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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021 鲍尔把“现代住房”从其政治特殊性中抽取出来，强调其纯粹的、直截了当的功能主义。曾经让路易斯·品克惊讶的法兰克福“怪诞”房屋代表了精简到身体和群体基本需求的住房。“光线、空气、宽敞、要紧和愉快的用途的意识。阳光、草地、色彩、形式。”绿化带、低密度、“社区单位”规划。这些是住房的真正标准。针对投机性开发商那些骗人的外观、虚假的历史偏好，甚至排房数学在鲍尔看来也具有一种清晰的、解放性的逻辑。现代住房意味着艺术在街坊和社区设计上的社会化，它意味着形式直接专注于舒适和适用，它意味着房屋重建不是建立在价格基础上而是在不能违背的生物学标准上。[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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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023 她警告美国读者，这是美国实用主义用于解决如此直截了当的需要，以至于要下功夫才能认识到它。她在1932年写道，“使它[现代住房]在多数美国人看来不可思议的原因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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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025 它包含积极的必需品项目，直接确认和解决物质、经济、社会和审美的需要。天知道，不是环境对美国人不重要，而是他与房屋很少有直接和参与性的关系。他太抽象了因而不在乎好建筑。房子就像玩物一样是用来看的东西，或是作为拥有财富的炫耀，或是文化的文学象征，或者天天提醒居住其中的你是与世界上其他人竞争的孤独者，或者只是一个挂帽子的地方，里面配有最新的挂帽子装置。至少有些欧洲人显然渴望好房子、高效率的休闲、健康、秩序良好的社会的广泛参与……可是美国人真正的渴望的是什么呢？亲爱的上帝，再给我一次机会，上帝啊，下次我一定在下跌前把它抛出去。[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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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029 她在《现代住房》中更清醒地写道：“绕不开的事实是，现代住房背后的前提不是资本主义前提、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阶级差别、政府屈服于保护旧利益而不是创造新价值。”现代住房不能零碎地完成，“它不是在旧框架内的改革。它要么是提供全新都市环境标准的全新方法，要么什么也不是”。[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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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031 如果体面的工人阶级住房要求必须给工业机器确定全新的目的，那么如何实现转型呢？对1930年代初期所有像鲍尔那样开始想象在大萧条破坏的“价格”经济之外发展出新的“用途”经济的人来说，这是核心问题。“用途”从1930年代工程师的车间转变成为十年之久的社会政治词汇。甚至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也讨论他的新“美国风”（Usonian）房屋。但是如果现在的社会政治不仅要求法案，而且要求把机器生产能力和新目标结合起来，到哪里去寻找能够带来那种变化的历史发动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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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033 这是鲍尔的旅伴心中想的问题。在1932年夏天，刘易斯·芒福德步她的后尘走向魏玛社会现代主义。芒福德从这次跨越大西洋的遭遇中写出的两本书《技术与文明》（1934）和《城市的文化》（1938），是最受推崇的1930年代社会历史批评。鲍尔1939年到欧洲旅行时带着第二本书作为阅读材料，指责在她看来属于芒福德政治学中的软弱之处，担心他掩盖了变革道路上“巨大的政治管理困难”。像他之前的许多进步人士一样，芒福德认为他不是从政治而是从历史本身看到了复兴的力量。[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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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035 机器文明的未来是芒福德古老的主题。他在曼哈顿上西区德裔美国家庭长大，一直从书籍和作家那里寻找摆脱狭隘小资产阶级风俗习惯的途径。他沉浸在英国和爱尔兰那些批评工业资本主义的作家思想中：约翰·罗斯金、H.G.威尔斯、萧伯纳、埃比尼泽·霍华德、AE（乔治·罗素）和最重要的——他的“导师”帕特里克·格迪斯。[772]像格迪斯一样，芒福德对战胜了从前“生活经济”的19世纪没有好感，它是金钱至上的、浑身煤污的、铁路中心的、“古代技术的”。芒福德1920年代的书是考古练习，企图从美国历史中挖掘出被埋藏的文化资源，以对抗美国机器和金钱占主导地位的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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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037 寻找有意义的美国文学和艺术传统的工程在1920年代正在展开，芒福德是主要的参与者。他们试图从金融家和道德家的巨大阴影下抽取出梅尔维尔和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等人、快速帆船和大篷车的功能主义之美。芒福德热情称赞古老的新英格兰村庄或者梭罗和惠特曼的预言家声音，但是美国历史的后来部分直到现在的“机械和都市文明”一直在走一条堕落的道路，滑入贫瘠的功利主义、胆怯的经济和艺术、标准化的形式、机械化非人化的工业主义的深渊。马修·约瑟夫森记得在1920年代末期芒福德英俊潇洒、口齿伶俐，用“炙热的信念”谴责机器文明的破产。殖民时代村落集体生活解体后就再也无法回头了，拓荒者“用所有光荣遗产来交换煤气灯、铺平的街道、浆硬的衣领、摩天大楼”的迫切渴望“……把美国非人化工业主义道路打磨得像水泥路一样光滑”。[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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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039 芒福德在第一次看到欧洲时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同。他在《日晷》的编辑地位在1920年的后重建幻灭中消失了。他坐船到英国担任帕特里克·格迪斯的社会学协会杂志为期五个月的编辑。和格迪斯的助手维克多·布兰德福一起在伦敦游逛，他看到的英国不是阿瑟·格里森的英国，自下而上政治重建的余烬还在燃烧——虽然芒福德自己参加了一次工党会议，并因为看到煤矿工人工会的罗伯特·斯迈利而非常自豪。他透过布兰德福和格迪斯的眼镜看到的英国是在工业主义和土地垄断力量碾压下的“噩梦”。他肯定欧洲从工业主义得到的遗产中没有一样不是和“我们在美国看到的东西一样恶心和悲惨”。他写到如果欧洲有什么东西值得挑出来，那肯定是旧的而不是现代的东西：“某些机构、生活习惯、物质纪念碑……在欧洲已经看不见了”，但是它们的精神“仍然像环绕行会大厅、市场大厅和大教堂的微弱芳香一样久久回荡”。[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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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041 芒福德对机器时代严酷批评的部分内容在1920年代末期开始弱化。从根本上说，格迪斯一直是历史进程的乐观主义者。格迪斯写到，即使在世纪之交的纽约市这座“地狱之城”（如果有这样的城市的话），他认为已经可以看见“新技术”将来的迹象。在清洁的、去中心化的、使用电力的、崇尚合作信念的未来世界，19世纪的不平衡将得到纠正。在格迪斯确立历史框架的新术语中，“新技术”文明最终替代“旧技术”文明：电代替煤，生物技术战胜机械性。[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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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043 芒福德也不是没有乌托邦理想。在1920年代初期面对战争住房项目的溃败，他曾加入了围绕在查尔斯·惠特克身边的杰出建筑师和规划师团体，旨在确保社区规划观念的生存。就是在这个工作中，纽约昆斯区建立了受莱奇沃思启发的小花园郊区工程：日照园（Sunnyside Gardens），芒福德和家人也搬到那里居住了。在1930年他已经动笔写一本新书《形式与性格》，试图建立机器文明得与失的更清晰的“资产负债表”。虽然如此，只是在零星碎片、表格和片段（如霍华德的花园城市观点、约翰·罗布林的布鲁克林大桥、路易斯·沙利文的办公大楼）中，芒福德才能意识到格迪斯想象中的新技术可能性。[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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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045 1932年夏天，即魏玛的诺言终结前夕，芒福德在欧洲看到的东西最后给他的资产负债表以历史推动力。他在德国寻找激进的新建筑，游荡在法兰克福和柏林的现代主义住宅小区和维也纳工人住房群中，经常到老吕贝克的中世纪后期街道闲逛，在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馆图书馆看书，一直沉浸在历史中。后来他写到在那个夏天的发现，就是由木头和水的力量构成的中世纪后期世界的文化优势：“前科技时代”（eotecnich）阶段，它已经毁于煤炭、铁路、金钱、战争混合造成的浩劫。但实际上是“前科技时代”过去和他在1920年代末期欧洲看到的后资本主义将来之间的相似性，这一点最深刻地抓住了他的想象力。[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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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047 吕贝克的让他着迷的简单、直接及中世纪外观，和新社会现代主义排房住宅区呈现出意料之外的亲属关系。社会现代主义建筑有鲜明的机械性特征，和芒福德的日照园合作者传统主义设计完全不同，采取了“机器的民间风格”，但不是美国摩天大楼建造者使用的东西。芒福德写到，这种建筑扎根于“理性、合作、现实、不会引起反感的思想模式”，是专门“实现效用最大化，伪装、炫耀、浪漫的一相情愿全部最小化”的建筑。机器不是献给私人财富的炫耀而是为了合作和共同目标。[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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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049 1932年夏天在德国的人不可能错过共和国脆弱性的迹象。芒福德后来发现，到夏天快结束的时候德国到处都是褐衫党。经济危机让公共建筑工程停顿下来，虽然如此，他写到“在任何现实的价值天平上，美国是穷国，德国是富国”。“想象一个阶级区分和金钱价值被功能性经济替代后的世界，人们看到这个新世界迹象的地方”不在“落后的”俄国或者“先进的”美国，而在1924年和1930年间德国建造的社会民主住房。在总结夏天的心得时，他写到“对欧洲人来说机器再次成为实现人类目标的工具”。前资本主义的过去、后资本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未来，组成了一个社会政治整体。[779]如果说芒福德1930年代预言性的社会预测是在夏天遭遇魏玛现代主义中形成的，可能太过分了。新技术文明的经济基础是芒福德从1930年来一直呼吁的“基本共产主义”，从以赚取利润为中心的经济转向以使用为中心的经济，把资源集中在生产最基本生活必需品。[780]但是要影响未来，没有什么比已经看到的东西更能提供帮助了。在像依靠分析政治一样依靠视觉政治的著作中，芒福德对历史倾向的建筑构造意识给了他1930年代著作预见性的力量。他从夏日欧洲之旅返回后不久写道：“一个新世界开始出现，不过是以碎片的形式。”机器本身的逻辑开始推动历史前进。[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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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051 到了1938年他的《城市的文化》出版时，芒福德能够包括一系列新技术文明未来形象的插图：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溢洪道、韦林和日照园城市实验、底特律玻璃幕墙工厂、布拉格百货商店、克里斯汀·弗雷德里克启发的厨房、奥德设计的鲜明现代主义的教堂、从瑞士到日本简单优雅的可居住机器。新政第一批公共住房工程占了一页照片，新政在马里兰州的来自欧洲灵感的现代主义示范郊区“绿带”新城（Greenbelt）占了另一页照片。[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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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053 芒福德1961年在更加悲观的情绪中重新写这本书时却打算把它们全部取出来，新书名为《城市发展史》。现在他认为“充满欢快的期待和信心”的前本书是“像博物馆一样的东西”。回顾起来，他觉得自己吸收魏玛灵感的乐观主义、1930年代对“通用的、平等的、标准化的、共同的”现代主义基本形式的热情，甚至前科技时代—旧科技时代—新科技时代的演化顺序本身都是错误的。[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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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055 但是在1938年似乎正好相反。在一本严重依赖插图的书里，芒福德把最高潮的插图篇幅给了法兰克福的罗默斯塔特。正如鲍尔的《现代住房》插图一样，梅的简洁几何形式呈弧形跨过大片的公园和分配的绿地，机器和花园再次成为一体。但是对于芒福德来说，住房是最不重要的部分。这里呈现的与其说是房子不如说是对历史的期盼。芒福德写到，在这里“个人需要和公共生活需要高效率地结合起来”。这是“预示新文明的形式：一种处于胚胎期的文明，就像17世纪资本主义和机械主义所处的状态一样。我们这一代面临勇敢走向该文明的选择，否则就重新落入野蛮状态，以分崩离析的资本主义混乱和胆怯为特征，还有用神经质代替完整的秩序、法西斯主义……所以前进！”[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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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057 如果未来已经放在历史的皮夹子里，社会政治的任务就是呼吁即将到来的形式出现。芒福德大胆地开始去完成这个任务。利用他在改革者建筑师圈子中的广泛联系和接近《新共和》的便利，芒福德在1930年代初期踏入住房政治。他和鲍尔与日照园团体一起，帮助组织了一系列最好的新欧洲工人阶级住房和规划设计展览。他们对于住房问题的答案是不仅仅为了居住。芒福德在用德文写给自己的便条中说：“住房是改革：住宅小区是新形式。”办法是用规划好的新社区环绕奄奄一息的“地狱”老城，每个社区一万到一万五千人，密度很低，有宽敞的公共空间：霍华德花园城市思想，不是处于早期慈善形式的，有昂温的风景如画背景的；而是如恩斯特·梅那样加以现代化和民主化改造的。在新成立的住房研究公会，芒福德的助手们努力在进行设计和成本核算以展示它的可行性。如果像进步人士常常相信的那样，光有视野和专业就能制订公共政策，大萧条中激进化的花园城市小集团就可能成功了。[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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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059 芒福德社会政治中所缺乏的是一个直接的、看得见的赞助者：一台支持他的跨越大西洋远景的社会经济发动机，这要比理性的、不会引起反感的技术本身更有能力进行政治文化转型的艰苦工作。芒福德早期对AE（乔治·罗素）和爱默生的热情使他对中央集权的大机构没有好感，对于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没有好感，认为此人太喜欢修修补补而不愿意承认金融资本主义机器已经彻底报废。芒福德很快对新政感到厌恶，对工人住房运动的短暂兴趣也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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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061 但是社会政治问题超越了芒福德政治的具体内容。大西洋进步人士纽带一直有一个危险，那就是旅行机制强调了一种视觉政治。它吸引参与者关注成品，淡化了成品创造所必不可少的经济和社会过程，让整体比部分更醒目。像在他之前的豪威和伯恩一样，芒福德更看重他所向往的历史时代的价值，对促使这个价值实现的政治不怎么重视。而形式比其价值更清晰。在1930年代用第一批社会现代主义艺术和现代主义公共建筑点缀美国小城镇时，新政者很快知道了很多同样的矛盾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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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063 文化政治的难题是根深蒂固的。芒福德敦促社会重建，同时他又对在现行文化经济框架内的重建感到绝望。他在1934年写到我们的社会是“混乱的”，因为资本主义是混乱的；它们从社会角度看是规划糟糕的，从经济角度看是组织混乱的，因为资本主义本身是规划糟糕、组织混乱的；它们不维持人类价值，因为资本主义把金钱价值放在首位……如果我们的社区在结构上主要表现出现代社会的掠夺性和寄生性特征，那是因为我们的文明作为整体没有经济地组织起来，以便产生可以像生物学家说的欣欣向荣的共生现象，一个合作生活的群体。[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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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065 文化重生的种子在于社区形式的重生，形式的重生等待价值的转型。如果贬低社会现代主义者的“新柏林”、“新法兰克福”乌托邦的变革理想，把他们的工作简化为阶级和利益政治，就是不忠于他们的核心工程；如果把工程的象征意义过分拔高，就把移植变成根本不可能的事。挤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文化转型的政治会很快从预言变为历史悲观主义。托莱多的布兰德·维特洛克在1920年代退回到欧洲审美主义，《新共和》的赫伯特·克罗利转入哲学都是例子。即使弗里德里克·豪威也在1920年代后期短暂地从政治中逃走，在楠塔基特岛农场进行哲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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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067 芒福德还没有退回到悲观主义立场。他要把在魏玛社会现代主义中意识到的新技术未来的种子带回美国这一企图，已经探究了视觉历史角度社会政治的可能性。但是单单预测不能推动政治的车轮前进。如果实用的、民主的现代主义建筑要在美国找到合适的位置，就需要一个比历史的无阶级性力量更近便的赞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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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069 凯瑟琳·鲍尔自己对魏玛社会现代主义的阅读在1930年代中期已转变为完全不同的方向。她在1932年到1934年靠兼职为芒福德的建筑师和规划师群体工作来谋生，她的照片成为社会现代主义首次在美国展览的核心内容。但是到了她完成《现代住房》时，鲍尔已经相信魏玛的根本教训不在形式或者功能，而在于政治。现代住房不是历史演化的产物，而是工人阶级组织的作品，只有群众性的、政治觉醒的劳工运动才能够打破住房经济学的流行框架使之成为现实。约翰·埃德尔曼遇见鲍尔时，曾认为她是“红色分子”，她后来被迫在国会面前否认这个指控。芒福德绝望地感到她已经成为政客或者纯粹的“造房鼓吹者”。不管这种标签是否合理，鲍尔和芒福德在1934年时因为阶级和政治原因分道扬镳了。鲍尔努力在寻找高效的劳工住房运动的领导核心。[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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