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3280485e+09
1703280485 更关键的因素是，停战后十二个月出现了一系列的罢工，其激烈程度比美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罢工都要厉害。工业界地动山摇的战场出现在煤炭、纺织、服装、航运、钢铁等领域，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把战争期间管理者给予的紧急优惠常态化、把战时紧急状态的代表体制变成工会明确的谈判权。总之，1919年走上街头罢工的人数达到四百万。20世纪只有另外一个年份罢工人数超过这次，那是在1946年。
1703280486
1703280487 面对同样的力量劳合·乔治采用承诺、恐吓、操纵等手段，而威尔逊政府直到1919年秋天，即将近一年的罢工风潮后才开始修补遭到破坏的社会和平。在钢铁行业即将罢工的时刻，政府召开特别工业会议，这显然是英国2月份劳工关系会议的翻版。有大约60家雇主、美国劳工联合会任命的工会代表、政府选择的公众代表在10月初齐聚华盛顿特区参加会议。威尔逊没有为会议确定议程，他认为战争时期那种利益合作关系会很自然地再次建立起来。英国会议持续了两年半时间，而美国会议两个星期后就不欢而散。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试图抓住战争期间得到的临时优惠，坚持以工会为基础的集体谈判原则；而雇主则非常固执地要求保留与他们愿意承认的任何工人代表谈判的权利。“公众”代表提出惠特利主义的某种形式，这些代表中有很多福利资本家。英国工会和雇主在19世纪末期逐渐清晰化的协商和谈判的共同基础在美国却不见踪影。一切都归结到工会在和平时期经济谈判桌上的地位，矛盾全面爆发。[598]
1703280488
1703280489 因陷入死胡同，工会愤而离开。“公众”代表组成的第二场会议匆忙召开，捡起某些议题，提出了成立类似于1919年《英国劳资法庭法》的劳资纠纷协调委员会机制。[599]但是到这时候，煤矿工人已经参加到钢铁工人的罢工中来了。威尔逊政府重新恢复了曾迫切希望拆除的战时煤矿管理机构，采取不亚于战前法院最大力度的强制令镇压煤矿罢工。战争期间的强制性法律机器被严厉地用来对付外国劳工激进分子。在情绪重新极端化的情况下，从欧洲借来的处理紧急状况的公共劳工协调机制陷入崩溃。1920年成立的处理工资和工作条件的铁路劳工委员会三方会议一年后解体，因为资本方和公众方的代表联合起来要废止铁路工人的工会协议。美国在劳工仲裁机制方面受到最广泛关注的创新——“堪萨斯劳资关系法庭”发动了（作者声称）和外国原则“完全不同”的行动，开始宣称在任何情况下，州中所有基础工业领域的罢工、抵制、纠察、停工等都属违法。[600]
1703280490
1703280491 由于有效的公共协调机制破产，主动权重新落到雇主身上。即使在工业会议失败之前，他们就开始准备好新的“自由雇佣”（open shop）动议要限制战争期间的工会扩大。惠特利主义的卓越地位（去除了惠特利委员会在英国与劳工组织的关系）、“工业民主”的言辞，都被适当修改以符合公司控制的雇员代表体制那种“美国计划”。在雇主的反攻下，钢铁领域的战时组织崩溃，国有化运动在煤矿领域也渐渐削弱。铁路工会面对国会要剥夺其罢工权利的法案时也被迫从普拉姆计划的高地退却。到了1923年，在雇主反攻和1920年底就已经非常严重的战后经济衰退的联合压力下，工会会员已经从战后最高峰下降了几乎三分之一。[601]
1703280492
1703280493 最后，“红色恐怖”也给倒退潮流推波助澜，在美国表现得特别强烈。就像从1917年到1920年革命思想在世界范围有传染性一样，人们对它的恐惧性反应也是如此。劳合·乔治在1919年末期就开始利用人们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恐惧，大肆宣扬“一小撮但是非常活跃的人不知疲倦地、阴险地利用我国劳工组织的力量达到颠覆国家的目的”。到了1920年底，由于酝酿的全面罢工威胁，劳合·乔治从议会得到范围广泛的紧急状态处置权——当1926年全面罢工的威胁变成现实时，它给了政府所需要的镇压工人的权力。[602]
1703280494
1703280495 美国在北大西洋经济体西边，人们或许料想它比西欧和中欧遭受革命的冲击要小得多，但是由于移民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美国政治实际上受到的冲击更大。作为保守派政治焦虑的“引雷针”而言，就连最赤色的苏格兰机器工人都比不上移民工人。在1919年突然爆发的反对外国人、反对激进思想的情绪中，非常明显地借用外国经验的进步项目突然陷于非常易受攻击的地位。纽约州立法机构调查煽动性活动的委员会给《调查》、《国家》、激进工会以及睦邻中心支持者等贴上“和平主义者、失败主义者组织”等标签。《纽约时报》攻击普拉姆计划是“通向列宁和托洛茨基原则的一大步”。沃尔特·李普曼在1919年11月愤怒地写道：“在这时候，在内政问题上站在1912年西奥多·罗斯福的立场的人，在外交上站在威尔逊第一次到巴黎时的立场的人，以及在宽容原则上站在约翰·弥尔顿两个半世纪前的立场的人，现在肯定、绝对要被指责为和平主义者、亲德分子或者布尔什维克分子。”[603]
1703280496
1703280497 强大的利益团体已经表示反对的健康保险成为最明显的牺牲品之一。在战争刚一开始的时候，健康保险的鼓吹者已经迅速把援引的先例从德国转变为盟友英国，以避免被指控为“大普鲁士主义”。但是这一姿态很少引起注意，“德国造”宣传上又添加了“布尔什维克主义”标签，健康保险被说成社会主义“国家医疗”形式。美国劳工立法协会在1921年还继续推动健康保险宣传，正如约翰·安德鲁斯指出的，徒劳地抗拒“在停战后兴起的极端反动的潮流”。鲁宾诺已经在1919年末放弃了斗争，到巴勒斯坦指导一个医疗使团去了。[604]
1703280498
1703280499 希望这么强烈，失败又这么干脆。早已存在的劳资关系模式的区别、布尔什维克主义牌的不同打法、不同的国家机构体制、高层领导的不同特征，都让美国的下坡路比英国陡急得多。但是在美国战争结束也并不标志着简单地返回原来状态。像消退的洪水中挟着泥巴和沙砾的旋涡，战争集体主义实验留下了一大堆残渣。1920年代劳工关系的标志——正式确定的公司代表计划，是直接的战争遗产。赫伯特·胡佛在战争期间参与开展国家推动的企业合作，他把这个经验变成1920年代共和党计划的核心。再后来，战争期间集体主义经济的经验在罗斯福新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战争集体主义乌托邦经过夸张的重建计划再到重大妥协后的残余影响，这整个轨迹是国际性的共同特征。即使那些一直坚持美国得到上帝垂青与众不同的人，也通过跨越大西洋的纽带卷入这个战后国际动态的旋涡中，就像卷入战争一样。
1703280500
1703280501 在战争的国际残余中需要考察的还有一个内容。1918年的一些美国进步人士觉得《劳工和新社会秩序》不仅仅是笼统的经济和社会重建计划。他们在“体力和脑力”劳动者的说法中看到了全新政党的宣言：一个用理想主义语言为大众利益代言的劳动党，其中有知识分子如韦伯、麦克唐纳发挥的空间；或者反过来说，一个得到工人阶级选民支持而强大的知识分子政党。《新共和》的编辑在转载《劳工和新社会秩序》的编者按中说：“美国自由派在近期一个不可回避的政治任务就是推动美国工人的组织工作，以便发挥可观的政治力量……在宪法争论项目上，观点越激进越好。”[605]
1703280502
1703280503 在某种程度上，脑力和体力劳动者的政治联姻想法对美国进步人士来说是新鲜的。在一系列的问题上，比如市营化斗争、工伤赔偿运动等，进步改革者和工会领袖都是在同一战壕里奋斗的战友。但这样的结盟并不容易，常受到阻碍，前者几乎不加掩饰地蔑视工会领袖狭隘的团体利益追求，工会领袖则觉得这些进步改革派更多关心的是社会和平（和他们自己倡导和平的专家仲裁者地位）而不是工人具体的物质利益。在这个意义上，战争标志着进步人士和工人阶级关系的试探性的、不彻底的改变，一种预示并帮助开辟后来新政道路的结盟机会。要通向这些新形式劳工和进步人士联盟的前景有许多道路可走，对于美国人来说，最宽广、最重要的是英国道路。
1703280504
1703280505 就像许多其他大西洋纽带一样，美国进步人士对于英国工党可用政治模式的发现不是整体上的，而是零零散散的。《新共和》在英国投稿者帮助下发现它，其中许多人就是在战争期间的压力下从自由党转变立场进入工党的。[606]相反，《国家》改变则是因为对战争的怀疑。《国家》老板和编辑奥斯瓦尔德·加里森·维拉德在战争初期并非经济上的激进派。他在1912年的选举中渴望寻找一位能够把美国带回格罗弗·克利夫兰道路的候选人。他甚至责怪战前的《调查》过分同情劳工。但是维拉德战争期间的和平主义使得《国家》与国家的审查之手激烈冲突，所以编辑部吸引了一帮激进主义者，也让维拉德和反战的英国左派有了接触。英国工党在对似乎无休止的战争感到不耐烦时，开始与国内反对战争的少数派修补关系，并在1917年12月发表了清晰的和平目标。这个事件给维拉德留下深刻印象。在停战后的几个星期，维拉德到英国考察，寻找英国工人阶级“人民的和平”的设计师拉姆齐·麦克唐纳（维拉德的政治“理想典范”）和“圣徒般”的乔治·兰斯伯里。到1919年，他已改变了战前对劳工的态度，渴望出现美国政治重新调整，以便能够促成知识分子和工人结合起来的民主力量，建立像英国那样的联盟。[607]
1703280506
1703280507 在进步编辑中，保罗·凯洛格是最接近于从源头感受到英国骚动的人。因为迫切想知道美国红十字会在法国的救助和社会工作情况，他在1917年夏天来到欧洲。和维拉德不同，凯洛格不是和平主义者；因担心外交政策分歧导致杂志订户的分裂，他在美国宣战后已经辞去在美国反战联盟的工作。但是毫无疑问，战争的残酷性让凯洛格情绪低落，他急于看到一些社会进步来充当这场灾难的补偿。在法国看到的景象让他震撼，迫切需要的是更鼓舞人心的劳动而不是红十字会的临时包扎性工作，他回忆说自己在欧洲时“特别孤独”。1918年1月他跨过海峡来到英国，参加了工党的诺丁汉会议，惊讶地发现战争目标的辩论让他着迷。凯洛格认为这里是带着普通英国工人口音的语言说出来的伍德罗·威尔逊理想主义，是威尔逊的民主和非帝国主义和平理想。他在那年春天写信给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说英国劳工运动“是当今欧洲最自由的力量，是与总统的自由国家领导权相平行的最可靠力量”。雷·斯坦纳德·贝克从同年在英国的切身经历中得出结论，用几乎同样的语调说，真正的威尔逊主义者不是在政府而在工人阶级中间，“今天的工党是英国公众生活中的精华”。[608]
1703280508
1703280509 《劳工和新社会秩序》刚开始并没有激励凯洛格。他相信其中的国有化政策要点已经脱离了草根劳工阶层的愿望：下放经济控制权并使其民主化。但是从这个起点，凯洛格很快转向对工党国内项目的深刻羡慕。他在1918年4月写到，英国劳工运动“既不同于传统的工会主义也不同于从前阶级意识强烈的社会主义”。这是“有机的”和“民主的”运动，旨在推动“战时共同体特征”同时又没有战争的标准化和侵犯个人自由。[609]
1703280510
1703280511 凯洛格对英国劳工运动的崇拜日益强烈还受到阿瑟·格里森的鼓励，此人1918年初期带领他在英国游览，最后成为《调查》联络英国劳工运动的特使。格里森是时代提供的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战争能引发怎样的狂热情绪，当战争政府不能回应它的时候，这种激情就迅速转移到劳工运动上。格里森这个从耶鲁大学毕业来到纽约杂志社写漂亮“散文诗”的文静、深刻、充满理想主义的记者，在1914年战争爆发时，他正在英国创作一系列英国生活的文学速写。他作为救护队志愿者奔赴前线，很快参加到同盟国战争事业中。他在英国官方的暴行调查委员会对德国战争罪行作证，在美国杂志上敲响战鼓；当第一批美国士兵最终来到欧洲时，他为他们讲战争目标。他在1917年纽约的《论坛报》上连载的《英伦三岛》一书是对英国因为战争而振奋起来的经济和社会的热情描述，目的就是激发国内进步人士介入战事的热情。[610]
1703280512
1703280513 正如格里森在1917年初期看到的，工党在英国战争社会化场面中是靠边的。“说建设性思考是劳工的贡献是一种恭维，但这不是事实。”他喜欢把劳工运动的风波比作“毫无防备的可怜人遭受潮汐巨浪的打击后手足无措”。其领袖没有建设性远景也没有综合性重建计划，普通工人“没有教育”、“缺乏想象力”。格里森在1917年初期通过西伯姆·朗特里和福利工业家初次接触劳工问题，他的政治英雄是重建委员会的阿尔弗雷德·齐默恩和《圆桌会议》圈子里的社会帝国主义者。从这个角度看，英国劳工似乎很难把问题想出什么结果来。[611]
1703280514
1703280515 但是到了凯洛格1918年初期到达英国时，格里森的理想主义正迅速转移到英国劳工运动上面，政治抱负的变化将使他深深投入到实现工人控制的运动中。1917年底英国工党从专注于工会事务的状态中苏醒，改造成了真正的政党而不再仅仅是工会联盟的政治委员会，加上它从陷入战争机制困境的政府中挪用民主口号的做法，都帮助格里森进入工党的轨道。在战争政府的权力胃口不断膨胀的时刻，工党下放控制权并使其社会化的目标在格里森看来是了不起的清晰思想。
1703280516
1703280517 作为《调查》的英国社会政治特约通讯员，格里森根据新材料写成了第二本书《英国劳工和战争》，合著者还有保罗·凯洛格。这是两人思想的结合：凯洛格渴望民主的、人民的和平，格里森对工业民主的兴趣日益强烈。[612]到了1919年初，格里森口袋里塞着《调查》的薪水再次返回英国，作为该杂志的记者要报道正在创造的新世界。他再次寻访朗特里，忠实地发回一篇关于惠特利委员会的文章，但是他相信真正的新闻在工会管事的运动、矿工的国有化运动、争取劳工控制的新兴力量。他给凯洛格写信说“政府在住房、土地垦殖、海外移民、教育等方面的活动比不了”劳工的草根动荡，“因为它们是项目和计划，不是人的运动”。即使锡德尼·韦伯也不清楚这个潮流在往什么方向前进，虽然他梦想由没有利益纠葛的公共管理者来分配有效组织起来的权力。[613]
1703280518
1703280519 到了1919年中期，格里森肯定历史的潮流是在朝向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运动，以煤矿和工厂为中心的不成熟的、本能的、“没有哲学的革命”。“白厅官僚机构的权力受到地方政府的削弱，就像国家社会主义在工人控制下得到缓和一样。随着执行权的扩张，就需要权力下放，这是英国式的平衡策略……一步一步、零敲碎打、鸡毛蒜皮但切实可行。没有整洁的法国定论、没有教条主义的哲学、没有德国中央集权的机器”，也没有美国的“歇斯底里”。他再次描述自己意识到的潮流：“功能代表、产业工会主义、生产者参与控制、多元化的统治权……最近劳工的激情和动力全都在里面。”[614]
1703280520
1703280521 在1919年中期的动荡日月中，格里森把所有这些东西发回《调查》办公室。在传统社会工作人士的强大压力下，凯洛格大肆删减格里森的文章，虽然总是道歉。针对格里森建议的让《调查》和《新共和》合作在美国建立英国劳工运动永久出版渠道，凯洛格只是敷衍应付。但是实际上，到1918年底，两人已经把《调查》拉入到自下而上形成的“新英国”毫不掩饰的同盟中。
1703280522
1703280523 维拉德、凯洛格、格里森等美国人对英国劳工运动情有独钟，部分原因是他们能看到在国内很难看到的东西：工人阶级有充满理想的心灵和善于思考的头脑；而美国的工人大部分是长着奇怪面孔，操怪异口音的外国移民。考虑到塞缪尔·冈珀斯强烈谴责干涉劳工运动的“知识分子”，考虑到冈珀斯因为社会保险与美国劳工联合会结下的怨恨，或者考虑到进步人士认为劳工坚持要把在工会随波逐流作为获得劳工部任命的主要标准，《劳工和社会新秩序》能够公开邀请体力和脑力劳动者携手这一点本身就让人振奋。
1703280524
1703280525 美国人急于找到迹象表明劳工运动不仅自己思考而且愿意接受别人的思想，他们费尽心机寻找英国工人阶级知性主义的每一条证据。工党的费边社纽带，像麦克唐纳和兰斯伯里等著名的记者在党内的领袖地位，煤矿工人选择牛津大学教授作为他们在煤炭委员会的代表，以及纯粹的“脑力劳动者”如锡德尼·韦伯和G.D.H.柯尔能加入工人运动核心领导圈等，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1703280526
1703280527 因为同样的冲动，他们迫切地抓住劳工运动的教育臂膀“工人教育协会”。雷·斯坦纳德·贝克在结识了创立该协会的合作社人员阿尔伯特·曼斯布里奇后，迫切想把他带回美国。曼斯布里奇的牛津老师和盟友（资深人士包括阿尔弗雷德·齐默恩、柯尔、托尼）、公共基金、渴望思想文化的技术工人，一起集中起来进行为期一年的经济和劳工问题学习。在许多美国进步人士看来，这代表了美国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紧张和相互不信任的关系中所欠缺的东西。美国人对英国劳工运动的表述在1918年后总是把它说成建立在四根支柱上的房子：工会、议会中的工党、合作社运动、工人教育运动。虽然任何讲究实际的统计都可能把最后一根支柱看作牙签一样的小玩意儿，如果和其他支柱相比的话。贝克写到“工人和学者的结合”是在战时英国最激动人心的事情。格里森在1919年冬天要在工人教育协会更激进的竞争对手——劳工学院开设两门课。[615]
1703280528
1703280529 当然，他们在谈论英国的时候心中想的是美国问题。话题可能是英国劳工，但是核心文本是冈珀斯、威尔逊以及美国进步政治的未来。在这个上下文中，确定英国劳工政治的意义的斗争只能在国内引起政治裂痕。凯洛格1918年春天刚刚从英国返回，冈珀斯就向他提出挑战，要在强烈支持战争的全国公民联盟听众面前与他举行公开辩论。威廉·英格利希·沃林为支持战争的少数社会主义者辩护，污蔑凯洛格的报告是“亲德国的和平主义宣传”。在商人听众的欢呼和喝彩声中，冈珀斯严厉抨击“爱管闲事的知识分子”，这个《调查》、《新共和》、锡德尼·韦伯联合体，以为他们比美国工人自己还清楚工人需要得到什么。[616]
1703280530
1703280531 冈珀斯和沃林已经在努力工作，要按照自己单纯的工会主义和直截了当的战争爱国主义重新塑造英国的劳工运动——恰好和凯洛格、贝克、格里森的目标相对立。冈珀斯实际上已经从英国工会大会的边缘挑选了做这个工作的人：“全国总工会”的威廉·阿普尔顿，他是相信男子汉自助的反社会主义者，这一点和冈珀斯本人非常像。威尔逊政府迫切想阻止协商和平的言论传播，1918年春天派遣美国劳工联合会领袖代表团试图鼓起英国和法国拥有类似思想的工会主义者的战争决心。在7月份，政府为沃林的支持战争的社会主义者同行提供资金去游说海外社会主义领导人。在9月份，一个包括冈珀斯本人在内的代表团前往伦敦参加同盟国劳工大会。《劳工领袖》报道，冈珀斯站在大厅中央，头上戴着帽子，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卷，准备好单枪匹马地迎战对社会主义或者中欧劳工运动的任何妥协。贝特丽丝·韦伯写到，美国劳工联合会代表团“坚决主张、一再主张说，至少自从他们参加战争后，战争是在民主和无私一方与独裁和贪婪权力一方之间进行的。不管什么时候有人提出争议，美国人就重复他们的信条——语速更慢，声音更大，时间更长”。[617]
1703280532
1703280533 有关英国劳工政治的斗争是要争夺谁来控制和谁来代表工会运动的问题。它恰恰产生于冈珀斯的教条和凯洛格、格里森等人之感受的对比，后者感到英国1918年和1919年兴起了流动性更强、更分散化的、“有机的”劳工运动。不是所有在1918年或1919年自称进步人士的美国人都站在英国路线的劳工联盟一边。那些认为赢得战争胜利比国内民主重建等异想天开的空谈更重要的人，以及认为对阶级利益的任何妥协都破坏了无阶级的公众共同利益的人，还是对英国路线无动于衷。要不是战争的破坏和工人动乱，要不是战争国家膨胀的领域内每个经济和工业关系的暂时政治化，使得那些关系面临意料之外的严峻民主考验，大西洋对岸的情形很可能引不起美国进步人士的兴趣。但是在那个时刻，英国成为美国进步人士的桥梁，有些人通过它开始从中产阶级专长和影响力的政治转向像劳工一样广泛的民主社会政治同盟。
1703280534
[ 上一页 ]  [ :1.70328048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