《科学》杂志的编辑让詹姆斯安排系列文章解释经济学中的反叛。塞利格曼写了第一篇，探讨经济学方法，文中他坚持所有经济学主张的历史相对性，“财产的绝对权利”也不例外。詹姆斯为国家的核心重要性辩护，指出它不是偶然性的、外来的经济因素，而是任何企业“伟大和沉默的合伙人”。伊利预告了经济学中新伦理因素的到来。（“打开你的穆勒、勋伯格、瓦格纳、经济学杂志，你就会很容易地了解到经济学的思路大部分，或者说主要都朝向应该的方向。”）亚当斯的文章探讨了法律和财产之间的关系。曾于1870年代中期在柏林和海德堡学习经济学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里士满·梅奥·史密斯，则是为统计学和实证研究方法辩护。[187]
1703279319
1703279320
所有作者都说他们的主张不是德国经济学的简单衍生物，但是没有人能够忽视他们的反叛中编织出来的新的世界性线索，如施穆勒的历史方法、克尼斯和瓦格纳的伦理原则、（通过詹姆斯传达的）瓦格纳关于不断增加的国家功能的规律、（通过亚当斯和塞利格曼暗示的）瓦格纳关于从最根本核心重新思考财产所有权传统观念的呼吁。
1703279321
1703279322
地位牢固的经济学教授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耶鲁大学的阿瑟·哈德利并非自由放任的简单鼓吹者，他承认在瓦格纳的讲座中学到了一点东西，但反驳说没有人能够一厢情愿地抛弃“经济学原理的严格要求”。“相信经济学原理可以由人类努力干预，这种观点比相信自由放任极端思想危险十倍。”他坚持说经济学的关键是发现人类意志无法超越的界限，如劣币驱逐良币，如草率的婚姻和太多的孩子意味着入不敷出、忍饥挨饿。政治经济学“对立法者说‘你只能走到这里，不能再往前走了’，它不说‘这样或者那样的立法可以产生最好结果’：但是它说‘超过了一定限度，所有立法都是徒劳的’”。[188]而反叛者提出的回应是：接受经济学是由不可阻挡的自然规律组成的体系就等于向宿命论和绝望投降。这成为他们回答所有其他问题的支点。
1703279323
[
上一页 ]
[ :1.70327927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