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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16 农村的社会模式是根本模式。要改造它成为“社会性更强”的形式，要给它注入更多“集体性社会行动”的内容，就等于抓住了国家的核心历史模版。土地的社会模式是一切下面的基础。为此，农民的口号表现出独特的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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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18 农业进步人士改革群体的所有机构中，在大西洋进步纽带中发展势头最强劲的是合作社。1930年代的大萧条中，合作社就成为关于农村重建辩论的固定话题。在拥护者眼中，合作社是重新构建生产关系的手段、购销的新模式、道德和经济价值重建的模版。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合作是公司资本主义的孪生兄弟、影子和进步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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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20 从历史上说，合作社、投资公司、工会实际上有非常重要的共性。所有三者都是法律上和制度上的尝试，要超越私有的、独占的个人主义体制。所有三者都是把众多的小资源组合成更大的集体力量。公司形式的天才在于其高超的聚集和扩张能力：从长远看，工会的天才在于其阻挠和提要求的能力：合作社的天才（同时也是其弱点）在于创业和民主理想的结合——从当时经济和政治科学的正统观点看，那样是应该很难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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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22 合作社的第一批宣传家是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正是他们在1820年代、1830年代的法国和英国宣传手艺人可以团结起来抛弃老板，重新获得自己劳动力的价值：消费者可以团结起来赶走投机商和放债人：可以从自私自利的经济剥削中再造世界，形成“真正的、社会商业新体制”。但是合作社更清醒和持久的机构模式是后宪章主义英国工人阶级创造的。现代合作商店首先出现在1840年代英国洛奇代尔的手工纺织工人中，它们从成员手中筹集资本，按合理的价格将商品卖给成员，再以分红的形式给成员分配利润，根据成员表现出来的集体意志做生意。[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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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24 合作商店是自成一统的公司，实际上是集投资者、消费者、管理者为一个共同体。从政治上说，合作协会是小规模的简单民主。在根据资本份额组织起来的公司中，投资者投票：一股一票。在合作协会中，正如19世纪英国合作者制订的原则，成员投票：一人一票，不管背后的财富和经济能力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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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26 无论是从功能上还是从政治上看，结果都证明这样简单的形式适应性特别强。在英国，合作商店在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生活中深深扎下了根。英国合作商店的成员从1873年的35万人增加到1900年的170万人，再到1935年的750万人。所有英格兰家庭的45%和苏格兰家庭的55%在1930年代都属于某个合作社。为了给地方协会提供便宜的商品，联合经营的批发合作社积极进入生产领域，它们有自己的农场、工厂、煤矿、面包房、北海打鱼船队，甚至在锡兰还有生产茶叶的种植园。[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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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28 不同的背景下推动产生不同的合作形式。在法国，合作者特别强调小商店和建筑领域生产者的合作，有时候让国家充当积极的赞助人。在19世纪后期的德国，最强劲的增长是合作信贷协会。1840年代末由崇拜英国工人阶级自助的赫尔曼·舒尔茨·德里奇介绍到德国：1892年在舒尔茨·德里奇的协会下面有一千多个合作信用银行，该协会外面就更多了。十三年后，帝国合作信用联社从总体上看占五大商业银行资本总和的一半以上。[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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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30 如此众多形式的机构很快进入乡村。弗里德里希·威廉·赖夫艾森1864年在莱茵兰组织了第一个农民信用合作社。到了1890年代中期，农村合作领域出现了包括普鲁士国家本身在内的赞助者的竞争，迅速发生了跨越国家边界的扩张。由意大利北部改革者从德国引进，合作人民银行和农村信用社（casse rurali）静悄悄地改变了意大利农村信用结构。在英国和德国合作社影响的交会之地丹麦，更加引人注目的转变出现在农业生产和加工中。丹麦第一家合作乳品厂开办于1882年，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该国一半的养猪户和几乎90%的牧场主属于合作屠宰场或者乳品厂。[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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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32 欧洲没有哪两个国家的农业合作社是完全一样的。德国农业合作社倾向于把多种功能汇集在当地一个共同的屋檐下。丹麦则相反，专业化是普遍原则。到了20世纪初期，多数丹麦农民属于多个合作社：共有一台脱脂器的乳品合作社、合作屠宰场和腊肉厂，或许还有合作饲养场、合作蛋类经销社、合作商店、购买饲料和肥料的合作购销社、一个或多个合作出口经销社。赖夫艾森合作社开始于精神和道德复兴议题，慢慢开始鼓励商业农场的实践。丹麦和爱尔兰合作社一开始就是积极的现代化力量。查尔斯·麦卡锡在1913年第一批看见丹麦奶牛时，每头牛身上都有“控制”其消费和生产的合作社记录单，也不像美国奶牛那样随意漫游，而是明确规定每天用栅栏围起来的一块牧场。他认为这是科学管理的标记。[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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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34 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合作社在欧洲乡村经济复兴中的作用是确定无疑的。丹麦是最突出的例子。因为被普鲁士夺走了南方省份，它的粮食生产在外来商业的冲击下遭到极大破坏，丹麦在1870年代处于危机之中——就像对这段历史的相似性感慨颇多的美国南方人经常指出的那样。丹麦农民中的最下层是欧洲最贫穷的人。通过把粮食生产改变为向英国出口高质量黄油、鸡蛋、腊肉的集约化生产，用多样的、交叉的合作社把力量集中起来，丹麦小农场主到了20世纪初期已经再次享受到让欧洲人羡慕的繁荣和富裕。霍勒斯·普伦基特的爱尔兰农业组织协会迫切想用同样的办法提升爱尔兰农民的生活，在1890年代初期竭力要实现爱尔兰农村的“丹麦化”。在一定程度上，农业的未来不在于雇佣佃户从事粮食生产的大型传统农庄，而在于为周边的大城市生产价值高、分级细的产品的精细小型农场：1890年后欧洲农村合作社的快速发展与此密切相关。[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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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36 合作社有能力采取这么多不同的工作形式，从生产达到出口等级的黄油到推销“诚信和社会性商业”的新体制，它的政治特征就像蜥蜴随着情况和环境的不同而变化。洛奇代尔先驱者刚开始是欧文社会主义者，舒尔茨·德里奇是古典形式的经济自由派，赖夫艾森是基督教道德说教者，法国合作社（Union Coopérative）的查尔斯·纪德是持异见的社会经济学家。在1890年代到1930年代合作社形成的高峰时期，几乎每一个主要的欧洲社会运动都有合作社的参与。在法国，工厂和矿山所有者是合作零售协会的最积极推动者，（正如他们认为的）并非没有一点儿鼓励工人培养中产阶级经济美德的意思。在意大利，天主教会积极行动要建立合作信用银行。在德国农村，容克保守派、赖夫艾森派、反犹主义者、国家农业官员都积极推动各自的合作社运动来竞争。[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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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38 到了19世纪末期，发展最快的是工会或社会主义者支持的合作社。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前辈模糊的乌托邦主义存在巨大分歧，他们很难发现合作社思想中除了小资产阶级的吝啬乌托邦之外还有其他。但是由于工会和地方工人协会强力推动，劳工和社会主义者合作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成员数量在比利时和德国超过其他合作社。爱德华·伯恩斯坦在渐进社会主义的最重要宣言中承认，合作协会不是“社会主义”，但具备了“足够的社会主义成分”，成为“社会主义解放不可缺少的杠杆”。[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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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40 简短地说，合作社并不符合当时处于主导地位的经济和政治类别。受到中间商、商业乳品厂经营者、商业借贷者激烈反对的合作社不是资本主义。随着周围竞争性个人主义文化的不断加强，合作社成员显得格格不入。甚至舒尔茨·德里奇也要求属下的信用合作社在章程上写上经典的劳工口号：“人人为我，我为人人。”[644]但是如果合作社不是资本主义，它也不是社会主义。合作社员鼓吹自助的刚劲形式，虽然这种自助是合作者把资源和能量结合起来共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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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42 结果，这个运动在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两边都不稳定。在比利时，工人合作社把利润的一部分直接返还给社会工人党的金库，合作社充当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新兵招募场。在战时英国，合作社运动和工党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合作社与股份公司之间的界限往往是不稳定的。合作社根源于技术工人、手艺人、小农场主等社会团体，很少对穷人和没有技术的人感兴趣，主要通过联合自身力量努力奋斗实现出人头地的理想。尤其是在美国，普通合作者对获得大机会的渴望非常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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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44 尽管模糊不清，缺乏稳定性，但合作社思想的独特性和替代性从来不能被完全掩盖。合作协会不仅仅是精心管理的商店、乳品厂或当地银行。贝特丽丝·韦伯把合作社看作经济生活民主转型的组织中心点。法国合作者赞美“自私的垮台”。他们给合作商店的命名体现了同样的精神：“联盟”（Union）、“新家庭”（Famille Nouvelle）、“团结”（Solidarité）。在查尔斯·纪德看来，合作社是超越自我利益和竞争的控制的下一阶段：“注定要取代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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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46 一个如此变化多端，蕴涵如此深刻激情的运动很难逃脱在大西洋之间的拉扯。从1860年代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到1880年代的劳工骑士团，美国工会一直是合作理想的节点。从内战以后开始，每个农民组织也都曾经对合作社的思想着迷。在1870年代，在争取脱离农村商店经营者束缚的斗争中，“农民协进会”（Granger）会员从安排合作批发购物转到合作购买农业机械。然后，当设备制造商拒绝卖给会员机器时，他们顽强努力，亲自为会员设计和制造特殊收割机。在1880年代“农民联盟”非常活跃，有全国范围的合作粮食仓库计划。1902年到1910年间，“农民协会”和“美国权益平等协会”发展，希望农民能联合控制某一作物的大部分来对抗商人和投机者，从而控制最后的价格。但是由于过分扩张，农民合作社一次次成为围绕他们的繁荣乐观主义的牺牲品。农民协进会的泡沫在1873年的萧条中破灭了。农民联盟会员滑向银币自由铸造的许诺，农民协会的棉花联营和美国权益平等协会的烟叶联营到1910年都破产了。美国的的薄弱处不是在视野上，而是在于以地方为基础的小规模基本合作模式——正是它在改变欧洲乡村。[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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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48 在这方面，正如国际合作联盟看到的，1910年代的美国记录“特别软弱”，这也是有理由的。英国合作社运动的基础是牢固建立起来的合作零售商店，这在美国实际上是不存在的。1930年代以前都没有计算过人数，美国零售合作社的成员如果按国家的人口比例衡量，可能不到英国的十分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合作信用社在新英格兰和纽约以外的美国很少能找到，而在战前德国数量达到16,000个。在新英格兰，是法属加拿大纺织工人越过边界将合作信用社带入美国，当然还有纽约的犹太人移民。[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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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50 美国乡村重复了这种不平衡的模式。在明尼苏达、威斯康星和衣阿华构成的中西部偏北三角区，部分建立在德国和北欧移民团结基础上，谷物仓库和乳品合作社的网络开始改造区域农村经济。在1915年，全国农业合作社的一半业务都是在这个地区开展的。在北卡罗莱纳，1915年要求注册和鼓励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法案开始产生首批稀疏的成果。但是除了在中西部偏北区和加利福尼亚中部的水果生产者合作社外，稳定的农业合作社就像夏天的冰霜一样罕见。据估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农民中的四分之一是地方农业合作社的成员（共有约15,500个这种合作社），而美国在同一时期的比例只有不足10%。[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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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52 欧洲农业经济复兴中合作社的中心作用，以及它们模糊的、调解性的政治（和美国进步人士本身的非常相似），创造了一个再次尝试进口的成熟环境。不过，这次的领导者是政策制订者而不是农民。这次跨越大西洋的工程的主要联络人是霍勒斯·普伦基特。一位瘦小顽固的新教徒、盎格鲁爱尔兰贵族，普伦基特在大西洋两岸的声誉处在最高峰。西奥多·罗斯福声称要任命他为农业部长，如果允许任命外国人担任这个职务的话。罗斯福的自然资源保护主义干将吉福德·平肖是普伦基特的亲密朋友和崇拜者。克拉伦斯·坡把普伦基特的照片印在其著作《农民如何合作》的封面上。惊人数量的美国进步人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十年中前往都柏林的“普伦基特之家”拜访。其中包括理查德·伊利、亨利·D.劳埃德、克拉伦斯·坡、平肖、麦卡锡、美国农村生活委员会八个成员中的三个（普伦基特本人在这个委员会成立时还发挥了指导作用）、罗斯福和塔夫托政府的农业部长、威尔逊政府的南方农业推广项目主任，还有后来成为新政时期农业部长的年轻的亨利·H.华莱士。19世纪末期美国旅游者曾经对爱尔兰的贫穷和几乎从每个乡村树篱背后都会冒出的乞丐感到震惊。但是到了1913年，沃尔特·李普曼认为普伦基特的爱尔兰是欧洲最激动人心的国家。他在那年秋天写信给朋友说，一个月时间里他就没有读过其他著作。[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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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54 这个被称赞的对象并非合作社思想的最初创造者。但是普伦基特有宣传者不知疲倦的精力、与美国的密切联系，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本人对美国纽带的需要。普伦基特出身于爱尔兰拥有土地最多的家族之一，在牛津大学毕业后返回都柏林外的老家，当时的他对未来没有明确计划。就像英国富有家庭的年轻子弟一样，他渴望到美国发财。在1879年到1889年间他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美国西部，或投机城镇产业或在怀俄明州放牛或投资牧场联合体，养成了他对美国事务和政治的浓厚兴趣。他在后来几乎每年都访问美国考察自己的投资经营情况，到密歇根州巴特克里克的凯洛格疗养院疗养（吉福德·平肖是疗养的伙伴），也传播农业复兴的主张。[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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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56 1889年普伦基特被招回家去管理家族财产，兴趣转向农业复兴。爱尔兰农业在1840年代遭受饥荒的破坏，在1870年代和1889年因为激烈的国际竞争、爱尔兰农业的小规模这一传统问题、无所不在的农业租赁、激烈的地租冲突等联合影响而再次遭到沉重打击。政府的解决办法是补贴佃户购买他们租种的土地，一个庞大的项目。普伦基特采取了另一个方向的措施：推动欧洲大陆风格的合作组织。到了1894年，他的“爱尔兰农业组织协会”开始运行。借鉴丹麦的经验，利用了脱脂技术的新变革，普伦基特的组织者很快在爱尔兰成立了很多合作乳品厂。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爱尔兰牛奶一半出自合作乳品厂，在价格和质量上都有了明显改善。[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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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58 在合作思想纵横交错的种种趋势中，普伦基特强有力地支持高效率的企业组织。在他三位一体的口号“农业好、生意好、生活好”中，他对美国朋友坚持说生意好最重要。爱尔兰的失败不是文化上的，他认为“他们落后主要是因为经济和生意质量”。不过，尽管普伦基特努力推动生意思想，他的爱尔兰农业组织协会从来没有把项目窄化为单一目的。虽然普伦基特谴责“国民生活中的政治迷恋”，他却毫不犹豫地继承家族担任议会议员的传统，并以此说服成立爱尔兰农业和技术指导部。作为该部1899年到1907年的部长，他开展了雄心勃勃的政府农业推广项目，这比美国的史密斯—利弗农业推广法案提早十年。作为爱尔兰农业组织协会的秘书和《爱尔兰住宅》的编辑，他聘请了笔名为AE的诗人乔治·W.罗素，用神秘的激情撰写爱尔兰即将摆脱贫穷、孤立、对个人家庭生存的“狂热”专注——通过农村合作机构的重生。在美国，衣阿华州华莱士的三代人都贪婪地阅读《爱尔兰住宅》，在AE影响下长大的年轻的亨利·华莱士在1930年代初邀请诗人到美国农业部做关于农业重建的演讲。爱尔兰农业组织协会成为农业复兴可能性的象征，原因在于其众多因素的融合：脱脂器和诗歌、互助思想和生意原则、国家专业帮助和认真分级的黄油。[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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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60 除此之外还有普伦基特作为宣传家的技巧。从1890年代中期开始，普伦基特向能接触到的每个著名美国人谈论他的爱尔兰农业组织协会。到了1907年后，因为发表反对天主教会的诽谤言论而失掉了他的政府职务和政府对爱尔兰农业组织协会的补贴，他创立跨越大西洋的支持基础的愿望就更加强烈了。普伦基特对小约翰·D.洛克菲勒游说得特别殷勤，为了得到对爱尔兰的数百万捐款，他把对洛克菲勒那种陈旧思维、“狭小压抑的房间和二流饭菜”的厌恶放到一边，努力去说服这个大亨。[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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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62 但是，普伦基特最重要的收获是结识了西奥多·罗斯福。他经常到白宫拜访，两位贵族交流西部牧场的故事，到了1907年普伦基特已经说服罗斯福成立研究农村问题和需要的蓝带委员会。美国乡村生活委员会成员包括农业教授和进步农村记者，它在1909年的报告中支持“新农业和新农村生活的逐步重建”。它的关键词是“组织”，直接来自普伦基特。在组织的时代，对乡村非常不利的虚弱性就在于缺乏邻里之间的合作，没有强大的乡村机构：分散的乡村生活产生孤独和“社会贫瘠”，任何形式的“组织”都极为薄弱。正是这些驱使农村孩子离开土地，削弱了农民的影响和地位，落在组织性更强的经济活动参与者控制下。乡村生活委员会的宣言代表了和从前农业激进主义的有意决裂。在农村生活专家看来，根本原因不是掠夺性的利益团体、垄断农产品运输的铁路、银行，或亨利·乔治所说的地主：除了有些针对农民“权利”的调解姿态之外，过去民粹主义者的许多议题都抛到一边了。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缺乏足够的“共同感受”、软弱无力的“农村社会意识”——农民那种对自身不利的个人主义。[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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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64 乡村生活委员会的报告体现了农业社会学的专业化并确定了议题。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美国农业社会学家试图绘制农村“社区”地图，对比农民协会和城市居民协会的密度，提倡加强学校和教堂的建设。[655]对于罗斯福和普伦基特（罗斯福劝说他写一本向美国人解释该报告的书）来说，最根本的需要非常具体：能够和欧洲密度媲美的农业合作社体制。到了1913年，普伦基特在努力创建美国农业组织协会，来推动“建立在合作原则基础上的[美国农业]的彻底改组”。普伦基特在日记中写到，平肖是负责人，威斯康星的查尔斯·麦卡锡做具体工作。两年内，普伦基特说服安德鲁·卡耐基提供了启动基金。最初的两个组织者，得克萨斯一位农业记者和威斯康星权益平等协会的一位组织者，在1915年夏天被派往爱尔兰接受培训。[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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