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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内容丰富，不同的读者能从中看到不同的东西，这或许正是经典著作的特征。《华盛顿时报》的罗杰斯·塔尔（Roger Starr）指出本书“记述了工业革命给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带来的残酷野蛮的变化，以及社会企图把生产力人性化的尝试和努力”。大卫·哈麦克（von David C. Hammack）在书评中说本书一个突出的优点在于：罗杰斯观察到19世纪最后二十年和20世纪前三十年的进步社会政治不仅是“国家”的扩张，而且更多与限制市场的社会和政治努力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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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一本著作是十全十美的。大卫·哈麦克曾提出值得读者关注的一些地方。他认为作者在讨论中忽略和漏掉了一些内容，比如作为非赢利机构而成立的合作社的活动、美国的思想传播者和政策制订者在中小学教育和医疗保健政策方面受到欧洲的影响、美国的宗教多样性，尤其是天主教对于美国社会政策辩论的影响等。他对作者的某些观点持有不同意见，比如在确定政策辩论的思想和“问题”之间的关系方面，虽然同意作者认为问题本身不能产生解决办法的说法，但他指出实际上进步人士面临的问题并非多得数不清，主要还是东北部快速工业化造成的具体问题，家庭中的挣工资者因工伤造成的贫困和工作事故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完全可以进一步展开论述。他还指出罗杰斯关于经济利益和对私有财产权的坚持是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的观点并不令人信服等。（请参阅http://hsozkult.geschichte.hu-berlin.de/REZENSIO/symposiu/hamack.htm。）译者无意卷入这些争论，只是提出来让有兴趣的读者思考，但是译者相信这些争议不仅不会削弱本书的价值，而且有助于更多的人对这些领域进行深入和广泛的探索，推动本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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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译者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相关背景知识的欠缺。译者虽然对社会学、哲学和历史感兴趣，但毕竟没有经过专业训练，遇到专业术语和人名、地名、书名等内容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尽力求助于专家、辞典和网络，仔细研究和查证，但不敢保证没有差错，完全符合约定俗成的原则。因而译者在专有名词第一次出现时，往往把原文附在翻译的后面，既可以方便读者，也可以让读者监督译者的处理是否符合规范。此外，本书注释里涉及到不少德语和法语方面的著作，限于译者的中外文功底，可能在理解和表达方面存在许多有待商榷和改进的地方，译者真诚希望读者不吝指教，以便将来有机会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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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读者查证的方便，译本对书中注释里的作者姓名一概保留，同时将原文索引中的英文保留，加上中文翻译，形成了一个译名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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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翻译也是对译者毅力和耐心的一场考验。原书总共六百多页，单单尾注就长达一百页。在翻译过程中不时感慨作者学术功力的深厚和敬业态度，每当有些懈怠、厌烦的情绪时，就想象作者写书时付出的辛劳，马上就精神振作起来。磨炼意志，激发进取精神或许是译者翻译此书的意外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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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本出版之际，译者首先要感谢刘东教授和译林出版社的厚爱和信任，感谢黄颖编辑在翻译过程中耐心解答种种疑问，不断给予译者鼓励、帮助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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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2011年元月于武汉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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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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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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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ay Stannard Baker，《美国纪事》（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45），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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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aymond Grew，“美国历史的相对虚弱性”，《跨学科历史杂志》16（1985）：87—101页。关于这些问题的更深入讨论，可参阅Laurence Veysey，“美国历史自主性的重新思考”，《美国季刊》31（1979）：455—477页：Ian Tyrell，“国际历史时代的美国例外主义”，《美国历史评论》96（1991）：1031—1072页：David Thelen，“听众、边缘和比较：美国历史的国际化”，《美国历史杂志》79（1992）：432—462页：Michael Kammen，“美国例外主义的问题：再思考”，《美国季刊》45（1993）：1—43页：Michael Geyer和Charles Bright，“全球时代的世界历史”，《美国历史评论》100（1995）：1034—1060页：Daniel T.Rodgers，“例外主义”，《想象的历史》，Anthony Molho和Gordon Wood编（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中。对于美国社会政治的例外主义解读的例外，可参阅Benjamin R.Beede，“美国进步主义的外来影响”，《历史学家》45（1983）：529—549页：Peter J.Coleman，《进步主义和改革世界：新西兰与美国福利国家的起源》（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87），James T.Kloppenberg，《不确定的胜利：1870—1920年欧美社会民主和进步主义思潮》（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Arthur Mann，“英国社会思想和进步时代的美国改革者”，《密西西比河谷历史评论》42（1956）：672—692页：Kenneth O.Morgan，“未来在行动：1890—1917年英美的进步主义”，《对比和联系：英美历史200周年论文集》，H.C.Allen和Roger Thompson编（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76）：Gertrude A.Slichter，伊利诺斯大学1960年博士论文，“1880—1915年美国改革的欧洲背景”：Melvyn Stokes，“美国进步人士和欧洲左派”，《美国研究杂志》17（1983）：5—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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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aymond Grew，“对比历史的理由”，《美国历史评论》85（1980）：763—778页：最好的例子请参阅，Gosta Esping-Anderson，《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Colleen A.Dunlavy，《政治和工业化：美国和苏联的早期铁路》（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Peter Flora和Arnold J.Heidenheimer编，《欧洲和美国福利国家的发展》（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 Books, 1981）：Tony Freyer，《管理大企业：1880—1990年英国和美国的反托拉斯》（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Peter Gourevitch，《艰难时代的政治：国际经济危机的对策比较》（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Arthur J.Heidenheimer，Hugh Heclo和Carolyn T.Adams编，《公共政策对比：美国、欧洲和日本社会选择的政治》（第三版，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1990）：Christopher Leman，《福利改革的崩溃：加拿大和美国的政治体制、政策和穷人》（Cambridge: MIT Press, 1980）：Gary Marks，《工会政治：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英国、德国和美国》（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Stefan Berger，《1900—1931年的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John Myles，《福利国家的晚年生活：公共补贴的政治经济学》（Boston: Little，Brown, 1984）：Margaret Weir和 Theda Skocpol，“国家结构和大萧条时代瑞典、英国和美国做出‘凯恩斯式’反应的可能性”，在《把国家带回来》（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Peter B.Evans，Dietrich Rueschemeyer和Theda Skocpol编（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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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Robert Kelley，《跨越大西洋的规劝：格莱斯顿时代的自由民主思想》（New York: Knopf, 1969），xiv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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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思想、语言和政治的关系的其他方面，请参阅：Daniel T.Rogers的《受到挑战的真理：自独立以来的美国政治关键词》（1987：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和《1850—1920年工业时代美国的职业道德》（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of Chicago,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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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John W.Kingdon，《议程、选择和公共政策》（Boston: Little，Brown, 1984）。同样话题但更有历史深度的书是Hugh Heclo的《英国和瑞典的现代社会政治：从救济到收入保障》（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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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1900年的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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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John E.Findling和Kimberly D.Pelle编，《1851—1988年世界博览会历史辞典》（Westport，Conn.：Greenwood, 1990），111页：Henri Loyrette，《古斯塔夫·埃菲尔》（New York: Rizzoli, 1985），111,112,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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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Richard D.Mandell，《1900年的巴黎：伟大的世界博览会》（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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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Worthington C. Ford编，《亨利·亚当斯书信：1892—1918》（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38），301页：Patrick Geddes，“博览会的终结：1900年的巴黎”，《当代评论》78（1900） 653—668：Friedrich Naumann，“巴黎书信”，Naumann《著作》（Cologne: Westdeutscher Verlag, 1964），第六卷，378—387页：Jane Addams，《我的朋友：朱莉亚·拉斯罗普》（1935年重印本，New York: Arno Press, 1974），145—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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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Geddes，“博览会的终结”，665页：E.Cummings，“巴黎博览会上的社会经济学”，《经济学季刊》4（1890）：212—221页：Jules Helbronner，《1889年巴黎世界博览会社会经济部报告》（Ottawa：按议会要求出版，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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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William F.Willoughby，“法国现实劳工问题研究”，《经济学季刊》13（1899）：270—291页：Leopold Katscher，“社会科学法国博物馆”，《冈顿杂志》（Gunton’s Magazine）23（1902）：488—495页：Sanford Elwitt，“19世纪末期法国的社会改革和社会秩序：社会博物馆和它的朋友们”，《法国历史研究》11（1980）：431—451页：Judith F.Stone，《寻求社会和平：1890—1914年法国改革立法》（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5），52—54页。“社会经济”（économie sociale）这个术语最早出现在19世纪中期，是担心工业革命对道德、机构、家庭权威产生分离性影响的天主教改革者的口号，但是到了1880年代，不管是使用还是意义上，它开始快速泛滥。Charles Gide，“经济学派和法国政治经济学教学”，《政治学季刊》5（1890）：625—6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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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900年世界博览会官方目录》，第18册，第16组：“社会经济学、卫生、公共救济”（Paris: Lemercier,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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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900年世界博览会：国际委员会报告》，“第六部分：社会经济学”（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02），2—3页：Stone，《寻求社会和平》，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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