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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 “几乎熔化”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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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临时措施永久化，要在和平中实现战时的集体主义精神和机构：这些是战争时期紧急措施给大西洋两岸进步人士提出的挑战。很快围绕这些企图而形成的词就是“重建”。它最初来自法国对受到战争破坏的东北部重建的讨论，很快成为战后规划的笼统说法。当英国战时政府在1916年春组织委员会预测战后问题时，一开始就用了“重建委员会”的名称。在英国，重建野心很快影响到国内政治辩论的每个角落，后来迅速跨越大西洋来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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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政治和士气在重建讨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比利时战争罪行故事开始失去在1914年和1915年发挥的影响力，随着军队陷入一场没有明显结果的冲突中，随着人们对于战争越来越多的厌倦，劳工运动开始捡起协商和平的呼吁，劳合·乔治政治许诺的核心就是战争不仅要赢得胜利，而且要进行战后胜利者的改造。在战争的最后几年，为普通英国士兵和军需工人建立更加美好的世界，这个姿态开始成为支撑公众士气不可缺少的手段。“毫无疑问的是，现在的战争……为本国工业和社会条件的重建提供了机会，这几乎是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1917年3月劳合·乔治以经过精心设计的夸张语气对工党代表团说：“整个社会几乎熔化了，只要你坚定和果敢地行动，就可以给这熔融物质打上几乎任何印记。”[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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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战争最后几年出现的重建运动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在官方部门，另一个在普通劳工阶层。前者的工具是1917年夏天成立的重建部，其任务（正如内阁指出的）不是“重建战争前的社会，而是根据战争期间的社会经济条件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该委员会集中了大量进步人士：贝特丽丝·韦伯、惠特利（工厂劳资联合委员会项目）、西伯姆·朗特里（军需部福利局主任）、阿尔弗雷德·齐默恩、帕特里克·格迪斯、雷蒙德·昂温以及研究德国的专家威廉·道森。他们一起积极推动把战争的社会和经济教训运用到战后和平中来。劳工关系专家敦促紧急情况下成立的“劳资联合委员会”制度化，完全展开成为永久咨询机构，从生产第一线开始一直上升到高层的联合经济委员会，以便维持“战争建立起来的阶级合作”。贝特丽丝·韦伯自1909年以来就一直推动建立崭新的公共健康部代替济贫法。花园城市团体敦促战时住房项目扩展到和平时期国家资助的大规模住房项目。劳改营鼓吹者和社会保险专家则担心战后失业问题。经济学家把专业知识用于逐渐从动员和控制中解放出来，以便慢慢适应和平时期的经济调适过程。威廉·道森总结了专家重建辩论的教训，运用可以追溯到1880年代德国课堂中的术语说，首先需要防止的是返回到致命的困境——“自由放任通行证”（laisser faire,laisser passer）。这不是英国进步人士带入战争的议题的总结，但是联系的纽带毫无疑问是存在的。[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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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英国劳工领域，1917年到1919年的重建讨论是在战争期间明显断裂的经验下进行的。工作规则的紧急削弱、技术工人让位给新手造成的技术“稀释”、战争中的投机倒把、生活费用的急剧上涨、战争政府对工会领袖的笼络等——所有这些因素都破坏了战争初期的爱国热情，导致1917年愤怒的自发罢工大爆发。第二年参加罢工的人数更多，到了1919年，罢工浪潮已席卷整个大西洋经济体各国，罢工人数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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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不仅动员了英国的劳工阶级，而且让他们更加激进。在战前关于社会政治的辩论中，劳工组织扮演一个遥远和模糊的角色，因为担心工会核心议题遭到淡化而削弱自己存在的理由，对国家措施充满疑虑。与一系列撤消工会罢工权和纠察权的法院决定相对抗的英国工党本身，1914年也仍然和工会联盟没有多大差别。现在，由于战争将经济和社会关系政治化，工会的政治野心像个大气球迅速膨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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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劳工的转变部分集中在国际事务领域。到了1917年底，因为对取得太少胜利和造成明显不平等的牺牲的战争感到幻灭，工党迅速转向劳工作为权力经纪人进行和平谈判的路线。俄国工人苏维埃把国家权力抓在手中的报道是强烈的催化剂，不过最终还是战争集体主义本身决定了劳工运动的新方向。英国战争经验模糊了曾竭力维护的经济和政治间的界限，把市场吸收到名义上民主的国家控制下，在所有权旧结构下悄悄出现了联合的甚至民主控制的潜在机构，英国战争经验勾勒出的世界和发生在俄国的情况几乎一样新鲜。在1918—1919年爆发了众多有关工资和劳动时间的传统冲突，频繁得让劳工关系专家来不及去平息；与此相伴，工业控制的新兴重要性不容忽视。劳工聚会时提出来的越来越急切的问题不仅是如何维持战争对资本特权的部分废除，而是如何把工业企业本身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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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于达到该目标应该使用的手段还没有共识，只隐约感到有巨大的可能性悬在一个不稳定的政治时刻。在劳工会议上，鼓吹十多种不同形式的工人控制权的人在招募支持者。矿业工人认为矿山应该永久收归国有，正如矿工协会秘书想象的，由工人和技术专家组成的联合委员会来管理。铁路工人在谈论彻底挤走战前管理者，由工人代表和公众组成的委员会实行控制。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柯尔梦想“战胜国家（dishing the state）”，在废墟上建设以生产为基础的经济民主。工会管事中激进分子在讨论建立英国苏维埃的问题。[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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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的众多乌托邦景象让工党着迷。工党1918年初期的著名重建文件《工党和新社会秩序》决不是美国进步人士认为的基础文本。它的两位主要作者在战争大部分过程中都是处于工党边缘的人物，拉姆齐·麦克唐纳由于宣传战争和平主义而陷入孤立，锡德尼·韦伯因为从不掩饰对工党领导层迟钝表现的蔑视而自我边缘化。但是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来说，《工党和新社会秩序》鼓舞人心的语言和魔力让它与官方重建文件区分开来。它宣称从前古老的、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已经死亡——以此为基础的整个“文明”都已经死亡，这是战争的牺牲品。没有任何形式的“修补”工作能够让它复生。取而代之，工党认为要建立“一个新社会秩序，不是建立在斗争而是建立在兄弟情谊上；不是建立在争夺生活条件的竞争上，而是建立在精心设计的生产和分配的合作上，不管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的参与者都能获得利益”。[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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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社会秩序的四大“支柱”中，两个是典型的韦伯式观点：一是对资本的一次性巨额“征税”以便普通百姓免受战争成本的伤害；一是“普遍性的国家最低保障”，这是韦伯夫妇喜欢的词汇，指国家保障的就业、工资、医疗和工作条件等标准。第三个支柱是从前激进分子的分享财富口号：“剩余价值用于公共利益。”最后一个支柱是一线工作的工人中产生的说法：“工业的民主控制”，具体的主张是对英国的铁路、矿山、电力供应的国有化，更笼统的说法是“不光有经济上还有政治上的最广泛的参与权，这正是民主的特征”。韦伯和麦克唐纳承诺，这种新社会秩序将不再像从前一样建立在狭隘的“阶级”利益基础上，而是一个为了“共同利益”的“共同的家园”，是“所有领域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的家”。[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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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党在1918年6月实际采用的重建计划已简化为具体方案，看起来更像一个委员会拼凑起来的配件组合，而不是“家园”或者“社会秩序”。比喻被剪掉了。韦伯谈论的普遍最低保障太容易让代表们想起济贫院，因而被抛到一边，取而代之的是更传统的工资和工作时间等政纲。但是政党纲领也保证说劳工决不会满足于战后的“修补工作”。[575]至于说政党承诺的“体力和脑力劳动”相结合，该党采用的方式是不仅欢迎其所属工会和游说团而且欢迎个人加入。由于战争使得立场更激进，消费者合作社也迅速加入事实上的劳工联盟中。[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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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把经济组织起来和政治化的所有这些方面，战争让工人阶级振奋起来，用远比劳合·乔治愿意接受的熔融程度更高的战后重建前景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当激进的美国记者玛丽·希顿·沃尔斯1918年11月来到英国后，她感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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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是伦敦工人委员会还是妇女工人联盟，关于新英国的讨论总是伴随着你。你一刻也无法摆脱这些讨论。它们在英国社会上下流动，通过工厂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进入工人阶级的家庭，从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到工会、女性合作社基尔特，再到威尔士矿工学校。到处都群情激动，到处都存在着对新世界的热烈需求。[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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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9年接踵而来的不可避免的抱负冲突中，罢工主导了节奏。英国政府精心制订的缓慢复员计划就是要巧妙配合工人与工作，避免造成重建部那些计划者担心的高失业率，但是因为1月的士兵大游行而失败。2月煤矿停业的威胁只是因为成立了特别调查委员会才得以解除，这个委员会的一半成员由矿主任命，另外一半（锡德尼·韦伯和R.H.托尼是成员）由矿工协会任命。那年春天该委员会进行了关于私人所有和永久国有化二者相对优越性的公共听证会，双方都有一连串证人出席公开辩论。一个同样前所未有的姿态是在2月召集的全国工业会议，参加者有包括企业界、劳工界、政府代表在内的六百多人——在有些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看来，简直就是胚胎中的经济议会。这是要制订出战后工业社会契约的条款。[578]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阻止罢工的进一步加剧和工会组织的日益壮大（单单1919年就有将近一百五十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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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联合压力下，政府转向更多的奖励政治。在现有的失业保险项目上添加了一个紧急失业补助法案，让士兵能度过复员后最初的困难阶段。政府还答应给予那些愿意耕种的返乡士兵以帝国的土地。最重要的是，消灭贫民窟、建造体面住房跃居战后重建议题的前沿，而且采用慷慨的经济资助来推动，这种慷慨（就像失业补助一样）后来让政府计划者感到后悔。劳合·乔治公开谈论房屋问题——“适合英雄们”居住的房屋，有花园、澡堂，甚至客厅。但在私下里他谈论的是革命，他敦促内阁说，即使住房计划“将花费上亿英镑，但这和国家的稳定比起来算得了什么？”[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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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因为战争而收归国有的企业是更棘手的问题。劳工竭力要永久国有化，商人要求立刻恢复到战前状态，政府决策者意见不一致，犹豫不决。1920年初，重建委员会前任成员阿瑟·格林伍德仍然认为煤炭和酒类买卖的国有化是迫切的问题，铁路、航运和银行也距此不远。[580]但是往另外方向推动的力量更强大：劳合·乔治已经开始精心策划并运用手腕来操纵的恐布尔什维克主义心理、民意调查中的保守派偏向，以及投资者和商人把工业带入预期中的战后激烈国际竞争的渴望。政府驳回了煤炭委员会勉强通过的国有化决议，相反提出了按区域重组煤矿公司的主张，公司董事会中设置工会代表。铁路行业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渐渐地，其他战争经济控制也被拆除了。主要的战争经济部门，与战争时期相比已经仅有外壳，也在1921年彻底解散。工业委员会计划者希望建立的永久性劳资委员会在1921年因为工会的退缩而破灭。[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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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矿工们最终在1921年正式罢工，经济陷入衰退，雇主降低工资和裁减人员时，再要改变事态已经来不及了。战争的乌托邦情绪，正如威廉·道森曾经说的，进入“崭新时代”的浓烈意识和把战争集体主义材料建成“新社会秩序”的热情被消耗殆尽。新首相斯坦利·鲍德温宣布“本届政府不会试图去控制国家的工业”。[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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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是条高低不平的道路，尽管鲍德温口口声声说恢复，英国的社会政治已经被永久地改变了。1920年的紧急失业救助将成为战后英国的主要特征一直延续到19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战时住房项目也维持下来（尽管有保守派周期性的停工），公共的、工人阶级“委员会”房屋缓慢扩展为英国新特征。也很重要的是，战时劳工政治的改变也维持下来了，不仅有导致1926年大罢工的积蓄的愤怒，而且更重要的是，战争克服了劳工长期以来对做好事政府的怀疑，让工党进入英国社会政治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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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细节来自英国，但是归根结底趋势是普遍的。不管在社会民主党意外继承了他们长期不信任的政府的德国，还是在仍然处于政府管理权力边缘的法国，社会民主和进步政治之间的界限因为战争而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整个欧洲，劳工政治现在非常活跃，不仅在谈论工人委员会和联合控制，而且在谈论社会保险、住房、规划、经济管理等——所有“资本家”的社会政治议题；从前的正统社会主义者与这些议题是保持距离的。在这方面，战时紧急经济集体主义实验、社会和平的脆弱结构、热烈讨论的重建计划，甚至1919年破灭的乌托邦，都有持久和深远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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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西洋经济体西边，战争结束后希望的兴起与破灭也同样发生了。在美国像在欧洲一样，战争期间出现的重建抱负撞到了更加激进的劳工运动，撞到了渴望尽快让国家工业恢复到战前“正常”状态的雇主。虽然具体情况在美国，但是背景、意识、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国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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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海外模范是英国。战争期间和战后的德国被隐藏在宣传迷雾之下，有关法国的报道主要集中在军事方面，但美国进步人士对英国重建的消息特别感兴趣。《调查》在搞到英国重建部的报告要点后马上发表。惠特利会议成立各种形式劳资联合委员会的建议引起美国人的广泛注意，因为它正好和不断强化的劳工调节机制的需要相吻合，也和把战争中的民主理想引入工业这种旨在提振士气的模糊言论相吻合。《新共和》在1917年秋天请人描述英国计划，指出了惠特利观点与国内以“难以抑制的敌意”为特征的劳工关系的对比。编辑忍不住补充说：“人家已远远跑在美国的前面。”到了1918年底，随着美国战争工业中成立的一百多个惠特利式工厂委员会，战争劳工仲裁者在缩小差距方面做出很大贡献。[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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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英国重建计划中，《劳工和新社会秩序》在美国引起的反响最大。《新共和》称赞它“可以说是由负责任的政党提出的最成熟的、精心设计的项目”，开辟专刊全文转载。《调查》因为错过了1918年2月的机会，在8月全文刊登了工党的重建计划。矿工联合会杂志转载了《劳工和新社会秩序》，加利福尼亚州劳工联合会在1918年秋天的决议中引用了大量内容。在白宫，威尔逊总统的秘书约瑟夫·塔马尔蒂确保总统能看到这本书。当威尔逊开始在春天的演讲中插入即将来临的“政治经济重建”内容时，塔马尔蒂敦促他再大胆一点。加利福尼亚进步人士麦耶·李斯纳写到，西奥多·罗斯福称之为“多年来出版的最激动人心、最有启发性的政治文章”。《新政治家》的结论是：“《劳工和新社会秩序》到来后，至少在东部和中西部各州，似乎很少有俱乐部、协会、大学、教堂或者论坛不受到影响，来询问英国劳工组织到底在想什么，计划做什么”。虽然有自我吹嘘的一面，但这样的说法确实有点道理。[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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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美国进步人士从英国战时宣言的干草垛中单单挑出《劳工和新社会秩序》大加赞扬，并寄予太多自己的希望呢？这确实不是很容易解释的问题。该文件公然支持社会主义项目，发誓“消灭”控制工业的私人资本家，支持将大部分工业国有化，它在美国进步人士圈子里决不是可利用的资产。赫伯特·克罗利在创办《新共和》之初就曾经保证该刊物的思想“激进，但不是社会主义者”。凯洛格的睦邻中心和社会工作人员读者并非标准政治意义上的激进分子。那些对《劳工和新社会秩序》不以为然的人中有西奥多·罗斯福，他对李斯纳抱怨说“其中5—10%的内容纯粹是共产主义货色”，让它受到玷污，就像一滴污水污染了清泉。《新共和》担心“美国进步思想的胆怯和兴趣淡漠”将阻碍人们接受宣言的真正意义，这种担心确实有道理。[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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