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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是最早发现这个问题的人之一。因为还没有获得稳定的教授岗位，他的教学在1886年分成两个部分，分别在密歇根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兼职。从接受康大聘书一开始，执行校长就担心亚当斯缺乏“与纽约一百位银行家中任何一位交谈而带来的现实态度”。1886年春天，密歇根大学安吉尔校长在答复亚当斯的长久聘用合同申请时，要求他正式说明自己对私有财产、继承权和国家社会主义等的观点。亚当斯大胆回答说：“控制所有生产机构的最终权力来自社会，业主应该永远被认为是管理资本的代理人。因此，至于说应该允许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控制生产中介，就好像他们对其有最终权力一样，那完全是权宜之计的问题，只能通过实验和常识来回答。”[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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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八月份，亚当斯犯了错误，在康奈尔大学工程学院的公共集会上对财产“神圣性”作了同样的批判，（同时还对最近劳工骑士团的铁路罢工表示同情），当时该大学的主要捐款者之一就坐在大会主席台上。主持会议的瑟斯顿起来反驳。他宣称，那些在诸如铁路公司一样范围广泛的企业高层主管“总是强壮、勇敢、聪明、谨慎、有远见、有开拓精神和精力充沛的人”，不可能容忍在竞争中被淘汰的罢工者或是无政府主义者对他们发号施令。抗议现行的工资水平是徒劳的，因为制定这些条件的不是人而是自然、贸易和上帝的“普遍强制性法则”。[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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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所有经济学虔诚言论在瑟斯顿冗长和即兴的反驳中滔滔涌出。康奈尔董事会成员认为亚当斯的观点“危害社会秩序”，建议终止他的聘用合同。由于迫切希望保住密歇根大学的聘用合同，亚当斯给校长安吉尔去信，卑躬屈膝地收回他过去八年著作中的言论，承认他的思想由于在柏林遭遇社会主义观点而失去了平衡。在保持自我尊重的最后一个努力中，他还是忍不住建议校长本人看一看汤因比的《工业革命》。但是到了这时，羞辱已经成为事实，无法挽回了。[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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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世纪末期美国经济辩论的特殊情况下，对于留学德国的经济学家来说，亚当斯的遭遇是让人痛苦的教训。1890年代充斥着类似的学术异端邪说案件，多数涉及经济学家，正如玛丽·福纳显示的，董事会成员很少失败。即使已经升到沃顿学院学界领袖和薪酬体系塔尖的詹姆斯也最终被新教务长排挤了出去，后者本身也是大学的主要捐款人。1880年代仍然在积极争取教授岗位，留学德国的年轻经济学家们竭力把社会政治研究重建在不那么敏感的区域内。美国经济学协会非常不情愿地放弃公开的政策规划企图。在詹姆斯的交通委员会和亚当斯的公共金融委员会都没有能在政策建议上达成一致意见后，该协会抛弃了关于公共问题的常设委员会。“社会政策协会”选择少数当时社会经济热点议题作为深入实证调查和辩论的切入点，而美国协会的会议很快退回到分散的个人投稿的大杂烩。到了1888年，为了渴望得到数量规模，该协会实际上悄悄放弃了宣言中的原则。[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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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修辞上看，留学德国的经济学家开始从1880年代的先知性语言退却了，这种语言部分来自瓦格纳，部分来自罗斯金以及新教徒社会福音主义。1880年代初期亚当斯、伊利和塞利格曼都关注过的工资关系本质问题，被悄悄从专业经济学文献领域剔除掉了。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社会主义”语言的讨论就像早晨的雾一样消失了。由于有大众杂志的发表渠道和一帮忠实的学生，伊利比其他人坚持的时间更长些。1892年他提议美国经济学协会的年会在位于肖托夸的循道宗信徒野营大会举行后，虽然被迫离开了协会的秘书处，他还尝试了一系列替代美国经济学协会的社会福音选择。不过，在1894年遭受对自己学术异端邪说审判的烘烤后，就连伊利也退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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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十年的逆转还没有严重到瓦解他们给经济学价值带来深刻变革的梦想——他们的企图不仅仅是提供一些零星的政策建议。在大西洋两岸，对当时个人主义的修改和重建与进步工程其实是糅合在一起的。不管“社会的”观念是夹裹在社会连带主义（solidarism）、费边社还是德国教授“伦理”经济学的语言中，所有的进步人士都想当然地认为其对立面不是法律或习惯的某个特殊安排，而是私人欲望的思想风气。进步政治将永远在预言性和特殊性的双轨上前进。但是，希望由合作社一直向上延伸到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国家，这种梦想在1880年代的阶级冲突中溃败，所以在德国人与自由放任论争的背景下学习经济学的第一代学者只好竭力寻找不那么敏感的领地。在他们痛苦地寻找精心确定的措施和更不容易遭到攻击的立场时，施穆勒模式从瓦格纳的阴影下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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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逆经济学家的第一个谨慎措施让他们返回到自己最担心的德国纽带症结上：国家权力范围的边界问题。在自己的社会政治和德国老师的无限度国家语言之间，他们不能回避有建造更坚固、更安全界墙的必要性。结果，亚当斯在他的世界坍塌之前五个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已经提供了它。虽然从来不用伊利关于“神授”国家机构的言论，但亚当斯以自己的方式一直试图绕开人工和天然经济因素之间的概念界线——这些界线把国家和经济“自由”的领域区别开来。现在亚当斯在“控制国家工业干预的原则”中，返回到自由放任经济学家的界限和差异等用词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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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行动的合法性领域内，亚当斯强调了两点。第一是在“竞争行动水平”下面确定底线的措施，以免市场动力学把伦理水平降低到最无耻竞争者的程度：从本世纪开始起在英国这就被称为工厂立法。第二涉及“天生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因为创造一个竞争性的同样机构成本高昂，让后来的投资者利润回报率非常糟糕，不可避免地导致竞争失败。铁路就是“天然垄断”的明显例子，城市公用设施是另外一个例子。在这些领域，市场本质上是失效的，亚当斯认为某种形式的公共控制不可避免，不管是通过公共特许权、价格管理、建立竞争性国家企业，还是创立完全公共所有的垄断公司。[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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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十年经济学正统思想维护者的不满没有减轻多少。《独立报》评论家反驳亚当斯的文章说，“这是用最有力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现代社会主义基本观点，因为温和克制的口气而更加阴险狡诈”。但是留学德国的经济学家欣然接受亚当斯的区分：在不干涉主义与德国国家概念的旋涡之间，这让他们有了理论上的立足点。亚当斯自己并不是很清楚实际后果，在把这篇文章寄给美国经济学协会发表前，甚至还特意添加了谨慎的声明，说整个论证完全出自“个人主义”观点。[196]塞利格曼（此刻）抓住亚当斯文章的谨慎一面，强烈主张亚当斯的工作“证明放弃自由放任并不意味着支持社会主义或者在任何实质上接近社会主义”。伊利选择了亚当斯观点中更加激进的道德内容，在吸收了亚当斯的天然垄断观点不到一年，就呼吁铁路、电报、公交车、城市电力、煤气和自来水的公有化，即使不能马上进行，至少要缓慢地、稳定地推进。正在为防止费城的城市煤气设施拍卖给私人企业而斗争的詹姆斯欣然接受同样的观点。作为受大众欢迎的进步政治产生的重要分水岭，接下来二十年的城市公用设施斗争都紧紧围绕着“天然垄断”论点开展。再往后，新政的《公平劳动标准法案》和田纳西流域管理局仍然处在亚当斯关注内容的范围内。[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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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亚当斯的文章帮助确定了叛逆者国家观点的框架和焦点的话，仍然存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创立比1880年代预言性的政治讲坛更坚固的战略基础。在这个紧要关头，施穆勒更谨慎的专家影响模式变得更加吸引人。当詹姆斯1889年再次开始美国的“社会政策协会”工程时，这次他的设计更加忠实于原型。像“社会政策协会”一样，他野心很大的新组织“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目的不是完全的政策规划而是辩论。由学院出身的组织者确定议程，它把教授和费城实干家召集到一堂讨论公众关心的话题。从第一次开始，该学会的仿效榜样就很少远离人们视野。早期的《年报》中常常有很大篇幅刊登来自施穆勒、古斯塔夫·科恩、锡耶纳的阿基尔·洛里亚、维也纳的欧根·庞巴维克、巴黎的保罗·鲁西耶的长篇选段译文。还有列奥·罗韦关于“社会经济协会”会议的报告、威洛比关于“社会博物馆”的报告、罗伯特·布鲁克斯关于德国城市大会、约翰·格雷关于“社会政策协会”本身会议的报告。在一个固定的栏目，列奥·罗韦记录了城市管理改革的最新国际观点：萨缪尔·林塞为笼统的社会改革新闻做了同样的事情。[198]在1902年，在德国大学纽带的另一个校友艾默里·约翰逊的编辑下，它的《纪事》最终找到了持久的模式，是“社会政策协会”丛书在1870年代使用过的模式的变体。每期都登载专题讨论会上专家就当时紧迫的政策议题发表的意见：城市所有权和特许权、工业调解和仲裁、住房、童工、企业管理、监狱管理、贸易和关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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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政策顾问实际上成为批评自由放任的学者们重新组合发挥影响力的一个场地。到了世纪末，第一代留学德国的经济学家的学生通过占据大学教授与政府服务专家之间的社会空间，努力建立权威的新形式。他们的努力逐渐确定了美国进步政治的一个核心结构。艾默里·约翰逊以他在柏林提高的交通政策方面的专长，获得了沃顿学院讲师职位和“地峡运河委员会”的席位。他的同事罗兰德·福克纳成为1890年代初关税审议时期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专职统计学家。阿德纳·F.韦伯在柏林研究生毕业后到纽约担任劳工统计局的副局长，这个统计局很快发展成为欧洲社会政策观念的集散地。在这方面亨利·梅耶的生涯最典型。梅耶1894—1895年在柏林施穆勒和瓦格纳的指导下学习，从瓦格纳身上吸取了国家功能扩张的思想，从施穆勒身上吸取了反对演绎式经济理论的基本态度。回国后，他利用自己关于普鲁士铁路体系的知识谋得了威斯康星大学教授职位，在起草威斯康星铁路委员会法案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是这个委员会的首任主席，并且从1911年到1939年是联邦州际商业委员会的成员。[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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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1880年代的人也学会扮演新角色。塞利格曼成为美国累进税制方面的顶尖专家，虽然他强调这不是瓦格纳那种明确的再分配主义原则。亚当斯在默默地讲授劳工组织、社会和工业改革的同时，终于找到了发挥政策影响力的合适职务，成为新的州际商业委员会首席统计学家，他细心推动对税率和工作条件进行技术上可靠的监督。伊利在1894年与威斯康星大学管理者发生冲突后，也学会了从专家政策内部渗透的艺术，沉浸在土地经济学的议题中。[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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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取得影响力的路线变得如此熟悉，很快，从规劝到以大学为基础的专家权威这个转变看起来像自然的进步过程。作为专业化的社会过程的内在属性，它似乎不需要解释。但是这种权威系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从国外引进的，是国内政治和跨越大西洋的进步纽带结合的结果。没有谁迫使人们必须依赖大学教授提供制订政策的专业知识。在这点上，也没有谁强迫对专家的政治依赖。英国国家机器并不是掌握在专家手里而是在牛津和剑桥的业余爱好者手里。伦敦各部委吸收高级政务员和决策制订者是从接受通识教育和有特权出身背景的人中选拔，候选人参加的竞争性考试在设计时就把政策专门知识看作无关紧要的。在进入这个圈子的人中间，联系广泛的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相当程度上比大学教授更常见。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成员构成也是如此。[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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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级公务员在经济学和公共法律方面的训练要求，就像大学教授在大学讲堂和政府部门穿梭的情形一样，都是建立在大学和国家机构关系特别密切基础之上的德国风格。公共调查委员会是其中一个典型模式。大学经济学家是国家委员会的固定成员，即使相对来说属于边缘性的人物马克斯·韦伯，在1890年代也被任命为联邦议会的股票和商品交换调查委员会的成员。[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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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代在德国留学的美国经济学家把这个模式带回美国，努力把它嫁接到美国更分散的国家权力结构上，并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从1883年基本上是从参议员亨利·布莱尔的口袋中拿出来的参议院劳资关系调查委员会，到1898年至1902年充斥着大量专家报告的工业委员会，到1912年至1915年的工业关系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威斯康星大学的约翰·R.康芒斯作为核心成员之一，还有大量的专职社会经济学家为其效力），现代公共调查委员会的发展概括体现了教授提升为国家政策顾问的模式。新社会政策压力集团如美国劳工立法协会、全国消费者联盟、全国童工问题委员会的顾问机构，都充斥着大量留学德国的毕业生，这也说明了同样的情况。在1908年，以大学为基地的专家和进步国家机构合作的进步时代高潮时期，威斯康星大学41位教授每人占据正式的国家委员会中至少一个席位。到了1914年政府换届不到一年，教授们都被清退。尽管如此，渗入国家机构内部的活动证明，这是一条比亚当斯一代公共预言家式的抱负更可靠的获得影响力的道路。[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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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由于他们第一次遭遇德国人特别激烈地攻击曼彻斯特经济学，德国大学纽带的首批美国学生开始为自己寻找发挥影响力的手段和实现新国家意识的机构平台。他们开始一点一点地帮助确定美国社会政治的因素。到了世纪末的时候，这批人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使得经济学文本摆脱了他们年轻时代接受的伦理经济学推论。如果说还没有消除市场的“自然性”特权，至少已经做了很多工作让公共行动和控制的机构变得更自然些。到了世纪之交，阿德纳·韦伯确定古典学派和历史学派的巨大争论“早已了结”，陷入折中和妥协的融合中。国家和经济的清晰界限演变成为出于私利和实际情况的考虑，虽然辩论仍然激烈，但已经没有了前辈那种形而上学的争论。[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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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缘际会，19世纪末期一代有政治抱负的年轻知识分子意外地转向德国留学，而在这些事件的所有后果中，最重要的也是最明显的是：它给经历这个过程的人烙上了持久的世界主义思想印记，让他们成为欧美世界社会政治事业的自觉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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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大学纽带开启了美国社会政治的“跨越大西洋”时刻。这些留学生带回美国的是一种强烈的自由解放意识，摆脱了年轻时代禁锢的思想世界——包括自由放任经济思想那严格的、推理性的思想范式。他们带回了新的政治理想和权威的新模式，带回了美国政治中缺乏“社会”立场这一深刻认识，还有关于国家的社会可能性的新意识，这意识既让人担忧又让人兴奋。他们的道路连同接受他们思想和影响的学生的道路纵横交错，贯穿于这故事后来的各个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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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他们的经历显示的，大西洋纽带决不仅仅是思想的简单传播、思想类别的抽象传输，或者平静愉快的游览航行。留学德国的美国人对他们在海外所见所闻的紧张和痛苦的思考、他们的新社会政治与国内经济结构之间的冲突都成为影响全局的因素。在不同国家组成的世界里，跨越大西洋的社会政治从一开始就是充满陷阱和危险的。跨越大西洋的社会政治中持久存在的狂喜和紧张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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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 第四章 自我支配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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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生活的集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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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代开始的经济学理论的斗争在1890年代首次在“大城市”进入政治头脑。现代读者已经习惯于认为民族国家是社会政治中的主要角色，所以有必要停下来对这一点思考一番。20世纪末期美国重新泛起的“都市危机”言论充满绝望情绪，一个世纪前的城市却正位于跨越大西洋的进步人士想象力的核心地带。正如现在人们常说的，如果有意识的公共行动能够拯救当今城市免遭社会和经济力量的蹂躏与毁灭，就需要各国政府动用意志和资源促其实现。但是对于大西洋两岸老一辈都市进步人士来说，方案正好相反。如果要改造国家的话，首先就要抓住城市的社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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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在民粹主义动荡和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改革之间，美国进步政治历史中这薄薄一片都市“时刻”并没有被人们所忽略，但是它的国际动力学和视野还很少得到认真研究。不管是对于1890年代伦敦的费边社、1890年代法兰克福左倾自由派，还是克利夫兰和芝加哥的进步人士，大城市都成为社会政治动员、实验和争议的主要场所。在塑造都市社会政治方面，没有能够和亨利·乔治或者阿道夫·瓦格纳相媲美的体系创建者。都市社会政治的理论虽然不缺乏宣传家，但仍然只是初具规模、模糊不清的。其共同元素是都市生活中平凡的物质设施：自来水、街道、有轨电车、公共澡堂、煤气、住房等。但是，在关于谁应该控制这些商品和服务的斗争中，在增进城市社会责任感、把城市从惟利是图的商业利益中解放出来的梦想中，大西洋两岸对自由放任思想的反叛投入了第一个共同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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