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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Charles Gide，“经济学派和法国政治经济学教学”，《政治学季刊》5（1890）：603—6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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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James J.Sheehan，《1770—1866年德国历史》（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734页：Keith Tribe，《管理经济：1750—1840年德国经济学话语的改变》（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Donald G.Rohr，《德国社会自由主义的起源》（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Gustav Schmoller，“劳工问题”，《普鲁士年鉴》（Preussische Jahrbücher）14（1864）：4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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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Gustav Schmoller，“1872年10月6日埃森纳赫社会问题研讨会开幕式讲话”，《当代社会和工会政治：言论和文章》（Leipzig: Duncker and Humblot, 1890），第1页：Franz Boese，《1872—1932年社会政策协会历史》（Berlin: Duncker and Humblot, 1939），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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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Heinrich von Treitschke，“社会主义及其支持者”，《普鲁士年鉴》34（1874）：248—301页：Gustav Schmoller，“权利和国民经济基本问题”，《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23（1874）：225—349页：24（1875）：81—119页：Henry W.Farnam，“就职演说”（Antritts Vorlesung），法纳姆家族文件集，耶鲁大学图书馆手稿和档案处。Kathedersozialisten通常被翻译成为“座椅社会主义者”（或者更准确的）“讲坛社会主义者”，但是“专业社会主义者”更接近原文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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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Gide，“经济学派”，628—634页：Charles Gide，“法国经济学派，与英国经济学派和德国经济学派的联系”，《德国十九世纪国民经济发展：古斯塔夫七十周年纪念文集》（Leipzig: Duncker and Humblot, 1890）：Judith Stone，《寻求社会和平：1890—1914年法国立法改革》（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5），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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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Gerald M.Koot，《英国历史经济学，1870—1926年：经济史的兴起和新商业主义》（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Ellen Frankel Paul，《道德革命和经济科学：19世纪英国政治经济学中自由放任的死亡》（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 1979）：A.W.Coats，“英国经济思想中的社会学内容（c. 1880—1930）”，《政治经济学杂志》75（1967）：709—729页：H.S.Foxwell，“英国经济运动”，《经济学季刊》2（1887）：84—103页：W.Cunningham，“为什么罗塞尔在英国的影响力这么小？”《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纪事》5（1894）：317—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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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比如，E.L.Godkin，“德国政治经济”，《国家》19（1872）：293—294页：E.L.Godkin，“新德国政治经济”，同上，21（1875）：161—162页：J.M.Hart，“德国政治经济”，同上，295—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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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这个术语来自Albert Shaw的“美利坚国家”，6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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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Ely，《我们脚下的土地》，36—63页：Richard T.Ely等，“纪念前主席西蒙·帕滕”，美国经济学协会《第35届年会论文集》（1923），259,276—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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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Ellen Nore，《查尔斯·比尔德：思想传记》（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3），第2章：John Braeman，“查尔斯·比尔德：英国经验”，《美国研究杂志》15（1989）：165—189页：Charles A.Beard，“罗斯金和混乱语言”（Ruskin and the Babble of Tongues），《新共和》87（1936）：370—372页：Lela B.Costin，《社会正义两姐妹：格雷丝和伊迪丝·阿伯特传记》（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3）：Leo S.Rowe，“法国大学中的教学”，《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纪事》2（1892）：62—85页。那些在巴黎度过一个学期的人中还有E.R.A.Seligman，Frank J.Goodnow，Roland P.Falkner，John H.Gray，Emily Balch，Henry R.Seager，Leo S.Rowe，Walter Weyl和Frank A.Fetter。但是所有这些短期逗留与德国主导的课程学习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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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James Morgan Hart，《德国大学：个人经验》（New York: G.P.Putnam’s Sons, 1874）：Laurence R.Veysey，《美国大学的出现》（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130—131页：Carl Diehl，《1770—1870年美国和德国学术》（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关于招收的美国学生的情况，可参阅Johannes Conrad，《过去50年的德国大学》（Glasgow: David Bryce and Son, 1885），41页：George Weisz，《法国现代大学的出现，1863—1914年》（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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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Jack C. Myles，“德国历史主义和美国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对经济思想的影响研究”，普林斯顿大学1956年博士论文，98—118页：Henry W.Farnam，“国民经济学上的德国美国联系”，《德国国民经济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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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Samuel McCune Lindsay文件集，哥伦比亚大学：Mary Kingsbury Simkhovitch，《邻居：我的格林威治馆故事》（纽约：W.W.Norton, 1938），第3章：Mercedes M.Randall，《不合时宜的波士顿人：爱米莉·格林·巴尔奇》（Improper Bostonian，New York: Twayne, 1964），88—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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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Florence Kelley，《60年笔记：弗洛伦斯·凯利自传》，Kathryn Kish Sklar编（Chicago: Charles H.Kerr, 1986），61—74页：M.Carey Thomas，《一位女权主义者的形成：玛丽·托马斯的早期日记和书信》，Marjorie H.Dobkin编（Kent，Ohio: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9），第2章：Alice Hamilton，《探索危险的行业：爱丽丝·汉密尔顿自传》（Boston: Little，Brown, 1943），44—45,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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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美国经济学协会的最初官员是：会长Francis A.Walker、第一副会长Henry C. Adams（柏林、海德堡，1878—1880）、第二副会长Edmund J.James（哈雷、柏林、莱比锡，1875—1877）、第三副会长John B.Clark（海德堡、莱比锡，1873—1875）、秘书Richard T.Ely（哈雷、海德堡、柏林，1877—1880）、财务主管E.R.A.Seligman（柏林、海德堡、巴黎，1879—1881）。法纳姆调查的反馈收集在法纳姆家庭资料，第248盒，第3239号文件夹（以下简称“法纳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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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Richard T.Ely，“美国经济学协会”，68页：Thomas，《女权主义者的形成》，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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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W.E.B.Du Bois 在1894年2月23日给[看不清是谁]的信，杜波依斯文件集（缩微胶片）马萨诸塞大学安默斯特图书馆：W.E.B.Du Bois，《杜波依斯自传：第一个世纪的最后十年看待我的生活的独白》（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8），第10章：Samuel M.Lindsay在1889年到1894年给父母的信，林塞文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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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林肯·斯蒂芬斯书信集》，Ella Winter和 Granville Hicks编（New York: Harcourt，Brace, 1938），第一卷，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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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Neil Coughlan，《年轻的约翰·杜威：美国思想史论文》（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124—130页：Garrett Droppers在法纳姆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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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Henry C. Adams在1878年12月1日给母亲的信，Henry Carter Adams文件集，密歇根历史文献，密歇根大学本特利历史图书馆：Mary Kingsbury Simkhovitch，《邻居》，第3章：Samuel M.Lindsay, 1892年11月1日给父母的信，林塞文件集：《杜波依斯书信》，Herbert Aptheker编（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73），第一卷，23页：Kelley，《自传》，6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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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W.E.B.Du Bois，“德国当前的状况”[c. 1893]，杜波依斯文件集中未发表的手稿，第8页，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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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Fritz Ringer，《德国知识界名流的衰落：1890—1933年德国学术共同体》（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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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Myles，“德国历史主义和美国经济学”，112—118页：Henry W.Farnam，法纳姆问卷调查结果的“总结”。约翰内斯·康拉德在哈雷教了几乎同样多的美国学生，但Vladimir Simkhovitch回忆说：“如果必须说实话，我认为康拉德没有影响任何人的思想。” Simkhovitch在法纳姆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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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Richard T.Ely，《艰难时代：进来和出去之路》（New York: Macmillan, 1931），111页：Adolph Wagner，“英国和德国国民经济”，《普鲁士年鉴》73（1893）：414页。关于瓦格纳，请参阅Kenneth D.Barkin，“威廉时代社会思想的冲突和一致”，《中欧历史》5（1972）：55—71页：Kenneth D.Barkin，《1890—1902年德国工业化的争议》（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第4章：最主要的是Heinrich Rubner编，《阿道夫·瓦格纳：1851—1917年书信、文献和亲眼目睹的报告》（Berlin: Duncker and Humblot,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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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Rubner编，《阿道夫·瓦格纳》，91,118—119页：Adolph Wagner，《社会问题言论集》（Berlin: Wiegaandt and Grieben, 1872），第4页。关于社会主义者对于瓦格纳的思想的兴趣，请参阅Vernon L.Lidtke，“德国社会民主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1876—1884年”，《社会历史国际评论》9（1964）：202—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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