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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顿还在丹麦的时候在笔记中写道：“毫无疑问，这里的高中一举成名是因为开始于19世纪初期的一股潮流，似乎是因土地法而使希望成为可能。”和早期民俗学校实验同时出现的是席卷丹麦的文学和文化的苏醒，并推动了这些实验。霍顿问道：“如果没有潮流，这样的学校可能出现吗？或者它里面有潮流吗？”[711]他的问题进入了农村改革者难题的核心。如果在土地下面藏着更深层次的机制、期望和文化，那么整个地质结构本身怎么能够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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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所有受欧洲启发的农村改革者都面对这个问题。在他们讨论的土地抵押信用合作社和乳品厂合作社、丹麦奶牛和澳大利亚国家主义、民俗学校和农场村落等问题背后，核心内容既关乎市场不平等也关乎价值观，既关乎国家的农业心脏地带也关乎美国本身。农村人虽然并不总让他们愉快，但是代表了每个人。乡村的过分个人主义代表普遍的原子化，这或许是拓荒者做的事情，或者是很少受到约束的市场的作用，或者就是文化本身。在最后投身于田纳西山区之前，霍顿在这么多笔记卡片上写满难题和疑问，一直非常担心这个问题：文化转变的潮流是在哪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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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织成为跨越大西洋进步纽带的叙述最后都缩到传记中，如丹麦校长讲述的关于格伦特维的故事，AE（乔治·罗素）关于普伦基特的故事，米德关于他在澳大利亚内地战胜土地垄断者的故事，或者合作社成员关于洛奇代尔那一群英国人先驱的故事等。但是如果历史变化的潮流不在个人或者机构，而在文化本身，人们如何能期待像民俗学校或者农业合作社这样脆弱的移植机构在根本上影响它的进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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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是能否引入的问题。在适当条件下机构能够成功地越过国界转移，这一点显然毫无疑问。合作机构和合作社就像吉普赛人迁徙一样都越过了欧洲的领土界限。有可能这样说而并不算过度曲解历史：从英国的欧文主义者到德国的舒尔采—德里奇和赖夫艾森运动，到意大利人民银行先驱者，接力棒一直在传递。通过像普鲁士土地抵押信用合作社这样外国风格的想法，美国农民长期要求联邦资金援助的呼声最后在政治上看到了成果。文化潮流不是不灵活的，就像它们不是严格按照民族国家确定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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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边界本身不是问题。美国乡村重建者面对的根本问题是引进的机构不能保持不变。当引进的改善农村社会弱点的措施包含的前景与周围市场文化格格不入，移植起来就变得非常困难了。在机构被成功吸收的地方，那是它体现了市场文化的特征。1920年代中期的大型营销合作社，由于推动者的热情和垄断野心，构成最发人深省的例子。当引进的措施在适应和运用的过程中无法不被改变，当任何东西都在变动中，人们如何能找到变革的阿基米德支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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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新政者即将继承的无所适从的窘境，就像他们将继承大西洋进步交流的其他许多产品一样。两次战争期间农业重建项目的每一项都进入了他们广阔的议程中。爱尔兰和丹麦的合作社、米德的农场村庄、民俗学校思想、普伦基特对于农村“组织”的专注、AE（乔治·罗素）对于农村生活“狂热的……孤立和个人主义”的关注，最后都来到华盛顿新政者的走廊里，连同对文化本身的一种新的、深刻的敏感性。[712]1930年代正常政治的暂时终结可能给改造美国乡村高度原子化经济的工程带来什么样的第二次机会，这个问题就有待于新政者去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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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 第九章 机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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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欧洲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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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乡村改革者中间，点燃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代最热切期待的人不是霍勒斯·普伦基特，不是艾尔伍德·米德，甚至也不是阿伦·萨皮罗，而是亨利·福特。福特喜欢吹嘘说，他的机器造得这么便宜，连每个农民都可以拥有轿车和拖拉机，这将给农业劳动带来革命性变化。它将消除艰辛的劳作，将把城市和农村结合起来，将给大众带来各种商品和流动的极大自由，而这在以前任何历史时期都是少数精英的特权。社会政治做不到的事，技术革新将要完成。“新时代”是机器时代，福特是它的预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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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既是实现了的社会事实也是公共关系的奇功，但是它对大西洋进步纽带内的影响流向产生了重要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代里，欧洲社会政策制订者和美国同行一样擅于越过国家边界捡东西，但是他们手头有比美国更重要和更方便的地方去搜罗社会政治革新。让美国人觉得恼火的是，面向大西洋的美国进步人士对于欧洲社会政治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好奇心，而欧洲人对进步时代的美国却兴趣不大。逆着战前社会政治纽带的主要潮流，确实有一些欧洲进步人士越过大西洋来到美国，看他们能从美国的学校和操场、少年法庭和睦邻中心、劳工统计局和生活水平等方面吸取哪些经验。但是美国的大西洋进步纽带的动态不在于对称性而在于不平衡性，在于参与者意识到的差距和落后以及对落后处境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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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1920年代标志着事实和意识的关键转变。领先国家和落后国家的论调仍然存在，其他人或许会谈论独特的国民天赋和不可相比的政治命运，但是那些塑造大西洋进步纽带的人的标志，则是把世界看成沿着进步的共同跑道奔跑的一队选手，有的领先，有的落在后面。1920年代并没有根本改变一同赛跑的比喻，但是在大西洋两岸，这个十年打乱和混淆了参赛者的先后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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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打破战前不对称性的，不是很快被欧洲人统称为“福特主义”的那些技术和经济转变，而是战争本身。美国远征军在1918年夏天进入旅游手册上欧洲心脏地带，不是作为临时纠集的外国同盟中的小伙伴，而是作为拯救文明本身的十字军，这正是美国进步人士希望看到的。伍德罗·威尔逊在1919年末简要概括战争的道德时，用美国战争宣传机构在大西洋两岸整体兜售的弥赛亚式语调说：“美国有极大的优势来完成拯救全世界的使命。”在威尔逊为自由的欧洲制订民主未来时，在多佛、巴黎和罗马欢呼的人群列队欢迎他的场面中，不难想象世界进步的火炬确实已经再一次传递给了美国。[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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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比跟随美军进入法国的进步人士更深刻感受到战争造成的角色颠倒了。他们是作为非战斗人员一部分的红十字组织者、前慈善机构参观者和业余救援人员。美国社会工作者在报名参加这种活动时，大部分任务是帮助美国军人给战争“消毒”，但是很快把工作扩大到遭受战争破坏的法国平民的需要。法国救济机构中最大的是美国红十字会的平民事务部。里面聚集了战争期间被临时借来的社会工作领袖，主要工作是照顾法国难民和被遣返者、发放救济物资、协助平民伤员的康复、负责婴儿护理中心、儿童健康中心、提供健康和卫生展示课程等。[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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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赶去帮助遭到战争破坏的法国时，美国救济工作人员仍然不能抗拒改革的诱惑。在这方面最重要的领域是被“摧毁”的巴黎东北地区。这里是1914年后期德国撤退后留下的一片废墟，到处是弹坑、枯萎的树木、扭曲废弃的带刺铁丝网，还有饥饿。马恩区和默兹区已经成为英国贵格派教徒救援者的领地。索姆区和瓦兹区成为美国的项目。最先进场的是史密斯学院救援队，在1917年夏天负责关照努瓦永附近的15个小村庄。瓦萨尔、巴纳德、威尔斯利、古彻、斯坦福等学院组织了其他救援队，总体上等于战争中男性救护队志愿者的女性道德对等物。史密斯学院的女性居住在被炮火破坏的村庄里，用社会调查的方式清查居民和资源，建立医疗所，发包缝纫工作为村中妇女提供微薄收入机会，分发紧急食品救济，绕过村中男领导以形成有利于妇女的分配网络。因为担心法国农民的孩子漫无目的的消遣方式，她们组织了美国式娱乐项目和集体游戏。[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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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他们的表现就像睦邻中心工作者，特别是担心社会的松散解体和“极端个人主义”，他们发现自己需要与之作斗争。当他们梦想为自己的工作留下永久性遗产时，心里就开始要把法国衰退的公民意识组织起来。正如史密斯学院救援队的露丝·盖恩斯设想的，每个重建的村庄将包括新的“人民之家”，紧挨教堂建在村里的象征性中心，同时还有淋浴澡堂、医务室、俱乐部、图书室、母婴护士站，还有公民展览室：这是按改进了的美国形式返回到欧洲的微型公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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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迫切希望按照更接近他们想象中的欧洲的方式改造法国，在兰斯（Reims）重建的竞争中表现得更加分明。兰斯是遭到破坏的地区里最重要的城市，在战争结束时简直是一堆瓦砾，一块白板，其建筑中一大半已经挖空或者破坏。负责此项工程的乔治·B.福特是美国睦邻中心网络、拥塞委员会、纽约市分区规划活动和欧洲旅行的老兵。在作为美国红十字会重建服务中心主任来到法国后，他成为法国政府流动的城市规划专家，在1920年兰斯重建设计竞赛中夺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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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的计划是各种从巴黎进入美国进步城市规划的影响的特别集合。穿过老城内弯曲密布的街道，福特想象开辟一个直接从奥斯曼借来的林荫大道和星形广场网络，他的草图清除了拥挤在教堂周围的房屋和商店，在福特看来它们模糊了城市的法定公共中心。他在兰斯的郊区点缀着新公园和美国式运动场，以便开展接受管理的社会化活动。在城市的四个主区，他规划了美国风格的社区中心，奥斯曼的巴黎是没有类似内容的。正如盖恩斯曾经设想的，里面有医疗服务、公民团体会议室、礼堂、图书馆，甚至还有禁酒的自助餐厅。进步人士渴望的公民团结、他们在巴黎捡到的或者在欧洲乡村古老的市集广场看到的凝聚力图景，被福特用比欧洲社会化程度更高的形式带回到兰斯的设计中。[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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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者的欧洲冒险是暂时性的，但是美国消费品的大潮在战争结束时从美国几乎无限丰饶的机械聚宝瓶中源源不断涌入欧洲。这个影响更持久、更深刻得多。欧洲人对美国商业入侵的担忧早在战争之前就开始了。德国商人早在1902年就忧心忡忡地谈论“美国危险”。但是没有任何东西能与1918年后贸易流向的改变相提并论。[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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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品对中欧的入侵最明显，因为战争让战前欧洲运转最良好的经济机器几乎陷于停顿。在直到1919年中期签署和平协议后才结束的同盟国食品封锁下，在战争赔款压力造成的高额税负处境中，加上1922—1923年的超级通货膨胀的无底洞，德国在20年代前五年实际上处于经济崩溃状态。1920年代初期到柏林的游客报道说城市濒临绝望，没有笑声，只有紧张和饥饿。据说连当时出现在每个主要街道的妓女也带着贫穷和绝望的表情。作家马修·约瑟夫森认为城市的一半在“荒淫无度中醉生梦死”，而其余人则“忍饥挨饿”。社会学家罗伯特·林德更加清醒的眼光则看到中产阶级柏林人在免费的市营施舍处排队，他们的汤碗用报纸包着，或者藏在书包里面，因为要保持最后的一点脸面。[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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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后，在游客看来柏林到处充斥着美国商品。伍德·克鲁彻在1928年写到，柏林中央几乎没有一家商店的橱窗不会提醒美国游客想起美国。在库达姆大街上人们可以在新的、亮堂堂的美国风格餐厅买到美式冰淇淋汽水、波士顿烤豆、“薄饼和糖浆”。随处可见进口的美国工程技术。克鲁彻写道：“我看到的欧洲城市中没有哪个比它更像纽约，而且进一步模仿的努力是有意识的，一直在继续。”戏院里上演的是美国戏剧，报纸上登的是美国新闻，电影院里是美国电影，书摊上是“美国风”（Amerikanismus）的激烈争论。[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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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是1920年代欧洲商业美国化的典型例子，部分因为“道威斯计划”贷款在1924年后大量进入德国，以减轻赔偿款负担。但是很难说柏林是孤立的，查尔斯·比尔德在1929年初期报道说，在几乎每个英国城市都有美国式廉价便利店。在伍尔沃斯风格的“一价商店”（magasins a prix uniques）压力下，法国零售合作社竭力通过专业经理人和更大胆的广告技巧把他们的方法现代化。美国风格的广告到处可见，比尔德写到“巴黎充斥着美国标志”。柏林海报宣传美国口香糖的快乐，维也纳的环城大道闪烁着美国风格的灯光广告。在电影院，美国出现在从斯德哥尔摩到土耳其的屏幕上。在1925年美国电影入侵欧洲的最高潮，就在报复性配额实施之前，美国产的电影在所有放映电影中的比例在德国是60%，在法国是70%，在英国是95%——伴随着而来的是比实物更大、更诱人的美国消费品的特别宣传。[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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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德写到美国“已经钻入欧洲人的意识”。它的爵士乐、它的节奏、它的色调、它的商业主义渗透到欧洲大陆。但首先是作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生产大量消费品的、效率高得神奇的机器，美国重新进入了欧洲进步人士的象征性世界。美国天才的结晶从前是民主，后来是垄断者和富豪，现在是“福特主义”。这个词在1920年代的欧洲随处可见。福特的企业革新——他创建了为大众生产标准化汽车的大规模生产、流水线机器运作模式，连同他吹嘘的足够让工人也能买汽车的高工资，给欧洲社会观察家留下深刻印象。比尔德注意到，单单在德国，关于效率和合理化（Rationalisierung）的参考书目就有数百个标题。亨利·福特的自传是1920年代德国的畅销书。法兰克福社会博物馆在本来就很拥挤的名单中加入了一本专题论文集，题目是“福特和我们”。1927年在维也纳举行的国际劳工立法协会、国际失业问题协会、国际社会保险委员会联合会议上，据一位美国参会者讲，最热门的话题是“福特主义”对劳工和社会的影响。[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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