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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386 在1936年，合作社的时刻似乎终于到来了。那一年马奎斯·蔡尔兹的《瑞典：中间道路》成为政治畅销书而流行。作为来自外国希望之乡的报道，蔡尔兹的体裁和亨利·劳埃德、弗里德里克·豪威一样悠久。蔡尔兹之所以能复兴从前形式，一部分原因在于他激动人心的副标题，打动了不少感到历史的钳子正在夹紧的人的心弦——他们担心陷入无法控制的资本与极权主义国家之间的两难处境。另外一部分原因在于蔡尔兹高超的能力，把瑞典社会政治打包变成能够跨越机构和文化差异的简单易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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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388 这种体裁本来就有弱化政治的性质，蔡尔兹很少触及政治。他对瑞典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没有多大兴趣。瑞典在社会保险供应方面的长期落后状态也没有在他的描述中占相当分量。1930年代的瑞典是个后来的工业化国家，一个在社会经济政策制订方面的落后者，像新政者一样在扮演努力追赶别人的角色。但是对于恩斯特·维格福斯的财政部“社会凯恩斯主义者”的经济修正主义，蔡尔兹几乎是一无所知。在蔡尔兹看来，中间道路不在斯德哥尔摩的政府办公楼，而在瑞典的合作社团体。[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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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390 他承认，在英国合作社占据了比瑞典大得多的消费者市场份额。但是英国合作社的视野受到商店店主心态包围，而正如蔡尔兹转述的故事，瑞典合作社已经采取垄断资本主义策略，追求自己利益的最优化。当欧洲电力灯具卡特尔拒绝在价格问题上让步时，瑞典合作社总社建造了自己的灯泡厂，让价格回归正常状态。不接受橡胶托拉斯对于胶鞋的订价，瑞典合作社自己建造胶鞋厂。在生产面粉、人造黄油、化肥等方面发生了同样的故事。还有其他合作社在瑞典建设新的低成本住宅区。15%的斯德哥尔摩人已经生活在合作社中，其中有些就像著名的集体房屋（Kollektivhus）一样拥有远远超过美国住房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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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392 蔡尔兹报道说，合作社人员没有试图消灭瑞典的资本主义，他们的成就在于通过“征服”它最原始、最具破坏性的特征，来让资本主义“工作”。通过在最后垄断阶段之前终止资本积累，通过抑制不停息的积累过程，合作社充当了“防止资本主义走向自我毁灭”的作用。平衡是钥匙。蔡尔兹写道，“如果现代生活中，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两个极端在某个地方达成平衡”，他肯定那个地方就是瑞典。在那里人们可以发现“稳定、秩序、卫生……整体性、健康，这些在现代是很少见的品质”。在这样描述合作社的词汇中，大西洋进步纽带的独特语言再次回来了。[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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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394 到了1936年秋天，在控制当年不断攀升的消费品价格的热烈讨论声中，一个正式的总统调查委员会再次从美国来到欧洲，考察合作社经济是否能在美国实现。罗斯福告诉记者蔡尔兹的书使他“对瑞典产生浓厚兴趣”。不过，他的批评家把“欧洲合作社调查团”看作选举策略，就像从前的任何调查团一样具有深厚的政治意图。罗斯福在选举季节早早派出这个调查团，又确保调查报告要推迟到选举结束以后再公布。当农庄游说团反对政府漠视他们的利益时，罗斯福增加了两个农民团体的席位。当女性提出她们作为消费者的需要受到忽视时，在中西部消费者合作社圈子中非常积极的爱米莉·贝茨也被吸收进来——因为来迟了，差点赶不上在欧洲的其他成员。[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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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396 但是罗斯福对于调查团的核心成员人选是确定无疑的。哈里·霍普金斯在公共事业振兴署的主要助手雅各布·贝克，在大萧条初期已经在纽约市管理合作社易货贸易和劳工交流。有谣言说拟议中旨在推动消费者合作社的联邦机构成立后，贝克会担任领导。而曾经担任劳工报社记者，现在是纽约州电力局工作人员的利兰·奥尔兹，长期以来一直用半宗教半政治的语言来表达他对“个人主义疾病”的担忧。当AE（乔治·罗素）被邀请在1930—1931年来美国演讲旅行时，奥尔兹被指定作为负责人。他曾经在大萧条初期和贝克一道组织易货贸易组织。这个调查团工作还不到一个月，奥尔兹就给家里写信说：“瑞典是更真正意义上的有机社会，比我们在美国想象的任何东西更好——除了在梦中。”第三个最初的成员查尔斯·斯图尔特是煤矿工程师，在推动对苏联贸易方面非常积极。农业营销合作社“全国合作社协会”的罗宾·胡德和《草原农场主》的克里福德·格列高里被认为是怀疑论者，但是贝茨是公开承认的支持者。[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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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398 从合作社调查委员会到农庄定居点，这些相互交织的合作社和社区政治的溪流在1936年和1937年开始达到最高潮。重新安置署有16,000名工作人员，现在是华盛顿第七大公民机构。华莱士和特格韦尔1936年11月到政府的南方农庄定居点做了广泛宣传的巡视。在上个月的一个星期天，有2万密尔沃基人出来看“绿谷”城的街道设计和基础建设。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又有60万人参观。其他人来到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诺里斯模范城镇，旁边是诺里斯公共水电大坝高耸的混凝土表面。马修·约瑟夫森认为诺里斯是“全美国最漂亮的城镇”，来到这里就好像“我们来到了新世界，五十年后的未来新时代”。在1936年春天，进步思想的波士顿商人爱德华·A.费林宣布成立百万美元的“消费者分配公司”来推动组成消费者合作社。到了1936年，合作商店已经是十年前专家计算过的数量的八倍多；到了1938年，合作信用社的数量是以前的二十倍。亨利·华莱士在他1936年付印的书中总结这些相互交织的合作社努力，写道“合作社生活方式肯定在社区流行开来”。[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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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00 最后，结合所有这些组成部分的是像丹麦民俗学校一样大胆的成人教育工程。新政教育项目背后的推动力中，有一些不过来自对就业危机做出有利反应的欲望。对于政府的工作救济计划者来说，把失业教师安排在成人教育课堂比让他们修路或者打扫街道在经济上更有道理。但是新政者吸收了英国工人教育运动模式和丹麦民俗学校模式，对成人公民教育的承诺远远超过劳动力市场变化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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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02 田纳西流域管理局为了公共问题的讨论发起组织了“人民的大学”。公共事业振兴署举办“公共事务”课堂。在教育办公室，约翰·W.斯图德贝克推动了全国范围的公共事务“论坛”项目，地方城镇会议关于当时重要话题的公开讨论。亨利·华莱士领导了农业危机的系列讨论，匈牙利经济学家卡尔·波拉尼领导了当代欧洲的系列讨论，哈佛大学的托马斯·尼克松·卡佛领导了“我们经济体制基础的重审”系列讨论。美国住房管理局主办了公共房屋住户的公民事务论坛。联邦紧急救济署的一个部门举办了工人教育课堂，该单位的领导，“布林莫尔暑期工人学校”的希尔达·沃星顿·史密斯曾经在1920年代中期花费一年时间研究德国、英国、瑞典和丹麦的工人教育项目。布林莫尔学校赞助者凯里·托马斯本人曾在1920年初期把大学的工人教育项目从牛津大学罗斯金学院带回来。从这些线索和紧急劳工问题之中，新政者几乎是一夜之间在美国组建了空前规模的成人公民教育项目。[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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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04 新政社会和公民教育的模式是城镇会议，不是丹麦民俗学校的讲课，也不是英国阿尔伯特·曼斯布里奇工人教育协会那种深刻的小组学习。但是组建合作社会团体这一目标同样是美国计划的核心。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论坛领袖使用团体游戏和团体唱歌为听众活跃气氛。联邦紧急救济署工人教育项目中的老师们接受劳工歌曲和民间舞蹈的培训。在重新安置署，查尔斯·西格的音乐项目资助音乐教师在更大的农庄定居点常驻工作，寻找“人们已有”的音乐，帮助他们使用这些共同的文化基础从“原始的个人主义”（西格的一位音乐家说的）转化为“团体行动”。该项目发表的前两首歌曲是从前农民协进会的歌曲“农民是养活所有人的人”和“合作是我们的目标”。[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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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06 当然，现在回顾起来，所有这些从农庄定居点到公民论坛的项目都缺乏它们宣称的经济民主。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在雇佣实践和服务方面有一条种族隔离的界线，并不比其他南方机构柔和多少。重新安置署为黑人和白人建造农场项目，但是没有一个是让两种人平等混合的；绿化带城镇是专门为白人建造的。阶级和权力的流行关系如种族关系一样在新政社区项目上留下标记。斯图德贝克的公民论坛在十年里变得越来越紧密控制和组织化。民间资源保护队的教育项目从来没有摆脱军队管理者的有力控制。在农庄定居点，常驻经理的权限非常大，而农场项目中居民的经济知识却太少。农业合作社往往野心太大而资源有限，其中的管理基本上是在农场管理者的裤兜里。绿化带郊区更接近民主理想，但是它们也不能摆脱导致权力集中的经济和机构压力。由于想要在投机者提高价格前购买土地，计划者最初的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甚至避开他们需要与之合作的地方当局。结果，因为除了联邦政府以外没有任何在宪法上可以接受的合法主人，绿化带城镇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自主权。[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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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08 这些合在一起就成为严重的缺陷。虽然如此，如果按周围流行的标准来对比衡量，新政社区计划者有理由认为他们抵制的东西至少和默许的东西一样多。他们想象的社区主要来自一代受挫的进步人士的抱负：经济机会世界内一个理性计划的岛屿，由委员会和城镇会议组成的活泼的公民生活，像丹麦那样密集的合作社，私人和公共事务获得新的、更好的平衡，经济少受大起大落的波动，社会更少极端个人色彩等。这些在其他地方已经零零碎碎地实现了的内容，在1936年的美国似乎不是无法实现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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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10 和新政的农村项目相比，新政社区建设的都市阶段进展缓慢得多。它是在组织良好的利益团体更加密集的环境中展开的。但是在这里，大西洋进步政治的动态也控制了事件的基本结构，从根据欧洲先例确定议题的专家群角色，到现成的政策建议在危机来临时突破进入政治上可以实施的领域，再到立法过程最后阶段重大商业利益间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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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12 这个阶段新政者公民理想的核心是住房。罗斯福在1937年的时候说：“我看到国家三分之一人的住房破烂、衣衫褴褛、营养不良。”[893]实际上，在新政初期，把改变工人阶级住房流行标准的努力列入国家支持根本就不是政府关心的内容。罗斯福本人也是在他人努力游说后才对这个想法感兴趣。正如社会保障和农业重建一样，公共住房是新政的社会政治历史在危机政治动力摇撼作用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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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14 糟糕的住房条件本身不是关键的动因。正如住房改革者长期以来坚持认为的，都市居住条件常常都很糟糕，这是人人皆知的常识。但是如果说大萧条让住房危机更加严重，就是比较复杂的问题了。当然，因为丢掉工作和多年的积蓄一夜之间蒸发，房屋租金也交不起了。国家的每个城市都冒出来失业者和无家可归者的“胡佛村”（Hooverville）：在空余的地方、在铁路调车场、在天桥下面、在当局睁一眼闭一眼不予追究的任何地方。在新房屋建设停顿的时候，工人阶级家庭“过滤”进入中产阶级腾出来的住宅的希望破灭了——这一开始就不是可靠的过程。达不到标准的房屋更破旧更糟糕了。与此同时，自从玛丽·金斯伯里·西姆柯维奇的“拥塞委员会”在二十多年前开始工作后，过分拥挤问题减少了许多。在大萧条时期新建设项目停顿下来，但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也暂停了，外国移民也几乎停止，所以大大抵消了对现有住房存量的压力。1930年代住房危机不是住房本身的危机而是收入危机，不是房屋和建筑危机，而是工资、房租和抵押贷款的危机。[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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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16 对于在新政中心的许多人来说，信用市场从一开始就是问题的焦点。政府在住房前线的第一个动作，即1933年的《房主贷款法案》，是用更宽松的重新融资条款让破产的抵押贷款体系从困境中摆脱出来。后续措施如1934年的《全国住房法案》通过对众多抵押贷款提供政府贷款保险，旨在开放私人对住房建设投资。两个措施都是刺激经济的老掉牙的传统做法，用政府资助的肩膀去支撑私有市场暂时受挫的机器。支持中产阶级房主以及为他们服务的银行和建筑公司，这种措施显然具有复兴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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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18 新政者要在这个项目外添加低成本住房建设，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正如新政的其他许多方面一样，1930年的社会政治是从前历史的产物。四十年来，美国进步人士一直在大西洋住房政治背景下争论为城市工人阶级提供国营和准国营住房的优点。从1917年在马萨诸塞州洛厄尔被遗弃的工人阶级模范住房实验，到1918年受英国启发的紧急战争住房项目，到伊迪丝·伍德和凯瑟琳·鲍尔对于欧洲社会住房进步的报告，到三十年来国际住房大会上的辩论，没有实现的改革议题在1930年代汇合在一起了。劳伦斯·威勒可能仍然以“与美国人的天才思想格格不入”为理由反对公共资助的住房，但是到了1930年代他的全国住房协会已经由其单一议题的项目萎缩成威勒本人的纸上规划。[895]像新政的绿化带城镇和农庄一样，公共住房是进步人士的过去在大萧条时代政治可能性下的大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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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20 正如新政政策倡议的其他情况一样，专家早在危机出现之前很久就已经完成了进步住房政策的基本大纲。目标是为收入达不到购买商品房要求的都市工人阶级家庭等广泛阶层建设住房。对于住房改革者来说，公共资助的房屋提高住房标准、提供超出工人家庭渴望的社区设施是理所当然的。这不仅仅是建造住房而是改善邻里关系和增强社区团结。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它将结合欧洲革新的最好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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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22 1930年代初期专家项目的关键成分是欧洲大陆那种有限赢利公司和合作性住房协会，获得廉价的、长期的公共信用贷款帮助。这是伊迪丝·埃尔默·伍德1922年从欧洲带回来的政策。这是背后的金融发动机，推动了在魏玛德国曾经点燃鲍尔的想象力的社会民主住房；也推动了在瑞典激发马奎斯·蔡尔兹的住房合作社。在纽约市住房进步人士的鼓动下，州长阿尔·史密斯成功地让同样措施的弱化版本在1926年州议会通过，给予建设体面的低成本住房的非赢利或有限赢利建筑商税收减免（但不是低成本国家贷款）。在利用该法案的首批项目中有服装工人联合会的住房合作社。[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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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24 在那些游说纽约法案的人中，最著名者是格林威治馆的玛丽·西姆柯维奇，她二十年前曾经担任纽约市拥塞委员会的主席。自从1890年代在柏林做经济学研究生的时代开始，西姆柯维奇就在她个人身上织入了美国社会政治相互交错的大量线索。她曾经是弗洛伦斯·凯利在全国消费者联盟中的主要盟友，是在下曼哈顿区兴建公共澡堂和公园的积极推动者，是亚伯拉罕·艾普斯坦美国养老保险协会的理事，自1931年起担任乐观地称为“全国公共住房协会”的游说团体领袖。她是1912年进步党的党员，1917年的战争集体主义者，1919年的48人委员会“呼吁书”签署人之一，1932年的罗斯福支持者。在政府的前一百天紧张情绪中，西姆柯维奇说服了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在《全国工业复兴法案》中添加住房改革者长期以来渴望的社会住房项目：给予建造体面的低成本住房的市政当局或者有限赢利住房协会提供长期的补贴性贷款。[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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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26 像西姆柯维奇在1933年的干预一样，1930年代剩余时间的公共住房政策倡议主要来自政府核心圈子之外。罗斯福的立场模糊不清，不轻易表态。参议员瓦格纳办公室起草的住房法案初稿是西姆柯维奇所在的全国公共住房协会执笔完成，该协会还作为参议院听证会上的专家证人。公共住房是政府外形成的社会政策挤进危机造成的暂时政治机会的经典例子。[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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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28 大西洋纽带在公共住房努力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34年在《全国工业复兴法案》下组织成立的最积极的城市住房协会——“纽约市住房局”就是一个说明问题的例子。在首批五位理事中，有三位海外关系众多：与睦邻中心有关的律师路易斯·品克，在担任纽约州住房委员会成员的1927年就开始从欧洲公共资助的住房建设中寻找可吸收的经验；《犹太前进日报》的查尼·弗拉德克，长期的城市社会主义者和劳工住房鼓吹者；以及西姆柯维奇本人。该机构的首席建筑师是弗里德里克·阿克曼，他从英国发回的报道让战时美国了解有关英国军需部住房工作的新闻。[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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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30 为了保持更广泛的公众兴趣，全国住房协会的官员在1934年夏天安排国际住房委员会三人小组到美国来。由雷蒙德·昂温率领的代表团进行了为期7周、途经14个城市的演讲和参观旅行，高潮是在10月份召开的全国住房改革者领袖会议上发表了建造低成本公共资助住房的美国呼吁书。该会议公报主要由昂温本人执笔，签署者包括了美国最著名的住房改革者：阿克曼、西姆柯维奇、纽约市住房局的朗顿·波斯特、伊迪丝·埃尔默·伍德、凯瑟琳·鲍尔、奥斯卡·斯通诺罗夫、劳工住房协会的约翰·埃德尔曼、来自城镇规划协会的约翰·诺伦和雅各布·克莱恩、来自刘易斯·芒福德圈子的亨利·莱特和阿尔伯特·梅耶、来自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特里西·奥格尔和厄尔·德雷珀、1918年战争住房项目的罗伯特·科恩，甚至还包括1914年到英国旅行的全国住房协会经理约翰·伊尔德。负责协调昂温演讲旅行和最后会议的是克尔曼·伍德伯里，他1926年和1927年曾作为罗兹奖学金获得者在英国获得住房问题的初步训练。[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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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32 西姆柯维奇的全国公共住房协会领导人全都是经验丰富的欧洲观察家。为了获得选民的支持，执行秘书海伦·阿尔弗雷德从1936年到1938年每年举办欧洲住房考察旅行，时间正好选在国际住房和城镇规划联盟开会的时候。[901]我们已经看到，劳工住房协会接受欧洲影响的程度也一点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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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34 一个经过大西洋途径从住房爱好者到住房专家的典型例子，是亚特兰大的查尔斯·帕尔默的新政生涯。作为共和党人和房地产开发商，帕尔默首先被公共住房主张所吸引是由于在安排公共住房土地分配时获得的佣金。在1933年和1934年，他负责公共工程署（PWA）的早期贫民窟清理和改造工程，一个为白人，一个为黑人，都在亚特兰大闹市区。由此受到低成本住房思想的吸引，他没有动身前往查尔斯顿、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或者纽约考察贫民窟，而是到欧洲认真研究了公共住房两个月。从那不勒斯到维也纳、莫斯科、柏林、伦敦，返回后做了巡回演说和自制的电影《反对贫民窟的世界战争》。他把演讲和电影带到任何能去的地方：建筑商会议上、住房改革聚会上，以及实行新政的华盛顿，在那里他把电影放给农业部的亨利·华莱士、联邦紧急救济署的哈里·霍普金斯看，给公共工程署的住房司工作人员看，到内政部大型聚会上给珀金斯和伊克斯看，最后通过埃莉诺·罗斯福的引见，1937年初在白宫晚宴上给罗斯福本人看。[902]帕尔默这个项目把对美国企业精神的无限信仰与公然从“红色”维也纳吸取的财政计划拼凑在一起，他确实是住房领域的怪人。但住房运动鼓吹者中绝非只有他的项目是在跨越大西洋的公文包中带回家的。这个说法同样适用于路易斯·品克、1937年被罗斯福任命为美国住房局第一任局长的内森·斯特劳斯（梅西百货商店的继承人）、前一代的伊迪丝·伍德，当然还有凯瑟琳·鲍尔。[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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