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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90年代，伯明翰在城市改革的领先地位被工业苏格兰巨大的、灰色的造船和机械制造经济中心格拉斯哥所超越。在格拉斯哥，定调子的主要是公共健康而不是公共利润。经过与煤气供应商就服务充分性的不断争吵，该市比伯明翰早五年，在1869年把煤气供应收归市府所有。伯明翰的市议会把煤气价格定得高，让利润流入市财政，而格拉斯哥把煤气价格降低一半，而且免费出借煤气炉子鼓励更卫生的做饭方式、缓解城市的煤烟笼罩。为了取代已成苏格兰城市祸害的异常拥挤的、黑暗的石头公寓，格拉斯哥城市当局不仅拆掉了贫民窟住房，而且在原址建造公共住房（类似动议在伯明翰遭到市议员反对）。当发电技术和电话技术进入苏格兰时，该市就开始为市民提供这两种服务。[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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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让格拉斯哥的城市野心闻名于世的是公交车。虽然英国的几个城市都拥有自己的地下轨道系统，但是在同等规模的城市中，还没有一个建起属于城市所有的街道铁路网。在1894年，因为对私人专营者拒绝把运输服务扩展到有利可图的内城之外失去耐心，政府决定想办法分散过分拥挤的内城人口，建立自己经营的有轨电车系统。私人专营者退回到公共马车与城市公交车委员会正面竞争几个月，直到私营公司失败而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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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城市虽然普遍比英格兰或者苏格兰城市有更广泛的权力，但在19世纪公共健康方面远远落在后面。柏林的肮脏是出了名的，甚至到了1872年时，查德威克断言你可以从衣服上散发出来的臭气辨认出谁是柏林游客。除了汉堡外，现代供水和排水系统直到1870年代后才进入德国大城市。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整个德意志帝国的城市由于新的工商业财富和城市间相互竞争的推动，在自来水、卫生和煤气供应等方面的投资大幅度增加。到了1889年，德国一半的煤气厂是城市所有的。十年后受到这些结果的鼓舞，德国城市大幅度购买发电厂，出手速度之快在整个欧洲没有对手。[225]在商业公司占领的地方，德国城市官员开始更苛刻更准确地讨价还价。柏林当局和城市公交车专营商在1890年代达成的协议不仅确定了总体营业收入上缴市政府的比例、在城市指导下完成技术改进的责任，还确定了公交车员工最高工作时间、最高票价以及特殊的、低价的、为工人阶层提供的车票。[226]世纪之交到柏林来的游客会惊讶地发现过去技术落后和“肮脏的”城市变成了干净和高效的模范，正如美国月刊《评论之评论》所说的，是“把现代卫生科学应用在公共管理上的杰出典范”。[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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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在英国的情形一样，橱窗城市都是远离朝廷和帝国政治复杂压力的小城市。伯明翰和格拉斯哥对于英国就像法兰克福和杜塞尔多夫对于德国一样。1891年到1912年在市长弗兰茨·阿迪克斯领导下，法兰克福开始庞大的建设项目，宽阔的新街道和公园、现代污水处理厂和垃圾焚化炉、城市澡堂、厕所、游泳池，还有新的公民大学，建在新的维也纳风格的环城大道（Ringstrasse）上。在城市的东部边缘，在美茵河上建造了雄心勃勃、利润丰厚的城市码头，周围都是城市绘制的工厂区和工人住宅区。它建立了城市管理的劳动局，后来德国其他地方纷纷仿效成立类似机构。它买断了公交车专营者，扩展服务并为工薪阶层提供廉价车票，还建设了属于城市所有的发电厂，为运输系统提供电气化便利。为了减轻老城的住房压力，它推行了扩张性的吞并郊区政策，给慈善协会提供贷款沿着新的城市公交线建造成本低廉的外围住房，在德国制订了第一个城市分区条例。杜塞尔多夫是个强劲的对手，有经过科学规划的、归城市所有的大港口，有城市抵押和储蓄银行、劳工交流市场和仲裁法庭，还有归城市所有的当铺、医院、疗养院、公墓、屠宰场、公共阅览室、戏院和交响乐团。仔细研究这个城市的弗里德里克·豪威肯定，杜塞尔多夫比世界上任何城市拥有“更多的东西，为市民做了更多的事情”。[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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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1891年把这种现象赞许性地称为“城市社会主义”，当时“社会主义”表达的是英语世界最宽泛的意义。但是如果这是社会主义，也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几乎任何地方都和在伯明翰一样，城市企业扩张的领头人都是本地商人。虽然工会领袖出现在英国城市议会中不是罕见的事情，但是非竞争性的选举、漫长的任期、白天没有工资的冗长会议，这些都严重限制了即使拥有技术和财产的工会贵族的影响力。格拉斯哥的城市议会直到1898年才有第一批工会代表议员。作为长期以来把英国城市政府与公众政治割裂开来的结构中的少数团体，工会议员从来没有为战前的城市“社会主义”定调。[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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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工人阶级选民，阿尔伯特·萧在1890年代中期得出的英国“贫民窟不投票”这一结论并不十分准确。竞选1894年伦敦学校董事时，费边社成员格雷厄姆·沃拉斯在投票的最后时刻看到拉选票者为他拉来的选民后很懊丧，这些男女“戴着破旧的草帽、面孔呆板、头发乱糟糟的，被人用马车或者汽车从做火柴盒、扣眼、廉价家具的地方或者酒馆拉走，或者（因为是星期六晚上）是从床上拉走的，一副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在不熟悉的环境中，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在努力搞清在门口时人家叫他们投票选举的人名”。由于居住权的限制和在选举日期前完税要求的约束，贫民窟投票的人确实不多。专家认为这些限制的积累效应可能剥夺城市投票权名册成年男性中25%到40%的人的权利。从政治上说，城市属于资产阶级，当然也包括新的公共经济企业。[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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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排他性结构的门槛更高，要求更严格。市议会投票权的要求在德意志帝国的不同州会出现一些变化，但是甚至英国城市民主那种非完美模式，在德国都没有一个城市当局达到。关键是一系列非常高的财产限制门槛。1904年在汉堡，在德国国会选举中有资格投票的人口中，只有29%的人有足够的财产在地方城市议会中投票；在1914年的法兰克福，即使通货膨胀让财产门槛降低后，有资格投票的人仍然不过一半。在普鲁士帝国心脏，城市议会席位的一半是为房产所有者预留的。让普鲁士的情况更加复杂的是城市选举中的三阶级投票规则。把选民按三个等级安排的结构始于把纳税人分成三种类别，从纳税最多的人开始往下：那些总体上支付城市税收的前三分之一的人归为城市投票者的第一阶级，那些支付第二个三分之一的人属于第二阶级，剩下的人属于第三阶级。每个阶级有权投票选举城市议会中的三分之一议席。结果造成位于顶端的富豪权力异常集中，而来自底层的大众压力遇到非常有效的壁垒。在柏林，第一、第二阶级投票者加起来只有城市选民的3%。阿尔伯特·萧注意到在1890年代的埃森，第一阶级的一名投票者在投票处一下子选举了城市议会三分之一的议员。[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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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些困难，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十年里，社会民主党在进入德国城市政治的道路上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在1912年的法兰克福，他们占据市议会三分之一的议席，在柏林的份额几乎一样大。但是从结构上说，他们对政策的影响受到很大限制。在19世纪的末叶，德国城市管理集中在特别强大的专业官僚手中。受过大学教育、有终身教授职位的市长（Oberbürgermeister）如杜塞尔多夫的威廉·马克斯和法兰克福的弗兰茨·阿迪克斯，都在德国城市政治中发挥领导作用，充当了针对纯粹的财富和纯粹的数量的缓冲器角色。这些人都是从公共法律和经济学学位开始，从城市部门领导到地方行政官到小城镇的市长一步步爬上来的。至于被赋予了救济穷人、教育等职责的议会之外的委员会，其成员大部分是产业界和专业界的人士。简单地说，德国城市控制者与控制英国城市的商人很相像，虽然技术和管理背景更多些。[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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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的工人阶级居民对于资产阶级方式的市政商业心情非常复杂。城市当局和劳动群众之间多年积累下来的不信任，难以让当地大部分工人阶级不假思考地赞成城市新工程。对于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的多数城市居民来说，市政府是冷酷的、遥远的存在，正如哈米希·福拉瑟对格拉斯哥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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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是警察，在格拉斯哥这样的城市因为成员大部分是从高地招募来的，具有外来占领者的某些特征。地方政府是城镇法院负责判决醉酒闹事者、流浪者、迟迟不纳税者，签发驱逐房客的授权书等的法官。地方政府是在半夜和凌晨五点之间突击搜查违章房屋，徒劳地试图控制过分拥挤现象或者批评房客没有保持公共楼道和厕所卫生的卫生官员……地方政府是在拆迁了穷人房屋后的土地上新建的、漂亮气派的市政厅。地方政府是目光短浅的委员会，对穷人、需要帮助的人、病人的基本需要都吝啬地不管不顾。地方政府是喜欢打人的老师和学校当局监督旷课的官员，他们实施强制性的“义务”教育但非免费教育。城市当局的这些表现中，没有一样是能让工人阶级中的许多人感到亲切的。[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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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普遍的基本态度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添加了更多的不信任。和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生产资料的宏大工程相比，没收这里的水厂、那里的污水管只能让人觉得可怜，这是远远不够的。直到189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才放弃了对党员参加市议会选举的限制。接下来的十年，党内爆发了关于城市议题的激烈讨论，最终形成1904年的城市要求项目，但核心不是公共服务政治而是民主化和更平等的税收政策。社会党人一旦当选市议员就竭力推动传统的工会议题：为城市工人提供的模范工作条件、失业者的工作救助、劳动法庭对工人投诉的判决，以及对穷人更慷慨的救济等。[234]在法国，1896年的选举让社会党在150个城市议会占了多数，工人阶级社会主义的目标显得更近：失业救助、帮助罢工工人家庭的基金、工作中受伤的工人的安身之处、对穷人更慷慨和更少侮辱性的帮助、穷人孩子的学校午餐和日托等。这是合作的、社会家庭政治，而不是公共企业的政治。[235]在资产阶级的“市政商业”和工人阶级的“城市社会主义”之间横亘着期望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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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让城市拥有自己的基础设施，把商品甚至要求严格的服务向外扩张，这种想法在政治含义上千变万化，难怪阶级的界限有时候显得模糊不清。公共服务收归市营概念的可塑性和它这种企业思想内反商业化的态度，给予城市所有权主张广泛的吸引力，越过了本来壁垒分明的城市生活。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显示出了伦敦“进步主义”的意义，它在1890年代最高潮的时候，是北大西洋经济体中受到最密切关注的城市政治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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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后期欧洲最大的都市聚集区——伦敦从政治上说根本就不能算一个城市。在1889年之前没有任何有效的、城市范围的政府，公共权威被转移给分类烦琐、交互重叠的错综复杂的机构。伦敦的警察力量直接受中央政府内务部领导，街道和地方卫生的责任被交给地方教区委员会，大规模的公共工程是专门任命的市政工程委员会的职责范围。[236]伦敦的商业利益从公共权威的这种分散化中大捞利润。伦敦是英国最后一批把自来水供应收到手里的大城市之一，几乎比伯明翰晚了30年。在1889年，伦敦的主要公共服务如交通、煤气、水电都是私人公司在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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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英国议会授权成立伦敦第一个全市范围经过选举的管理机构“伦敦市政议会”（LCC），长期压抑的政治野心迅速浮上台面。议会的“进步”多数派是换了名字的自由党团体，进步议员中的一半以上是产业界和专业界人士。但是进步议员中还包括几位女性，到了1892年，还有一排由社会主义者和工人组成的激进的后座议员。劳工少数派领袖约翰·伯恩斯是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大罢工胜利的领导人，几年前闯入伦敦政治圈，在鲜艳的红旗下向失业工人群体慷慨陈词。尚处于新生阶段，在寻找项目和政治舞台的费边社1892年派了六人到市议会，包括锡德尼·韦伯。[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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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追随北方城市的市营公共事业的脚步，进步多数派很快投票要求把伦敦的自来水供应、煤气厂、电力供应、码头和公交车收归城市所有。为了模仿伯明翰的公司街，议会穿过国王大道（Kingsway）廉价商店和房屋区开辟了自己崭新的商业街。以前市政工程委员会拆除贫民窟的地方，是让私人建筑商和慈善住房协会重新盖房，而现在议会建造和出租了在战前欧洲最具创新风格的工人阶级房屋。为了人民的道德提升和进步，他们在城市工人阶级聚居区还建造了微型公园，配有音乐台并举办免费音乐会。在1907年一个季节就举行夏天音乐会1200场。它还投资贸易和技术教育，其成员负责检查从音乐厅歌曲到烟尘危害的所有内容。从来就没有放松对伦敦城市管理的英国议会阻碍了进步人士企图管理煤气、电力和码头的努力，并把自来水供应交给一个独立的公共机构。但是到了1905年已经有了市营的有轨电车运行在伦敦街道上，在泰晤士河上航行的有市营的蒸汽轮渡，上面写有伦敦市议会（LCC）的标志，没有人会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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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伯恩斯和劳工少数来说，伦敦市议会达到顶点的成就是组织自己的公共工程力量，绕过常常勾结起来竞标城市工程的小承包商的“包围”。伯恩斯选择1889年污水处理委员会的一个席位，理由是它比任何其他机构雇佣的城市工人都多。当做出规避建筑承包商的决定时，他认为这是“为集体主义做的最大贡献”。有三千多人在城市建筑领域工作，伯恩斯的观点决不是毫无根据的，加上一帮文秘、监督者、运输工人、学校教师等，伦敦市议会俨然成为世纪之交该市最大的雇主。[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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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斯推动劳动标准，费边社则把市营服务业的概念推广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领域。他们一个又一个添加需要市营的服务项目名单：市营的面包店和屠宰场，市营的防火保险，牛奶配送、市场、医院以及酒类贸易彻底收归城市所有。[239]围绕市政商业的可能性，伦敦市议会积极分子编织了乌托邦氛围。锡德尼·韦伯谈论公交车和公共图书馆一样免费；约翰·伯恩斯建议码头作为巨大的工人集体，用市营服装厂把所有血汗工厂赶出去；激进分子暗示要扩大市营企业的范围，从城市向外延伸直到全国经济都社会化。城市所有权这一顶拥挤的政治帐篷确实变得非常宽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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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市政商业”思想不可能无限制地激进化而不遭遇越来越强大的敌对势力。到了1900年，经过十年伦敦进步运动后，反对者开始找到保守派组织反击的手段。反城市所有化的叛乱表现出多种组织形式（财产所有者保护协会、保护中产阶级联盟、保护自由和财产同盟等），拥有雄厚的资金支持，其中大量资金来自商业电力服务公司。这些团体一起开始推动议会1900年和1903年对市政商业的调查。他们抓住“城市社会主义”言论中的任何漏洞，警告指出飞涨的税率和英国城市的债务水平，尽最大努力拉拢小业主和中产阶级纳税人脱离市政商业的同盟。[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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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是保守派的一张牌。1907年保守党选举海报上的城市社会主义者宣称：“纳税人！我们要的是你的钱。”漫画中的人向公众伸出工人阶级短而粗的手指，他胡子拉碴、帽子歪戴着，正是保守派眼中以工人为基础敲诈中产阶级的政治形象。锡德尼·韦伯多年前就讽刺过保守派的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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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主义者城市议员将走在市营人行道上，走在由市营煤气照明，用市营的水、用市营扫帚打扫干净的街道上，看到市营市场上的市营钟表，发现去接市营学校上学的孩子还有点早（学校附近是郡疯人院和市营医院），将使用全国电报系统告诉他们不要穿过市营公园，要通过市营有轨电车来市营阅览室见他。阅览室在市营的画廊、博物馆和图书馆旁边，他要在那里查阅一些全国性的出版物，准备他在市政厅的演讲。他会说：“先生，让社会主义见鬼吧，不要用荒诞愚蠢的言论浪费讲究现实的人的时间。自助，先生，个人的自助才是让我们的城市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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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市政商业的敌人打破了进步人士对伦敦市议会的控制。保守党继任者大张声势地废除了直接的公共建设工程，把承包商请回来竞标城建工程，卖掉了蒸汽轮渡。[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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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多数行政革命一样，城市服务业的革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伦敦公共和私人服务的并存一直持续，直到1940年代该市的煤气厂才最终归公众所有。城市供应的政治总是力量对比很接近。但尽管有这些争议和反复，城市服务供应还是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80%以上的自来水、约60%的电力、37%的煤气是城市所有，80%的公交车运行在市营轨道上。在德国，公共服务业市营的趋势同样清楚无误。在1908年和1909年，市政商业的争议在美国处于最激烈的时候，弗里德里克·豪威调查了德国和英国50个大城市的公共服务业的市营程度。[242]有些声称拥有煤气和电厂的城市生产能源只是为了街道照明或者公交车，有些城市拥有自己的公交车系统但出租给私人运营商。虽然如此，调查结果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具体数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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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投资公共工程，都市产业阶级进步人士促成了城市和私有企业之间界线的重大转变。他们为世纪之交的城市建立了一套新的集体任务，从最初关心公共健康开始，挑战了明确的限制。在“福利国家”还只是民族国家上空的云彩之前很久，他们就开始精心策划地方管理的公共服务和社会定价的商品之网络了。他们已经进行了跨越阶级的同盟试验，不管带有多少迟疑与试探性。对于美国进步人士来说，他们的工作不可能不是榜样和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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