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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360 新政长期农业项目的主要设计师最开始都没有把心思放在欧洲或者过去的经验上。在1927年通过托斯丹·凡勃伦的眼睛看到传统的俄国米尔（mir，村社组织）后特格韦尔认为，从集中居住的农舍走很远的路到分散的田地去干活效率低下，是非常荒唐的。《农业调整法案》的耕地面积减少机制的设计者米尔本·威尔逊阅读过AE（乔治·罗素），但是他解决预料中土地过剩问题的答案是模仿犹他州乡下认真管理的摩门城镇：兼职工作的机会加上足以生产家庭所需大部分粮食的小农场土地。当特格韦尔考虑重新安置农业人口的经济目的地时，指的是城市工资经济。但是有霍勒斯·普伦基特、克拉伦斯·坡、雷蒙德·昂温、埃比尼泽·霍华德、丹麦合作社、加州土地定居点等经验，这么多受挫的小规模合作社设计蓝图仍然盘旋在进步政治周围；所以在危机时刻，其中有些设计付诸实施并不让人惊讶。[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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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362 实际上，自危机一开始，草根政治谈论就充满了共同体和合作思想。因为现金和工资消失，易货贸易合作非常普遍；乔治·索尔在阅读写给《新共和》编辑的读者来信时惊讶地提到，它们在1930年代初期大众的心里占据了多么大的位置。另外一个普遍的建议是鼓励城市边缘的生存居住区，德国人称为临时棚屋区（Randsiedlungen）——在工资经济飘摇崩溃的背景下，失业的都市工人可以通过兼职工作和自己种植点粮食蔬菜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在大萧条初期，罗斯福曾经往这个方向考虑过。美国教友会的克拉伦斯·皮科特借鉴了战后在维也纳外围建造的、贵格会支持的生存居住区，按此模式在阿巴拉契亚煤矿山谷的失业矿工中开发社区，这后来吸引了埃莉诺·罗斯福的注意。仍然在寻找摆脱区域农村贫困的出口，南方进步人士重新捡起了从艾尔伍德·米德那里吸收的规划合作式农庄社区思想。其中，在农场城市项目中失败的休·麦克雷1932年初期也提出强烈申辩。[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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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364 这些建议都进入早期新政机构中。在亚拉巴马州参议员约翰·班克海德（他也是米德的一个南方支持者的兄弟）塞入《全国工业复兴法》的授权下，内政部1933年夏天成立自耕自给小农场司，由M.L.威尔逊任司长，皮科特任行政助理。它的第一批拨款受益者是皮科特在西弗吉尼亚“陷入困境”的矿工定居点、在北卡罗莱纳复兴的麦克雷农场城市工程。联邦紧急救济署建立了自助合作司和为解决农村困难的“农村复兴和困难人口救济司”，后者很快组建了一批规划的合作农场。在形式和理论基础上，新政早期规划的社区工作决不是井然有序的。到了特格韦尔的新部门“重新安置署”在1935年夏天吸收所有这些早期尝试时，新政充当着地主房东的作用，让城市工人转移到乡下，让农场工人转移到城市，其他人原地不动；为由于矿井全面关闭而失业的矿工建设小社区，让失业的城市工人到郊区靠兼职和种庄稼重新开始，让流动的农业生产工人有迫切渴望的体面定居点，让佃农和小农场主尝试在政府农场上开始新的生活。[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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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366 1933年没有人预料到从早期这种兼收并蓄的混乱状态中，艾尔伍德·米德的农庄设计竟然成为该机构重新安置工作的主要模板。特格韦尔劝说罗斯福把长期农业规划分离出来，变成一个和农业部分开的机构，以便隔绝农业游说团日常的压力。他是着眼于更大的结构的。重新安置署的土地使用司从中西部采伐地带、阿巴拉契亚高地、沙漠化大草原等地购买了千万英亩的公用土地。农业复兴司开始通过贷款、记账培训、慷慨数量的建议来稳住数以千计暂时被市场大钳夹住的农民。但是因为城市失业人口泛滥，必须采取措施为那些被尘暴、洪水、还不起的抵押贷款或者联邦土地购买代理人迫使离开土地的人们提供帮助。[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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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368 在这样的紧急关头，米德的建议因为它的科学主义、共同体和合作理想、澳大利亚和欧洲纽带而重新焕发生命力。米德的工程有南方重要人物的支持，对边缘和弱势群体的需要表现出一种政治上很关键的姿态。它的思想启动成本在多年前就已经支付过了。在去掉了与灌溉和土地开垦的联系后，它作为不那么原子化、不那么容易受市场变数破坏的农业经济的萌芽重新出现。到了1937年夏天，由加利福尼亚德尔亥定居点前农业经理担任安置工作的领导，重新安置署在管理，或者在建设58个规划的政府农场项目，四分之三都在南方。[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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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370 速度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米德的项目多数几乎未经任何修改就接受了：小块的土地、预先构建的房子、长期租借购买安排而不是简单的所有权、认真的管理、充分展开的合作方式网络。由拿工资的农庄经理管理每个重新安置点，正如米德曾经计划的，配备有贷款基金、效率观念、权威和建议的强大力量。在最大的一个定居点，居住在农庄的家政学家给妇女上课，分发高压锅和营养知识，监督家庭收入开支状况。在三起例子中，针对被认为是技术最少的人口，重新安置署的规划者开始实验公然的集体农庄，把从前的佃农和移民变成拿工资的农业工人。但是政府农庄的常见模式是集中在一起的租用者群体，由精心安排的合作社的复杂网络而结合。合作社管理农庄的商店、仓库、饲养场、修理铺、轧棉厂、磨房，并推销成员的农产品。健康合作社和当地医生签合同购买预先付费的群体医疗服务。总合作社管理每个社区的公民活动中心，充当地方政府的角色。[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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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372 政治敌人很快就发怒了，控诉重新安置的农庄是苏联农业的滩头堡。实际上，到了1937年，在政府农庄干活的有4,441个农民，可见新政农村安置区只占了最狭小的一片。相反，重新安置署的复兴贷款项目包含了50万农民。但是因为密集的、欧洲风格的土地使用模式和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技术，加上学校和社区中心、集体和民主理想，农村安置区突然清晰可见地呈现了一代人向往的理想状态，完全不同于从前分散的私人拓荒者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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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374 重新安置署的社区建设计划的第二个中心是模范郊区，这里，大西洋纽带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当该署的“郊区重新安置司”在1935年成立时，特格韦尔本人心中并没有多少规划，不过是城市工人通勤距离内的汇集盆地，用来容纳计划中的大量涌入的农村人口。这次是1918年战争工人村和英国花园城市运动支持者老兵挺身而出，带来了他们的社区计划。该机构的九位主要顾问中有三人曾经在战争住房计划或者随后产生的重建委员会工作过，至少五人曾经到莱奇沃思朝拜过。该机构曾咨询过凯瑟琳·鲍尔和住房研究公会的亨利·丘吉尔；同样还有克拉伦斯·斯泰因、亨利·莱特、弗里德里克·比格。他们连同刘易斯·芒福德等人在1920年代花费大部分时间收集埃比尼泽·霍华德的花园城市工程资料。此外，还有昂温的美国好朋友约翰·诺伦，以及在诺伦的规划所开始事业的两位年轻规划师特里西·奥格尔和雅各布·克莱恩。在正需要很快就能实现的设计时，他们带来了自己没有实现的现成议程。特格韦尔最初设想的六十个绿化带城镇工程没有实现。但是在法庭挑战让人失去胆量之前，重新安置署已经开始了三个工人阶级卫星郊区计划，让新政美国看到了最好的国际花园城市运动的样板。[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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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376 这些重新安置郊区没有一个是对欧洲先例的忠实复制。莱奇沃思基本上是中产阶级而非工人阶级住房的实验——是有限赢利的投资，不是政府工程；汉普斯特德是慈善事业。从建筑学上说，美国的每个工程都独树一帜。在视觉上最激进的马里兰州“绿带”（Greenbelt）项目中，成排让人惊讶的几何外观两层楼房屋沿着山脊形成拱形，显然借鉴了魏玛社会现代主义的审美观。威斯康星“绿谷”（Greendale）规划者有意识地对外国设计表示厌恶，选择了18世纪威廉斯堡模式的城市中心，配以简单本地设计的自由坐落式小房屋。[880]但是在竞争性外观下面，欧洲影响是深刻的。甚至英国市议会的住房设计者都没有像绿地郊区计划者那样密切地遵守埃比尼泽·霍华德的单一税戒律。每个绿地城镇的土地都是集体所有的，因此没有不劳而获的投机性增值，没有混乱无序的增长，也没有私人和公共经济利益的经常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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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378 为了保证公共因素不消失，三个绿地郊区各自围绕一个城镇中心建设。“绿带”拥有兼做城市娱乐中心的学校、城市俱乐部的会议室、社区教堂、图书馆，还有一个社区剧院，现在被称为“乌托邦”。每个重新安置区都有宽阔的公共娱乐空间。三个郊区的医疗服务都是通过健康合作社提供的，贷款都是通过信用合作社提供的，日杂用品都是通过合作社普通商店提供的。绿地郊区以年轻的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家庭、小居所、慷慨的公共设施，把商业郊区的习惯性阶级关系彻底翻转过来。在马里兰州“绿带”社区中心的墙壁上有男男女女一起种庄稼、劳动和思考的浮雕，还有联邦宪法的开头一句：“我们人民……”[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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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380 最后，正如霍华德曾经描述过的，每个安置区的周围都是宽阔的绿色缓冲带。对这些绿地，计划者从来没有发现切实可行的经济用途，虽然他们谈论合作农场、小工业园区，以及建立城市和农村产品更密切和平衡关系的需要。不过从象征意义上说，绿化带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把城市围起来保护（克拉伦斯·斯泰因认为就像用城墙保护中世纪古城那样），把它们和传统的商业繁荣的城镇区别开来，后者的街道在四面八方向外伸展，投机想象力能走多远就多远。把新政团结的这些绿洲与外面资本主义土地市场的怪念头和混乱隔离开来。[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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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382 1930年代北大西洋经济体没有任何别的地方比得上这些有设想、可实施的民主社区模式的投资。从1920年代大胆的郊区扩展计划起，英国市议会的住房建设者在1930年代转向市区贫民窟改造；直到1946年《新城法案》通过后，霍华德的卫星城思想才开始在英国得到公共的尝试。在蓬蒂内（Pontine）沼泽的开垦区，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在1930年代开始了一些新城市项目。在德国，纳粹分子通过攻击魏玛时代“非德国化”的社会现代主义住房积聚了忠诚者，国家社会主义者为党员投资建设了一些反示范社区工程。他们用高耸的瓦屋顶和半木制房屋正面、用打破整排房屋模式的单家独院方式夸张地表现守旧特征，建造了对社会现代主义的“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抗体。但是表达了这一立场之后，国家社会主义者转向真正令他们感动的建筑：体现军事化政党忠诚性的帝国大运动场。在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大萧条时期的国家有其他当务之急，顾不上模范村庄建筑。只有在美国，1930年代释放的郁积政治议题中充满了集体的、曾经想象过的共同体设计。[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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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384 如果说规划构成新政者共同体理想的外壳，合作社则构成了它们的社会经济核心。在“绿谷”城，“国际合作社”的旗帜悬挂在城市合作商店的椽木上。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尤其是在第一任局长阿瑟·摩根领导下积极推动小规模合作社。该局的首批两个合作社贷款给予了坎贝尔民俗学校的罐头食品和乳品合作社。摩根在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管理层的首要对手戴维·利连撒尔蔑视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手工艺合作社是经济上过时的东西，但是积极推动地方公用事业合作社从事该局的电力零售分配。重新安置署农庄管理者用传教士的热情煽动合作社思想，夜间开课讲解合作社经济的原则。新政社区既是更深刻公民生活的实验室，也是小规模民主经济学的实验室。[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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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386 在1936年，合作社的时刻似乎终于到来了。那一年马奎斯·蔡尔兹的《瑞典：中间道路》成为政治畅销书而流行。作为来自外国希望之乡的报道，蔡尔兹的体裁和亨利·劳埃德、弗里德里克·豪威一样悠久。蔡尔兹之所以能复兴从前形式，一部分原因在于他激动人心的副标题，打动了不少感到历史的钳子正在夹紧的人的心弦——他们担心陷入无法控制的资本与极权主义国家之间的两难处境。另外一部分原因在于蔡尔兹高超的能力，把瑞典社会政治打包变成能够跨越机构和文化差异的简单易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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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388 这种体裁本来就有弱化政治的性质，蔡尔兹很少触及政治。他对瑞典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没有多大兴趣。瑞典在社会保险供应方面的长期落后状态也没有在他的描述中占相当分量。1930年代的瑞典是个后来的工业化国家，一个在社会经济政策制订方面的落后者，像新政者一样在扮演努力追赶别人的角色。但是对于恩斯特·维格福斯的财政部“社会凯恩斯主义者”的经济修正主义，蔡尔兹几乎是一无所知。在蔡尔兹看来，中间道路不在斯德哥尔摩的政府办公楼，而在瑞典的合作社团体。[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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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390 他承认，在英国合作社占据了比瑞典大得多的消费者市场份额。但是英国合作社的视野受到商店店主心态包围，而正如蔡尔兹转述的故事，瑞典合作社已经采取垄断资本主义策略，追求自己利益的最优化。当欧洲电力灯具卡特尔拒绝在价格问题上让步时，瑞典合作社总社建造了自己的灯泡厂，让价格回归正常状态。不接受橡胶托拉斯对于胶鞋的订价，瑞典合作社自己建造胶鞋厂。在生产面粉、人造黄油、化肥等方面发生了同样的故事。还有其他合作社在瑞典建设新的低成本住宅区。15%的斯德哥尔摩人已经生活在合作社中，其中有些就像著名的集体房屋（Kollektivhus）一样拥有远远超过美国住房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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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392 蔡尔兹报道说，合作社人员没有试图消灭瑞典的资本主义，他们的成就在于通过“征服”它最原始、最具破坏性的特征，来让资本主义“工作”。通过在最后垄断阶段之前终止资本积累，通过抑制不停息的积累过程，合作社充当了“防止资本主义走向自我毁灭”的作用。平衡是钥匙。蔡尔兹写道，“如果现代生活中，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两个极端在某个地方达成平衡”，他肯定那个地方就是瑞典。在那里人们可以发现“稳定、秩序、卫生……整体性、健康，这些在现代是很少见的品质”。在这样描述合作社的词汇中，大西洋进步纽带的独特语言再次回来了。[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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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394 到了1936年秋天，在控制当年不断攀升的消费品价格的热烈讨论声中，一个正式的总统调查委员会再次从美国来到欧洲，考察合作社经济是否能在美国实现。罗斯福告诉记者蔡尔兹的书使他“对瑞典产生浓厚兴趣”。不过，他的批评家把“欧洲合作社调查团”看作选举策略，就像从前的任何调查团一样具有深厚的政治意图。罗斯福在选举季节早早派出这个调查团，又确保调查报告要推迟到选举结束以后再公布。当农庄游说团反对政府漠视他们的利益时，罗斯福增加了两个农民团体的席位。当女性提出她们作为消费者的需要受到忽视时，在中西部消费者合作社圈子中非常积极的爱米莉·贝茨也被吸收进来——因为来迟了，差点赶不上在欧洲的其他成员。[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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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396 但是罗斯福对于调查团的核心成员人选是确定无疑的。哈里·霍普金斯在公共事业振兴署的主要助手雅各布·贝克，在大萧条初期已经在纽约市管理合作社易货贸易和劳工交流。有谣言说拟议中旨在推动消费者合作社的联邦机构成立后，贝克会担任领导。而曾经担任劳工报社记者，现在是纽约州电力局工作人员的利兰·奥尔兹，长期以来一直用半宗教半政治的语言来表达他对“个人主义疾病”的担忧。当AE（乔治·罗素）被邀请在1930—1931年来美国演讲旅行时，奥尔兹被指定作为负责人。他曾经在大萧条初期和贝克一道组织易货贸易组织。这个调查团工作还不到一个月，奥尔兹就给家里写信说：“瑞典是更真正意义上的有机社会，比我们在美国想象的任何东西更好——除了在梦中。”第三个最初的成员查尔斯·斯图尔特是煤矿工程师，在推动对苏联贸易方面非常积极。农业营销合作社“全国合作社协会”的罗宾·胡德和《草原农场主》的克里福德·格列高里被认为是怀疑论者，但是贝茨是公开承认的支持者。[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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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398 从合作社调查委员会到农庄定居点，这些相互交织的合作社和社区政治的溪流在1936年和1937年开始达到最高潮。重新安置署有16,000名工作人员，现在是华盛顿第七大公民机构。华莱士和特格韦尔1936年11月到政府的南方农庄定居点做了广泛宣传的巡视。在上个月的一个星期天，有2万密尔沃基人出来看“绿谷”城的街道设计和基础建设。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又有60万人参观。其他人来到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诺里斯模范城镇，旁边是诺里斯公共水电大坝高耸的混凝土表面。马修·约瑟夫森认为诺里斯是“全美国最漂亮的城镇”，来到这里就好像“我们来到了新世界，五十年后的未来新时代”。在1936年春天，进步思想的波士顿商人爱德华·A.费林宣布成立百万美元的“消费者分配公司”来推动组成消费者合作社。到了1936年，合作商店已经是十年前专家计算过的数量的八倍多；到了1938年，合作信用社的数量是以前的二十倍。亨利·华莱士在他1936年付印的书中总结这些相互交织的合作社努力，写道“合作社生活方式肯定在社区流行开来”。[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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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00 最后，结合所有这些组成部分的是像丹麦民俗学校一样大胆的成人教育工程。新政教育项目背后的推动力中，有一些不过来自对就业危机做出有利反应的欲望。对于政府的工作救济计划者来说，把失业教师安排在成人教育课堂比让他们修路或者打扫街道在经济上更有道理。但是新政者吸收了英国工人教育运动模式和丹麦民俗学校模式，对成人公民教育的承诺远远超过劳动力市场变化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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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02 田纳西流域管理局为了公共问题的讨论发起组织了“人民的大学”。公共事业振兴署举办“公共事务”课堂。在教育办公室，约翰·W.斯图德贝克推动了全国范围的公共事务“论坛”项目，地方城镇会议关于当时重要话题的公开讨论。亨利·华莱士领导了农业危机的系列讨论，匈牙利经济学家卡尔·波拉尼领导了当代欧洲的系列讨论，哈佛大学的托马斯·尼克松·卡佛领导了“我们经济体制基础的重审”系列讨论。美国住房管理局主办了公共房屋住户的公民事务论坛。联邦紧急救济署的一个部门举办了工人教育课堂，该单位的领导，“布林莫尔暑期工人学校”的希尔达·沃星顿·史密斯曾经在1920年代中期花费一年时间研究德国、英国、瑞典和丹麦的工人教育项目。布林莫尔学校赞助者凯里·托马斯本人曾在1920年初期把大学的工人教育项目从牛津大学罗斯金学院带回来。从这些线索和紧急劳工问题之中，新政者几乎是一夜之间在美国组建了空前规模的成人公民教育项目。[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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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04 新政社会和公民教育的模式是城镇会议，不是丹麦民俗学校的讲课，也不是英国阿尔伯特·曼斯布里奇工人教育协会那种深刻的小组学习。但是组建合作社会团体这一目标同样是美国计划的核心。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论坛领袖使用团体游戏和团体唱歌为听众活跃气氛。联邦紧急救济署工人教育项目中的老师们接受劳工歌曲和民间舞蹈的培训。在重新安置署，查尔斯·西格的音乐项目资助音乐教师在更大的农庄定居点常驻工作，寻找“人们已有”的音乐，帮助他们使用这些共同的文化基础从“原始的个人主义”（西格的一位音乐家说的）转化为“团体行动”。该项目发表的前两首歌曲是从前农民协进会的歌曲“农民是养活所有人的人”和“合作是我们的目标”。[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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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06 当然，现在回顾起来，所有这些从农庄定居点到公民论坛的项目都缺乏它们宣称的经济民主。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在雇佣实践和服务方面有一条种族隔离的界线，并不比其他南方机构柔和多少。重新安置署为黑人和白人建造农场项目，但是没有一个是让两种人平等混合的；绿化带城镇是专门为白人建造的。阶级和权力的流行关系如种族关系一样在新政社区项目上留下标记。斯图德贝克的公民论坛在十年里变得越来越紧密控制和组织化。民间资源保护队的教育项目从来没有摆脱军队管理者的有力控制。在农庄定居点，常驻经理的权限非常大，而农场项目中居民的经济知识却太少。农业合作社往往野心太大而资源有限，其中的管理基本上是在农场管理者的裤兜里。绿化带郊区更接近民主理想，但是它们也不能摆脱导致权力集中的经济和机构压力。由于想要在投机者提高价格前购买土地，计划者最初的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甚至避开他们需要与之合作的地方当局。结果，因为除了联邦政府以外没有任何在宪法上可以接受的合法主人，绿化带城镇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自主权。[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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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08 这些合在一起就成为严重的缺陷。虽然如此，如果按周围流行的标准来对比衡量，新政社区计划者有理由认为他们抵制的东西至少和默许的东西一样多。他们想象的社区主要来自一代受挫的进步人士的抱负：经济机会世界内一个理性计划的岛屿，由委员会和城镇会议组成的活泼的公民生活，像丹麦那样密集的合作社，私人和公共事务获得新的、更好的平衡，经济少受大起大落的波动，社会更少极端个人色彩等。这些在其他地方已经零零碎碎地实现了的内容，在1936年的美国似乎不是无法实现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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