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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进步人士曾经感受过这么多英国宣言的力量，不可能摆脱“贝弗里奇计划”旋风的影响。每个专家都承认，本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和英国相比有更多漏洞和不协调的地方，完全是权宜之计。在1942年时，没有一个项目是具有普遍性的。只有养老保险是全国管理的，即便如此，它还是被地区性扭曲了，排除了农业工人和家庭用工，很少涉及农村或者南部非洲裔美国人。剩下的是国家制订的标准的大杂烩。社会保险中最古老者“健康保险”还没有美国的例子，虽然在1939年国会进行了另外一次尝试。就在战争物资消费最终实现了新政者长久以来感到头疼的经济复兴后，“贫困”巨人在1940年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偷偷溜走了，不过还没有系统的保险防止它再回来。基于所有这些，“贝弗里奇计划”对当代美国的相关意义太密切了，绝对不可能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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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贝弗里奇报告》同样有利的是，美国在战争最初几年的战后计划范围很有限。罗斯福从1919年威尔逊的溃败中吸取的教训之一是不再把战争当作意识形态的圣战。这次没有全力以赴的宣传活动，没有模式化、中央集权的战争经济，没有对紧急“战争社会主义”的称颂。像往常一样，战争让私有企业变成公共的了，但是罗斯福不愿意支持1917年和1918年战争工业委员会那样规模的竞争性控制中心，他把战争期间的生产和价格管理转移到分散和重叠的部门。他把服装工人联合会的西德尼·希尔曼放在身边处理紧急事务，和他的关系远比冈珀斯和威尔逊的关系更亲密，但是没有象征性席位安排来给予劳工机构性权力。[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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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的战争经济问题重新出现，这次用更谨慎的答案来对待。再次遭遇战争生产工厂的巨大住房需求，规划者在房地产利益团体的巨大压力下没有选择模范城镇建设，而是建设便宜的临时住房。招募杰出建筑师的短命尝试把沃尔特·格罗皮乌斯临时拉入战时住房项目——他曾是魏玛社会现代主义者中最热烈支持最低生存保障（Existenzminimum）的，但是他在宾夕法尼亚西部搞的简单、难看的“铝城市”项目是个公共关系灾难。就在工人们开始进入位于底特律的飞机制造厂时，沃尔特·鲁瑟和奥斯卡·斯通诺罗夫一起提出就在蔓延的威洛伦（Willow Run）厂区外面建造雄心勃勃的战时模范城市，但是福特汽车公司拒绝出售周围的土地，担心它发展成社会工团主义的堡垒。[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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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在英国重新出现的战后重建委员会，罗斯福一个也不想要。他告诫左派批评家：“我们必须先赢得战争……然后才能制订更多未来计划。”他在1941年初期对国会说，将来必须把“简单”的东西放在民主基础的位置上：广泛的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医疗保健的更好机会、“给穷人提供保障”、“给能工作的人提供工作”。但是他不愿意讨论重建的具体内容。[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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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有足够的政治理由采取谨慎策略。对于丘吉尔的保守派控制的政府来说，通向国家统一的道路在于战后复兴的承诺。在英国，正如战争的官方历史学家在1940年代末期所说的：“可以这样说，政府和人民之间存在着隐含的契约：为了赢得战争，人们不拒绝政府要求做出的任何牺牲；作为回报，他们期待政府表现出想象力和严肃性，准备好战争胜利后国家幸福生活的恢复和改善。因此，重建计划实际上是战争努力的一部分。”对于罗斯福来说，因为反对新政的国会多数派随时准备从每个战时政策措施中找到（如罗伯特·塔夫脱在1942年所说）“在战争幌子下让国家改头换面”的秘密项目，通向国家统一的道路反而在于搁置新政过去的社会重建主义言论，给予复员的士兵慷慨的战后福利，如此而已解决问题。工会的目标在于日常福利，没有举起吸引人的重建主义大旗；产业工会联合会中短暂讨论过类似1919年和192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路线的劳资共同决策制度，但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只是到了1944年初期，通过一个人人享有的新“经济权利法案”的前景，罗斯福才采取从前威尔逊的立场为冲突留出了进步人士议程。[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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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战争初期表达战后理想方面的真空阶段，带有高度承诺和密切相关性的《贝弗里奇报告》肯定得到更加热烈的关注。进步刊物迅速指出了它的重要意义。特别的美国版本很快销售了5万本。由战时进步雇主、记者和工会主义者组成的同盟“全国政策委员会”把1943年初期的年度聚餐会议献给了《贝弗里奇报告》。在3月份，贝弗里奇本人应洛克菲勒基金会邀请乘船前来美国作演讲旅行。在三个月时间里，他发表了一百多场演说，并和罗斯福、弗朗西丝·珀金斯以及几十位公共和私立机构的高官私人会谈，受到公众广泛关注。[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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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3年罗斯福战时内阁里存在着深刻的担忧，觉得政府可能被冷落了。在《贝弗里奇报告》发表后的几个星期里，罗斯福对亲信说要向国会提交“类似‘贝弗里奇计划’的东西”。甚至他的一直谨慎的财政部长也敦促出台美国版计划。亨利·摩根索在1942年末的日记中写道：“英国的每个人都将得到保险，他们将得到失业保险，他们将得到医疗保险，要什么有什么。”在1943年初，罗斯福公布了关于社会保障和公共工程项目的广谱性“全国资源计划委员会”（NRPB）报告，它自1941年末以后已经落满灰尘，当年罗斯福认为这个内容不合时宜而将其搁置。现在他很高兴地让报刊称它为“美国的‘贝弗里奇计划’”。进步人士和保守派评论家都开始进行两者的对比。为了抓住要点，《新闻周刊》给读者画了一个图表，一类一类地比较委员会报告和英国计划。到了1943年春，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介绍了另外一个“美国的‘贝弗里奇计划’”，这是个把健康保险和社会保险结合起来的法案。在所有这些方面，北大西洋进步纽带再一次发挥了作用，把外来的名词“贝弗里奇主义”引入美国词汇，重新激发起落后于人、竞争和不足等从前的恐惧，把民族国家政治卷入竞赛和交流的国际体制中。[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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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次出现了不同的情况。早期的迹象出现在英美进步政治的堡垒《新共和》。自从1914年创立开始，该杂志就公布了英国投稿者和英国联系的长长的名单。在1945年战争结束时，四位编辑中的两位立即动身前往伦敦，像他们之前《新共和》的许多人一样要到那里获得方向，为未来打基础。《新共和》更标新立异的左派对手《国家》把热情留给了工党选举的胜利，在1942—1943年之交的冬天对于贝弗里奇的工作没有多作评论。相反，《新共和》给予“贝弗里奇计划”即刻的强大支持。但是到了初春，编辑已经把热情全部转向“全国资源计划委员会”报告，称赞它是“美国宪章”，在1943年春天开辟一个专版讨论其中的建议。编辑们说该委员会的建议“远远超过了《贝弗里奇报告》”。马克斯·伦纳尔写到它是“更好、更可靠”的计划，更有美国特色、更有“革命性”的计划。进行同样对比的《国家》杂志也得出同样的结论。[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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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资源计划委员会”报告中究竟有什么东西让编辑得出这样的结论，实际上一下子还不容易看出来。在来自英国的移民进步人士伊夫琳·伯恩斯主持下把许多提案拼凑而成，“全国资源计划委员会”报告实际上是新政主要项目的回顾和合理性辩护，特别强调了公共事业振兴署的工作救济和公共工程就业政策。它根本就没有“贝弗里奇计划”中的道德和管理清晰度，也没有提供成本核算；在社会保险前沿，它的建议十分谨慎。罗斯福把它放在国会门口，根本没有签署意见。国会把它晾在那里，无人支持，也无人辩论，保守派专栏作家认为这是政治智慧的标志。[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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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进步思想的编辑来说，把“贝弗里奇计划”和“全国资源计划委员会”报告提供的社会保险进行对比根本就没抓住要点。贝弗里奇主义在他们心里根本就没有革命性。因为其对最低生存保障的紧缩的吝啬的讨论，它不过是安慰剂和精神支柱。相反，在“全国资源计划委员会”报告的众多建议中，他们提取了完全不同的希望种子：足以消除从前经济危机循环过程的充足工作和就业岗位的希望。让该委员会建议具有“纯粹美国特色”的是，（正如《国家》编辑指出的）它不仅强调保障还强调永远处于满负荷运转的经济：“它代表了完全摆脱在30年代一直让我们陷入经济奴役的那种失败主义思想的牢笼。”它意味着抛弃大萧条时代对贫困问题的关注，抛弃生存家园工程中隐含的那种长期经济停滞的思想，抛弃所有这些，通过公共紧急工程和永久性公共工程计划而实现充分就业、充分生产的经济承诺。[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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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辑部会议之外也能听见同样截然对立的支配性观点。G.哈特里·格拉顿在《哈珀斯杂志》上对“贝弗里奇计划”提出疑问：如果汽车本身不能前进了，出售降价的全国公交车票给伤残的病人又有什么意义呢？据说，英国项目的前提正是钉在稀缺性上，真正的美国替代方案必须是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的。亨利·华莱士认为贝弗里奇的建议从根本上说和美国这样“充满活力”的经济不相干。推动永久性公共事业振兴署的哈里·霍普金斯并不认为贝弗里奇项目能够“成为任何美国项目的基石”。华莱士在1945年回到这个内容时说：“社会保险项目虽然让人期待，但在维持生产和就业的高水平所需的整体购买力中，还是只占了很小一部分。”随着这些极端观点的加深，贝弗里奇主义佩带上越来越暗淡的贫穷装饰品。贝弗里奇的平等费率、基本生活补贴、韦伯式的保证最低生活水平论、风险的民主化等——所有内容都与充分就业的经济前景背道而驰，与新的欣欣向荣的经济前景背道而驰。[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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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从这些评论中听到的部分内容是宏观经济学概念上的革命，即将形成所谓“凯恩斯主义”。这个观点认为不加管理的市场经济的膨胀—崩溃循环过程可以通过连续的、精心调整的公共投资来克服。它在1930年代的许多地方发酵，从斯德哥尔摩到新政的华盛顿，虽然是英国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做出了最深刻的理论阐述，并在国际上大力推销这个观点。[964]保持国家总体开支和需求可能是政府管理最重要的任务，这一观点进入1930年代后期的经济辩论中，成为对社会政治的一种让人目眩的简单化表述。人们不需要像新政初期疯狂的兼收并蓄一样同时做各种事情。人们不需要过分担心哪些商品在市场上或者市场外，甚至不需要操心在这个深刻混合性的体制哪里可以划出这样一条线来。需要关注的是一个关键问题：把注意力集中在总体性的投资和需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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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8年，当他们说服罗斯福尝试扩大开支来摆脱当年经济急剧的颓势时，罗斯福政府中只有一小撮亲凯恩斯主义分子。凯恩斯和罗斯福四年前的著名会面让两人都感到困惑和失望。但是随着战争经济因为政府采购而活跃起来，比任何专家能想象到的更多的商品纷纷涌现，凯恩斯式经济管理的信条很快吸引了众多支持者。在哈佛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的影响下，“全国资源计划委员会”很快沉浸在新范式中。既然正确地理解了它的作用，已经空荡荡这么长时间的市场经济聚宝瓶又准备释放财富了。到了1945年，亨利·华莱士承诺提供六千万就业岗位，不是通过计划或者控制而是持久和充分需求的神秘力量产生的。在把新进步信条思想线索结合起来的战后自由主义研讨会上，塞莫尔·哈里斯提出了这样的教训：“现代经济政策的核心是保持需求稳定。”[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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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派“社会凯恩斯主义者”（关注自动的公共工程和公共开支调整）和右派“商业凯恩斯主义者”（更狭隘地把中央政府看作有利率意识的中央银行）之间，经济辩论到1940年代初期还远没有结束。许多商人对于总体经济管理的整个模式表示深刻怀疑。《新闻周刊》商业专栏作家反对说，充分就业的承诺意味着“经济法西斯主义，没有别的”。《纽约时报》编辑认为只有“极权主义”经济管理才能实现充分就业。作为对它辛苦拟出一个凯恩斯公共投资项目的回报，国会在罗斯福发表报告六个月后关闭了全国资源计划委员会。但是，塞莫尔·哈里斯的进步合作者仍然有众多公共目标和工程：更多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改善健康、住房和教育；大众工作项目。根据国家的总体公共和私人开支账本的要求，这些工程中的每一个都准备好吸收所需要的额外投资。但是现在社会需要处于第二位。贝弗里奇道路上的巨人只是附带事件，首要命令是开支本身。[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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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新吸收的观念加入到美国人对《贝弗里奇报告》的理解中来。他们的眼光集中在增长的前沿，总体需求管理的鼓吹者很少掩盖他们对贝弗里奇专注于贫困问题的恼怒。在他们看来，“全国的最低生存保障”言论本身就表达了错误的信息。实际上，贝弗里奇自己的《自由社会的充分就业》中完全凯恩斯主义的分析就很快显示，经济增长与经济安全之间的内在矛盾这种概念从一开始就是非常错误的。贝弗里奇和凯恩斯是朋友，也是相互从对方吸取观点的合作者。在最低生存保障和工作之间、风险保险和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内在的矛盾。美国人拿来和贝弗里奇诺言作对比的管理下持续增长的“美国式”诺言，显然并不是美国人的专利。斯德哥尔摩经济学家作为“凯恩斯主义者”的时间和凯恩斯本人一样长，比凯恩斯的美国新信徒时间更长。凯恩斯主义在1940年代就像贝弗里奇主义一样是拥有国际影响力的观点；在战后北大西洋经济体中很难找到不以某种方式同时吸收这二者的社会政治蓝图或者福利国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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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贬低“贝弗里奇计划”显然还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在影响力上，它们更简单、更原始、更持久。欧洲人可能谈论凯恩斯主义倍数效应和持久经济增长，但是让欧洲人穷困潦倒的战争却让美国人大发横财。1939年的时候没有人预料到战争能够带来如此大的财富差异。但是到了1945年，曾经是北大西洋进步纽带存在基础的经济可比性已经遭到破坏。1940年代美国人对英国的报道集中在这一点。《国家》的伦敦记者在1945年初报道说，英国是个“陷入极端贫困”的国家，“口号仍然是‘紧缩’，这个词是典型的委婉语，概括了把民用经济尽可能减小到最低的整个过程”。一年后，英国“仍然破败，路面坑洼不平，人民营养不良”。英国虽然不是“奄奄一息”，如许多报告所说的那样，但它在定量配给的食物和燃料中蹒跚前行（面包配给持续到1949年，肉类配给持续到1954年），各种消费品都处于紧缺状态。英国非常贫穷，德国就更贫穷，它在战后能够活下来全靠胜利者的慈善救济。[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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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本土也存在牺牲：汽油定量配给、自己种庄稼的“胜利花园”、废金属回收运动、（比从前多得多的美国人需要交的）联邦收入所得税。但是在总体上，国内经济牺牲不大。国家的希望拥挤在脆弱的、同一个救生艇上的敦刻尔克经验不是美国人的战争教训。部分因为政策制订者的设计，但是更多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让美国摆脱了战争的巨大破坏。欧洲人的大灾难让美国人发了大财。战争在美国本土的教训是充裕的工作岗位和丰盛的食品柜——即资本主义经济的能力如果由足够大的力量来推动，得到足够好的管理，就能够大量生产出枪炮和黄油。1945年世界总体物质生产中的一半出自美国工厂，五年后，世界货币储备中的一半仍然位于美国。从前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能这样主宰世界，而欧洲的灾难给予美国这个经济机会。在战争结束时，世界暂时只有一个经济大国，那就是美国。[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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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程度的不平衡状况下，从柏林到旧金山贯穿北大西洋经济体的共同经济、共同社会问题、共同社会风景这种旧观念无法持续下去了。欧洲受到重创，陷于贫困。它的社会政治需要不再是美国的需要。美国进步人士在贝弗里奇主张中看到的失败主义氛围、他们自己心中产生的增长与“保障”间的新鸿沟、对市场经济前景的重新拥抱，都与这个起点有关。英国人因为厌倦了战争牺牲，可能把贝弗里奇主义当作希望的代名词，但是对美国人来说——甚至对美国进步人士来说，它渗透出太多的局限性和贫困。生存经济是旧大陆的问题，20世纪最著名的这个社会政治文件从根本上说不是美国的事情。在战争造成的巨大变化中，美国进步人士重新获得了自己神赐天命一样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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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 例外主义的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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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弗里奇计划”并非在大西洋跨越中沉没的第一个未来蓝图。大西洋进步纽带一直存在失败、挫折、错过的时机、中断的交流等所有问题，但是进步刊物的敏锐的读者不会看不出起作用的更大模式。不仅仅是《贝弗里奇报告》对美国人来说无关紧要了。作为社会政治试验，英国本身已经变得无关紧要，在这点上，西欧的民主也是如此。1930年代被用滥的海外模式在1940年代分崩离析。这次再也没有按原来模式恢复的可能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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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带解体的讽刺色彩在于，它结束时美国人恰恰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深地卷入欧洲事务。1945年美国军队进入元气大伤的欧洲，紧随其后的又是大批的平民专家来维持、管理和美国化。在西德，美国占领军政府就像在白板上一样写出了18世纪权力监督和制衡的结构：联邦政府架构、独立的司法系统、权力受到严格限制的两院制中央政府、一部成文宪法。在社会立法方面，美国当局除了设置路障防止经济国有化，帮助恢复和合理化德国社会保险结构外，没有多大兴趣。与英国、法国在德国军事占领区的同行不同，美国人让德国人自己重新规划德国城市。但是即便美国管理者行动克制，战前关系的颠倒还是不可忽略的。[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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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美国对欧洲的经济和文化的入侵更加让人印象深刻，这是很早就在外国预告过的。“马歇尔计划”不仅给欧洲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财富，而且带来大量的经济学家、文化专员、美国情报机构管理者、中央情报局官员来监督他们的投资。“马歇尔计划”官员支持成千上万的法国企业界和劳工界人士到美国访问，通过访问日程安排影响他们，旨在推广美国处理劳工关系、消费市场和生产的方法。美国消费品的巡回展览到了法国偏远乡镇，美国资助的电台把美国汽车生产的细节带给奥地利家庭。口香糖、电影、广告、可口可乐，美国商品渗透到欧洲人的日常生活。哈罗德·拉斯基总结战后秩序时说：“美国像个巨人一样控制了整个世界。”不管从大的方面还是从小的方面，欧洲突然变成美国人的了。[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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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几乎成为美国人的了。随着热战被冷战替代，把世界重新塑造为美国苏联激烈对抗的战场，美国在经济上、军事上和外交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亲密地和欧洲历史交织在一起。欧洲政治的每个变化突然之间都具备了地缘政治意义。西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这么多美国人仔细研究。不过他们不再是寻求教训，如保罗·凯洛格曾经说过的从旧大陆的经验中寻求“前进的号令”。美国人在1940年代后期把欧洲的民主社会置于美国经济和军事保护之下，从而重新塑造了欧洲的重要性。在冷战两极对立状态下，巴黎、伦敦和柏林不再是美国人想象力的核心。欧洲成为被争夺的场所，是客户的大洲，是美国与苏联的中间地带。即使美国进步人士在海外也很难看到他们自己和二元对立面苏联人之外的其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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